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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萧红作品双重视角的汇集]萧红小说的童年视角与自我呈现

    时间:2019-01-28 17:55: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萧红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汇集双重视角的文本创造者。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相互交替或叠加,内在一致,在同一文本中完美结合,造成表意的丰富与深刻,也凸显出这位女作家良好的艺术创造力。
      【关键词】萧红;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双重视角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观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角度视域。萧红善于从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两种角度来观察和表述世界,这和她的个人气质之间也可寻找到某种对应关系。鲁迅在与萧红、萧军的交往中,曾称赞过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野气”,并说这野气不要故意改。而在萧红身上,更多出一份“稚气”来,鲁迅偏爱这种带着野气和稚气的青年。1935年11月,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完了序言,萧红又提出“孩子气”的请求,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亲笔签名、制成锌版。鲁迅在同年11月16日复信说:“我不太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1]“孩子气”的萧红与作为作家的萧红在她身上共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在创作中分别对应于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文字,使叙述本身成为审美对象,使形式不仅作为内容的附庸,而真正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呼兰河传》、《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等作品中均可见出这一特质作用下形成的文字。萧红的语言常被人描述为“稚拙”,这稚气、拙味也是一种“鲜味”,经了萧红的性灵,散发出别样的美。
      
      一
      
      萧红喜用第一人称,而且特别喜欢用女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萧红小说里,第一人称的“我”既是小姑娘萧红,也是女作家萧红,她们共同讲述着“我”自己的故事以及周围的人和事。这类作品多属于回忆性的,往往是忆故乡与忆童年相联系,呈现出明确的双重视角。忆故乡是现在回忆过去,忆童年是成年回忆童年,在这样的回忆中,作者的双重空间得以统一,创作张力得以体现,独树一帜的萧红式文体也寻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
      萧红在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她谈论自己创作观的文字并不多,下面这段材料特别值得注意。聂绀弩在为《萧红选集》作序时谈到他与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可能是这样的话萧红听得多了,所以一下子就道出其中的潜台词说:“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接着又说道:“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萧红还说别人说她不会写小说,她“气不忿,以后偏要写!”并且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2]这番谈话是在临汾或西安时进行的,其时,萧红的文学创作思想已在鲁迅的深刻影响下有了明显的变化。她反对给写作形式下定义,临终前与好友骆宾基谈话时还在强调“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按照这种艺术理念,凭着自己的感知方式、审美喜好和气质特征,萧红创造出最富有个人特色的女性文体,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形式的发展。具有“散文特征”的中国现代小说一派,并不难寻觅踪迹,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到废名《竹林的故事》,从郁达夫到沈从文、艾芜,再到后来的孙犁、汪曾祺、宗璞,似清澈流动的小溪流淌在文学史上。但不同作家的人生视景、艺术形态并不雷同,作品形肖而神不似,各有风味,各放异彩。萧红“注重打开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3]聂绀弩所说的“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茅盾在《呼兰河传》序言中所归纳的“三个一”:“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当代学者所评述的:“她是‘诗之小说’的作家,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牵引小说艺术轻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4]均说明了萧红作品浓烈的抒情特点。这种抒情性淡化了传统小说和叙事散文中的主导性叙事功能,构成了萧红文体的一项突出特征。正如瑞士学者埃米尔・施塔格尔所指出的:抒情式风格即回忆,叙事式风格即呈现,戏剧式风格即紧张。[5]萧红式文体在双重视角下的回忆情境中徐徐展开。
      
