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4篇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高校校园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地与集散地，其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4篇,供大家参考。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

高校校园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地与集散地，其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宏观上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微观上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校园文化活动的目标应是促进学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正是马克思对文化的社会目的和意义的阐释。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创造出的无限可能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且促使人摆脱了自然局限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应将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包含两方面：

1、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阶段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从人的依赖阶段到人的独立性阶段，再到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阶段性，从而开展针对性的引导。

2、处理好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发展”是指人的人格、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展；所追求的“全面发展”，不光是人的能力、个性和知识的，全面发展，也是人的社会素质、精神素质等的共同提高。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既要充分考虑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又要考虑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

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应追求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学者历来重视形式的重要意义。形式不仅仅是把事物的内容各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者外部表现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就应充分考虑到文化活动形式对于不同文化活动的意义，权衡得失，并且在形式的选择上要坚持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这将有助于拓展文化活动的意义。目前高校每年的校园社团文化节就很好的阐释了多样性与丰富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校园文化创新意识。

三、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应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经典问题。一般来说，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既有抵触的一面，又有相互借鉴的一面。“把本民族文化片面地视为唯一优秀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成果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和做法，这是与文化的发展相反动的。”因此，随着高校的日益开放，办学越来越国际化，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也应与时俱进，在内容的选择上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既要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利用传统文化类社团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传播活动，赢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中华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活动奠定基础；又应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活动的精髓，特别是与留学生社团保持交往，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共同创作兼容并蓄的文化节目。

四、校园文化活动应以科学和理性为主要途径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创新及启示

摘要：国内外哲学界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19世纪后期，主要流行“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即主要通过19世纪后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来理解马克思哲学。20世纪前期，主要流行“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以20世纪20～50年代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20世纪后期，“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曾流行一时。所谓“以西解马”，就是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这三种解读模式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对于探求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和精神实质而言，都还远远不够。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社会历史发展加之人类社会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显示出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局限性，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解读创新的必要性。本文旨在通过历史上解读马克思的几种不同模式进行分析，并探究新的解读模式，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解读模式

所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即指由恩格斯阐释，经过列宁、斯大林等人具体论述的一整套哲学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即为“以苏解马”模式。“以苏解马”集中化的成果便是斯大林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这种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往往被简化为自然主义存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则简单化地被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这种解读模式试图能回答所有的哲学问题，但是缺乏知识论路向，忽视了对人生存发展的研究。

首先，苏解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是抽象的物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关于物质比较完整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斯大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特征时认为，世界本质为物质，物质是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斯大林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历史过程无关的自然观，并把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其次，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自身的矛盾，他强调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有四大特征，一是辩证法各个对象或者现象之间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和制约着；二是辩证法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创新发展的；三是，物质的变化是从量变转向质变；最后，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对象和现象的内在的矛盾。

“以苏解马”主要是对自然进行解析的辩证法，忽视了人的作用，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在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自然的辩证运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否则，无所谓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以苏解马”模式中的解释远没有超出旧的唯物主义范畴，他们仍停留在对世界物质性的理解水平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依旧是一种知识论科学。虽然这种解读模式曾一度适应那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却很难适应今天新时代、新体制的需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模式主要是针对苏联模式而言，即通过针对“以苏解马”模式的缺陷重新理解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将其限定在人类历史领域中。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等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确证人的主体性，用总体性、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和时间哲学等规定彰显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根基是人道主义，片面强调经济运动观点是错误的。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是绝对的人道主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物质基础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它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

20世纪后期，针对“以苏解马”所存在的局限，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哈贝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他们按照西方的哲学模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解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更新了“以苏解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该模式仍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

20世纪60年代，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抽象的人性等非科学规定，从而使马克思丧失了强有力的战斗性，他提倡要用真正科学的形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两种思想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逻辑冲突，但是两者均未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马克思要求我们从人的客观事实去理解现实的存在，阿尔都塞只是把社会历史过程和规律当成一种非人的课题和无主体物质过程来理解，卢卡奇虽然发展了能动方面在社会历史的作用，但是却被极端地理解。

“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通过对以上几种解读模式的解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三种主导的解读模式存在着历史局限，对于探求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和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而言，都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必须实现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的根本创新，采用“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

何谓“以马解马”解读模式呢？“以马”是途径，后边“解马”是目的，即“解读马克思哲学”;这里需要着重对这个提法的前一半(“以马”)的具体含义作出科学规定，也就是具体揭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

具体而言，“以马解马”首先必须要从马克思的文字出发，即从马克思的著作出发，在阅读的过程中还原马克思著作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在独特的语境下去把握马克思每一个重要的论述，从中去总结马克思关于哲学的重要思想和重要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何一种表述都不能脱离上下文的语言环境，不能单纯的断章取义，仅通过支言片语去下结论，这样的做法本身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其次，需要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来龙去脉，要想对马克思 哲学有很好的把握，还需要站在马克思哲学思想 发展的制高点，对于马克思哲学体系了熟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去判断马克思各个时期和各个文本中所蕴含思想的走向及内涵所在。否则，完全陷入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只会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要确认理论起点。马克思哲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里面有着丰富的逻辑关系，因此，要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得十分恰当和到位，必须结合整个体系，参照内在逻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启示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必须要突破传统的马克思解读模式，实现创新，上文提出的“以马解马”，笔者认为是触及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是基于时代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创新。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转型期，转型期间各种层面的矛盾和问题都会爆发，此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哲学建构了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 实践活动离不开客观世界，因此，必须要懂得尊重客观世界规律。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若抛弃客观世界规律，站在世界之外去审视、解释世界，进而试图去把控世界，带来的恶果将是“ 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当前，中国 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增加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本质而言，这是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我们必须要重视并采取措施减少环境问题给 社会带来的危害。

