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20-04-22 05:19: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9年12月11日至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宗教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得到了加拿大维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教育基金会等协办单位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中国香港的近50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并就相关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他说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困境，在全球携手、共克时艰的处境下，与时俱进地讨论“基督宗教与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次会议围绕而不限于“基督宗教与经济发展”的主题，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
首先，学者们探讨了基督宗教与经济危机中经济伦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基督宗教对经济危机有伦理诉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伦理与经济关系密切；以人为本，关注经济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的需求，人性包括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法则，经济全球化中要尊重文化差异，关注本地化；人类需要团结互助，超越个人主义、人性尊严、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互助和社会正义是团结互助的最佳表达；人类必须谨记精神人文教育。有学者关注免除国际债务于基督宗教象征之间的关系，通过圣经《利未记》来研究贫穷与债务的关系，认为不是用来造福民众的“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普通民众来承担。有学者通过探讨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和真正的人本主义来论述天主教的经济观，强调人类真正进步的来源是利益的分享，需要爱与真理的参与。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探讨了民国时期基督化的企业精神，认为这反映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程度，但是这方面的研究长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第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基督宗教与世界古今经济。有学者以俄罗斯东正教的经济状况为例，通过论述堂区经济的收入来源和企业捐献以及堂区开销等关注了教会经济的兴起，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商业运作的过程中，不仅依靠市场规则、政府保护，还有虔诚的信仰为依托，逐渐在俄罗斯经济市场上成为一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可信度大大提高。有学者关注了18世纪英国不奉国教信徒对经济的贡献，分析了他们在固有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寻求突破，间接促进了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和商业发展；藉着信仰的影响，以慈善事业回馈社会，从而减轻英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阶层矛盾。有学者以美国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为例论述了美国早期对华贸易政策，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贸易不仅有悖于新教伦理的商业道德，更重要的是会严重破坏福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学者对现代经济体制的宗教维度进行反思，认为古代和现代有关“经济”讨论的一个明显分野就是上帝或神明在其中是否扮演角色，认为韦伯独具慧眼之处就是为“经济”提供了一个能够博古通今的“宗教维度”。
第三，关于基督宗教与经济危机的话题是这次研讨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认为垒球性金融风暴巨大的杀伤力来自衍生工具，通过风险的承担、风险中的获利以及风险的诱惑等来看金融衍生工具的投机性，并且从基督教神学反思衍生工具的功过。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从基督宗教的视角来分析其对金融危机所能提供的思想资源。有学者通过解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第三道通谕来分析其“真理与爱”的主题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通谕强调金融危机是伦理危机，而现代伦理危机是现代人类在脱离宗教信仰共同体之后未能重建现代伦理价值的时代大课题。有学者从基督教语境反思了金融海啸中的人性问题，认为资本的泡沫化是一场有关信任的游戏；认为金融海啸所击溃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更是对人性的重重打击，也许可以从基督教有关信实的教殳中找到后金融海啸时代重建人性基础的起点。有学者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来反思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基督信仰能够转化人的自私贪婪，成为建立公共和谐社会的动力。有学者分析了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带来的启示，，试图对当前从事慈善救济事业及政府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某些启示作用。有学者通过解读“耶稣运动”与新约圣经等启示文学探索了古罗马帝国经济危机中的归因模式和可持续发展，从社会心理学的进路解读这类启示文学对社会潜在的贡献。有学者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对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对垒本质进行了现象学的解读，认为基督教是对自然的“管理”，资本主义对自然是无限的索求；基督教保持了对原初创造的信心，而资本主义永远追求对“器物制作”新的拥有；基督教对“精神”虔信照看，而资本主义为追求实用价值而剥夺了精神力量，表现出对“精神”漠视。