      二
      
      双重视角一般表现为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相互交替或叠加,它们内在一致,在同一文本中完美结合,造成表意的丰富与深刻,体现出作家良好的艺术创造力。《萧红全集》中共收录萧红小说41篇,据粗略统计,采用双重视角的约有十多篇。有趣的是,在1936年创作的8篇小说中,就有一半运用了双重视角,下面择取三篇略作分析。
      《手》是萧红短篇小说中的佳作,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主人公王亚明的同学,小说通过“我”之眼口讲述了一个特殊的故事。王亚明家中开染房,有一双因染料长期浸泡而变得青黑的手,因此倍受歧视。虽然她很珍惜家中省出吃盐的钱供她上学的机会,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着同学的嘲笑和校长的凌辱,但还是逃不出被驱逐的命运。同学“我”看到的是现象:校长禁止王亚明上早操,怕一群白手中显出一双黑手被墙外的外国人嘲笑;成人叙述者“我”则透视出本质:从一双变了肤色的手透视主人公被压抑、被损害的心灵、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隔膜,双重视角的运用使故事更为深沉有味。
      《牛车上》亦是一篇灵气灌注的作品。“我”从外祖父家坐牛车回城,同车的五云嫂对当过兵的赶车夫诉说起身世。这诉说在“我”半睡半醒中进行,时断时续,似真似幻。五云嫂的丈夫被抓去当兵三年,音信全无,盼来盼去盼到一封来信,却是别人误投的信。她偶然得知丈夫当了逃兵,要被枪毙,顿时失魂落魄,冻掉半只耳朵也不知觉。她天天进城寻夫而不得,半年后才知丈夫因是逃兵头目,早已被就地正法。小说以对话、独白为主,五云嫂的诉说与儿童“我”的天真猜测交融映衬,错落有致。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儿童语言与成人语言的完美结合,衍生出一种独具新意的叙述策略,作家对下层劳动人民悲苦命运的同情在稚气盎然中显得韵味悠长。
      《家族以外的人》与《呼兰河传》中的第六章具有相同的主人公――有二伯。《家族以外的人》是萧红在日本东京时所写,小说采取了非常明显的双重视角。作家挖掘出儿时记忆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性情古怪”的有二伯,通过幼时“我”的眼光,看到许多成年人不易察觉的细节,并从“我”对这个孤老人的许许多多“不懂”、“不爱听”的隔膜,更反衬出他孤苦无靠的生存处境。这种艺术传达,正是通过由儿童好奇的眼光、单纯的心地和细心的观察所构成的儿童视角来实现的。在小女孩眼里,有二伯“比妈妈还好”,内心对他产生了自然的感情认同。作家貌似未出场,但她站在叙事的儿童背后,使回忆与叙事有序地进行下去,使读者看到一个立体的阿Q型的有二伯,走进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叠加,侧重于人物性格的自我展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更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成人视角,叙述者有时甚至会以当下回忆者的身份出场,或叙或议,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交替出现,更长于作者透视人的命运和生活本质。在厨子杨安骗不吃羊肉的有二伯所有的菜都沾了羊肉后,有二伯由怒转哀,“好像站在公园里的石人似的”[6]。作者用“从此”为转折,切换了视角,在很难延用小孩子的口吻来转述的记叙里,作者以当下回忆者的身份直接诉说着对童年经历的回忆,以现在的理解来组织过去的所见,所以才能把老人沉入自己的痛苦和旁人纷纷离去留下老人独品心愁之状体察得如此之深。“但有二伯摊在火堆旁边,幽幽地起着哭声。”P268无爹无娘、无妻无子、无家无业的他哭的不仅是今生,也是来世,老人无法慰藉的内心绝望感,也许只有祥林嫂可以比拟。这里,成人视角的出现,并没有损害还原当时场景的逼真性和叙事的客观性,只是深化了叙事的思想指涉,强化了叙述的表现力度。将显性的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结合在一起的,是站在家族以外的儿童天然情感倾向和站在小人物一边的成人价值抉择的吻合。
      论及双重视角,自然要把重点放在《呼兰河传》,这部小说是把两种视角结合运用得极佳的经典文本。
      前二章,叙述者站在成人的角度,以一种平静的语调回瞰童年时代的呼兰县城,较为客观地叙写出“卑琐平凡”、刻板单调的呼兰河小城生活。成人视角使文本叙述保持了一种超然的境界,甚至流露出一种透骨的冷漠,体现出作者的理性思考与判断。关于大泥坑的闹剧、作坊里的不幸,关于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等“精神盛举”,一切仿佛都历历在目,所有的记忆都经过了成年理性的过滤。在对小城进行一组全景俯瞰、近景捕捉细节的镜头摇过,作家的声音如同画外音,点出小城人的心态:“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自第三章开始,“我”出场了,这是还原为小姑娘的“我”,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交替或相叠合,共同完成给呼兰河小城作的传。第三章的开头和小说的尾声部分是常被人引用的段落,本文原想不落俗套,但似乎行不通。“如果你论及萧红的文字而希望有足够的说服力,似乎只能让她本人的作品说话。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7]
      “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P878
