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的迷恋与书写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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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文学式微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文学的出版却十分繁荣，不管有没有读者，出书热情丝毫不减，尤其是长篇小说出版，已经从年产干部迈向年产万部。作家们对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迷恋，由此也带来一些书写的危机。长篇小说总体来讲反映了时代的大震荡与个体细微的生活，主题与技法都有所突破，但是也存在一些长久累积下来的弊病，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2019年的长篇小说在平稳中前行，作家们的书写依旧围绕着一些基本母题展开。女性主题、革命历史、民生关注、知识分子写作、教育与成长、改革开放进程以及日常生活的直接呈现等是作家们集中书写的领域。

一、女性题材

女性主题是2019年长篇小说最为集中的一个选题，很多作家不约而同来表现这一主题。付秀莹的《他乡》用女性的细腻文笔，将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性呈现出来。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她都赶上了——未婚先孕、引产、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家庭破裂，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走上感情的歧途，等等。周碹璞的《日近长安远》与之十分相近，也是一部聚焦女性主题、书写女性命运的作品。小说通过两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寻求事业发展的书写，来展现时代的进程、改革的阵痛，特别凸显从农村到城市寻梦这一主题。小说中两位女性在城市立足的资本都是自己的身体，她们虽然进城了，但她们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幸福。虹影的《罗马》书写了一名女性叙述者童年与成年两条线的故事，勾勒出了她昏暗的童年，因为童年的遭遇，恐怖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对此表现得更深入，小说还是秉持女性关怀的主题。张欣的《千万与春往》也是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塑造了滕纳蜜这一形象，她精于各种算计，却将生活导演得十分糟糕，最后只能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盛可以的《女工家记》聚焦保姆这一女性群体，通过她们的经历来书写女性的命运。姚鄂梅的《衣物语》整体上也是在演绎女性的悲剧命运，小说延续着“娜拉出走”的话题，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但是新主义、新伦理并没有真正改变女性的命运，她们似乎还是扮演着旧角色。尤其是小说的结尾，晏秋依然漂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向何方。庆山的《夏魔山谷》书写三位女性的爱情经历以及她们对生活的逃离。糖匪的《无名盛宴》表达女性性别就是“命运深渊”的主题。池莉的《大树小虫》也是女性主题，女主人公从小享受了各种优待，一路结婚生子，不可谓不顺畅，不甘心做全职太太的她重返职场，遇到不少挑战，生活也开始变得麻烦，尤其是在婆家重男轻女的观念之下，生儿子成为头等大事，她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混乱不堪，透过不能自主掌握生育权这一现象，作家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薛燕萍的《宽街》则是讲述“生不出男孩儿”的女性的悲惨命运。盛可以的《息壤》也是从生育角度切入书写女性命运。

除此之外，君婷的《某女朝阳》关注的是女性成长，书写女性职场的生存，通過再现她们从求学到工作，再到人生出现种种困境，书写了女北漂族的生存经历。王方晨的《背后》书写女性在职场遭遇到的种种困境。叶炜的《贵人》也是聚焦女性职场书写。六六和九枚玉的《少年派》讲述了高考和离婚双重倒计时的重压之下，考生母亲的尴尬遭遇。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书写了女孩五月凄苦的一生，年少被性侵，成年被骗财，最后被社会吞噬掉了。林棹的《流溪》书写的是小城的女性张枣儿的成长史，她努力寻找心灵的慰藉，却遭遇一片狼藉的生活。郭楠的《花团锦簇》也涉及了一系列女性的悲剧命运。蒋勋的《你好，安娜》以三个家庭十二位女性为中心人物展开，书写女性在时代中的遭际。其他的还有高君的《柔情史》、娜或的《丢小姐》、温恕的《世间人》、古兰月的《木莲花开》、德德的《夕照寺》、黑孩的《惠比寿花园广场》等作品，都书写了女性相关的主题。还有一些作品写出了女性的觉醒与向上的力量。朱山坡的《南国佳人》以历史女性为中心，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爱情之歌。尹学芸的《岁月风尘》书写百年历史风云，主要以一对姐妹为中心展开，通过她们的故事来书写时代的进程。张碧云的《水漾红尘》以三位女性的成长、求学、事业、爱情与婚姻所面临的困惑为主线，讲述女性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以及对生活的担当。柳营的《姐姐》也书写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所完成的蜕变。但是这样的作品比重很低，女性书写以哀歌为主。

