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景颇族教会教育的现代转换研究
时间：2020-04-23 05:16: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笔者选取了信教人数占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景颇族作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萌发了一种矛盾的困惑：景颇族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虔诚，而信仰法则的维系也使这个边陲村寨格外静谧和谐；然而村里人参加教会活动的多为老年人和妇女，很少见到中青年男性的身影。那么，教会教育在景颇族究竟是能够顺利传承下去，还是会在不久的将来萎缩甚至消失呢？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景颇族教会教育的现代转换问题，并探讨教会教育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景颇族；教会教育；现代转换
一、景颇族教会教育的艰难立足
十九世纪末，随着封闭许久的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近代基督教随之传入中国。在西南地区，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西线是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经重庆到四川传入贵州，或再经康藏传入云南；东線则是由英国殖民地缅甸传入云南南部、西部、西北部，再由云南传入四川、贵州。滇西景颇族地区的基督教正是由第二条传教路线传入的。
（一）基督教改变策略求生存
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如何才能在中国西南地区站稳脚跟成了传教士们头疼的大问题。尽管他们筚路蓝缕，不畏艰险，凭着一腔信念坚持传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但长时间来收效甚微。据史料记载，“到1895年，在黔的内地会传教士19名，而信徒不上百人。1907年，云南共有外国传教士37人，受洗信徒尚不满100人”1。这跟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关。起初传教士在西南地区主要以上级阶层为传教对象，以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城镇中心为传教点，自上而下逐级向外扩散、辐射传播。这种传教方式遭到了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传统封建势力、传统儒家文化的强烈抵制，几乎使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生存不下去。后来传教士意识到了传教策略的错误，改为向开化程度不高、受中原文明影响较小的西南少数民族传教，终于慢慢打开了局面。可以说，进军包括滇西景颇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挽救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生存的关键转折。
（二）教会教育本土化改造求突破
一战后，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进入高潮。基督教经过二十多年的传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认识到想要扩大传播范围，增强影响，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积极进行本土化改造；
云南地区包括景颇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较低，一直采取结绳记事、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民族文化。而文化教育恰恰是信仰传承的最重要一环。传教士瞅准了这一点，开始为景颇族创制民族文字。1876年，美国传教士库森（Cushang）和欧汉逊（Dr.O·Hanson）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景颇文2。民族文字的创制，为基督教印刷、出版、发行面向景颇族的《圣经》、赞美诗、教义宣传册等宗教书籍资料和开设景颇族教会学校教育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民族文字的出现，激发了景颇族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热情。此前少数民族聚居区并非没有学校教育，国民政府强制推行汉文化教育，强迫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古文，这显然与基督教的本土化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排斥。在每一处传教，传教士都力图开堂设点，建立教会学校。继德毛冬在等戛开办教会以后，法籍传教士德仁康也于1921年到等戛活动，并于次年开办了一所教会小学3。从此教会学校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在景颇族地区蔚然而兴。在教会学校，外来语语境下的基督教转换成了贴近信众的景颇语语境。景颇族学生身着民族服饰，口唱基督教赞美诗，耳闻《圣经》教义，在耳濡目染间完成了传统民族价值观、民族宗教观向现代基督教价值观、宗教观的巨大转变。当这些教育培训完成的时候，他们已经内化了基督教教义，成为忠实的基督徒，并继续向族内人传播基督教。因此可以说，教会教育成了基督教在滇西景颇族地区扩张的传播驱动力。
二、教会教育的现代转换隐忧
在对景颇族基督教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一些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表面上，村民们仍然非常虔诚地信仰着基督教，教会教育也成为村委会之外维系景颇族社群的重要力量。乍看之下，这个边陲小村的宗教与村民的互动关系十分和谐，一片安宁。但随着调研的深入，笔者却觉察到了现今景颇族教会教育发展的一些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现代元素的影响——外出务工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即便偏远如瑞丽这样一个边境地方，也再也难以保持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拒绝现代元素的进入。由于距离的遥远，景颇族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形态转换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进行得比较缓慢。但从20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族中已经陆陆续续有青壮年走出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
在问卷调查B村村民的职业时，笔者发现有79人是农民，占全村总人口的36.2%，表明在村里务农仍然是村民的主要职业。但同时，外出务工人员有56人，占全村总人口的25.7%，是村里面的第二大职业。而在访谈时笔者了解到，就在五年前，全村外出打工的人不过才区区十几二十人。从最近几年开始，外出打工的人日渐增多。而从年龄和性别分布上来看，外出务工人员中18-28岁的年龄段人数是最多，尤其是青年男性占到了总体的41.1%。可以看出，B村外出打工的群体主要以青年男性为主。这与笔者在村中的观察是一致。在入户访谈的时候，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而在教堂做礼拜、主日聚会的时候，也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小孩过来，其他留在寨里的中青年男性很少参与，他们要么去做活，要么干脆去喝酒、聊天。
