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文化对科学形成及发展的影响
时间：2020-04-22 05:20: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科学是一种文化，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形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两种范式的根本特征。文章主要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析其对中西两种不同范式的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 基督教 古代科学 近代科学
科学是一种文化，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对科学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它们的差异。中国和西方的主流文化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它们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这样两种不同范式的科学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种科学的根本特征。本文试图探析宗教文化对中西两种不同科学范式特点和形成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宗教特征，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因此这里把它归为宗教的一种。儒家文化的宗教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具有偶像崇拜特征；第二，具有典籍继承性；第三，伦理尊奉。儒教与基督教虽然都是宗教，具有宗教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是二者也存在一定差异。
儒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儒教与基督教相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儒教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相似性：第一，在世界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上，它们都被认为是世界的本源；第二，它们都认为世界的存在，甚至包括人的命运，都是天或上帝事先安排好了的、不能够改变的；第三，它们都认为世界是被天或上帝“设计”的，因而世界必然是由天或上帝决定的。儒教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在性质、作用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都非常相似：他们都创造万物，具有意志，而且具有行使奖赏惩罚的权力；对人类来说，他们虽然都具有崇高性，但也都具有普通性的特点，中国人对天，西方人对上帝都是持有一种既敬畏又爱戴的态度。
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与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人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上帝意志的，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上天的意志是神秘莫测的，人类只能被动地接受上天的旨意；中国人认为“鬼”与“神”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人们对于天主要表现出的是一种敬畏的态度；西方人认为上帝既可敬可畏，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上帝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爱戴。在对待天和上帝的态度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也有着根本不同：西方人一生都在追求上帝，而且他们研究上帝，希望通过研究上帝达到对上帝的理解和亲近；中国人并不追求天，也很少研究天，天永远在人生之外。西方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万物，因而人类应该在现世努力工作以完成上帝安排的使命；而中国人更看重的是天对宇宙万物的“作用”，认为人世间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因此人的努力在于要体现天的意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教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根本区别：天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在人心中。西方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都是在完成上帝的使命，为了给上帝增加荣耀；而中国人一切都要依靠或寻求天的保佑，把天看成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自己命运的关心、担心和渴望可以变成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和依托，这种祈求和依托在儒教中表现为天命观，在西方基督教中表现为宿命论。从天与上帝的角度看，天命和宿命都体现了人们心目中神的意志的决定性；具有儒教思想的人常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老天保佑”上，把事情的成败得失都归于“老天爷”的安排。在日常生活中，基督教徒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又常常祈祷上帝的保佑，而对于上帝安排的结果从不抱怨。在这个方面，儒教与基督教新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儒教天命观与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宿命论之间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儒教天命观把一切都寄托于天，其实质是靠天、等天、畏天的，世界的主宰是天而不是人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也只能是上天，这就明显具有迷信的特点；而基督教宿命论虽然把一切视为上帝的安排，但它的实质是通过人来实现上帝的安排，完成上帝的使命。
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宗教观念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是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两种世界观差异的表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说是儒家宇宙论、认识论的基础，它规范着儒家对世界终极本体的认识。①“天人合一”论中透露出来的中国文化对宇宙本体和本源的认识与基督教天人二分的上帝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教传统从人的角度看待自然、研究自然，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位，不把人与客观环境作质的区分，而主张两者的一体性，认为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是基本一致的，这不利于树立改造自然的精神，不利于对自然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又可能导致对自然的神秘信仰。在本体论方面，基督教探究的是世界的终极存在、原因、最高本质、绝对真理，也就是最高的最普遍的知识，追求知识是它的基本导向和目标。而儒教的本体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则是一种与宇宙万物完全融为一体的人生最高境界，追求自身内在道德的完善。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按照基督教教义，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类认识上帝的存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上帝的启示，即“圣经”来认识上帝；二是通过上帝的创造物，即“自然”来认识上帝。这种观念贯穿于基督教神学的始终。
通过自然是证明上帝存在和上帝伟大的重要途径，而且“自然真理”与“天启真理”是一致的，因此，在中世纪很多学者看来，对自然的潜心研究是作为基督教信徒的一种“神圣”责任。在托马斯时代，理性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已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即使上帝的存在也需要理性来证明，这就大大提高了理性的地位。而理性精神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认为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有利地证明存在着一位无所不能的有理性的上帝。人们可以通过上帝按照完美理性创造出的宇宙来认识上帝，这就使世人认识到研究自然是理解和接近上帝的必要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去研究自然，为发现自然规律创造了条件。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现代实验科学正是在这种宗教思想背景和宗教精神动力的驱使下诞生的，所以正是这种反复论证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伟大以及荣耀上帝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儒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学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萌芽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受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教的影响。但儒教曾一度被误解为科学的对立面，造成这种误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儒教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要理解儒教的科学内涵，就需要重新对儒教作出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儒家文化精神包含了要求研究自然、研究科学以及融合科学的内涵。
中国古代大多数科学家与儒教有着密切关系，有一些科学家甚至是重要的儒家学者，他们的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教文化的影响，因而古代科学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儒教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就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他们进行研究时非常重视科学是否有实用价值。因此，中国古代科学追求实用和务实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古代科学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非常注重经验性描述。他们主要是用理、阴阳五行等抽象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解释，使得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不能真正地深入探究事物内部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他们对祖宗的经典“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使得许多人的研究都是对前人的重复，是对前人工作的修修补补、查缺补漏，还有很多人只是对前人工作做一些注释。因此，中国古代科学继承性明显，创新性却非常有限，这也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中国古代科学中，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知识基础、研究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教文化对中国科学的特征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科学在以儒教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孕育、发展、直至高峰，说明儒教文化中包含了科学的因素，甚至包含了与近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因素。但儒教单纯注重经验、实用、继承的特征以及它的“天人合一”思想等阻碍了人们对科学的探究，致使儒教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并没有在近代进一步发扬光大，促进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化。而基督教“天人分离”的上帝观促使人们通过研究自然界和宇宙的和谐性来认识上帝、证明上帝的存在与伟大，把研究一切世俗的职业劳动都看作是荣耀上帝的职责或手段的观念为近代科学的产生作了建制方面的准备。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2012年软科学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22400430051】
【注释】
①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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