范蠡理财之道
时间：2020-04-01 10:08: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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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虚幻而无形地存在于人间，而在以利益为诱导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财神则是最重要的神。今天你只要步入海外的华人商店、港澳的店铺、大陆的不少公司都会看到神龛里的各种财神。就财神的分类而言，中国的财神有文武之分，武财神为赵公明、关羽，文财神有比干、陶朱公，而财神中依靠自己的才干经商致富仅陶朱公一人而已。历史上，第一个为商贾立传的西汉太史令司马迁笔下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陶朱公。司马迁的推崇不仅使陶朱公之名流传千古，而且使历代论富者言必称陶朱，在中国民间视陶朱公如同文圣孔子、武圣关羽一样，成了商贾之圣。
政坛巅峰
陶朱公本名范蠡，字少伯，楚国宛地（今河南南阳）三户人，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越国是古代越族人建立的国家，属于东夷，与西戎、北狄、南蛮同为少数民族。传说越族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少康，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而建国的。他们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开荒垦田，建立城郭，发展了钱塘江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到了春秋中期，越族人建立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
越王勾践在范蠡的全力辅佐下，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积聚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和兵力，终于在二十年后一举灭吴。随后乘胜北上，势力达于江淮之间。诸侯毕贺，号为霸王。周天子正式册封勾践为“伯”，继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吴王阖闾之后，勾践成为诸侯之长。范蠡功高盖世，被封为当时越国的最高军职“大将军”，赐会稽良田300顷，永为俸邑。此时的范蠡已达到人生的巅峰。
弃政从商
但深知“伴君如伴虎”和“物极必反”的哲理，为了自身的安全，范蠡决计下海从商。一天，他以下基层视察为名悄悄带着情人西施，离开朝廷潜入民间，当天在经过无锡东南的五里湖时曾夜宿湖畔农舍，此湖被后人改名为蠡湖。
据说开始辞官下海时，他并未远遁，而是盘桓于苏南大地，出没于太湖之滨，先在无锡鼋头渚落脚，嗣后来到宜兴隐居。当他看到宜兴鼎蜀地区的泥土黏力强、耐火烧，宜制作陶器时，便举资兴窑，创办下海后的第一个企业，从而拉开了宜兴陶器生产的序幕。为了逃脱勾践寻觅，表达自己献身陶业的决心，他竟将自己的姓也改成“陶”。后来宜兴百姓自发地奉范蠡为陶业开山祖师，并且为他建庙立像，尊称为“造缸先师”。当地的崇福寺和镇溪寺就曾是祭祀范蠡之所。寺内高悬的“致富先师”巨匾，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直至今日宜兴境内还留下不少范蠡曾经身体力行发展经济的遗迹。例如，宜兴城东从汤渡罨画溪起，经过鼎山、蜀山、常安、蠡庄渡、张泽桥等地方，北达湛渎，长达15公里的运河，相传就是范蠡出资组织开凿的，它不仅便利了水利灌溉，而且也沟通了周边地区的交通。后人为了纪念范蠡开河的功绩，把这条河命名为蠡河。宋代水利学家单锷即在其所著的《水利书》中说:“宜兴东有蠡河，横亘荆溪，东北透湛渎，东南接罨画溪，昔范蠡所凿。”
后辗转至齐国，范蠡“耕于海畔，苦身戮力”，从事农业生产。春秋末年的齐国处于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地带，是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富有经商天赋的范蠡不久便受到商品经济的熏陶，决计弃农经商，寻求利益最大化，并借鉴朋友计然当年向勾践进献的治国七策运用于自己的商业经营之中，取得了卓著成效。
师事计然
计然，字文子，晋国公子。自幼大志博学，成人后善经商渔利，常往返于吴、越、楚之间，能见微知著却为人低调不肯自显。范蠡与计然交往甚密，并以师事之，亦曾郑重地将计然推荐给越王勾践。《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受计然影响至深，曾寻思:“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在商海的经营中，他将计然之策运用于商业实践，大致有五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市场行情，如阴阳五行，轮回循环，变动不居; 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歉，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这是万物之理。其次，知道战争要爆发，就要积极做好战备。了解各类货物为人需求的时令，才能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再次，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极点，必然下跌，贱到极点，必定攀升。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视之如粪土而不惜；当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决然乘时买入，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第四，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要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同时，水纳百川，奔流不息，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是一样。如果让资金积滞不用，就会成为一堆死钱; 只有使它周转不息，才能变成与日俱增的利润。
这些理财思想不仅在当时是非常超前、出类拔萃的，即使在今日仍然闪烁着不朽的思想光芒。例如其中的货币流通理论，在中国直到1500年以后的宋人沈括才加以阐述，即便此时比西方经济思想界还早了几个世纪。