（二）制度化的裹挟——现代教育
由于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B村的适龄儿童必须接受基础教育。B村共有学生41名。这些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学生。B村没有小学，也没有中学，孩子们要读小学，最近的要到一山之隔的勐典小学去上，最近的中学则是设在乡上的勐秀中学。因此即便是读中小学，孩子们平时也是不在村里的。根据问卷统计，有15.14%的学生在外读书，27.52%的人在外工作，留在村里的人只有57.34%
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环境越是封闭，就越容易保持传统。而现在，这种封闭已经被打破，现代元素的不断流入带动了人口不断向更高等级的社区流动，传统的宗教生态似乎已经难以为继。这样的现状难免会引人发问：如果年轻人都不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而他们也表现得对基督教兴趣不大，那长此以往，B村的教会教育规模会不会萎缩？会不会出现一个教会教育的代际断层？最终导致教会教育在村里消失？
（三）教牧人员的缺失
教会教育的传播与发展，最终要落到教牧人员的肩上。可以说，教牧人员的人数多寡与素养高低决定了景颇族教会教育发展的现状。在教会中，教牧人员一般包括主教、牧师、教师（副牧师）、长老、传道员等五个教职。而在B村，教牧人员严重匮乏。
另外根据《中国基督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规定，对神职人员的学历具有硬性要求，而教职的按立则必须经相应级别的基督教三自爱国運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同意。按立或者派立一名教职人员在学历、工作经历、认定权等方面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教职人员自身首先必须符合《圣经》里面的一些道德要求，如“自守端正”、“不打人且温和”、“不贪财”、“不好酒”、“教外有好名声”、“好善、公平、圣洁”、“善于教导”等等，即作为一名教职人员，既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得到教众的拥戴和推崇，又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神学修养，并具有一定的教会工作经历。鉴于门槛颇高，要从文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信众中发展教职人员可谓困难重重，而对B村这样的边陲小山寨来说，则更是可望不可即。
综上所述，外出务工、现代教育和教牧人员的缺失似乎已经成为景颇族教会教育在现代转换中不得不面对的三大隐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景颇族教会教育在宗教高度世俗化的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时代，还能不能安然度过这样的危机，最终顺利完成它的现代转换，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如果可以，那它又将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它的未来前途究竟是怎样的？
三、教会教育的现代价值
帕森斯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如果被打断或中止，其社会文化系统能够起到保留原有运行模式的作用，这个就是维模功能。在社会中，执行维模功能的主要是家庭、教育和宗教的某一部分。而教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宗教三者综合体，同时在内容方面又有其独特的本土化特色，一方面通过教授景颇文字来传承景颇文化，另一方面通过音乐教育来提升人们的审美情操和生活乐趣。
B村每年寒暑假都会为村里的学龄孩子提供教会教育。内容包括教授景颇文和灌输基督教教义。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会教育是一贯的传统，正如排会长所说，“这是教会的职责，也是神职人员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基础教育的缺失给基督教提供了一个争取下一代信众的契机。1995年以前，国家在景颇族的学前教育是实行普通话和景颇语双语教学的。1995年以后，景颇语教学在国家基础教育中消失了，给景颇语的传承带来了一定的困境，这引起景颇族民众的不满。这个时候，教会教育更是有了用武之地。在B村，孩子们不用交学费，每人只需要交100元的伙食费就可以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来教堂上学，一般前来学习的人数保持在30人左右。老师则由神职人员和教堂外聘的教师共同担任。如果是离家较远的不方便来回的，晚上还可以留宿。在这样的假期教会班里，教会教孩子们识景颇字、读景颇文、唱景颇语赞美诗，不仅使景颇民族语言文字得到顺利传承，也给下一代烙上了深刻的基督教教义烙印。教会事实上承认了学前教育的功能，家长的负担减轻了，尤其是在农忙时节，家长更是乐于将孩子送到教堂受教育。此外，B村教堂也会不定期向普通村民传授景颇文和基础文化知识、农科知识，提高信众的知识文化水平。
在访谈中，关于学校教育与教会教育的关系以上面这位妇女的观点最为普遍。他们均认为，学校教育和教会教育互为补充，两者缺一不可。教会通过教育这一最为有力的社会化手段，牢牢地占领着信徒们的思想高地。年长一辈的虔诚自不必说，年轻一辈即使由于外出打工和上学直接接触本村基督教的机会较少，但由于从小被灌输了基督教教义，使他们长大后对基督教也保持着高度的认同感，为他们以后成为虔诚的信徒奠定了可能的基础。
音乐教育是教会教育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可以说，基督教是一个流淌着音符的宗教。而景颇族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少数民族，他们有不少自己的原创民族歌手、原创民族唱片，而这些在景颇族民众中非常流行。在B村，音乐素养是教职人员必须具备的，因此他们能够为本民族信众创作、弹奏和演唱景颇语的基督教歌曲。
由于圣经内容枯燥难懂，而村民文化水平较低，几乎很少人能够完全理解其中所传达的教义。而赞美诗是对圣经经文、故事的简化和艺术加工，浅显易懂，贴近信众生活，比起普通的讲经显然更能得到信众的欢迎。而基督教音乐所具有娱乐功能，则牢牢吸引着原本游离于教会之外的年轻人。一位老年信徒说，“我们费了很多口水讲经，这些娃娃不喜欢听，可是只要一唱歌，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不难看出，景颇族的音乐教育不仅简化了普通教众理解宗教教义的难度，也增加了青年人接触基督教的机会。因此，音乐教育无形中承担了另一部分的教会维模功能。
参考文献
[1]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2] 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缪家福、张庆和主编.《世纪之交的民族宗教——云南少数民族宗教形态与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34页
2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3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作者简介
张亚蕊（1990.03—）：女，汉族，山东临沂人，阿坝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作者单位：阿坝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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