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素宗教观在“五四”时期的影响
时间：2020-04-23 05:17: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五四”时期，杜威和罗素的学说风靡一时，对当时文化思潮有重要影响。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言论，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效果。杜威与罗素都是无神论者，与杜威相比，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更为鲜明。他们的宗教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对宗教的看法，同时，也受到了赵紫宸、徐宝谦等基督教学者的批评。杜威和罗素的宗教观引起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学者们思考和争论这样几个问题：“信仰”的内涵应如何界定；宗教活动与政治运动在性质上有无相关性；怎样评价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关键词：杜威 罗素 宗教观 “五四”时期
作者：姚兴富，1965年生，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一
杜威和罗素两位西方学者在“五四”运动前后分别来到中国，他们的学说也成了风靡一时的最流行思潮。有关杜威和罗素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很少提及他们二人的宗教立场或观点。有关他们的宗教态度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基督教学者王治心曾这样概述：“对于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两博士，他们应中国教育领袖之请，来华演讲。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杜威以宗教不当占学校课程之一部，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给新思想运动以莫大影响。”杜威和罗素二人不仅对“五四”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言论，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看法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效果。
二
杜威在华期间并没有就宗教问题发表专门的演讲，他对宗教的看法只是散落在他的政治或教育方面的演说中。杜威承认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是属于自然派(naturalistic)和人道主义派(humanistic)的一边。他说：“我的哲学中完全不为一个绝对超越神圣的上帝留地位。”他承认，“对于宗教问题静默的缘故就是因为宗教是那样的为‘成见’、‘武断’所羁束，甚至叫人不愿提及。”他认为他的实验主义所要解决的最紧要问题是当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有关宇宙根源或人格性上帝问题。与当时欧美流行的观点一样，杜威对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认为宗教是引起政治等各种纠纷的导火线。他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中说道：“欧洲中古自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的一千年的历史，是宗教团体很胜利的时代。宗教的群既占势力，便把家庭、美术、教育、政治等群压将下去。因为宗教家有特别的见解，提倡独身不婚等事，因此便把家庭的兴趣灭杀了。宗教家重用精神，不重欲望，恐怕美术感动人的欲望太甚，所以又不注重美术，既便用美术，不过为他们宗教作奴隶罢了。宗教家又不敢提倡科学，恐怕推翻他们宗教上几个根本观念，结果又把教育的兴趣灭杀，把教育的团体压将下去。宗教家又反对政权，所以闹成一千多年的宗教战争，国家的群和教会的群两不相让，所以造成许多年政教冲突的历史。就是现在意大利还有许多地方尚在争执这个问题。”但是，杜威并没有全盘彻底地否定宗教的正面作用，他声称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比哲学与道德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他说：“道德既坏了，应该维持它。寓宗教于道德中，就是维持的法子。但所说的宗教，并不是下愚的宗教，要有热心、有信仰心，在人生真正快乐上做工夫，跳出个人范围以及于社会，这便算是宗教。有了宗教的热心、信仰心，那道德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所以宗教于道德、于社会关系是很密切的，哲学只是科学知识上一种工具。讲到转移习俗，好像不及宗教的力量。”当然，杜威在这里所强调的宗教的热心、信仰心，更可能是指一种道德上的意志力或某种执著专一的精神，而不是那种对人格性上帝的切慕和渴求的愿望。
