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视时代小说与剧本改编的审美关联
时间：2020-04-17 05:17: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的蓬勃兴起和媒介权力的空前膨胀,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而影视文化的强势崛起是造成文学影响力削弱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的解读和阐释,具体剖析影视与文学之间从共荣、疏离、蚕食到反抗的深切关联,直接关涉到我们对影视时代文学尴尬的生存方式的感知和变迁时代的文化症候。
[关键词]铁凝小说;影视改编;审美关联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蓬勃兴起和媒介权力的空前膨胀,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而影视文化的强势崛起是造成文学影响力削弱的重要因素。影视等视听媒介对印刷媒介大规模地侵袭后成为主导型的文化传播手段,视听取代阅读、声像挑战文字、影视取代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一个主要趋向,使传统的文学艺术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本文从影视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对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的解读和阐释,以剖析影视与文学之间的深切关联,直接关涉到我们对影视时代文学尴尬生存方式的感知和变迁时代的文化症候。
文学是众多艺术形式发展的母体,而影视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缔结了不解之缘。正是文学源源不断地给予影视丰富的艺术滋养,才使它日益发展壮大。可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影视;另一方面借助现代传媒手段迅速发展的影视,尤其是优秀的影视版本,也反过来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传播范围,甚至促进文学在观念和文体上的自我更新。所以,文学与影视在描绘对象、反映题材、价值立场、精神意蕴和表现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审美关联。中国影视在新时期的崛起有着异常深刻的文学背景,导演们普遍重视影视的文学性,甚至把它看成影片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影视为文学做着锦上添花的努力。1984年,铁凝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小说中女中学生安然对生活的真诚态度以及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真诚的呼唤和渴望。峨嵋电影制片厂导演陆小雅敏锐地从安然这一代人的真诚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她凭借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举获得1985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两项大奖。而电影《红衣少女》的放映,更使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像长了翅膀的天使,飞进人们的心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优先上演的大城市造成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盛况。作为编导,陆小雅说:“我曾深深地爱上了铁凝的这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她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生,通过一个女孩子的感受反映出来。通过这个女孩子的真诚与困惑,透析出作者对现实及未来的喜悦与忧虑。我把这次改编当成一次再创作,得到了铁凝的大力支持——她认为改编是成功的,这可能是由于我十分珍视原小说中的人物,珍视原小说在几万字后面深厚的思想蕴涵及生活的诗意。这也是激发我改编的主要契机。”[1]
《红衣少女》的大获成功使铁凝看到了影视对文学的极大推动作用,在1987年的《村路带我回家》和1991年的《哦,香雪》两部影片中,铁凝都满怀信心地担任了编剧。那时,市场经济初潮,不少影片开始片面追求刺激的、跌宕的、悬念丛生的故事来追求经济效益。而在这两部影片中,由于铁凝和导演王好为在价值观念和创作立场上的一致性,她们密切合作,为中国的文坛和影坛奉献了那样清新、质朴、淡雅、美丽的银幕形象和生活中久违的诗意,也使观众通过电影领悟了文学那经久不衰的魅力。1991年《哦,香雪》获得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因影片体现了一个乡村的小姑娘香雪在贫穷落后中保持着人性的美德和积极向上的力量,德国把这部影片列为青少年必看作品。20世纪90年代前期,影视和文学的共生共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编剧和导演对电影文学价值的重视、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张艺谋这样认为:“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2]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渐强盛的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影视等视觉文化以其商业性、娱乐性、平民性和通俗性迅速占领文化市场。在市场经济崛起和大众文化繁盛的背景下,中国的影视开始放弃以文学为依托进行影视艺术创作,搁置了前期将影视作品当成启蒙的利器和救世的法宝,更大程度上将其核心诉求转向了契合世俗大众的情感逻辑和审美趣味上,影视创作开始毫无顾忌地对文学母本进行篡改和肢解,充满了文化产业范围内的现实功利色彩。一大批由当代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在电影电视上构筑了一个与当下大众生存际遇和情感相交融的色调混杂的斑斓镜像。所以有文学评论家认为:“影视对文学的居高临下的、遮蔽式的驱遣造成了平等互动的交流的中断,文学的自主性在多重挤压下风雨飘摇。”[3]170铁凝在21世纪之初的两部影视剧《永远有多远》《大浴女》的改编所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尴尬。