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11篇
时间：2023-07-26 17:2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高校校园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地与集散地，其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11篇,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1
高校校园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地与集散地，其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宏观上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微观上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校园文化活动的目标应是促进学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正是马克思对文化的社会目的和意义的阐释。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创造出的无限可能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且促使人摆脱了自然局限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应将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包含两方面：
1、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阶段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从人的依赖阶段到人的独立性阶段，再到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阶段性，从而开展针对性的引导。
2、处理好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发展”是指人的人格、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展；所追求的“全面发展”，不光是人的能力、个性和知识的，全面发展，也是人的社会素质、精神素质等的共同提高。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既要充分考虑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又要考虑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
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应追求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学者历来重视形式的重要意义。形式不仅仅是把事物的内容各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者外部表现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就应充分考虑到文化活动形式对于不同文化活动的意义，权衡得失，并且在形式的选择上要坚持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这将有助于拓展文化活动的意义。目前高校每年的校园社团文化节就很好的阐释了多样性与丰富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校园文化创新意识。
三、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应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经典问题。一般来说，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既有抵触的一面，又有相互借鉴的一面。“把本民族文化片面地视为唯一优秀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成果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和做法，这是与文化的发展相反动的。”因此，随着高校的日益开放，办学越来越国际化，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也应与时俱进，在内容的选择上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既要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利用传统文化类社团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传播活动，赢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中华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活动奠定基础；又应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活动的精髓，特别是与留学生社团保持交往，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共同创作兼容并蓄的文化节目。
四、校园文化活动应以科学和理性为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 结合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经验。“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是结合的基点，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结合的关键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结合的切入点，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合的终结点。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江泽民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80年最基本的经验；十七大把这种结合总结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落实到结合上。结合的实质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力量才能得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得到坚持和巩固。
一、结合的基点：“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在于它是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使实践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理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结合”本身是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统一。人的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实践的辩证法或社会的辩证法，它是人这一主体有意识的社会化行为，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则是自然界自在运动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自发运动过程，在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自发运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理论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但是始终离不开蕴含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之中的客观事物辩证法。所谓“吃透理论”和“搞清实际”，就是要求达到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之所以是并重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实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之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当下的现实生活。它根植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反映并表现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中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它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己和扩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绝不是从外部来规定社会生活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它丝毫没有那种超乎生活、超乎历史的神圣光环，它与社会生活始终血肉相连。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向当下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指向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点，就是既要着眼于“吃透理论”，更要立足于“搞清实际”。因为，只有在“搞清实际”的前提下“吃透理论”，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开辟新境界，达到新高度。
二、结合的关键点：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本历史条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内在矛盾、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从理论上来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关系的日益明朗化，随着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之经济根源的逐渐显露，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趋于成熟；从实践上来说，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整个社会生活的异化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都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历史的需要，不仅作为科学的理论和学说，而且作为使整个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的自我意识，作为建设新世界和创造未来的实践纲领，参与到新的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传播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它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同各种错误倾向、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孕育、发展的。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时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得到新的运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再度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壮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于它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是以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前提的。同一粒种子，放在不同的土壤里会结出不同的果实。马克思主义这颗真理种子，放在中国这片土壤里结成了中国化的果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结晶。这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其最基本的底蕴，又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丰富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
三、结合的切入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暴露和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中国实际问题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人点，首先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是凝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涉及的两大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剂。中国实际问题的发现，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要弄清中国实际问题，就要弄清产生问题的客观环境即实际状况。实际问题就像磁石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吸引到一起，为实现对称性、匹配性结合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决处理就是两大要素的结合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面对横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征途中的实际问题，不仅没法回避，而且不解决就无法推进革命事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剖面临的实际问题，弄清问题的性质、产生条件和过程等，结合已有经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次是因为实际问题是实践中产生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以实际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可以避免主观主义的影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实际问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基本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就可以更好地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去，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军”。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切入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在其列，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才算在其列。纵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实际问题的提出往往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或失败的新情况，会迫使人们思考，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实际问题就产生了。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采取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外国经验，结果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失败。
失败的挫折，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者不得不怀疑以中心城市起义掀起革命高潮的可行性，不得不提出探索新的道路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彭湃、__等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就是提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的正确探索。二是在实践中直接暴露出来的，不需要概括的现实问题。这类实际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不可回避性和单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各层次都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就是我国最新的现实问题：“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发展越来越不不平衡；制约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腐败问题；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生态问题。”
随着实际问题的解决将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领域不断拓展。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才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实际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和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就借着这些载体不断得到发展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四、结合的终结点：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蕴含在党的“结合”思想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对旧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科学分析后紧紧抓住“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殖民地”这一根本的社会性质，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明确指出，中国当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一段时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党的“八大”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国情，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等同于社会主义建成，应该把社会主义分成“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然而，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难度相对就大多了。毛泽东在结合中超越了历史阶段，导致了““””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可见，“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历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接力棒”交给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对中国的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准确地、牢固地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理论，并强调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正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认定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其发展也不平衡的阶段，在理论上以它为基石和逻辑出发点，构建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宏伟大厦。”在实践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有机结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明确指出：“我们解决一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在经济、科技领域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新的战略部署，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把“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写进宪法，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做好了“结合”这篇文章，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新的实践又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不仅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发展的现实可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3
《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核心与最终目的》
摘要：
