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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业:正面临巨大革命

    时间:2020-04-25 05:21: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国内金融业正在走出困境

    我国加入WTO三年了,三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如何呢?是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会受到很大冲击?是外国金融机构大量地进入?是国有金融机构被打得溃不成军?是民众能够方便获得外国金融机构好的服务?其实,三年过去了,尽管国内金融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所设想的东西并没有发生。

    2004年的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WTO三年的日子。三年来,相关行业都为适应世贸规则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放和改革,金融业也是如此。不过,这几年,国内对中国金融业开放是最为担心的。三年前,我曾撰文指出:中国市场化的金融制度缺失是入世后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

    在那时,中国金融业的制度缺失不仅表现为计划经济观念及意识形态的阴影或影响挥之不去,而且表现为国家对金融业的绝对垄断。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国有金融企业充塞其中。在这些国有金融企业里,党管金融,党领导一切;不仅如此,在银监会成立之前,这些金融企业之上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金融工委。由此,国有金融企业小的事务要经过党委,大的决策要经过金融工委。这里不仅表现为计划经济下的外行人领导内行人,而且使得金融企业的决策根本就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

    不仅国有金融机构设立是如此,而且金融企业的运作亦然。不少经济决策不是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是以个人拍脑袋为准则,谁权力大谁就是真理。如B股开放、国有股减持如何运作、创业板是否设立等,不是以市场的信息来推演或决定,而是根据以往的计划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岂有不使政府之决策失误?这样又如何可以建立起市场经济之运作规则?正是这样制度结构,也决定了国内金融业垄断性。

    入世后,随着协议承诺要建立新的金融市场运作规则,国内金融业的计划观念开始在改变,政府对金融业的垄断也在减少。这不仅表现国有金融机构政府行政性级别的弱化,商业化的程度提高,而且表现有大量民营与外资企业开始逐渐地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国内金融业。

    其次,金融业的制度缺失表现为产权界定不清。目前,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保险公司等)的产权制度安排,尽管经过现代股份制的改造有所松动,即打破了那种传统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但其产权仍然是界定不清。

    而且在产权不清的情况下,金融业体系没有分散风险的功能。而金融机构的风险都是由国家承担与担保。由于这种金融体制不能分散风险,其机构的金融风险就一定会越积越多,潜在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再次,制度不足还表现为合约精神不彰。市场经济本质就是合约经济。在不同的合约安排下,各经济行为主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约束条件作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目前的金融业完全为政府所主导,市场当事人之间的合约关系既无法建立,更无法有效实施。这就必然使得,金融市场的权力完全由政府来操控,政府成了寻租、设租的工具,贪污腐败泛滥、违法乱纪盛行。例如,无论哪一家公司要进入证券市场“圈钱”,并不在于其资质,而是在于“买路钱”的多少,在于如何刻意包装、作假造假。

    当然,尽管上述金融机构制度性缺陷在短期内还无法完全消除,但加入WTO以来,我国金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三年来,我国的金融业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入世对我国的金融业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在经过三年的所谓保护期后,我国的金融业将如何更好的与国际接轨?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地进行思考。

    银行业发展比预期要好要快

    入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银行。根据入世承诺,2001年我国已全面放开外汇业务,2003年12月,又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对象扩展至中资企业。2004年12月,中国还将开放北京、昆明和厦门三个城市的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加上提前开放的西安、沈阳,使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达到18个。据统计,截至2004年10月末,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04家营业性机构,其中105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目前为止,已有9家中资商业银行获准吸收境外投资者入股,已批准大众、通用、福特和丰田等4家公司在国内从事汽车金融业务。

    大步对外开放,不仅增添国内金融业新鲜血液,也成为国内银行改革的源泉。这三年来,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力度和成果有目共睹。

    首先,不良资产率有所下降。政府从1999年起以债转股的方式将一部分不良贷款以其帐面价值(14000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并要求四大国有银行从2001年起,每年不良贷款率下降2-3%,5年内使得不良贷款降至大约15%。政府并出台新法规,允许注销不良贷款的金额高达利润的100%。

