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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本输出挑战世界经济秩序

    时间:2020-05-22 05:53: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中国的经济实力突出表现为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政府、媒体乃至大众都开始呼吁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寻找出路。中国开始从资本单向净流八转向资本流入与资本输出并存的状态,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角色定位的转换可以从客观基础与主观意愿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客观基础集中体现在中国产业的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外汇实力的增长,而主观意愿则源于能源输入和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带来的压力。

    然而无论是中石油竞购尤尼科的破灭,还是TCL、明基等企业海外并购后的经营挫折,都表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充满了风险。

    被动对外输出资本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长,庞大的外商投资规模,使得中国经济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同样实现了质的突破,这集中体现为中国产业的国际化,即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链上的一环。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强化了这种趋势,众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标除了中国市场本身以外,往往都是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从事出口导向的生产活动,将中国变为其跨国集团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基地,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更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活动提供初级产品。

    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面对国际上的美国与欧洲的产业竞争,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面向东亚进行了产业方面的转移,造成东亚一定程度的产业国际分工。中国的产业国际化也是从日本的产业转移开始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欧美的企业也开始纷纷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但价格相对欧美仍然低廉,欧美企业开始将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向中国转移。

    这些产业的转移不但使中国的GDP的快速上升,同时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而且推动了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为中国训练了向外进行资本输出的国际化管理人才。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产业资本,无论资本实力、人才储备,还是技术、管理能力,已经初步具备了向海外进行扩张的实力。

    与此同时,随着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一路上扬,带来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自2006年2月起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7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2020.31亿美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这成为中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中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对外资本输出甚至是国家投资,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等能源企业的对外投资,又如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对外进行的投资;二是企业主导的对外资本输出,即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如华为、海尔、TCL等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三是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DⅡ)吸纳的机构和个人的对外投资。

    能源独立时代终结

    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大量消耗能源,必然要求要有大量的能源供应。

    2002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探明储量的2~5倍。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1993年中国成为世界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世界石油的需求正在不断上升。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称,到2030年中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总需求的百分比将从2002年的34%激增至80%以上。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预测,在1997年到20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每年大约将增加4.3%——大约为欧洲和美国的增长率的4倍。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12%。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而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油气供给形势十分严峻。我国进口的石油不断增加,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9112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了35%。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的石油进口到2010年将达到现在日本的水平,日进口400万桶;2020年达到美国现在的进口规模,日进口800万桶。

    石油的依存度问题是我们判断某国能源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石油地缘政治十分注重石油供应安全的两个关键指标,即石油进口依存度和石油供应脆弱性。石油进口依存度越高,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就越低。然而,尽管进口依存度可以反映石油供应的安全状况,如果在进口来源上过分依赖某一个产油国或某一个产油地区,特别是政治上不稳定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地区,就有可能面临石油供应不安全的危险。这种风险成为石油供应的脆弱性。

    随着每年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和缺少战略石油储备,中国极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中东地区战争威胁和脆弱的海上航线的影响。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均会受到较大冲击。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势的世界霸主地位,侵占伊拉克,掠夺石油资源控制权,以整合欧佩克的石油输出,来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中国显然没有办法采取这样的霸权手段。

    中国必须通过其他运作来保证石油供应为主的能源战略安全,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控制尽可能多的石油资源及其他资源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所以政府主导下能源企业的海外扩张,成为中国最先对外进行的资本输出。

    商品输出遭遇“反倾销”

    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是难免的,但往往当这些摩擦的一方为中国时,中国发展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论调就会被大肆宣扬,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的“原罪”宿命。

    韩国人正在“砸锅卖铁”、美国废铁商搜遍美国每个角落、英国小偷狂偷井盖……这些表面上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却被认为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联。世界处在废钢供应的集体恐慌中,且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贸易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到较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莫不如是。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成倍的增加。当一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就意味着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枪打出头鸟”,世界许多国家都把贸易保护的大棒抡向了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

    2004年,随着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时代,中国和1970年代的日本一样,开始遭遇大幅度的反倾销问题。中国商品在海外的处境日益恶化。虽然贸易摩擦是经济成长过程的必然。但是

    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这样的贸易摩擦关系到民族产业的未来,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规避贸易壁垒,尽可能降低反倾销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影响,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思考的关键问题。

    此时,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无法围堵的中国资本

    在获取海外利益的过程中,企业是拓展海外经济利益的核心角色,政府则扮演引导和服务的角色。自1997年开始,中石油进入苏丹的石油开采与炼油项目,并与苏丹合资设立了炼油公司。1997年,中石油购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公司60.2%的股权,并成立了“中油·阿克纠宾”油气控股公司,随后继续购入该公司股权,持股总数现在达74.88%。2003年6月中石油又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共建输油管道的协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将与日俱增。

    但是当公司走出国门的时候,该如何保护其投资利益?这取决于签约方国家是否真能遵守和约、是否真能保护外国企业的财产,也取决于国际秩序对这些国家有无约束力。比如,中石油在苏丹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股份对于所在国的公民来说,这些是让“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股份,相对应的石油资产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既然如此,假如某日在这些国家发生“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在那里的产权就会随时受到威胁。这种来自“民族主义”的威胁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种极端的形式是当地政府赤裸裸地“没收”外国公司或外国公民在当地的产权。大规模没收外国公司财产的“运动”往往发生在一场政变或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当然,“民族主义”对中国企业海外产权和合约利益的威胁不一定总是“没收”那么赤裸裸,更经常通过税收歧视、立法歧视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地政府有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资企业多交税或者不让其进入某些项目的主权。比如,俄罗斯当初邀请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参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的拍卖。但在拍卖前的一个月里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大涨,迫使俄议会通过紧急立法,禁止任何外资股份超出25%的企业参与俄罗斯国有股份的拍卖。这种立法是俄罗斯的国家主权范围,被排斥在外的中石油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中国能源企业今天能够找到的海外资源所在地,往往是社会稳定“高风险”的地区,那些法治秩序可靠的国家的资源早已有主。

    如何保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海外经营的安全?对此,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认为应该通过结构性安排规避风险,在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采取全资,合资、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通过参与开采从项目产出中提成),或者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资源国直接投资等方式,不同的结构性安排会带来完全不相同的海外投资风险。

    首先,越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就越不可靠,于是投资者就越不放心把钱委托给上市公司或任何陌生人去经营管理。既然在同一个国家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都还这么困难,那么当我们把资本从中国投到这样一个国家时,我们的权益的保护之难就可想而知。

    其次,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里,外国人全资拥有企业或控股本地企业会给外资方带来非常高的产权风险。外国人的持股比越高,其财产被没收的风险也越高,可能随时会被侵占。与本地企业合资以及无股权的服务合同显然风险更低,是上策。

    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的话,未来,中国势必将建立自己的海外资源基地。那时候,很多中国企业家,如网络新贵丁磊,陈天桥等人,在本土可能已经挣不到大钱了,于是他们可以带上技术、设备和资本投奔海外,到中国的海外资源基地,利用当地的人力、自然资源挣大钱,这将开创中国商人新的发财机会。

    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没有两样,同样以盈利为目标,同样会向海外扩张。资本的扩张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得住的,只要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围堵住中国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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