显而易见，2019年的长篇小说书写对女性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大量的作品以女性为中心人物，以思考女性命运为主题。这些作品塑造了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同时也难免陷入千人一面的脸谱化书写境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2019年是茅盾文学奖颁奖年，五位获奖者都是男性，再往上推两届，三届作家共十五人，均为男性。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创作十分高产（上述这些作品除极个别外，都是女性作家写就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作品似乎并没有质的突破，局限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呢喃自语，仅从主题来看，大多围绕女性自身命运进行书写，特别是女性命运的悲凉表达，这种重复单调的书写需要反思。

二、战争历史题材

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仍是2019年重要的创作主题，历史叙事往往成为长篇小说的坐标。中国的百年现代史是作家们用之不竭的富矿，只不过时下很多的历史书写往往糅进现实的因子，或者从一种小历史的角度人手，表达多样化的主旨，历史书写更加多元化。

大的历史方面，王筠的《交响乐》是一部以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历史背景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全书以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某师医院、某部穿插营和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程为牵引，真实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彰显了广大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温靖邦的《大逐鹿》以解放战争为题，全景式还原解放战争台前幕后的隐秘历史。小说从细节人手，凭借大量一手资料，还原历史，重现藏在档案里的历史。张炯的《巨变：1949》书写新中国成立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志在飞的《半条被子》书写长征途中可歌可泣的鱼水深情。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聚焦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小说以战俘为书写对象，由此发散开来进行叙述。周诠的《白乙化》是一部歌颂英雄的作品，小说以抗战英雄白乙化为原型，但小说并非简单的抗战小说，而是启发人类对战争重新思考，在战争与和平、抗战与反战、专制与自由、军事侵略与文化融合之间展开探讨，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文学性。徐贵祥的《穿插》中，运用“亡灵叙事”，让一个在抗战胜利前夕壮烈牺牲而真实身份和政治面貌都“成疑”的亡魂喃喃自道，揭开一段堪称传奇的历史，同时小说也是英雄的书写。杨少衡的《新世界》书写解放战争时期的事件，主要也是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周建新的《锦西卫》再现了80年前锦西那个地方那一批热血抗日的卫国儿女，复活了铜匠、土匪、县长、神枪手、乡绅、间谍、日军等各色人物，描写了慷慨赴国难的血色人生。凸凹的《京西之南》聚焦历史题材，百年中国史的演绎，小说书写京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时间跨度数十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出了生活与人物的复杂性。南飞雁的《省府前街》以老开封省府前街上几户人家的命运变迁为切入点，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圆心，以开封沦陷、抗战胜利、开封解放、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为主要节点，展示了千年古都开封特定时期的嬗变轨迹，以及开封人面对时代巨变的挣扎与蜕变、惶惑与新生。吴玉辉的《平安扣》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造成许多家庭破碎、骨肉分离的悲剧为背景，展现了海峡两岸割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血脉亲情，彰显了“两岸一家”的主题。