罗素的宗教立场更为鲜明，观点也更加激进。罗素在他的《宗教之信仰》演讲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宗教观和宗教思想。他给宗教一词下的定义是：“有几个条件作为人生信仰，用以规定行为准则，其灌输于人心的势力，不以理性，而以感情感力者，谓之宗教。”但是他对感情的评价极低，他说：“感情功夫易流于伪，以感情作事，徒有热心，无济于事。事实信仰，当离脱感情，若以感情代事实，没有不生出弊害的。”关于宗教在历史上的功能，他认为只是在维持现存的制度上有功绩，但是“宗教使社会安宁，人类生活快活的代价，未免太高，有些不合算。因为图得这种安宁和快活，就牺牲得很多：野蛮的人不惜杀子供神，以求安宁和快活，如此者方保其教条。又旧宗教必须一切制度守旧，不可稍加变更，社会制度之改良，必遭其反对，轶出教条，遂为背叛不经；所以要用种族宗教教条保持社会安宁和秩序，就不得不牺牲一切新文化、新制度以及日后的幸福了。”至于宗教在当今社会还有没有作用，他指出：“在今日社会制度之下……我知道的宗教有一种用途，可以用以杀人!宗教的价值，就是可以保卫己族!杀戮他族!……基督教教条说反对战争，反对杀人，说什么‘爱仇如己’‘掌吾之左颊者并请掌其右’，以至世界上杀人越厉害。因为笃信教条太苛严，不能稍微容忍他人，必强他人以同于己，这种态度，在基督教有其教条(dogma)，合于教条者，方谓之信教(dogmatic)，不合者不得称之为信教。”关于宗教和道德的关系，罗素反对把道德问题和宗教问题牵扯在一起，他分辨说：“人有高尚道德，不一定他是宗教家，或由信仰宗教方为有道德。……有道德不要信宗教的。信仰，不一定根据于宗教，实根据于习惯，习惯既成，自己失去诚心，成为一种机械作用；别人如何说，我就随声附和，造谣生事，这都是宗教养成的习惯。”显然，罗素对宗教的态度不象杜威那样温和，杜威在道德领域还给宗教留了一点地盘。但是，罗素简直不承认宗教对道德有什么好处，他甚至认为有些宗教信仰可说是非道德的。
不过，杜威与罗素二人的基本宗教倾向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在罗素还没有访问中国之前，杜威就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演讲，他特别介绍了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三人的思想。尽管他当时认为“三个哲学家都各有贡献”，但他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曾声明，他认为柏格森的“本能”“直觉”说对宗教思想的贡献并不大，詹姆士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宗教也是错误的。这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杜威更欣赏的是罗素的宗教观。杜威曾批判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把别的人群——政治、家庭、美术、教育等都压下去，做它的附属品”。罗素对中世纪也有同样的评价：“那般跟随基督的人并没有学习爱仇敌，或转左脸的行为。他们所学的反在于用宗教法庭与木椿，使人的理智背了愚鲁的专制的祭司团的轭头，把美术堕落，科学消灭了一千年。”另外，罗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是，他把政治思潮当成是一种宗教来看待。他说：“依我看来，基督教与布尔塞维克主义在理论实行两方，都没什么分别。……现在人们忘了基督教有一回是果然热心的，初时的基督徒很有一番用力要实行共产主义的。东方的博士曾经对于基督教所抱的观念，和他们现在对于布尔塞维克主义所抱的相同。”他还说：“布尔塞维克好像宗教一样，带着宗教的性质，可使我们的生活有趣味，对于世界的将来有大影响。
如果你想懂得布尔塞维克是什么东西，你必须把他做宗教看待，不要把它做政治看待。”有趣的是，杜威接受罗素这种说法，也把政治解放运动看成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而且他还把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并不当成是政治与宗教间的斗争，而说成是两种敌对宗教间的争竞。
三
虽然杜威和罗素的宗教观点并不象他们的哲学或政治方面的主张那样丰富多彩并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但他们的宗教立场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学者和青年学生。杜威的得意弟子胡适在向中国人介绍他老师学说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把实验主义方法应用到信仰上去就可以说明信仰是靠不住的。他解释说：“信仰并不是一定不易的，须得试验试验才好。譬如地球扁平的一说，当初也成为信仰，但是现在观察出来，地球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信仰就打破了。又譬如我们信仰上帝是仁慈的，但何以世界上有这样的大战?可见得信仰是并非完全靠得住，必得把现在的事情实地去考察一番，方才见得这种信仰是否合理。迷信的事姑且勿论，就是普通社会的信条也未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实验主义看来，那都要待人试验的。”在这里胡适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信仰的涵义泛化，认为没有证明的科学假设、普通的社会信条和宗教教义同属信仰范围。这一观点在“五叫”时期非常流行，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很早就主张信仰不一定专指宗教信仰，也可以包括政治、科学等其他方面的信仰。