第四，学者们还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仰资本角度出发，探讨了基督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面对经济发展的时候经常遇到如何与生态保护取得平衡，这一问题涉及以人为中心与以生态为中心两大范式之间的争论，并以圣托马斯思想引起的争论为题探讨了他的思想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当代基督宗教，思考了有关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学者总结了基督教神学对金钱的反思，尝试透过基督教灵修学将神学回归实践的层次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反思，从金钱作为“关系的存在”、“终末的存在”和“符号的存在”的三种形态出发，结合Simmel，Tanner和Goodchild的关于金钱的观点，认为在人与人关系中“馈赠礼物”式的付出并不意味着拥有的削减，反而是迈向圆满的步伐·金钱不是上帝，但是人们每天节约财富，为的不是上帝在终末日子赐予的永生回报，而是那带着终末性但并不可靠的金钱；金钱本身是“虚”的符号，但是它承载着的是“实”，当你以为它是“实”而拼力以求的时候，它的稳定性和承托性确是“虚”的，这个两面性让人时刻处于道德善恶、个体群体价值、现实理想和怀疑挣扎等抉择状态中。
第五，基督宗教中的文化视域依旧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有学者从神话视阈出发来研究圣经文本，探讨了圣经神话学研究的源流和发展，平息了近现代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巫术和仪式学派、现象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历史学派、形式批评学派对圣经神话的解读以及布尔特曼“非神话化”研经理论和方法。有学者讨论了汉语神学术语的规范化问题，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汉语译名之间有很大差异而无法统一，建议放弃传统的“用汉字表达外语人名地名”的方式而使用拉丁语的ABc标准，同时认为年轻人会比较容易接受。
第六，经济危机下中国语境中的基督宗教研究自然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讨论了基督信仰和儒家信仰之间的对话关系，藉着对蒋庆观点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新的基督信仰和儒家信仰的对话关系，即在新的时代，儒家和基督信仰都需要转向而不是相互转向。有学者讨论了经济危机给中国的基督教和基督徒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有学者关注了经济危机中我国的大国形象以及基督教的影响，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认为大国学不是一种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问，而应是一门研究“中国形象”的学问，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要有健康性、凝聚力和代表性。还有学者提出了化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新选择，即建立宗教共同体，
认为宗教共同体是人类所有宗教在信仰共同终极神圣的基础上交汇融合的共同体，对中国社会来说具有化解信仰危机、重建道德体系、构建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中华文明、解决宗教问题的内忧外患等利益。
第七，哲学视域的基督宗教研究历来是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有学者分析了14世纪末西班牙半岛上的大暴乱中大批犹太人被杀害带来了改宗基督教的狂潮，驳斥了犹太学者认为哲学在西班牙犹太人中的传播，弱化了他们对犹太教的信仰导致了他们对祖先信仰背叛的观点。有学者讨论了信仰的排他性，认为这是人类知识无法逃脱的困境，认为理解信仰之间的不相容的答案在于对宽容的理解。有学者通过对帕斯卡与祈克果两位思想家的平行式的比较来看待理性的局限，认为两人都是反理性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人的理性有诸多限制，在此时此地建立一个永恒哲学系统只能是幻想。有学者从十字架约翰论基督徒灵修出发，讨论了灵修中“出神”的经验现象，考察“完善”与“合一”的关系，讨论“净化”的意义以及“爱”在灵修追求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八，基督宗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题。有学者认为新教伦理讲求的是一个团体社会的精神需求，则其社会关怀或社会精神的建构就无从谈起，希望中国的基督教与社会之间建构一种社会化的制度中介，从而使两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能够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有学者在与美国基督教相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基督教团体提供慈善服务的机制问题，提出了以完善有关宗教的法律为重点，建立让宗教顺利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发挥作用的准入与监督机制为目标的系统化解决方案。还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对我国城乡结合部的信徒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信徒的人际网络对其求职或者提升经济活动的收益并不具有特别正面的作用，也没有消极作用，有助于提高社会和谐的水平。有学者讨论了中国教会的自养问题，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教会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还有学者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讨论了基督宗教与西南边疆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基督教为该地区的开放开发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乡村天主教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乡村教会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及其发展埋念出发，讨论了天主教会在中国农村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发展经济、建设农村是他们工作的目标和希望，他们的工作理念和精神应成为天主教发展的真正方向。
经过学者们3天的积极参与和热烈讨论，“基督宗教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最后卓所长致闭幕词并听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学术追求要以“止于至善”为目标，相信此次会议能够使基督宗教研究更上一层楼，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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