还有一些小说以历史为背景，书写普通人在历史大洪流中的境况，可谓小的历史书写。徐皓峰的《大地双心》是一部极具历史穿透力和人性批判力度的作品。小说选题切入从表面来看也是一般的历史题材，涉及的是权力争斗、历史演义。而且这段晚清残局的历史已被反复书写过，再进行书写很容易滑向俗套，但是作者远远超越故事本身，书写了动荡时代里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书写了历史本身的必然与偶然，同时通过作品也反思了历史书写叙述的问题，展现了作家的特定历史观。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也是一部回溯历史的小说。小说看起来是一段跨国恋情，却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小说背景依然立足于冯骥才最熟悉的天津，讲述了20世纪初期一段跨文化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这本应是一个浪漫的传奇，但是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悲剧。与大历史记叙不同的是，作者深入了个体，透过一些极其微小的细节来映衬历史的荒谬。远人的《秋盆河》是改革开放的史前史，但涉及了不少有关战争的记忆书写，小说虽然没有战场的正面书写，却自始至终弥漫着战争的氛围，小说涉及友谊、爱情、家庭生活，充满着很多的偶然，但其实一直是历史在不经意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赵焰的《彼岸》描述了诸多历史事件，如皖南战争、抗日游击队，以及陶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不过小说也并非为历史翻案，而是呈现了一种心灵史的书写。畀愚的《江河东流》也是一部历史之作，小说是一部革命史，时间跨度从晚清写到新中国成立。但是小说很明显不是宏大历史事件的正史书写，而是塑造了两代军阀形象。

还有不少小说只是在某一个侧面与历史有关。王爱松的《爷的荣誉》是一部家族叙事的小说，书写青年的成长，但是突然加入了日本人入侵的情节（第30节），旺福为了寡妇情人而杀日本人，具有民间野史的意味，百年历史被再现。高满堂的《老酒馆》涉及民间抗战;吴克敬的《新娘》关涉抗日战争;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也以抗战为背景，书写动荡年代个体之间的情与爱。宁新路的《转世天狼》对特定年代的边缘人物进行了深刻的人性与生命解析。陈希我的《心！》通过对历史的探询来书写人性的复杂。麦家的《人生海海》故事背景跨越近一个世纪，作者采用孩童视角，围绕一个待解谜团，讲述了上校这个具有多重身份人物在时代中缠斗穿行的一生。梁鸿的《四象》也是百年历史的演绎，但是作家没有对历史盖棺论定，通过特别的文体形式，书写历史的诡谲和个体命运的复杂。何顿的《幸福街》也是小歷史的演义，小说通过勾勒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的命运遭际，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迁，是一部向小人物致敬的新中国发展史。

还有很多小说以一个地域的历史或一个行业为中心展开，既有地域性特点，也参与了整体历史的建构。叶舟的《敦煌本纪》（2018年12月版）以三大家族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叙写河西走廊的来路与归途，前世与今生。塑造百位人物、千年历史。周恺的《苔》以一个晚清家族为中心展开，勾勒了一段袍哥传奇和一场历史风暴，再现了历史烟云下的众生相，立体式地复活了晚清四川民众的生活细节。冯积岐的《西府关中》以渭河两岸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关中的鼓村村民田河田和锣村村民罗玲的相识相知相爱为线索，描写了这两个村子的历史联系和村民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西府关中农民细腻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变化。他的《渭河史》也是通过描写在渭河流域生活的人们的日常来书写中国百年历史。孙未的《无常殿》通过对检察院公诉处的描写，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图景。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也是这样的作品，电影院是一个集结了精彩故事和众生百态的地方，以此一方小天地的故事，展示时代大进程。

2019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开始被作家关注。很多作品对此都有涉及，还有一些作品以此为主题，通过对改革开放亲历式的呈现，来书写个体与时代的共振，纪念伟大的历史壮举。关仁山的《大地长歌》全景式地再现燕赵地域的浓情画卷。小说以改革开放40年为时代背景，将家国大事、家族矛盾、个体冲突、转型时代农民的生活艰辛和精神诉求，通过曲折、复杂的矛盾冲突演绎出来。孙颐的《风眼》讲述一家大型出版社一套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领导严厉批评而产生风波的故事，恰恰呈现了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的出版历程，通过出版业的兴衰来与时代共振。罗日新的《钢的城》通过一个国营钢企的兴衰来反映改革的进程。王大进的《回声》以于一心的成长经历为线，串联起改革开放的历程。于晓丹的《北京1980》通过几个年轻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感经历书写，将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相结合。阎连科的《速求共眠》书写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是对乡土衰败的描写，另一方面是对城市化进程的担忧与反思。余松的《故乡》（2018年12月版）是一部书写乡土改革开放的作品，作者借助米村这个极其微小的地方，深刻展现了中国乡村几十年的变迁。