    其次,资本充足率有所上升。2004年12月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目前已有15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国际标准,还有6家银行在年底前会加入这个行列,使达标银行总数达到2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中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比例将提高到44.8%。

    再次,国有银行开始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入世后一年,国内就有几家银行在股份制改造之后上市发行股票,其中包括中国银行的一家子公司在香港上市。2003年底,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注资中行和建行,为两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为上市作准备。注入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作为两大行的资本金投入而注入两大银行。为管理好这部分资产,经国务院批准,依法注册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作为出资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

    也就是说,国家对中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后,从而使两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8.01%和10.08%,达到了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标准,两家银行也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目前,中行、建行股改取得阶段性成效,各项业务指标明显改善。工行和农行也正在抓紧论证综合改革方案;交通银行股改已完成财务重组。截止2004年9月末,已有10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经批准筹建的还有14家。

    在加入WTO时,中国银行业哀鸿遍野,普遍担心金融业开放会引发国内银行系统性风险。有很多经济学家及文章都预测,由于国有金融体制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由于国有金融管理体制的僵化、由于国有银行效率低等,中国入世,国有银行体制内的人力资源会大量地流失,金融业高端产品与服务会被进入中国的国外金融机构所抢占,但实际上这样事情并没有发生。反之,借助于入世之东风,中国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之动力,而且呈现出多年来少有好势头。

    入世后,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并没有按人们预期那样发展,而是按它本身的内在性前进。国内银行业的网点、所占有的资源、企业文化的传承性等等都是外国银行无法比拟的,因为任何外资银行要想进入一国的市场,就得与该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就得适应该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环境,否则一定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要打开该国的市场,在该国发展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都是国内银行业的优势。还有,即使是外资银行在国际业务、外汇贷款等方面具有不少优势,但是这些业务与整个国内市场的相比其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较小。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开放的深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全线铺开,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的冲击。比如说外汇存款和储蓄可能会出现部分转移,中外资银行争夺人民币存款和储蓄的竞争必然加剧,同时,贷款业务的争夺也会日趋激烈。国内的银行如何才能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关键仍在于金融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重建。

    金融制度的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正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在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体系就是一种高效传递信息,能够指导人们经济决策的自动机制。价格的变化可以向人们传递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金融领域和银行业的实务操作中同样是适用的。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市场中许多制度安排的出现就在于如何减少人们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就在于降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风险。而银行体制的出现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既然金融业的核心是风险的买卖、风险的分担与分散,那么这种买卖风险的机制如何形成也就最为重要的。即风险交易如何来定价对银行来说是最为重要了。如果没有有效风险定价机制,要达到风险分担与分散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为什么银行的不良贷款会越来越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有效风险定价机制,无论是银行还是股市,整个风险的价格完全是政府的管制下。比如银行业,在严格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内银行既没有自主权来确定其自身产品的价格(存款利息管制),也没有权利对购买的产品按市场情况确定其竞标价格(贷款利息管制),银行只有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来出售风险产品。

    国内银行从业人员不懂也不实际做风险定价,这样银行贷款组合质量改善是十分令人质疑的。而贷款组合是银行购买的风险组合。由于每一个借款人都是唯一的,因此每一笔风险都是独特的,好的风险定价只能根据市场具体的情况独自的价格测算。如果贷款组合的每笔贷款的风险是由别人来定价,那么其价格一定会是错误百出。目前,在政府的利率管制下,风险定价完全由几个人来垄断,因此,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是不可能形成的。

    可以说,近几年来的银行改革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展,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更是加快。如2003年9月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今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3月和4月份别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特别是央行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7百分点,同时,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即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允许存款利率下浮(即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其吸收人民币存款利率,可在不超过各挡次存款基准利率的范围内浮动,但不能上浮)。还有,同时宣布取消两年期小额外币存款的利率上限。

    可以说,最近央行的加息与利率政策调整不仅在于如何来改进现行的不合理的利率“双轨制”,调整银行利率结构与存贷款期限结构的失配,而且在于对银行的金融产品形成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创造条件。也就是说,这次央行加息,不在于加息的多少,而是在于国内利率调整的信号作用强化,而是在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而是在于中国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一步。因为,不仅在于在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的基础上,中长期存贷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而是为银行风险定价提供广阔的空间。

