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语言的诗_诗性的语言表达与诗化的日常生活
时间：2019-02-11 05:45: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王安忆的作品涉及题材广泛，风格变化很大，非常具有跳跃性，很难用精简的话语涵盖她的创作状态和所有作品的特征。但王安忆有一颗敏感的诗心，在《长限歌》中，王安忆以日常生活为诗性纬度：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和创造美的物事情景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文本中无论是语言的诗性表达还是日常物象世界的诗化构筑都呈现出鲜明的女性诗学特征。
关键词：王安忆 女性诗学 语言表达 日常生活
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使诗学的概念日益宽广，到今天诗学已经成为各种文学理论的通称。王安忆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女性作家，她从女性性别意识出发，将笔触大胆地伸向女性欲望和躯体，彻底地解构了父权中心文化的婚姻、爱情，指出女性不自觉地充当父权制文化代言人的悲哀。同时，她又清醒地看到了女权主义的局限，由此呼吁在男女差异、互补的关系中理解男性与女性，从而达到两性和谐的愿望。她这种认为女性是同男性一样的“人”、又是与男性有差别的女人，男女两性阴阳互补、“和而不同”的女性性别意识，正是女性诗学的最终价值定位，也使她成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在《长恨歌》中，她以诗意的眼光来探讨在这个无法回避的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是怎样凭借自己的毅力、韧性和聪慧穿越历史优雅从容地活下去，在躯体写作、日常状态、语言表达和女性视角方面都呈现出女性诗学的特征。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其中两点加以分析。
一、语言的诗性表达
女性诗学在其本质上是审美的。“性别主体的诗意存在，靠内在的直观体验维护和滋润，靠感性个体的审美自由。”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在语言运用上多表现为女性特有的细腻、近似梦幻般的诗化了的语言。阅读《长恨歌》不难发现，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细腻的气息走进叙述，使作品散发出动人的艺术气质。
《诗经》中赋、比、兴三种手法里，王安忆是用“比”的高手，她的比喻、拟人、通感做到了划水无痕。描写时，她通常会打通人的感观，让对象变得可听、可嗅、可观，这是糅杂了多种修辞手法的集大成之手笔，它需要细腻的心和不断的思考历练。以“流言”一段为例，作者写道：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都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
流言这个抓不住、看不到的东西在王安忆笔下变得有形、有气起来。
托马斯・曼在《论小说艺术》中强调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叙述故事的秘密就是把原来肯定无聊的东西变得妙趣横生。《长恨歌》中语言的精妙，大部分体现在对琐碎平凡的事物的描写里，并且王安忆乐此不疲，她沉迷于做此文章。一些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成为一种富于意味的存在：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而那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上海弄堂里的闺阁，其实是变了种的闺阁。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是人类真正的朋友，不是结党营私的那种，而是了解的、同情的，体恤和爱的。上海弄堂因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这情味有点像是从日常生计的间隙中进出的，其间那一股挣扎与不屈，则有着无法消除的痛楚。
弄堂、闺阁、鸽子这些寻常的生活物象，它们是王琦瑶的影子，王琦瑶是它们的影子，无论是事物本身还是人物的性格和生活处境都因作家这种含蓄蕴藉的追求而获得了审美的深度。文本中原本琐碎陈旧的内容在语言的装饰下成为了有画面感的“画小说”，具有诗性与很高审美价值。
王安忆语言的诗性还体现在单个字的运用上。在《长恨歌》中，她对语言的雕琢是精细到字的，尤其是动词，追求的是一个意境。譬如在描述某个人转进了弄堂时，她会弃“拐”用“弯”。两个字在意义的表达上是殊途同归的，意境上却相去甚远了。“拐”这个动作有些突然的意味，是事先未准备好的，略显急促了，要发出“guai”这个音，嘴唇先要突出，再向两旁伸开嘴角，音是要吞到肚子里的，有些敲闷鼓的意思。“弯”却不同，剥去了生硬，是要画一道弧线才能完成的动作，这行为是优雅的。再来看“wan”这个音，把嘴唇窝成个小圆圈，再向前轻轻的撅起，“wall”就被推出来了，这声音连同发音的动作都是优雅的。小说里这样的细致用笔俯拾皆是，流露出耐人寻味的诗学境界。
二、日常物象世界的诗化构筑