19世纪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意大利西里西亚工人运动等三大运动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探讨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平等诉求的途径，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的团结与协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消除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理论核心在于自由的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初步形成阶段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的基本观点与看法，值得认真研究。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时期
《德法年鉴》和《1844年手稿》时期。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德法年鉴》首次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涵盖了他们早期关于共产主义、自由平等等内容的描述，考察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阐明了人的类本质与异化现象的矛盾与产生原因；提出了自由观的思想雏形。马克思、恩格思指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由此，他开始对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等的论述。
此后，马克思开始深入思考人类的真正解放应该是怎样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思索自由的真意，并阐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从研究思路来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标志着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指出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步骤，最终没有矛盾的彻底解放应该是人类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提出了建立“自由联合体”的主张。
1847年～1848年《共产党宣言》时期。自《1844年手稿》后，马克思感到用人的类本质分析人的自由和经济上寻求一条说明社会现实的非人道现象在理论上相矛盾，这促使马克思转向研究人的实际状况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历史理论。他开始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阶级等概念来论证人的自由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者与无产者、无产者与共产者问题时，多次强调时下所谓自由的概念及其所追求的真正自由是什么，“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剖析了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剥削压迫和人性泯灭的残酷现状，宣言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侄桔，更是使人的异化达到极点。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建立的基础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人的不自由、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更谈不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可见，《共产党宣言》是在批判英国经验论自由观、大陆唯理论自由观、法国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自由观、德国古典哲学自由观的基础上，从自然法观念出发，理解人的自然权利的界定，同时理性批判自然法观念中的缺陷；思考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寻踪溯源，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定义。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时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从人与社会的对立中寻找问题答案的自由观整体框架之下，在此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中去分析，最终建立起完整、科学的自由观。马克思不但深刻分析了个人自由的经济根源和经济条件，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最积极的力量，并且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实现的前提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并把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确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另外，他还从文化方面全面分析了人类自由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可以说，这个时期，马克思已从静态的平面研究进入到动态的整体研究，从而最终确立了其全新的唯物主义自由观。
通过分析各个阶段的重要地位与影响，笔者认为，《共产党宣言》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形成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唯物自然观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架构，为当时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成为实践性最强的理论武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一环。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观的内容分析
物统治人：抽象的资本主义自由。《共产党宣言》真正区分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与真正自由的区别，资产阶级所崇尚的自由其本质在于物统治人。宣言在讨论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他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此，马克思用“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人们的自由，用以说明封建主义时代的自由是分等级的、有限度的，主奴之间的自由是明显有差别的，拥有财富的公民与贫苦公民之间的自由也有极大不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及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讲到：“货币和高利贷已经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笔者以为，“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不仅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财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无产者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不仅受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奴隶，还都要饱受机器、监工者、资产者的奴役。
实质上，资产阶级所强调的“贸易自由、自由买卖、 政治自由”只是资产者为自己私有制做辩护的挡箭牌。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被物支配而失去独立性和自由。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也让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形式性、表面性和虚假性暴露无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共产党宣言》指出马克思自由观是共产主义应然的自由。宣言还指出，导致工人阶级失去自由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因此，共产党人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还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买卖观，认为“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共产党宣言》中揭示出共产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指：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这从自由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最完备、最高级、最理想的阶段。此时，作为阶级的自由消失，代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之间不仅没有冲突，还具有强大的关联性，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这一自由目的之唯一路径乃是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国家政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在 经济上真正平等的社会关系，才能使无产者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
宗教与信仰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辅助论述了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观点，作为论据以论证“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都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精神自由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物质的自由活动，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特定社会集团所处经济地位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表现而已”这一贯彻始终的论点。他们强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无产者应该在共产者的领导下为这一最终目的不断奋斗，因此，宣言末尾，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结语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从理论上为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追求目标与发展方向，让我们能够对共产主义 实践的理论内涵有了深入的理解，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加深对各类新现象、新事物的认识，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对当代我国的公民意识和人格的确立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4
马克思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摘 要：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经历了发生、发展、衰弱的复杂历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亦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多种影响。但其最终还只是历史的过客，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即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较量做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053-02
1 自由主义文化
1.1 自由主义的定义
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
1.2 自由主义的分类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
文化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力量。
社会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依据约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对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解释，由于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对社会自由主义而言，这些要件也被认为是权利的一部分。
在所有以上述及的自由主义形式中通常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政府和个人责任间应该有着一个平衡点，而政府应该限制在从事这些无法由私营部分做好的事物。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都主张以法律保护个人的尊严和自治权，也都主张个人的自由行动能够达成最完美的社会。
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文化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与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相比，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又是一种先进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世界观为指导，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2.1 社会主义文化反映先进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了文化的先进性，先进文化本质上是先进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证了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写的一段话：文明的发展，即“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把这个“更高的阶段”注明为“高级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他们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精辟见解，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和“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经济基础之上，以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这种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延续了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维护了劳动人民享有自己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权利。
2.2 社会主义文化诞生得益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革新，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文化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借鉴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社会主义首先要从本国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获取精神食粮。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历史经验证明，批判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成果，必须符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进行，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决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2.3 社会主义文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时代的精神，反映历史的潮流，因此人民群众理应享有自己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然而，一切剥削制度下的文化都是剥削阶级意志的反映，都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文化才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最根本的体现。
3 自由主义文化与中国马克思社会主义文化的差异
3.1 在思想上观念不同
自由主义文化崇尚自由，追求个体价值，反对集体主义的倾向。自由主义者意识到，只有让个人发挥最大的潜能，社会才有最大的进步。再推前一步，有部分自由主义者，更认为个体及个体的权益，才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来源，任何集体主义的倾向都会危害此一价值。
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3.2 在经济上观念不同
在经济上，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既是私有制的狂热支持者，又是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极力反对者。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自动地稳定在可接受的水平上。私有制既可保障有产者的个人自由，又可保障无产者的个人自由，私有制经济的这种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不可能有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与其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尽管由于目前中国生产力不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
3.3 在领导人物的选择上观念不同
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基本上多是服务于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等“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些行业领域内影响是相当大的。但超出这个领域，他们的影响就很有限了。在社会上、在政治上是否有影响力，以及有多大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1)拥有的人力资源；(2)拥有的财力资源；(3)拥有的权力资源。很明显，在这三个方面，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主义者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依靠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由于政府当局无力解决人民最感迫切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痛苦无告的贫苦大众就会逐渐积聚到革命的营垒中来。再就财力资源而言，共产党诚然不如国民党。但在中国，人力与财力往往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的财政，长期主要是依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大众。而共产党走的正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共产党得到了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支持，所以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4 中国应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顾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历经了毛泽东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时期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和现在的胡锦涛的和谐的社会主义。这几个阶段都各有特色，毛泽东时期的是坚持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时期是坚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锦涛的是坚持和谐才能完善中国，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三个阶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深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而制定的切实适合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既立足于国情，又适应时代，是一条把强国与富民相结合的道路，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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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友渔。 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J].开放时代，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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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 结合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经验。“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是结合的基点，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结合的关键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结合的切入点，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合的终结点。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江泽民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80年最基本的经验；十七大把这种结合总结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落实到结合上。结合的实质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力量才能得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得到坚持和巩固。