    因为,央行实行贷款利率浮动的政策是向金融产品自主定价迈出重要一步。央行2004年10月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情况调查显示:2004年三季度金融机构发放的全部贷款中,实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全部新发生贷款的20.8%,实行基准利率贷款占29.1%,实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50.1%。这表明,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并没有带来贷款利率全面上升,也没有造成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反之,贷款利率的浮动既增加银行风险定价的自主性,银行能够根据企业的信用、风险、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来确定贷款的合理定价,也拓展银行的服务范围,增加了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始出现了金融机构以风险差异定价的竞争格局。

    这次央行利率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一是贷款向上浮动空间完全放开。二是为国内银行建立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提供了空间与时间上的保证。

    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内商业的银行既没有自主风险定价的能力,也没有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与系统性数据。比如对个人住房信贷的问题,为什么目前各家银行会不遗余力向客户推销这种贷款呢?就在于他们看来,这种贷款是有房子担保的优质资产,而且这种贷款刚发展几年,短期内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社会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出现日本、美国、香港等地那种房价大暴跌,银行才会大梦初醒,其个人信贷现风险如何也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而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就在于给国内银行培养风险定价能力创造条件。毫无疑问,人们也会质疑央行通过政策手段为银行业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否损害储蓄大众的利益呢?还有,在金融市场是先有环境还是先有价格上,其实市场与市场价格是共生的东西,先有市场后有价格并不能成为其市场。但无论如何,国内银行改革加快是事实。

    金融制度的重建表现在经营方式上,就是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已经成了世界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许多过去采用分业经营体制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加拿大都纷纷转向混业经营之时,中国却从过去混业经营走向严格的分业经营,实行金融机构分业经营以防止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风险在行业间交叉传递,并防止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助关联银行进行不正当竞争。然而,进入WTO后,许多外资银行原本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它们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于一身;而且我国《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也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币投资业务,这次还允许外资银行从事衍生品业务和保险公司外汇资金境外托管业务。随着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与做法都在慢慢地改变。而且不同的金融控股公司也正在涌现。

    金融制度的重建还可以从银行业的功能转变来看。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业基本上是以一般存款、贷款和结汇业务等传统银行业务为主,而外资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为现代银行业务阶段,如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它能提供债券、期货与期权、项目及资产交易、产权交易及基金管理、并购、重组、股票上市、项目融资、外币往来帐户、国际结算、托收、流动资本融资、贸易融资、保管、经纪人清算及结算服务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早已完成了从传统业务向现代业务的功能转变。在这方面,中国银行业尽管进展不是太快,但也正该学习和模仿外资银行的业务模式,力争能够为客户提供外资银行能够提供的服务。

    证券业的发展有所进步,但差距较大

    对于国内证券业,由于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证券业的开放程度远远没有银行业大。按照WTO的协议,中国入世三年后,外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可与中国证券经营机构合资成立外资股份不超过33%的证券经营机构,从事A股、B股和H股以及政府的债券承销服务;外资证券经营机构还可与中国证券经营机构合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承诺在中国入世3年之后外资股份的上限可提高到49%。入世三年来,中国已先后向境外机构开放了基金管理业务、证券承销业务、投资A股的QFII制度、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以及引进外资改组国有企业等。但是,尽管这几年来资本项目开放上进展很大,但国内的资金要流向国际市场仍然是困难的问题。