小说《永远有多远》得到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普遍好评,然而在电视版的《永远有多远》中,编导在主题定位、明星路线、广告宣传等商业推广方面都显示出了商业片的特征。《永远有多远》是北京中博公司投资拍摄的“都市女人三部曲之二”,即是作为池莉的《来来往往》的续集投入拍摄的,这两部在写作风格和主题上毫不相干的作品就这样被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而编剧由作家东西担当,则更由于编剧性别视角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以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歪曲甚至丑化,使白大省与西单小六成为善与恶、天使与妖女的美丑对立的两极;偏离了原著的主题,那消失了自我的白大省也没有使我们感受到小说中她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挣扎和“永远有多远”的痛苦呐喊。与同期放映的万方自任编剧的《空镜子》相比较,剧本则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剧的文学性。当时有报纸评论道“小说冷热的不同自然导致电视剧的不同命运:《永远有多远》从拍摄到开播一直伴随着媒体热烈的报道,而《空镜子》则静悄悄走上荧屏接受观众检验。更有意思的是,人们满怀期待的《永远有多远》越播越冷,而闻所未闻的《空镜子》则红红火火,观众口耳相传,要求重播的呼声越来越高。观众们如是说:“很久没有看到《空镜子》这么好的电视剧了,太真实了。”“《永远有多远》太别扭了,什么都不对,跟小说比完全走了样。”《永远有多远》和《空镜子》的不同命运再次证明:“小说和电视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事,电视剧则是合力的结果。小说虽然提供了故事基础,但不是所有的改编都能成功,名家名作也并非制胜的绝对法宝。”[4]
长篇小说《大浴女》的热销及其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而成为各家影视公司追逐的对象。铁凝同意改编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改编能尊重原著的文学精神,通过影视改编使小说的文学性再度扩张。但影视明显的企业化和商业化性质,改编过程必然会丧失文学中一些宝贵的东西。在26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大浴女》的海报中这样写道:“继《空镜子》后,著名导演杨亚洲最新力作,实力明星倪萍首次饰演红杏出墙的寂寞女人。”其中最重要的改编是主人公由原著中的女儿尹小跳变成了倪萍演的母亲章妩,而章妩和唐医生的偶然“婚外情”也演绎成为时下时髦的“姐弟恋”,其剧情简介更是以煽情而偏离了原作的故事架构。原小说中的忏悔和拯救主题被一系列的世俗故事所淹没,尹小跳走向完善、完美的人性的最深刻的诉求被淡化了,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被放逐了。电视剧中的欲望设计与当代消费社会大众的欲望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扩张背后的机制和消费社会的统治力量。但这种典型的影视化手法,只能表现可见的世界,是无法将冲突内在化,无法像小说一样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挣扎和灵魂深处的搏斗,达不到对观众心灵的深刻触动,剧本明显地削弱了而不是深化、扩张了小说的人物个性和文学蕴涵。因此,文学与影视这种不平等的结合情境,“折射出高雅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在本性、功能、趣味等方面的潜在的对抗与合流,而两者的融合往往是以丧失文学的独立性为前提。”[3]175
文学和影视作为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都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其间的共荣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无论是影视对文学的霸权还是文学对影视的趋同,都会使小说与影视剧本的文体界限名存实亡,文学与影视的独立性都会面临危机。毋庸置疑,消费社会的影视文化霸权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创造,表现为借助于影视的巨大传播力获得更大影响力和传播空间;另一方面,影视在获取了文学的养分来激活自身的同时,却以霸主的姿态对文学过分挤压。商业诉求不仅削弱了文学与影视各自的独立性,而且消费法则对二者的贯通有可能使二者共同走向危机的边缘。因此,在新世纪,“文学只有避免成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也只有避免生吞活剥文学资源,不以牺牲文学价值的代价来片面追求影像感,影视与文学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否则,就意味着两败俱伤。因此,小说与影视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5]毕竟,文学和影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推动着当代艺术潮流的向前发展。在21世纪,文学与影视会以更加紧密的合作方式,对共同经历着的当代现实生活进行相互呼应的文化阐释,它们也会为实现各自艺术肌体的更新和意义重构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陆小雅.用真诚的心灵去感受和创作[N].文学报,1985-04-04.
[2]李尔威.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21.
[3]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2.
[4]尚晓岚.空镜不空永远不远[N].北京青年报,2001-11-22.
[5]黄发有.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影视时代的小说危机[J].文艺争鸣,2004(02).
[作者简介] 闫红(1970—),女,河北保定人,博士后,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王俊刚(1960—),男,内蒙古临河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姚晓红(1983—)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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