一、结合的基点：“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在于它是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使实践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理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结合”本身是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统一。人的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实践的辩证法或社会的辩证法，它是人这一主体有意识的社会化行为，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则是自然界自在运动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自发运动过程，在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自发运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理论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但是始终离不开蕴含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之中的客观事物辩证法。所谓“吃透理论”和“搞清实际”，就是要求达到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之所以是并重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实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之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当下的现实生活。它根植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反映并表现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中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它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己和扩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绝不是从外部来规定社会生活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它丝毫没有那种超乎生活、超乎历史的神圣光环，它与社会生活始终血肉相连。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向当下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指向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点，就是既要着眼于“吃透理论”，更要立足于“搞清实际”。因为，只有在“搞清实际”的前提下“吃透理论”，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开辟新境界，达到新高度。
二、结合的关键点：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本历史条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内在矛盾、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从理论上来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关系的日益明朗化，随着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之经济根源的逐渐显露，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趋于成熟；从实践上来说，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整个社会生活的异化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都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历史的需要，不仅作为科学的理论和学说，而且作为使整个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的自我意识，作为建设新世界和创造未来的实践纲领，参与到新的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传播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它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同各种错误倾向、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孕育、发展的。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时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得到新的运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再度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壮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于它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是以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前提的。同一粒种子，放在不同的土壤里会结出不同的果实。马克思主义这颗真理种子，放在中国这片土壤里结成了中国化的果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结晶。这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其最基本的底蕴，又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丰富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
三、结合的切入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暴露和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中国实际问题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人点，首先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是凝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涉及的两大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剂。中国实际问题的发现，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要弄清中国实际问题，就要弄清产生问题的客观环境即实际状况。实际问题就像磁石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吸引到一起，为实现对称性、匹配性结合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决处理就是两大要素的结合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面对横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征途中的实际问题，不仅没法回避，而且不解决就无法推进革命事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剖面临的实际问题，弄清问题的性质、产生条件和过程等，结合已有经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次是因为实际问题是实践中产生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以实际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可以避免主观主义的影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实际问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基本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就可以更好地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去，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军”。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切入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在其列，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才算在其列。纵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实际问题的提出往往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或失败的新情况，会迫使人们思考，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实际问题就产生了。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采取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外国经验，结果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失败。
失败的挫折，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者不得不怀疑以中心城市起义掀起革命高潮的可行性，不得不提出探索新的道路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彭湃、__等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就是提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的正确探索。二是在实践中直接暴露出来的，不需要概括的现实问题。这类实际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不可回避性和单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各层次都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就是我国最新的现实问题：“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发展越来越不不平衡；制约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腐败问题；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生态问题。”
随着实际问题的解决将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领域不断拓展。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才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实际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和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就借着这些载体不断得到发展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四、结合的终结点：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蕴含在党的“结合”思想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对旧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科学分析后紧紧抓住“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殖民地”这一根本的社会性质，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明确指出，中国当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一段时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党的“八大”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国情，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等同于社会主义建成，应该把社会主义分成“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然而，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难度相对就大多了。毛泽东在结合中超越了历史阶段，导致了““””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可见，“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历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接力棒”交给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对中国的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准确地、牢固地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理论，并强调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正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认定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其发展也不平衡的阶段，在理论上以它为基石和逻辑出发点，构建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宏伟大厦。”在实践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有机结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明确指出：“我们解决一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在经济、科技领域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新的战略部署，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把“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写进宪法，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做好了“结合”这篇文章，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新的实践又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不仅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发展的现实可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5.168
1 引 言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2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5 结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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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7
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纯东方”——中国。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声援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的开拓者，是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创者，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
作者简介：路克利（1976-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
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问题。他们并没有来过中国，但身处英国对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19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克思正处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阅读了《经济学家》、《泰晤士报》、《伦敦每日电讯》、《通报》（法国）、《中华之友》等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查阅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蓝皮书等大量有关中国的议案，阅读了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多方了解中国情况。在探讨中英贸易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研究。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论文中，他从经济贸易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从“小农经济”的封闭落后入手分析中国旧体制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出现在从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中不时地论及中国问题，也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新闻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撰稿，以该报通讯员和评论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稿件。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从1853年6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等报刊上发表了22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其中多篇还是这家报纸的社论。根据公开署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还有若干论文没有发表（据马克思的信件记述：“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见发表。又据英国学者统计，1858年8月，马克思曾经发给《纽约每日论坛》一篇有关“与中国和约”的文章，但从未发表）。马克思曾记述这家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③。显然，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时评和通讯得到了这家具有左翼倾向报纸的认可。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站在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上，严厉驳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这些论证材料翔实，观点明确。