其他的历史书写还有，樊希安的《乌蒙战歌》聚焦三线建设，陈德民的《大地回春》回望知青岁月，吴静林的《疆山》书写新疆建设兵团的故事。林森的《岛》反映海岛开发历程。马鸣谦的《降魔变》以敦煌为背景，讲述唐时当地政权从张氏归义军如何更替为曹氏归义军的历史。作为一本历史小说，马鸣谦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借佛教“业”的概念，营造了一种历史宿命般的森然鬼气。海飞的《风尘里》书写古代的谍海深战。姚伟的《楞严经》、蒋杏的《南宋王朝》将历史追溯得更久远。

总体来说，这些小说回望中国艰辛的革命岁月，歌颂英雄和人民。此外，在宏大的主题中，也逐渐开始关注个体命运，很多小说流露了“小历史”的写作姿态。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充分信任被书写历史，因为任何历史在根本上都只是某种叙事而已，它完全取决于叙事人的态度和修辞方式。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承担了历史文本所无法完成的使命，达到了历史文本所很难达到的历史深度。历史书写是作家们的心结，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当代小说是在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做注脚，对历史的态度与处理模式是检验作家们最有力的方式。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热点，产生过多部经典，但是历史写多了也难免疲倦。不少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只是借史抒怀，拟古喻今。而且一个显著趋势是，时下的历史书写往往虚化、背景化，成为情节行进的一种助推器，甚至滑向一种虚无主义，导致历史写得越频繁，历史反而越模糊，这是需要警惕的。

三、关注民生题材

关注民生方面，教育、成长、住房、医疗、创业、就业、底层书写等仍是2019年长篇小说较为主要的选题。教育书写方面，刘庆邦的《家长》从教育的角度写中国家长，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阐述“可爱、可敬、可悲”的中国家长的焦虑和教育的误区，主要书写孩子是如何被家长逼“疯”的。马金莲的《孤独树》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小说中留守儿童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农村基础教育的薄弱，城市又难以扎根，让家长们的这份期望落了空，小说最后，马哲并没有参加小升初的考试，只是在几个考点溜达徘徊，即便参加了，用老师的话说，也是白费工夫，小说就这样结束了，马哲的未来在哪里？千千万万个农村留守儿童的未来又在哪里？小说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王刊的《择校记》讲述了择校、迁校过程中的隐秘故事。六六和九枚玉的《少年派》聚焦高考故事，将高考对整个中国人民的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周岂衣的《十八岁》书写年轻一代的高考记忆。

成长小说主要反映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多与教育主题相结合。禹风的《圆舞浜黑蜀葵》是一部青春岁月的编年史，主要书写成长故事。张柠的《三城记》通过个体在北上广三城之间因工作、学业乃至理想的穿梭与游荡，写出了个体成长的紧张状态。永城的《网中人》是一部创业史，也是一部成长主题的小说。荆歌的《芳邻》以儿童的视角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是一部关于父子关系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与家庭教育有关的作品，小说写到义东所遭遇父亲的暴力教育，同时也有邻居家庭另一种教育的对比呈现。他的《诗巷》则用儿童的视角，来书写日常的生活。传统的生活，也是一种理想化生活的期待，同时也书写了一种生活的冲突，易妈妈怪异的性格，书法老师的历史遭遇，父子（女）冲突等，都是这种表现，在平静中的些微波澜具有很深的意味，具有一种反差和张力感。黄梵的《一寸师》以少年姜浩为叙事中心，勾勒出一个少年的生活史，也展示小镇人物的人性之美和宽容。陆源的《童年兽》讲述了童年生活。马笑泉的《放养年代》聚焦儿童成长问题，进一步思索任冲这样一个少年形象的聚焦，深入地思考探究“问题少年”到底是被怎样一种外在的社会条件“炼”成的。畅销书作家卢思浩的《时间的答案》也是一个关于选择和成长的故事。