    据报道,目前已有11家境外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应该说,循序渐进地引入QFII制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起到多方面积极作用。如增加进入股市之资金,调整国内股市投资主体及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改变市场的决策方式和投资理念,促进市场运行和上市公司行为的规范,加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引进国外的投资管理经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等。但是要希望外国投资者就因此而涌进国内股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得造就好国内股市种种环境,就造就好更多的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国内股市可走之路,无论是对外开放,吸引外国投资者;还是放松政府管制,吸引国内投资者,都得大力改革国内股市,减少国内股市的不确定性,重拾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这三年来,政府推出一些规定与办法,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是大势所趋,但是不能以市场看之是因政治因素所企图而为,更不能走以往那种出台“利好消息”的老路,而是应该让市场看为自然而行之行为。特别是对一些政策、法律及规则推出应该预先告诉市场,让市场有个清晰的预期,这才是市场发展之道。从目前证券市场的低迷景况来看,QFII并没有像人们最初预期的那样能起到救市的作用。只要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彻底的改善,不管是国内的投资者还是QFII,最终都会对这个市场失去信心。

    与此同时,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证监会先后批准了13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并将于12月11日正式受理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9%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申请。由于从开始就被赋予了与内资公司相同的业务待遇,让中外合资基金公司避免了其他诸多金融领域开放初期外资遭遇的尴尬。合资基金公司在与内资基金的通常竞技中,不断书写着中国基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个纪录。招商基金在正式成立一年多后,与中资同行发行了被认为迄今为止最符合市场投资者需求的产品--货币市场基金;海富通基金公司的第二只基金“海富通收益增长”一炮走红,创下了目前的首发新高——131亿。

    相比之下,合资证券公司的进展则缓慢很多,迄今为止,仅有湘财证券与法国里昂证券合资设立的华欧国际证券公司,长江证券与法国巴黎百富勤合资设立的长江百富勤证券公司,外方持股比例均为33%。从现在国内券商的情形来看,它们的问题不是只要合资就能解决得了的。在监管机构加大监管力度的背景下,目前已有7家券商被托管,这就说明国内券商的经营风险已经累计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可以说,国内证券公司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如违规代客理财、违规代客融资、违规发行债券、占用客户资金等),在牛市时,一俊遮百丑,这些问题都会被掩蔽起来,但是当股市不景气时,各种问题都露出了水面。特别是,从1998年以来,由于监管部门的转变,一方面相关管理部门逐步出台了对投行、资产管理、自营、客户保证金管理等各项业务的严格规定,对证券业的监管逐渐走向正规;另一方面,随着入世,不仅国内证券业内的竞争也开始白炽化,而且其他行业资本对证券行业的渗透已经开始显山露水,如投资策划及顾问公司在投行和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崭露头角,网络商、银行在投行和经纪业务领域拓展,大型企业集团在资产管理和基金业务方面起步等等。这种激烈竞争使得国内证券业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小,生存越加困难。

    也就是说,现行国内证券公司所面临的困难与危机,并非仅是一些技术性决策失误的结果,而是相应的制度安排使然。因为,国内的证券公司从出生的时候起就完全在一种国有体制下,它基本上是人民银行与财政部衍生的结果。一开始都是这些国家部门的一个附属单位。而在人民银行或财政部与证券公司为一体的制度下,由于证券公司是人民银行或财政部的一个单位,它不仅可以尽量利用人民银行或财政部的财力、人力,而且也可以利用人民银行担保向社会募集资金。这样人民银行内外都成了不断地向证券公司注入资源的渠道。由于证券公司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的资源不是国家就是他人的,这就可能使得所获得收益为主事者占有,但若有成本时则要他人或社会来承担,因此,这样的证券公司就一定会在高风险、高报酬的地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了。赚了归自己,输了让社会或国家来承担。试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的证券公司岂有不违法乱纪?所以,在以往的制度安排下,证券公司如果不制造大量的不良资产反而是不理性的行为了。

    与券商问题同样严重的还有证券市场的腐败问题。股票市场本来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但是由于国有股市的性质,中国股市的公权力到处泛滥。而没有监督的公权力滥用,岂有不腐败盛行?只不过所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可以说,中国股市上的腐败已经渗入到股市的方方面面,无小不入,无大不进,股市腐败猖獗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以前揭露出的还只是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造假和腐败行为,而前不久刚刚浮出水面的“王小石案件”则打开了监管机构内部腐败的潘多拉盒子。所以说,不对股市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清查、严厉打击,证券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要整顿中国股票市场秩序也只能为一句空话。