陈独秀反对仅仅把信仰局限在宗教的范围之内，他曾说道：“即无宗教，吾人亦未必精神上无信仰，谓吾人不可无信仰心则可，谓吾人不可无宗教信仰，恐未必然。”恽代英的看法与此相类，他也认为、“宗教虽为一种信仰，而除宗教外尚不乏他种之信仰。”这种把信仰的内涵普遍化和扩大化的做法，无疑为一些世俗知识…政治学说、科学原理或美育修养等…来代替宗教信仰的理论铺平了道路。当有的基督教学者请求胡适发表其对基督教的看法和意见时，他也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基督教加以了取舍。他说：“基督教的迷信是二千年前的产物，现在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是中古时代的产物，现在也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的道德教训，虽然也是二千年前的产物，但因为人类行为上的进步远不如知识进步得快，所以还有一部分可以保存。”不难看出，胡适的宗教观点与他的老师杜威是一脉相承的，顶多承认宗教在道德的完善上还有一点作用。另外，杜威和罗素对西方基督教会的激烈批评也影响了“五四”后期非基督教运动的立场和基调。杜威认为欧洲中古基督教一千年的历史，是宗教压制家庭、美术、教育、政治的历史。罗素则指责基督教在历史上只有对杀人有份。非基督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非宗教大同盟宣言》简直就是对杜威和罗素宗教观的注脚和发挥。其中宣称：“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宗教本是没有的，他们偏要无中生有，人造迷信。宗教本是假设的，他们偏要装假成真，害人到底。总而言之上帝本身既不由理化物力构成，到底是什么东西。教主生活，更不是吾人意识所能想象究竟是什么现象。既有造物主，何不将电灯飞艇，早日造出?既有赏罚权，何不使世间人，尽成善士?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由此可见，杜威罗素的宗教观迎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即认为宗教是反科学的、对人类社会几乎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杜威和罗素的宗教思想在得到“五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和接受的同时，也遭到了基督教内部一些学者的批评和驳斥。基督教学者对于杜威和罗素的某些社会或教育主张，比如，信教自由、民主主义、平民教育等等，无疑是拥护和赞同的，但对他们在宗教方面特别是有关基督教所发表的言论却表示异议或反对。首先，基督教学者指出对宗教作用的评价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针对罗素所说的：“从历史看来宗教对于杀人确有用处。”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瑞士人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批评说：“精通科学，洞悉哲理如罗索这样的人，公然发表宗教在世界上，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别的用处，我们最好把历史上的事实，温习一下，用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来估量这种论调的价值。像罗素这种绝对的肯定语，很容易引起同样独断的言论，说：基督教自从人世以来，乃是万善的源头，而永远没有做出什么于与杀人的事情。照历史上的事实来说，后者的根据，似乎比罗素所说的还强。虽然，两边都是过于铺张。”王克私在分析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承认：“在所谓基督教的文明里，宗教压迫和宗教战争真是一个可耻的污点。”但他同时也为其辩护说：“从事实上来看，似乎一切所谓宗教的暴动，不应肖认做受基督教或他教的影响，而当归于政治的主动、利益和遗传罢。”另外，针对罗素所说的基督教消灭科学一千年的论断，西方传教士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说：“但是最可注意的事就是科学在基督教的国内得了成功。科学的进步与基督教国家是并存的。”传教士们的辩护虽然没有脱离宗教本位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立意旨在尊重历史事实，纠正宗教用处只是用来杀人的片面之词。其次，基督教学者也不同意把宗教同政治相混淆的做法。赵紫宸批评罗素说：“罗素将始创的基督教认为共产主义，这是他对于基督教观念的根本错误。”这种做法简直_是“指鹿为马，看朱成碧”。赵紫宸坚持，基督教与政治理论和实践是有本质区别的，带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同世俗性的解放运动是不能轻率地混为一谈的。最后，基督教学者告诫人们不要过分地迷信权威人物。徐宝谦认为，新文化运动既然是提倡新的精神、创造的精神，那我们就“不可自限于一人一家的学说，因为有进步才是新，进步的要素在乎思想独立。譬如杜威果然是教育学者的领袖，但是与杜威的学说相反的，世上大教育学者，闻亦不乏其人，况且学说是常变的，今日的新，明日旧了。”赵紫宸在批评罗素的宗教观念时也宣称，我们衡量一个学者应该看他是否秉承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必为他的声望和影响所吓倒。