与改革开放的脚步同行，创业故事近年来集中爆发，吴文莉的《黄金城》描写了陕西商人和工业企业家如何在40年里创业的故事，小说关注底层平民的生活，用文字呈现近百年来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众生相;庞贝的《独角兽》（2018年12月版）用科幻的外衣书写商业较量;胡宝凯的《百年大集》书写个体从大集摆摊到成为企业家的成长轨迹;关仁山、杨健棣的《农村青年李继承的城市生活》书写城乡融合的主题，继续讨论青年进城的话题。

改革开放的后期，精准扶贫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扶贫是一项大的民生工程，不少小说以此为主题。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版）讲述了驻村书记带领干部群众破解难题，保卫绿水青山，建设美好家园的创新实践，描绘文化复兴与经济繁荣的农村新面貌，演绎跌宕生动的典型活剧，谱写了乡村振兴的美妙华章。赵德发的《经山海》是一部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伟业的现实主义小说，诠释了“乡村兴则国家兴”的时代主题。小说从回眸历史上的今天到检视我们在新时代的印迹，将历史与当代做有机融合，并为新时代文学图谱增添了一个致力于乡村振兴伟业的新形象。老藤的《战国红》是一部扶贫题材的小说，通过养殖、种植项目，解决贫困问题，塑造了为扶贫献身的干部形象。同时穿插着历史、爱情等线索，增强了小说的丰富性。江觉迟的《雪莲花》以藏区支教为线索，以自传体的形式，将个体的支教与教育扶贫结合起来，同时也书写了文化扶贫与产业扶贫，将扶贫与浓郁的人情书写结合起来，感人至深。陈玉福的《八步沙》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步沙，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风沙肆虐、人畜难行的连绵沙丘。六个老人和他们的儿孙，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几十年如一日治沙种树，将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丰林。贺享雍的《天大地大》书写年轻驻村干部从事精准扶贫工作的故事，同时也写到了扶贫工作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阿来的《云中记》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本，主旨多元繁复，不过更多的还是对民生的关注，小说是一部灾难主题的作品。汶川大地震过去十年，作家首先肯定是为数万逝去的生灵安魂。这场大灾难夺去了无数生灵的性命，需要有人为之安魂，为之铭记。同时，作品通过召唤逝去的东西，来反衬现实，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确立当下生活的意义。抚慰在世和活在当下的人们，才是作品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同样的，王晋康的科幻作品《宇宙晶卵》虽然是书写宇宙的命运，却也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郭羽、刘波的《网络英雄传之黑客诀》用网络文学的手法关注网络安全。其他的还有丁燕的《工厂爱情》通过打工者的爱情书写，展现底层人群生存的艰辛。残雪的《赤脚医生》聚焦乡村医疗主题。小说描写了中国乡村常见的赤脚医生这一特殊群体，透过这一群体反映了乡村医疗的现状。

四、日常生活题材

除了上述这些主题写作，日常生活本身如何进入文学也是作家们普遍在进行的尝试。他们努力逼近时代和人性的真实，透过生活本身的书写，直面灵魂，思考生命和人性，總体来说，这些作品呈现了个体与时代共振的趋势，扭转了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对立起来的一些书写传统，对人性的挖掘更加全面，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更加深入。而在书写层面，则几乎是对生活的直接移植和剖析。