二、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开创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们把这一规律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举例提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④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⑤。此时，他们已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中国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实际。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时，常谈到中国问题，把这些问题称为“东方纠纷”，把中国称为“纯粹东方”⑦。他们看到了这个封建帝国的腐朽与保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国和印度归入“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⑧。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在1858年10月发表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有“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⑨这一表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他们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这一危机，认为“以手工劳动危机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1)，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形势，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12)。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旧中国行将解体的外部原因，认为外敌入侵是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000万人口，现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15)1862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6)他认为，“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17)，认识到了英国的侵华战争是促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外部刺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外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理论看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1853年6月，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处的“天朝帝国”即为中国的清王朝。这里所说的“目前发生的事件”即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还看到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19)他看到了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将取决于“惊心动魄的革命”(20)——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已经运用自己的理论，从世界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问题，在1894年9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2)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在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二者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连”(extremes meet(23)），意为中国与欧洲两极革命互相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4)，他已经预见到了“欧风美雨”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谈到中日战争的后果时，恩格斯认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25)，认识到了甲午海战的惨败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马克思站在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斥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强即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6)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联合侵华，劫掠了圆明园。1857年4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这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7)。马克思站在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勇敢地声援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同样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亚罗号事件”后，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8)他还痛斥英国媒体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径的本国政府和军队，他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29)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的侵华战争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马克思驳斥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等人的侵华行径，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办法——“人民战争”(popular war)(3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中间。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他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3)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national war)来抵抗他们……英国人又该怎么办呢？”(34)恩格斯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不缺乏勇敢和锐气”(35)。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做出了乐观估计和科学预言，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曾科学而大胆地预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7)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显然，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他们热情洋溢地谈到：“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9)他已经看到了清帝国行将就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成立，自由民主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而科学的预言基本得到了证实。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乐观预测的同时，他们也作了冷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40)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问题、作出科学预见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最初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逐渐为中国革命队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深入研讨过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间，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上海新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鉴于这个版本难于运送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义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了这部反映革命导师关注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著作。该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编译的，内容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3年至1862年期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及《新闻报》上有关中国的论文。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1951年，英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陶尔（Dona Torr)编辑了《马克思论中国》一书。1955年，民主德国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41)一书，该书参考了多种外文文献，较为全面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论文、社论和有关论述。此外，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即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前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断。马克思曾认定中国是“小农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1912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42)，他从其帝国主义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43)。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5)。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入侵的外敌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极相连”。列宁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巨大，“我们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46)，列宁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这一重要理论。在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前途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夺取了政权。今天，“自由”、“平等”(48)已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要素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国问题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特点，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区别”。列宁认为中国革命有相对于欧洲的“先进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报》撰文盛赞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他驳斥了“中国长期完全停滞论”。他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0)。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1)。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革命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而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到实践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中国化还局限在理论领域。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全面中国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最为了解中国国情，占尽地利；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气。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欧洲，未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他们的理论需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但他们的理论包括关于中国的具体论述传入中国后不久，便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马克思曾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过于乐观，1853年6月，马克思曾分析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2)此时，马克思认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势。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测的这么乐观。此后，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曾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1864年平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被镇压下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势才又重新高涨。显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预见是科学的。他们的中国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拓者，是海外近现代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开拓者，是他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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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8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发展研究的意义
摘要：中国价值哲学的序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序幕是同时开启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哲学的研究与现代化的推进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当下我们要研究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去探求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深刻内涵，来更好地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价值问题是哲学中一个高层次的、全局的普遍问题。价值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中一个普遍的、基本的内容，具有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其中以价值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领域——价值论，也已像传统本体论、认识论一样，成为哲学基础的一个基本分支。所以哲学的发展和规律也就是价值论的产生和发展，价值论对一些问题研究的观点看法也直接地影响哲学对待某事物的态度。但我们研究价值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这里切入使得人们能够对哲学的本质以及传统的已经定型的认知模式进行一个对比和反思，并探究和创造出一套更加符合当前实践和认知水平的，更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理论。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哲学一直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意识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却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理论氛围中成长和发展着。这种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旨，而且是用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直观唯物主义思维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之后，唯物主义和“对象决定主义”之间就被画上了一个等号，认识的对象决定认识的性质，一门学科的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决定这门学科的性质，人的活动的对象的规律决定人的活动的性质；这样一来，人就离开了唯物主义中主体的位置，不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了限制，人甚至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即使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也只是成为了其中实践的一个环节。导致这种主客颠倒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人们把用来认知自然科学领域的所使用的方法当作是唯一合理的模式，把人与对象之间原本复杂的关系过度抽象得仅剩下单一的一种“理论关系”，把认识者假想成为一个与现实环境脱离了的、不受客观条件约束的、甚至毫无感情的单纯的“理论人”。近代的哲学研究都会犯这个错误，西方的研究也深受其影响。不过这里的问题却是，当西方学术界开始用价值论的视野对当时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加以批判和重新思考时，我们却在教条地巩固和加深这个错误。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价值论的兴起，使我们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即客体对主体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和二者意义的层面；探究出了人作用于对象除了认识这一种关系以外，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实践与对象的关系，即对对象的评估和选择。能够成为人的活动实践对象的原因，首要的是它必须对人有意义并有其存在价值，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它存在的意义、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人生活在两种世界，一个是一般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又存在于一个因为有了主客体价值而具有意义的价值世界。作为自然界主体的现实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这一活动过程构成了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并且也主宰着意义世界的存在与变动。这种以客体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但当处理所有的问题时，如果把它放大为一种唯一合理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不全面的并且无益的。
在价值论的研究过程中，基于上述错误的思维方式研究问题的弊端的显露，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哲学本质的新思考。哲学是作为世界观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的形态，并不是直接地去认识研究客观世界而下的结论，也不是对现有的知识的整理和归纳，它本质上是人类自我产生的一种意志，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反思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它的产生固然要以人类自己的知识为基础背景，从一定的视角上来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但它不是用来揭示所谓的世界一般规律，而是要以一种辩证的方法，在人和世界、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之间，以科学知识为背景，以人类实践的最新成果为基础，来揭示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发现的最普遍和最一般的规律，从而为人类自身在以后的活动中提出一般性原则，以及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人活动的基本原则，而规律和真理所揭示的只是物的尺度。人的实践活动作为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既要尊重对象的客观规律，又要以对象对人的价值为目的，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依归。因此，就像实践范畴一样，价值虽然只是有了人之后才产生，但它同样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即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意义。
所以当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加以研究有巨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将人类与自然界密切地结合起来，为价值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车轮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本文结合现实的环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中被遗忘、被扭曲的东西重新梳理，以科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发展人的生态价值，同时也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回应。