“罗素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受吾国学界的欢迎，自宜将危言正论，以利吾国；奈何将偏激之谈，加我们的愚蒙?这是我所很奇怪的；难道学者也可以埋没他的科学精神，遮蔽事实，颠倒理性而伸其偏激之论么?”不过，基督教学者也进一步指出，在我们不要被学者的权威和声望所迷惑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某个学科的堂奥和真谛，最好还是听昕这个领域专家的观点和意见，而不应盲从门外汉的品评和指点。赵紫宸说：“罗素的哲学是由数学脱胎的名理原子论，是绝对的多元哲学。绝对不能承认有统一的宇宙的。若据此论而言，罗素万不能承认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存在。”赵紫宸还提醒人们说，新思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正是人
们无所适从的时候，所以，有思想的人宜稍安勿躁、冷静察验。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杜威罗素宗教观的核心问题和引起争议的论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信仰”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二是对基督教在历史上(特别是中世纪)的作用如何评价问题。三是宗教与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杜威和罗素以及新文化运动者主张信仰不一定专指宗教信仰，也可以包括政治信仰、科学信仰等等。但基督教学者可能更强调信仰的宗教性，信仰是信徒对上帝的期待和切慕，并坚信最后审判和天国来临。这和政治理想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好社会一定会实现”，科学工作者所相信的“科学可以解释宇宙一切奥秘”的论断似乎是有差别的，因为宗教信仰当中必须有一位人格神的参与，而科学信念是建立在对自然法则和规律的持守和确认上，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坚信与盼望上。罗素和杜威把政治运动与基督教相类比，这很容易造成人们在理论上的混乱，好象宗教与政治学说、意识形态在其作用上都是为了安定秩序、整合人心，就以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完全忽视了它们的内在规定性有本质的差别，就是今天仍然有些学者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提法。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定论的问题。传统上，我们都认为欧洲基督教的中世纪是黑暗时期。杜威和罗素也是这么看的，“五四”时期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几乎都拿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例子，来证明基督教的坏处。这里有两个疑点，一个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能不能代表基督教的全部，另一个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究竟像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基督教学者当然也承认中世纪基督教有许多的坏处，但却坚持“有的是实的，有的是半实半假的，有的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著名学者郭绍虞在为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该书作者；“其最大的成功，即在不囿成见，能对于一般人所认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为之搜罗事实，列作佐证，以替这时代教徒辩诬，以暴露这时代教徒服务的精神，以表扬这时代教徒济世的功绩，兼以看出这时代与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关系。”前文西方传教士对罗素的批评可说是西方人自己批评自己，这些都说明对中世纪基督教的评价宜采取一分为二的历史态度，不可以附和那些说中世纪是黑暗一千年的人，就把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一笔抹杀。
“五四”运动至今已九十多年了，那个时代人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至今仍未彻底解决。杜威和罗素的思想曾影响了那个时代。但他们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宗教立论的正确无误，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代，需要今天的学者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责任编辑：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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