孙睿的《背光而生》书写了一对做人做事无愧于心的父子，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都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对悲情父子的书写是作家理想化人格的塑造。程青的《湖边》通过一个悬疑案件，展现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相。凡一平的《蝉声唱》关注的是两人身份互换之后各自命运的走向，将家庭环境、身份地位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深刻地勾画出来。石钟山的《春风十里》是军旅背景，不过书写的是普通人的参军、转业，都是日常生活的复现。张曼的《忧郁城》以叙述者初恋突然自杀为线索，叙述者“我”试图寻求真相，这段探寻之旅既是寻找真相之旅，也是寻找主体自我的经历。小说聚焦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困境，通过人物的成长史与情感历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伴随的城市化进程，小说写出了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和面临的困境。郑小驴的《去洞庭》是一部青春气息浓郁的作品，同时又是极为深刻的老到之作。小说披着悬疑案件的外衣，对不同阶层生存困境进行细致描摹，对人生意义进行深度探寻。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阶层界限虽然十分明晰，但是面临的困境却是共通的，小说书写的也是人类的通病和人性共同的弱点。小说整体而言是书写生活的幻灭感，最终却又留下了一丝希望，让生活有重生的机会。李唐的《月球房地产推销员》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而且逃离之地已经脱离了地球，生活逼迫人们逃向月球。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月球得到大开发，人们纷纷在月球置地。小说写出了生活极为残酷的一面，也试图找到如何在残酷的世界里真正生活下去的力量。亦夫的《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讲述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畸形情欲，讲述在跨国婚姻扭曲下一言难尽的乡愁。

还有一些作品具有主题写作的外貌，但是是通过生活化的方式呈现。禹风的《静安1976》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落于尘土之中的上海里弄生活，以及主人公的自我成长。看似历史的介入，其实是家长里短的书写。吕铮的《无所遁形》关注的是视频监控的问题，通过一个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关注警察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思索技术带来的利与弊。彭海燕的《第一信号》书写消防题材，由此书写人的脆弱与坚强，卑微与崇高，书写个体对苦难的超越。于正的《魔术师》将带读者走进一个变幻莫测、惊心动魄的魔术江湖。夏阳的《长夜将至》使用通俗小说的技法，书写离奇的谋杀与复仇，但在悬疑外衣的包裹之下，仍是对人性的深入挖掘，直面人性的复杂。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以寓言的性质来书写现代化的进程，新旧事物交织碰撞。

知识分子书写也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相勾连。格非的《月落荒寺》延续其一贯的创作风格，通过书写知识分子林宜生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来映照现实，小说采用反讽的书写策略，具有很强的批判意味，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观照，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思索。但是小说明显是一种交织着现实色彩的乌托邦书写。叶炜的《天择》《裂变》《踯躅》三部曲书写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惶惑和精神裂变，以及都市生活的动荡不安和多面的交锋。全面展现了大学里的职场生态，对涌动在大学里的各种思想潜流做了全方位挖掘。

近年来的长篇书写很明显显示了一种体裁的迷恋。2018年的盘点我曾提出：“在长篇创作高歌猛进的同时，作家们还是有一种普遍的长篇焦虑，不断追逐长篇，很多作家追求创作的速度，高产而低能，这些仍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问题。”过去一年，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扭转。茅盾文学奖评奖年将长篇的热衷与迷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对体裁的热衷并没有带来创作的丰收，作品几乎在原地踏步不前。很多主题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书写。这些题材既是文学亘古不变的主体，也是作家创作的局限，很容易走向同质化的书写，比如扶贫书写。精准扶贫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工程，文学书写无可厚非，但是当下的扶贫书写成为一种浪漫的乡村想象，幾乎找不到冲突与矛盾，即便有，也是在小说的开篇，到最后，扶贫干部一来，乡村的矛盾必定全部终止，但现实是这样吗？作家们的扶贫书写普遍沦为一种理念践行的空文本，缺少真实的描述，更不用说反思的成分了。其他题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大部头的文体，在文学家族中有“文学航母”之称，也是图书出版的香饽饽，但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一方面持续火热，另一方面也显现了一些颓势，特别是质的层面可圈可点之处不多，很多书写可谓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如何让长篇小说越过高原迈向高峰，如何让其继续发挥应有的功效，作家、批评家以及出版机构等，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责任编辑 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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