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对象化的类存在物，人类通过 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然界通过劳动这种人类实践的根本形式和原初形式，“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自然界进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产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发生着对象化的变化。
在历史 发展的长河中，人类不断地通过实践去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自然无情地制造着灾难的同时又孕育着世间的万物。人类表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实践是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的活动，是 社会化的活动，实践的对象包括自然世界，人与人以及其自身意识。自然界进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产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发生着对象化的变化。自从人类开始认识自然以来，二者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人的发展使得自然自身去改变去适应，自然的演化又促使人们去更深刻的去认识自然，去不断实现、创造人的新价值和自然的新价值。
三、有助于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加强价值观 教育，拓宽价值观教育视野，实现思想解放
价值观的形成源于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是对现实的价值运动状况的反映，会随着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价值观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同时又积极地反作用于后者。
如果我们仍不注重生态 环境的保护，环境继续遭到破坏，随之一同而来的只有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的继续恶化；各种资源浪费导致能源供应紧张，使得 经济发展滞缓、矛盾尖锐，更无从谈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了。所以，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指导实践，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党离不开强调价值观的教育，特别是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当今，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才能对人们的活动起到约束、限制或激发、鼓励的作用。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现实价值观念和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层次、结构作深入的研究，用研究出来的成果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我们的最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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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9
《试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概念的哲学分析》
〔摘要〕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领域中从文化维度体现其学术思想的典范。威廉斯把文化界定为“民有和民享的存在”，从而倡导大众文化和共同文化，在人类生活方式的层面，突出了文化的实践功能；伊格尔顿在词源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理解文化，从人类文明、生活方式以及艺术等方面探求文化的本质，突出了整体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赋予文化以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实践的、人类生存的和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推进了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深层认识。
〔关键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民有，民享，生存方式
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主导性思想中，以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立足于文化批判的深层分析，从而在社会批判中独树一帜，把社会认识引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本文就做一探讨，以此就教于同仁。
一、文化是“民有和民享的存在”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概念的深层理解肇始于其杰出代表威廉斯。威廉斯在其代表作《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传播》和《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等作品中，以其独特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把文化的本真从精英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从而还文化为“民有、民享的存在的本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影响。
在威廉斯之前，英国最具代表的文化观，是阿诺德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以及其后以利维斯主义为标志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它们基本上都采用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把通俗文化视为对高雅文化及道德的一种威胁。在这种观念中，文化显然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
威廉斯不同意对文化的这些看法，他试图从“文化”这个词的内涵来理解文化本身。他认为，“英文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最早，“文化具有一系列的意涵：居住、栽种、保护、朝拜等”。 〔1 〕 (P101)“在英文中，文化这个词是不断演化的”，其意义“部分的朝向现代的含义”，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这个词演变的复杂性和用法的复杂性。然而，总体来看，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作为独立、抽象的名词的用法，用以指思想、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其二是作为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三是作为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2 〕 (P11)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进一步阐明关于文化三种类型的思想，他认为第一种是理想型的，即文化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心灵状态；第三种是文献式的，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它是表义的实践活动；而第二种是生活类的，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对文化的三种理解都有价值，第一种和第三种带有传统文化观的痕迹，而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则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全新理解，被认为具有“建立文化主义的决定性意义”。〔1 〕 (P106)威廉斯强调了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特征，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3 〕 (P13)
作为一个概念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抽象的，但作为实实在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的形式来说，却表现着特定社会的真实状况。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整个生活方式”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威廉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处理，大有把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的意蕴，并且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文化不只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不仅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传统经典，而是与日常生活同义。正是从日常生活或生活方式的视角出发，他一直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于是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地审视。与此对应，文化研究也并不是一个新学科，而是若干个学科的集合。关于文化的这一认识不但体现了对于传统文化定义的反动，而且重构了大众文化讨论的前提。选择了“文化”这一关键词，对其历史进行梳理，对其内涵进行拓展，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确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重写文化是文化研究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
既然文化是一种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因而，它必然是大众的。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追溯了工业革命以来“文化”一词含义上的变化，他不同意利维斯视文化为少数人的专利，同工人阶级文化对立起来的看法，认为文化首先是“民众的”，这是这个词激进的传统意义，如宪章运动时期和20世纪工党运动时的报纸；其次是社会的政治倾向和大众的欣赏趣味；第三是对特定经济时代市场的依赖。在《文化与社会关键词》一书中，威廉斯开门见山地称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文化是民有和民享理念的提出，使文化的等级被取消了，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既然大众文化没有等级的划分，而且大众文化本来就产生于大众、接受于大众，因此，对于大众文化“能动”地接受也就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除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针锋相对，文化主义还体现了与利维斯传统的决裂。
文化内涵是与文化研究方式密切关联的。在文化研究方式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采用内容分析和经验主义方法来研究大众文化。他们不是把这种文化简单地看作是从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的文本，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已经“固定的、实际的制度”的体现。威廉斯认为，如果不分析这些制度的形式，我们就无法对现代社会中一般传播的程序进行研究。因此，文化研究具有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它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和实践性，反对普遍主义，反对任何理论话语的权威化。在任何情况下，文化研究都不得不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发生碰撞交融。在南非，文化研究是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武器之一；在日本，文化研究体现为左翼学术传统与新兴社会运动的结合；韩国的学生运动、香港的市民运动以及印度的女性运动、社区运动、环保运动等都与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对文化内涵的分析中，威廉斯特别强调了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的“复数的文化”观念。所谓复数的文化，指的是“各种不同国家、时期里的特殊与不同的文化，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团体的特殊与不同的文化” 〔1 〕 (P105)。威廉斯推崇复数文化，并用这个概念为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做合法性辩护，批判传统的精英文化观。在他看来，像电影、广告和流行音乐这些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都该肯定，它们都是“建构工人文化经验的重要部分”。威廉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试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们基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经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众的，体现出“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基于大众文化、复数文化以及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威廉斯强调“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共同的或者是自由的、共同的重新选择。” 〔4 〕 (P416)这样，威廉斯就从对文化概念内涵的深层理解推进到文化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展现出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
二、 文化是“文明生活右书页的无意识的左书页”
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是另一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中，他不仅张扬了其文化是民享和民有的思想，而且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词源学等方面深化了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解。伊格尔顿是一位在当今学界享有国际声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以其独特的批评风格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享有广泛影响。
伊格尔顿深受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威廉斯的民享和民有思想是比自由理想主义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不是被完成了的静物，而是 社会各个阶层和阶级在集体 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的整个生活方式”。概括地讲，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着边际的能指，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 联系的 政治现实问题。”伊格尔顿坚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须与实际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文化从而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就是政治斗争的场所。
伊格尔顿用英国 哲学特有的 经验主义和分析手法，对“文化”一词进行了剖析，从而把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如同威廉斯一样，伊格尔顿对文化的理解也是从词源学入手考证的。他认为， “culture”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是“colere”，可以表达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当中的任何意义。一方面，“culture”追溯了一种重要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它也编码了许多关键性的哲学问题。在这个单一的术语中，关于自由与决定论、主体性与持久性、变化与同一性、已知事物与创造物的问题得到了模糊的凸现。同时，它也暗示了人造物与天然物、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与世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之间的辩证法，是词源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暗示了在我们自己之外一种自然或原料的存在。它也提供了一种“构成主义的”维度，因为这种原料必须被加工成人工的形态。“文化作为一种有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的起源，与对于受压迫的“异国”社会的浪漫主义的反殖民主义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异国情调将会在20世纪以现代主义的原始主义的特征重新浮出水面，而这种原始主义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 发展并驾齐驱。它将在相当晚的时候突然出现，对民间文化进行浪漫化；这种通俗文化现在正扮演“原始”文化先前曾经扮演的有表现力的、自发的、准乌托邦式的角色。〔5 〕 (P3)
伊格尔顿把文化看成是非常真实的社会力量，认为对文化复杂历史的探讨，可以区分出该术语三种主要的现代意义。
首先，文化意味着礼貌、文明等，意指一种普通的知识精神和物质进步的过程。作为一个概念，文明等同于举止和道德，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性质，它要么可以中立地标示一种生活形态，要么可以暗示性地赞颂一种生活形态的人性、启蒙和净化。文明的意思是 艺术、城市生活、公民政治、复杂技术，是对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的进步。文明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生活，暗示这种生活是超越野蛮的。它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表明事物的任何现存状态都暗示一种价值判断，诸如礼貌、高雅、教养、礼仪和温文尔雅的交往等。文明因此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而教养是一个关于人格的和谐、全面发展的问题，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孤立地去做。当然，正是由于开始认识到了不能孤立地去做，这才促成了文化从其个人意义向社 会意义的转变。〔5 〕 (P10)
其次，文化呈现出有特色的生活方式的现代意义。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叙事，而是多样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它属于种族的而不是世界的，是在远比思想更深的层面上靠情绪生存的现实，因此，对于理性的批评是封闭性的。甚至表现出描述“野蛮人”生活型态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表示文明人的术语。这意味着，文化具有描述“原始的”社会秩序的功能，它具有批判的秉性。从生活方式的意义上看待文化，实际上是将文化的概念复数化，尽管不那么容易使文化与其自身积极的职责相容，但对于作为人文主义的自我发展的文化来说，却赋予文化复杂的特征，使其丰富多样的存在形式和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凸现出来。表明没有任何文化是单一的、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甚至是异质共存的。
第三，伊格尔顿指出，如果“文化”这个词语的第一个重要的派生意义是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二个是这种概念缩小并对整体生活方式复数化，那么，第三个就是逐渐专门用于艺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含义大到可以包括一般的智力活动，小到指称那些更为“想象性的”追求，比如音乐、绘画和文学。这个词语在这种意义上还预示着一种戏剧性的历史进步。它首先暗示科学、哲学、政治和 经济学不能再被认为是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艺术发现自己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意义，但它们实际上无力使之持久，因为一旦被迫维护上帝、幸福或政治上的公正，它们就会从内部崩溃，陷入自我毁灭性的境地；文化还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自我毁灭性的，使得文化成为对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是它对人的能力的整体性、均匀性和全面发展的肯定。但是，如果文化是所有人的能力可以在其中无私地得到珍爱的一种自由、自悦的精神游戏，那么，它也是一种坚定地反对党派偏见的概念。表示效忠就意味着没有开化。只有让思想不受任何狭隘、错乱、宗派性事物的侵扰，文化可以改善社会的功能才能实现。因此，文化可以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过它还同样是对反对它的承诺的批判。文化要求人们为公正而呐喊，关注自己的局部利益以外的整体利益，使文化与对弱势群体的公正联系起来。