    因此,中国股市改革的最大根本所在,并非是如何移植来多少现代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根据中国的约束条件创立适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安排。而现在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如何保证政府证监管理部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何加强对上市公司及中介人的严格监管,以严格的法规防止发行人及中介人对投资者的掠夺,而且,要想做到这些,探讨如何对证监会进行监管也变得十分必要。没有监督的权力永远会腐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这才是中国股市改革的未来发展之路。而如果中国股市不改革不市场化,它对于那些坚守理性价值投资理念的国外投资者来说就没有吸引力,证券业的开放也就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

    保险业进展很快,但不能粗放发展

    保险业是金融业中开放进程最快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2004年12月11日,保险业将全面撤去针对外资的限制。这就意味着中国保险市场将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的阶段。而自加入WTO之日起,再保险业务就已全面开放。非寿险比寿险开放幅度要大一些,自加入之日起就允许非寿险公司设立持股51%合资公司,而对寿险业务则有一些保护,即只允许外国寿险公司以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且外资持股比不能超过五成。时至今日,对外资保险公司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全部取消。目前,世界大型保险公司基本都已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03年底,共有39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开设了70家营业性机构,124家外国机构在华设立了187家代表处。

    大量的跨国公司抢滩中国,不仅仅会带来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而且将会带动中国保险业的大发展。一方面,新的经营模式、新的险种、新的运作方式会让整个保险业耳目一新。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还会为国内保险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加快险种的升级换代,促进业界的观念更新。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国内保险业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与态度,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国外保险企业进入中国开展业务,使得中国消费者在投保方面将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改变以往中国民众对保险业不重视的传统习惯,刺激保险需求的增长。

    入世之初,外资主要选择与国内保险公司合作,但由于中外双方50%的同比例股权,对业务有同等的发言权,所以摩擦不断。为应对这一限制,据报道,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已经和其他领域的强势企业展开了合作:2002年9月,由法国国家人寿牵手国家邮政总局成立中法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希望利用国家邮政总局77000个营业网点的强大销售网络。类似的合资寿险公司还有中石油与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成立的中意人寿,美国老牌寿险公司美国大都会人寿和首都机场集团共同成立的中美大都会人寿等等。同时,国际航空公司和韩国三星人寿等的合作也在酝酿和筹备之中。

    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三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是在监管上加快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建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监管原则,出台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其次,加快了几大保险公司巨头的改制上市,增强了公司的偿付能力,特别是妥善化解了中国人寿的巨额利差损风险;目前,已经在海外上市的三家保险公司其总的市场份额超过整个市场的一半。再次,积极培育国内市场主体,今年上半年中国保监会就新批设了18家各类中资保险公司。

    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入世三年后,我国将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对于可覆盖面最广的寿险业来说,团险业务的挑战将是最大的。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团险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还是行政指令和价格费用,专业经营程度很低,团险业者基本没有建立自己的客户群。

    中国保险业可能遭受的另一方面的冲击应该是人才的竞争。外国公司一旦踏入中国,即使其业务不会立即全面展开,它们一定全力也会积蓄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全面占领市场。因此,在以后的三到五年内,保险市场的人才竞争会十分激烈。跨国公司会以本土化的政策,全面地网罗国内公司的管理人员或手中拥有客户量大的业务员,全面的储备力量。一个例证是,根据保监会日前的统计,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代理人的人均保费已经逼近平安保险,是大多数内地同行的至少两倍以上。面对日益激烈的保险市场竞争,国内保险公司只有实现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新型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只有创造宽松的环境,吸引人、留住人、用好人,这样才能增强公司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迎接与外资保险公司即将开始的全方位多领域的挑战。

    所以,中国入世,其实质就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与现代化,就是让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窠臼中走出、从扭曲的市场体制中回归。因此,无论是国内WTO规则和承诺的逐步实施与兑现,还是外国金融机构蜂拥而入及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的出台,都预示着国内金融市场面临着一场巨大革命。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会进入一个基础性、结构性调整的新阶段。从此,也预示着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会更快、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多。(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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