      简单的句子,相同主语的句式,如此朴素,不事雕琢,就是这种稚拙的语言让你体会到一种情调,带着一种动人的召唤。正是在这些读时仿佛是儿童“我”所说,实际上是作家所说的话中我们听到了萧红真正的主题。儿童“我”是不会把呼兰河称作“小城”的,也不会知道“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这是萧红在同一时空中对童年记忆采取的双重视角,儿时的家园“新鲜漂亮”,成人眼中的家园则荒凉破败,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展现的诗性图景作出理性透视。
      后花园、祖父和我共同组成完整的童年憩息地。通过双重视角,我们随着萧红成功地进入了童年记忆。虽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两个结合得不甚紧密的时间系统:一是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主人公“我”在行动中的时间;另一个是成年萧红叙述的时间,后者透露了孩子“我”叙事内容的来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但更主要的在于它成为我们通向前一时间系统的心理航道。我们首先成为成年萧红的“我”,而后成为孩子的“我”,两个“我”在意识深处的某种沟通,使我们恍若亲身体验了“我”所经历的事件和感情。由于作者对童年生活及种种事件乃至细节超凡的还原能力,我们确实比阅读某些通篇模仿儿童口气的文章能够获得一种更为真切的感受。
      当萧红漫游的脚步从后园行进到全家时,如同音乐中的一段主旋律,成年“我”的叹息在那个欣喜好奇的小姑娘身后反复响起:“我的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四章中每一节均以类似的开头,独句成段,一次次调整此前以投入感、幸福感为基调的视角。后园与家里好似两个不同的天地,“我”在后园里享受着与大自然的亲近和谐,游戏玩耍的开心痛快,而在家中的院子里却没有风景可看,“东边堆着一堆朽木头,西边扔着一片乱柴火”P780,还有一些孩童看不明白的人和事。粉房、磨房里住着的人、养猪的那一家,还有喜欢跳大神的赶车的胡家,“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这种生命被轻视被疏忽的情绪氛围,笼罩着《呼兰河传》全篇,不仅出现在成年的“我”反观童年的声声叹息中,也深深地渗入每一处文字细节。这并非刻意的融合,正源于萧红创作中一种不自觉的内在因素:从双重视角出发。
      从第五章至第七章,每章各自拥有一个主人公: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在儿童视角中,孩子“我”所看的角度在成人的思维之外,于是很多成年人看不到的细节落入儿童纯洁的眼中:其他人都相信小团圆媳妇身上一定有鬼,只有“我”说她没病,还敢跟她玩,送给她好玩的玻璃球和好看的碗碟,只有“我”说她的大辫子是被人用剪刀剪的,她不是掉辫子的妖怪;没有谁把性情古怪的有二伯放在心上,只有“我”认真地向他请教天上的大昴星到底是什么,与他分享偷东西的秘密;同样是“我”第一个发现了冯歪嘴子的女人和孩子,也只有“我”总惦记着去看看住在如同“露天地”房子里的她们,而其他的“探访员”得知原先饱受赞扬的王大姑娘嫁给冯磨倌后,“不辞辛苦”在飘着大雪的夜里、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面,只为“偷听一点什么消息”,“好作为第二天宣传的材料”。在萧红的叙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对儿童世界的刻意模仿,而是在时空变迁后不曾失去的儿童的生动感觉。也许儿童纯洁的心灵负担不了太多的沉重,成人的“我”要用锐利的目光、冷峻的语气点击麻木与愚昧:“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P869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交织,形成了《呼兰河传》独特的风格:明净而不肤浅,深入而不复杂,始则轻松、继而沉重。更深入地看,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和补充与深入,似乎也暗示着回归童年的不可能:现实是破碎的,用话语返回的,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字家园。这也是双重空间在其作品中形成的独特结构,她已临近生的终点,却又向着生的起点,她离开时曾经那样毅然决然,而回来时却是永远的离开。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书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M].新文学史料,1981.1.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瑞士]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M].胡其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6]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7]赵园.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项目基金:本课题为2008年安徽师范大学校级课题“探寻萧红的双重世界”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0―720805。
      
      作者简介:张泉泉,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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