伊格尔顿主张，文化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是紧密相关并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他认为，如果作为批判的文化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幻想，它一定指向现在的那些实践，这些实践预示着它所向往的那种友谊与满足。一个理想的未来必须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未来。将自己与这些其他意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更具乌托邦标志的文化因此可以变成一种形式的内在批判，通过用现在所产生的标准来衡量现在，以判断现在之不足。在这种意义上，文化还可以统一事实与价值，既作为对现实的说明，又作为对理想的预示。伊格尔顿强调了辩证思想对于理解文化本质和进行文化批判的作用与意义。认为辩证思想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于越来越不可能忽视的这个事实，即文明在实现某些人类潜能的行动中也压制了其他潜能。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之间内在的关系中产生的矛盾，使辩证法对于文化的意义凸现出来。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化的社会功能得以有效开发呢？伊格尔顿认为，诀窍是要知道如何开发这些能力。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回答将是重要的。因为他在历史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完成了如此紧密的联系，这是一种惩戒性的思想，同样也是一种鼓舞人的思想。
正是由于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具体的实践性，伊格尔顿写道：“文化是文明生活右书页的无意识的左书页，是必须模糊地在场以便我们能够行动、被想当然接受的信念和爱好。它是自然出现的，是在骨头中产生，而不是由大脑孕育的。” 〔5 〕 (P31)伊格尔顿坚持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理解文化，坚持文化意义的辩证性质，强调了共同文化的概念，提供一种整体论的视角，批判相对主义和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同时在以分析的和整体论的研究文化过程中，强调对文化现实的重视，尤其强调对不良文化现象的批判，倡导为大众的文化价值观。他说，当我们“面对这种文化的繁荣局面，需要重申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在新千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战争、饥饿、贫穷、疾病、债务、吸毒、 环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别‘文化的’的问题。它们首先不是价值、象征、 语言、传统、归属或同一性的问题， 而最不可能是艺术的问题。作为具体文化理论家的一般文化理论家，不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多少可贵的贡献。”“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正是在大众生活的意义上，伊格尔顿凸现了文化应关注的层面，那就是感情、关系、记忆、亲情、地位、社群、情感满足、智力享乐、终极意义感等等，认为正是这些东西比人权宪章或贸易协定离大多数人更近。因此，现在到了让文化回归其原有位置的时候了。
三、结论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对文化概念的深层理解，表现为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反对经济决定论，凸现文化及文化主体的作用，以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始终坚持积极的批判立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同意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反对漠视大众社会的文化存在，尤其是反对漠视人民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创造作用。从文化概念的历史和现实的内涵及其含义演变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出发来理解文化，找到了文化自身的本质所在，从而引导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认识文化的特质，为大众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讲，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意识是大众文化意识，他们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特别强调了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文化创造中的作用，在文化批判的主导意识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为在实践层面研究文化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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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10
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纯东方”——中国。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声援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的开拓者，是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创者，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
作者简介：路克利（1976-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
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问题。他们并没有来过中国，但身处英国对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19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克思正处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阅读了《经济学家》、《泰晤士报》、《伦敦每日电讯》、《通报》（法国）、《中华之友》等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查阅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蓝皮书等大量有关中国的议案，阅读了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多方了解中国情况。在探讨中英贸易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研究。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论文中，他从经济贸易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从“小农经济”的封闭落后入手分析中国旧体制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出现在从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中不时地论及中国问题，也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新闻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撰稿，以该报通讯员和评论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稿件。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从1853年6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等报刊上发表了22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其中多篇还是这家报纸的社论。根据公开署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还有若干论文没有发表（据马克思的信件记述：“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见发表。又据英国学者统计，1858年8月，马克思曾经发给《纽约每日论坛》一篇有关“与中国和约”的文章，但从未发表）。马克思曾记述这家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③。显然，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时评和通讯得到了这家具有左翼倾向报纸的认可。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站在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上，严厉驳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这些论证材料翔实，观点明确。
二、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开创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们把这一规律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举例提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④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⑤。此时，他们已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中国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实际。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时，常谈到中国问题，把这些问题称为“东方纠纷”，把中国称为“纯粹东方”⑦。他们看到了这个封建帝国的腐朽与保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国和印度归入“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⑧。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在1858年10月发表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有“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⑨这一表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他们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这一危机，认为“以手工劳动危机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1)，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形势，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12)。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旧中国行将解体的外部原因，认为外敌入侵是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000万人口，现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15)1862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6)他认为，“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17)，认识到了英国的侵华战争是促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外部刺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外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理论看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1853年6月，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处的“天朝帝国”即为中国的清王朝。这里所说的“目前发生的事件”即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还看到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19)他看到了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将取决于“惊心动魄的革命”(20)——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已经运用自己的理论，从世界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问题，在1894年9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2)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在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二者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连”(extremes meet(23)），意为中国与欧洲两极革命互相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4)，他已经预见到了“欧风美雨”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谈到中日战争的后果时，恩格斯认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25)，认识到了甲午海战的惨败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马克思站在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斥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强即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6)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联合侵华，劫掠了圆明园。1857年4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这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7)。马克思站在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勇敢地声援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同样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亚罗号事件”后，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8)他还痛斥英国媒体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径的本国政府和军队，他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29)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的侵华战争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马克思驳斥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等人的侵华行径，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办法——“人民战争”(popular war)(3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中间。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他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3)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national war)来抵抗他们……英国人又该怎么办呢？”(34)恩格斯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不缺乏勇敢和锐气”(35)。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做出了乐观估计和科学预言，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曾科学而大胆地预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7)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显然，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他们热情洋溢地谈到：“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9)他已经看到了清帝国行将就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成立，自由民主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而科学的预言基本得到了证实。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乐观预测的同时，他们也作了冷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40)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问题、作出科学预见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最初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逐渐为中国革命队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深入研讨过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间，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上海新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鉴于这个版本难于运送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义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了这部反映革命导师关注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著作。该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编译的，内容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3年至1862年期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及《新闻报》上有关中国的论文。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1951年，英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陶尔（Dona Torr)编辑了《马克思论中国》一书。1955年，民主德国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41)一书，该书参考了多种外文文献，较为全面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论文、社论和有关论述。此外，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即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前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断。马克思曾认定中国是“小农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1912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42)，他从其帝国主义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43)。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5)。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入侵的外敌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极相连”。列宁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巨大，“我们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46)，列宁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这一重要理论。在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前途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夺取了政权。今天，“自由”、“平等”(48)已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要素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国问题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特点，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区别”。列宁认为中国革命有相对于欧洲的“先进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报》撰文盛赞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他驳斥了“中国长期完全停滞论”。他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0)。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1)。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革命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而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到实践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中国化还局限在理论领域。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全面中国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最为了解中国国情，占尽地利；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气。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欧洲，未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他们的理论需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但他们的理论包括关于中国的具体论述传入中国后不久，便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马克思曾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过于乐观，1853年6月，马克思曾分析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2)此时，马克思认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势。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测的这么乐观。此后，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曾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1864年平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被镇压下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势才又重新高涨。显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预见是科学的。他们的中国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拓者，是海外近现代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开拓者，是他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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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篇1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