一部小说要传达作者的意图、感情，给读者以感受、愉悦，应该有一个非常真实感人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表现它，日常生活的物象世界就是一个极好的物质外壳。卢卡契曾说过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他提醒人们要关注日常生活“作为人的行动中的认识的源泉和归宿的本质性，认识日常性的本质和结构的丰富性以及艺术对现实关系的全部丰富性”。日常生活是人类基本的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的价值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思想拯救或人为赋予才能获得，而在于世俗性的日用生活本身：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人伦……这些繁琐的世俗性活动构成了生命的基本形式。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发现和总结，是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出“话语象牙塔”，渗透、影响、沟通、连接中下层女性生存经验的唯一通道。张爱玲说过，日常生活代表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人生安稳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王安忆曾被称为海派传人，她对张爱玲小说中的“日常”确有洞见：“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历史在她的笔下成为琐细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了王安忆建构文学世界的重要材料。
我们不难发现，在女性作家池莉、方方笔下是纷纷扰扰、暗淡喧嚣、低沉压抑的日常物象世界，而王安忆描绘的日常物象世界是一个落花有意、脉脉含情、充满盎然情趣和生命活力的诗化世界，市民日常生活被审美化、诗意化。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日常生活琐事写得有滋有昧，每一样日常劳作如做工、煮饭、缝纫以及与日常生计相关的器皿物事如市场、街道、商店等，王安忆均怀着极大的热情与兴致，将其细细勾勒，反复描写，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诗性观照，她为我们建构起一个温馨感人、意义丰沛的日常生活诗化世界，而这个世界在她看来是个人心灵世界的再现。正如她所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 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在王安忆笔下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娓娓道来：
邬桥吃的米，是一颗颗碾去壳，筛去糠，淘米箩里淘干净。邬桥用的柴，也是一根根斫细斫碎，晒干晒透，一根根烧净，烧不净的留作木炭，冬天烧脚炉和手炉。邬桥的石板路上，印着成串的赤脚板；邬桥的水边上，杵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邬桥的岁月，是点点滴滴，仔仔细细度着的，不偷懒，不浪费，也不贪求，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留给后人。
一景一物，都是与女性的人生相伴随的，这些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和女性心理相对应的繁复、密集、可感的细节是生活的声、色、形、韵，是日常生活的肌理与情态，这种缘于女性经验的叙事有别于男性话语，在女性精到的叙事中释放出丰富的审美信息。
王琦瑶在不断重复、与整个社会隔绝无缘的闲散的小天地的生活中慢慢而耐心地编织着她的世界。在这里，时间凝滞不动了，弄堂的空间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小说第二部分的文字中，王安忆刻意淡化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十年间的“时间――政治”背景，五六十年代的王琦瑶骨子里并未失去她的生活方式，她照旧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情，依然在旧式的风度里生活得有滋有味。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这个阶段，王琦瑶的人生才是快乐和有意义的。在这里，王琦瑶作为“上海小姐”及李主任情妇的身份被模糊了。作为一个注册护士，她在新社会的生活是平凡的，同时也是平静的。她所着力的仅仅是吃饭穿衣、打麻将、围炉游戏、猜谜语、打针吃药，这些最琐碎最细小却是最永恒的事情堆积起王琦瑶的生命中最实在的一段。
王安忆的笔触流连于那些生动具体的世俗性细节：粉红缎子旗袍、金丝边的细瓷茶碗、泛着幽光的打蜡地板、叫卖桂花粥的梆子声、精致可口的小点心、弄堂里夹了油烟和泔水气味的风……通过琐碎的细节描写，王安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被诗化的日常物象世界。对于这个物象世界王安忆是温婉多情的，带着这种情怀或发现平凡物象世界里那些合规律合目的的审美物象的独立自存的诗意，如文本里万变不离其宗的弄堂、精致细巧的老虎天窗、细雕细琢的木框窗扇、细工细排的屋披上的瓦、细心细养的窗台上的月季花、具有葱绿桃红的光色之美的衣衫、给人色香味美感的饭菜等；或对日常物象进行移情化的审美，将这些常识性的物象升华为市民人生中贴心贴肉的伙伴，诗化为充满着人性的冷热温暖的与人心意相通的诗意物象，如薰衣草味的流言、八面来风的闺阁、城市精灵般的鸽子，这些繁复、密集、可感的细节是生活的声、色、形、韵，是日常生活的肌理与情态，它们释放出丰富的审美信息。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思考，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之中呈现出一种“直面人生的独立、坚韧的精神之美”，上升到了人性美的诗意境界，王安忆也创造了既是女性的又是人类普泛性的精神世界，她这种女性审美主体意识也为女性诗学的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