拥有如此卓越超前的经营思想，范蠡自然迅速发家致富，“致产数十万”而名闻齐地。当时十分重视经济发展的齐国国君田常突然发现这个转瞬致富声名鹊起的外来企业家时，不禁为之吃惊，在惊奇之余他兴奋地决定不拘一格启用人才，授予范蠡以相印，让他弃商从政担任相当于今日国家总理职务的国相，带领齐国百姓共同致富。面对田常的任命，范蠡考虑再三还是觉得经商比从政安全且富有价值，但公然抗命不从就有可能死于田常的刀下，于是权衡利弊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便将所拥有的房产、财物悉数发散，分给朋友、四邻，自己则与西施携带少量细软金宝，再次举家迁徙，迅速逃离齐境。
理财之论
离开齐国以后，范蠡来到了位于宋国境内济水南岸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并改名为朱公，此后范蠡有了陶朱公之名。陶邑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沿济水顺流东去可达齐鲁大地，逆流西上，旋踵可入郑、晋之邦，溯黄河继续西行通周天子所在的洛阳、秦国所在的关中，往北过黄河达燕、卫，往南顺泗水抵楚、越。当时的宋国，正是殷商后裔的聚居地，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统治后，殷商一族即立国于宋。殷人素有经商的传统，足迹广布，此后原为民族称谓的“商人”一词也就转化为商贾的专称。宋国的陶邑，虽然城市不如齐国都城那样宏大，但处于万商云集之地，百货汇流之所，极利经商。入陶邑的陶朱公真是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通过经营珠宝百货，展示了自身的商业才华。
在陶邑经商期间，范蠡把自己的商业才能发挥到极致，在赚取亿万金钱的同时，还总结出了理财十八则和致富十二则等一整套理论。
其中理财十八则认为:
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议价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折血本; 货色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减; 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 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优劣要细分，切勿混淆，犹豫则耗用紧; 货物要规整，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期限要约定，切勿辘轳，辘轳则交天鄙; 买卖要随时，切勿挨延，挨延则机宜失; 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 临事要责任，切勿妄托，妄托则危害大; 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 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品劣; 说明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致富十二则认为:
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能倡率，躬行以律，亲感自生; 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 能办货，远货不荷，蚀本便轻; 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能用人，因才器使，任事有赖; 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讨自多; 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 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能安业，厌旧喜新，商贾大病；能接纳，礼义相待，交易日旺; 能识人，知人善用，账目不负。
据说，范蠡这套理论不仅使自己致富，还指引着他人致富。例如与范蠡同时代的一位鲁国贫穷士人，曾不远千里，慕名来到陶邑，向陶朱公请教致富之道。陶朱公让他稍留数日，在充分了解此人特长和结合市场变动情况进行分析之后，为他指引了一条生财之道。他说:“汝谓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何妨一试五牡之蓄?”这位士人听后茅塞顿开，来到猗氏（今山西临猗南），择地从事畜牧经营，大力饲养母马、母羊、母猪、母犬、母牛，果然迅速发家致富，十年之间获利千万金。此人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猗顿。秦国学者韩非曾赞为:“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
不仅在古代，人们学习范蠡的理财思想可以致富，即使在今天范蠡的理财思想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借鉴作用。例如在粮食问题上，范蠡认为国家应对粮食市场的价格进行有效干预，提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的思想。也说是说，粮食价格涨跌幅度过大要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工商业（古代称之为末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市场上谷价太贱容易伤农，谷价太高会损及商人，粮价只有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才能达到农商两利。为此，国家要运用“平粜齐物”的市场手段加以调节，即市场粮价高时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粮食，粮价太低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贮粮食，从而稳定粮价，“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粮价。我们今天的粮食购销政策，在走了一段封闭运行的弯路之后，也无非是重新回到这种开放市场进行调节的思路上来。
（作者系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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