内容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经验与现状，提出五个方面的方法问题：正确理解列宁“三个来源”思想，从纵横两个方面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研究；“一源多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状态，只有把主流与支流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确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必须把实证方法与总体性方法结合起来；在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总体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要求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量结合起来，并把“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提问”。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研究方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梁树发（1949-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对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现状的了解和本人的研究体会，有几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问题值得提出讨论，目的在于引起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问题的关注，展开探索，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一、从纵横两个方面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
“来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基本精神和发展过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成为科学，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搞清楚，把来源考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既不夸大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产生过的影响，也不忽略、埋没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理论、思潮，并对其科学价值和影响给予实事求是的充分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论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理论，而不是与其同时产生的理论。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①，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的理论体系。广义的理论来源，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理论，而且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或形成发生影响的与其同时代的理论。如果我们把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看作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论就应该是1848年2月以前的理论，而不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时间（比如，1839年初—1841年3月，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时间）以前的理论。对马克思完成博士论文产生影响的一切思想、理论都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对理论来源的这种广义的理解似乎更具合理性。
这里可能会提出一个理论影响与理论来源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产生影响的理论或思潮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吗？不能笼统地回答，不能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而要作具体分析。作为来源的理论一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而产生了一般的和不够重要影响的理论不能被看作理论来源。所以，关于哪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须做仔细甄别。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解长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看不到或者忽略了理论来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这多少受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述的影响。我们以往几乎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全部，以为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不再有别的理论来源。其实，列宁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只能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的或主要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R. N. 伯尔基把这“三个来源”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嫡亲现代前辈”②，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有“嫡亲”前辈，意味着还有它的“非嫡亲”前辈；有“现代前辈”，意味着还有“非现代”前辈。以往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简单化理解，责任其实在于我们自己对列宁的阐述作了简单化的理解。
要全面地和正确地认识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必须在横向上拓展和在纵向上深化对于来源的理解。横向上，除了继续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作为直接的和主要的理论来源）外，还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来源。这里特别应该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威尔兄弟、施蒂纳、施特劳斯、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等的影响。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和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切希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实践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做专门的深入的探讨。从学科角度看，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和直接的影响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等主要学科外，还有历史学、文学、法学、人类学和一般政治学。例如，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派（1815—1830年）。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③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利用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积累的理论材料”。④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对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具有启示意义。
在纵向上，要考察“三个来源”之前，一直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伯尔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欧洲传统文化的“现代综合”。按照年代顺序，他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是：犹太教《旧约》→希腊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柏拉图）→____→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主义。当然，对于伯尔基提出的这个所谓“思想源头”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际联系，还要作出我们自己的实际考察。
新近出版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渊源”的阐述，内容较为全面。它指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论渊源”的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近代欧洲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观点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西方哲学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⑤。
二、把主流与支流结合起来全方位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可以循着两条路径行进，一条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一条是主流和支流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两种思路都有合理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个别讲，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国家、地区存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要求和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与实践。整体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就是各具体马克思主义主流形态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首先是主流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整体。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总是首先通过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
但是，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总是主流和支流的统一。无支流则无所谓主流，无主流亦无所谓支流。支流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某种思潮、流派，它同主流一样，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并且，现在看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支流的一定的理论、思潮、流派，历史上可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或者将来有可能回归或发展为主流。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发展中的主流与支流两个流向的分离与汇合的不断运动过程。所以，只关注主流而忽略支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是片面的。对支流的研究，即使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又使我们能够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中、在主流与支流的互变中，具体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其实，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和支流的划分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这种划分又是理论家们关于一定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一种分析、判断。而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分析、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即可能发生将主流当作支流或将支流当作主流的误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主流应该被主要关注，支流同样不可被忽视。
承认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主流和支流的区分，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多样性和地位差别，不等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是“一元”的，它的基本原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奠定。其后出现的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实现的具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形态，或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形式，是普遍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所同时具有的特殊性的表现。它的特殊性通过具体化过程表现出来，通过作为其结果的“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任何时候，普遍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于“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态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总是这样一种“一元多态”或“一源多流”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画面正是由“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关系绘制。现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形式或形态的多样性，对于现代西方理论家来说，不再是其思想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再是思想解放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多样性”，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普通的道理。
当然，还应明确，我们所说的“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的思潮、流派。而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西方“马克思学”家所说的“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不一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一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主流。它们有的属于主流，有的属于支流。而对“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主流与支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区分，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结果。因为，各种理论、思潮的本质正是在其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得以形成和表现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思潮、流派尽管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生过影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中获得发展，一方面也在与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的关系中（特别是矛盾、斗争中）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践过程不能排除这些思潮、流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过程也不能排除这些思潮、流派的影响。发展史研究不对这些思潮、流派有所关注，同样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原因。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涉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和以什么方式涉及这些思潮、流派呢？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相关因素”的意义上关注、研究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是非，把非马克思主义当作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比较在一定的客观的和理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反应，认识这种反应的不同性质，认识它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并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如何对待非主流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观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一个不同，就是后者只求在逻辑、内涵和本质上把道理讲清楚，不必有过多的“历史纠缠”。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和规律研究，要求把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在这些因素（理论、著作、人物、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关系中、在其矛盾冲突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机制、动力、经验和规律，历史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总之，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总是有“背后故事”的，去除这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活剧中的任何一个故事或故事中的任何一个情节，这个历史的链条就会断裂，就不完整、真实。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由它的主流与支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相关因素”的关系的总体构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民族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形成、联系的历史的统一整体。
