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化”概念内涵的三个层面
时间：2020-04-22 05:22: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包括本质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面。从本质论层面来看，“中国化”概念所承载、所包蕴的主要是一个反思性、纠偏性的议题，它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界对中国近百年来学习输入西学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批判，也是对于一种理想的学习输入西学模式的追求、倡议。从价值论层面来看，“中国化”是一种判断，但这种判断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事实分析，而是一种肯定性质的价值判断。它所认可的应该是中国文化界在引进和学习西学过程中成功的、积极的方面，而不是其整体，更不包括这一过程中的负面性因素。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中国化”指的是中国文化界引进、学习、化用西学一些行之有效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中国化；现代性；西学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6-0102-08
“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现在已被我国学术界广泛地使用于涉及西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其被使用的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已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2016年11月19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以“中国化”为正题名检索，查到1 150条记录，在中国知网以“中国化”为篇名检索，查到13 961条记录。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显示，2007年以后，几乎每年的相关记录都在1 000条以上。这充分说明，“中国化”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学术界一种广被采用的学术概念，乃至成为了一门“显学”。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倘若我们对“中国化”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一番考察、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存在很大的危机：概念滥用。“中国化”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筐子，似乎什么样的内容都能够装得进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化”这一特定概念的科学性、限定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呢？笔者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发现，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化”概念内涵的界定，多止于方法论、实践论的层面，而很少深入本质论、价值论的层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以下两段论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西方當代批评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同性者则肯定之，吸收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陷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通过这样的消化吸收、扬弃增殖的过程，将西方当代批评重构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1]（P17-18）
所谓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转化等过程，使外来文化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与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2]（P227）
试想，当我们对“中国化”的本质论内涵、价值论内涵尚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够勘测“中国化”的路径、方法？如何能够分析、评判“中国化”的成果？所以，概念使用的混乱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以至于出现了“‘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误”“‘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因”等等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用法，出现了将拜上帝教评判为中国化的基督教，将翻译中的错译、引进西学中的误读界定为中国化的路径如此等等的一些怪论。
有鉴于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化”概念使用的如此状况，本文拟就“中国化”概念的内涵做一些学理性的清理、限定工作，以期对当下状况的改善有所帮助。
一 “中国化”概念内涵的本质论层面
由于如上所述的原因，我们要对“中国化”概念的本质论内涵展开追索、界定，就不得不暂时“悬置”我国学术界已有的对于“中国化”概念内涵的各种界定，返回到历史的深处，检视“中国化”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因为只有弄清楚了这一概念发生、发展的原委，我们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
带着如上的思路，我们回望现代以来我国文化界“中国化”概念的发生、形成史（“中国化”问题讨论史），查考相关的文献资料，得到了以下信息。
“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最初在汉语中使用是在中国宗教界。1922年1月25日，毛吟槎在《兴华报》上发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我见》一文，倡导基督教中国化。据考，这是“中国化”这一概念第一次在汉语中出现。1922年5月2—12日，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宣言确立了建设“中国本色教会”的目标。在这之后，围绕“本色教会”这一主题，我国宗教界展开了“基督教中国化”讨论。当时发表的讨论文章、出版的讨论著作有徐剑缘的《教会教育中国化的问题》、贾玉铭的《新辨惑》、萧暄的《中国化的基督教》、赵紫宸的《本色教会的商榷》、招观海的《中国本色基督教会与教会自立》、王治心的《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周风的《本色教会的讨论》、谢扶雅的《本色教会问题与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诚静怡的《本色教会之商榷》、魏馥兰的《怎样贯彻基督教大学之中国化》、韦卓民的《中国的本色教会》等。我国宗教界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讨论，基督教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倡导“基督教中国化”呢？原因是中国的基督教会存在过分“西化”的毛病，并因此而不断引发反基督教运动。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的一段论述很好地揭示了这一情况：
基督教知识分子……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思考反省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在强调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教会改革的“金玉药石”时，提出了中国基督教会所存在的瑕疵：对于西方基督教舶来时的生吞活剥，成为一种穿着洋装的宗教；基督教的典章、礼节、组织等方面缺少中国的成分；中国基督教缺乏中国文化与思想的滋养，缺乏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这也成为提倡教会本色化者的立足点。[3]（P9）
百余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遵循的基本上是西方传教士所支配的教会路线。中国的基督教会事实上被建成了不是“中国的”教会，而成为一种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洋机关”。这种状况不仅极大地阻碍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不断引发中国社会的反基督教运动。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讨论发生的背景，也是其发生的原因。如何才能实现教会的中国化呢？参与讨论的教会人士观点虽然多有悬殊，但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其一要符合基督教教义，要忠于基督教的真理精神；其二要注意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适应中国人的传统习尚；其三要自治、自养、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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