三、把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结合起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
中国学者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但由于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长期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观点，这个观点近年来又在我国学者中传播和流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是：“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恩格斯的杜撰”，并且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当作指导思想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要“回到马克思”，就必须摈弃“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还与“两个马克思”论相联系，共同构成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理论支点。所谓“两个马克思”，就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又称“青年马克思”）和以《资本论》为标志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又称“成熟的马克思”）。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恩格斯则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根本之点。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论，还是“两个马克思”论，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其目的和结果都是颠覆马克思主义。当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吗？
那么，实际说来，究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有没有差异呢？如果说有，这些差异是什么性质的呢？这种差异是否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之间的思想对立的程度呢？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在我国学者之间曾经展开过争论。一些学者虽然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一般的明确的认识和提法，但还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特别是在一些哲学根本问题上存在着观点差异。在此，本文不对这个争论中观点的是非做详细说明，而只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本文认为，既然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作为一个“正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问题提出来，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议论上，而要做实际的考察，即分别对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著作、思想、生平、事业做一个科学的“马克思学”式的考察。所谓科学的“马克思学”的方法，特别指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研究的实证方法与总体性方法的统一。
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实证方法的运用。实证方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的思想的评价，间接地说明了实证方法的特征。他指出：“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主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⑦卢卡奇则把自然科学方法解释为“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⑧在这里，卢卡奇实际说明了实证方法的一般特征。
实证方法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运用，它也越来越被运用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实证方法同样重要。因为思想发展史研究所遇到的大量的著作、文献、人物、事件需要通过审读、考证、比较、分析和归纳的过程，弄清事实，发现思想联系，从而得出可靠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历史考证版(MEGA2)的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例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献的整理上除了采用典籍整理的通常方法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现代影像技术。但是，实证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宜被夸大。这种方法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还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都是有局限性的。没有实证研究方法，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就难以进行，而仅仅停留于这种方法的运用，用实证方法代替其他理性方法、辩证思维方法，科学研究同样不能正常进行，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总体性方法是一个超越实证方法、高于实证方法的哲学研究方法。总体性方法，就是把认识的对象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认为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联系中，没有这一联系就没有这一整体；认为整体决定部分，整体制约和决定着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的性质。卢卡奇正确指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研究，基本的方面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要通过对他们的全部思想、著作、文献和活动的考察、研究，揭示这个思想关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研究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又属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这种研究会有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有对著作、文献、活动等的实证性的考察、研究过程。但就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性质来说，总体性方法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必须超越实证方法，贯彻总体性方法。片面坚持实证方法，排斥总体性方法，会把马克思的或恩格斯的各自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孤立起来，不能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中把握他们的一定的观点、思想的本质，特别是不能把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整体、同马克思主义整体联系起来。坚持总体性研究方法，就是不仅能够把他们各自的个别的观点联系起来认识，而且能够把个别观点投放到他们各自的和他们共同的思想联系整体中来认识。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异论、对立论的学者往往举出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对自然辩证法的承认、对唯物主义的态度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和观点对立。我们暂不对其见解的是非作出判断，先把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为假设的问题看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所谓的问题呢？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按照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问题方面的思想做深入的考察，弄清“事实”；其次，把这些“事实”同他们各自的思想总体联系起来，同他们共同的思想总体联系起来，同他们的事业与活动的总体联系起来。这就是总体性方法的贯彻。总体性方法并不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把构成整体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⑩，而是坚持在认识和解决这些差异问题时贯彻总体性原则。
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要善于把实证方法和总体性方法结合起来。目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的说，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不够。个别学者以为实证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意义，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也有的学者不善于把握和运用总体性方法，甚至怀疑它的可靠性。这是迫切需要纠正的。
四、在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中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它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哲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求解放的科学学说，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伟大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从欧洲社会发展中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从中发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总趋势，构建起反映和揭示这一规律和趋势的科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遵循哲学、科学和理论产生的一般规律，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经验，又高于欧洲经验，对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是，我们以往只看到它的普遍性意义，忽略了它的特殊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是什么？从它的产生来说，它是作为其产生的经验基础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理论条件，它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11)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一般中、普遍中。就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发挥及其发展来说，它是实现其指导无产阶级实践的作用发挥的基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发展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无产阶级实践结合的趋向和要求。作用发挥、“结合”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其理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的形成。
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趋势和要求，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秘密”。历史经验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民族化、本土化（包括中国化）等的具体化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以中国的特殊经验和特殊理论形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现形式就是不同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但是，当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的时候，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否会有另一种认识？即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以后，总体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否在这“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获得了自然的提升？本来的和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否就停留于具体化过程的实现和“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是的。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质和逻辑来说，还有一个过程是必须完成的，即具体化基础上的普遍化，一个在实现了从普遍到特殊以后的在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向普遍性的回归，即一个“再普遍化”过程，一个理论提升过程。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问题，是从中国的特殊经验（它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内容的过程、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化的过程。完整的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需要通过“理论提升”后的结论来说明(12)。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评价要把“是不是”与“有没有”的考量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在内容上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首先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要遇到，并且必须有对国外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流派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实质是这些思潮、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其性质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按照逻辑，这个评价应该是在研究之后作出的。国内学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对其各种思潮、流派的评价总的说来是遵循了这一逻辑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至今，我们先后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等结论和评价。我们相信学者们的上述评价是在经过了对这些思潮、流派的深入研究之后作出的。这里，对于这些结论、评价的正确与否暂不去讨论，而是就此提出一个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评价方法问题，即评价中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考量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量的关系问题。
我们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关注的或者说作为“第一提问”的，是关于整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这种研究的一定思潮、流派乃至其某一理论、观点，在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我们现在是在这种提问、考量之外，提出一个“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考量。即是说，我们既要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思潮、流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要关注其“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把这两种提问与考量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评价，提出一个“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与考量，意义不仅在于我们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评价与思考的维度，而且在于提出一个究竟什么应该是“第一提问”的问题：是“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优先，还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优先？其实，当着“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一经提出，结论就已经有了，即作为“第一提问”的应该就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相对于“是不是”，“有没有”一定是逻辑在先的，因为按照认识的逻辑，只有首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是不是”的问题。直接说来，它就是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的“先研究后结论”的要求。提出“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优先的提问和考量，意义还在于，它表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有一种严格的自觉的批判态度，又有一种积极的科学的开放态度。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又不先入为主地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者敌人，把其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提出“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优先的提问和考量，特别表现了我们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态度。“有没有”表面看是“有”与“没有”的二分，实际上文章还是做在“有”上，着重的是“有”，包括“有多少”和“有什么”在内。它表明的是，只要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流派有一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珍惜、都要抱以肯定与吸收的积极态度。“是不是”的优先考量，容易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简单化的理解和处理，把“是”与“不是”绝对化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何思潮、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停留于“是”与“不是”的判断和评价，是很不够的，也是难以说得清楚的。“是不是”的判断和评价是必须的，但它是最后作出的。
提出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评价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与考量结合起来的要求，不是一般地否定这一研究中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不是主张放弃这种提问与考量，而是在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在思考的优先性上来个“转换”，把“有没有”的提问和考量提到优先的地位。为了使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针对目前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提出和实现这个“转换”，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6年。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4]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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