其次，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人与自身的统一。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体常常会忽视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人与人的外在化导致个体愈发感觉精神家园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生存状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 文化价值核心是“自由”，即人不是为了生存而生活。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当代解读对于突破我们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读的新模式，其实质就是“以马解马”，自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历史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刚刚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中，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遵循了马克思哲学原理，这体现在经济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利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方面；在改革 政治体制和行政 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在文化领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篇3

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纯东方”——中国。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声援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的开拓者，是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创者，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

作者简介：路克利（1976-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

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问题。他们并没有来过中国，但身处英国对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19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克思正处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阅读了《经济学家》、《泰晤士报》、《伦敦每日电讯》、《通报》（法国）、《中华之友》等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查阅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蓝皮书等大量有关中国的议案，阅读了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多方了解中国情况。在探讨中英贸易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研究。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论文中，他从经济贸易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从“小农经济”的封闭落后入手分析中国旧体制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出现在从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中不时地论及中国问题，也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新闻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撰稿，以该报通讯员和评论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稿件。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从1853年6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等报刊上发表了22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其中多篇还是这家报纸的社论。根据公开署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还有若干论文没有发表（据马克思的信件记述：“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见发表。又据英国学者统计，1858年8月，马克思曾经发给《纽约每日论坛》一篇有关“与中国和约”的文章，但从未发表）。马克思曾记述这家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③。显然，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时评和通讯得到了这家具有左翼倾向报纸的认可。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站在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上，严厉驳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这些论证材料翔实，观点明确。

二、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开创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们把这一规律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举例提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④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⑤。此时，他们已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中国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实际。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时，常谈到中国问题，把这些问题称为“东方纠纷”，把中国称为“纯粹东方”⑦。他们看到了这个封建帝国的腐朽与保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国和印度归入“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⑧。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在1858年10月发表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有“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⑨这一表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他们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这一危机，认为“以手工劳动危机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1)，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形势，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12)。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旧中国行将解体的外部原因，认为外敌入侵是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000万人口，现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15)1862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6)他认为，“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17)，认识到了英国的侵华战争是促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外部刺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外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理论看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1853年6月，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处的“天朝帝国”即为中国的清王朝。这里所说的“目前发生的事件”即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还看到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19)他看到了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将取决于“惊心动魄的革命”(20)——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已经运用自己的理论，从世界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问题，在1894年9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2)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在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二者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连”(extremes meet(23)），意为中国与欧洲两极革命互相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4)，他已经预见到了“欧风美雨”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谈到中日战争的后果时，恩格斯认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25)，认识到了甲午海战的惨败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马克思站在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斥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强即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6)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联合侵华，劫掠了圆明园。1857年4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这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7)。马克思站在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勇敢地声援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同样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亚罗号事件”后，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8)他还痛斥英国媒体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径的本国政府和军队，他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29)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的侵华战争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马克思驳斥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等人的侵华行径，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办法——“人民战争”(popular war)(3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中间。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他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3)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national war)来抵抗他们……英国人又该怎么办呢？”(34)恩格斯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不缺乏勇敢和锐气”(35)。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做出了乐观估计和科学预言，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曾科学而大胆地预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7)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显然，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他们热情洋溢地谈到：“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9)他已经看到了清帝国行将就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成立，自由民主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而科学的预言基本得到了证实。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乐观预测的同时，他们也作了冷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40)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问题、作出科学预见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最初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逐渐为中国革命队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深入研讨过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间，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上海新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鉴于这个版本难于运送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义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了这部反映革命导师关注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著作。该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编译的，内容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3年至1862年期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及《新闻报》上有关中国的论文。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1951年，英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陶尔（Dona Torr)编辑了《马克思论中国》一书。1955年，民主德国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41)一书，该书参考了多种外文文献，较为全面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论文、社论和有关论述。此外，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即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前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断。马克思曾认定中国是“小农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1912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42)，他从其帝国主义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43)。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5)。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入侵的外敌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极相连”。列宁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巨大，“我们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46)，列宁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这一重要理论。在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前途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夺取了政权。今天，“自由”、“平等”(48)已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要素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国问题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特点，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区别”。列宁认为中国革命有相对于欧洲的“先进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报》撰文盛赞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他驳斥了“中国长期完全停滞论”。他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0)。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1)。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革命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而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到实践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中国化还局限在理论领域。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全面中国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最为了解中国国情，占尽地利；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气。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欧洲，未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他们的理论需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但他们的理论包括关于中国的具体论述传入中国后不久，便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马克思曾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过于乐观，1853年6月，马克思曾分析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2)此时，马克思认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势。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测的这么乐观。此后，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曾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1864年平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被镇压下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势才又重新高涨。显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预见是科学的。他们的中国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拓者，是海外近现代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开拓者，是他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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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文昭：《〈共产党宣言〉是与时俱进的伟大旗帜》，《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篇4

《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核心与最终目的》

摘要：

19世纪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意大利西里西亚工人运动等三大运动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探讨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平等诉求的途径，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的团结与协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消除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理论核心在于自由的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初步形成阶段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的基本观点与看法，值得认真研究。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时期

《德法年鉴》和《1844年手稿》时期。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德法年鉴》首次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涵盖了他们早期关于共产主义、自由平等等内容的描述，考察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阐明了人的类本质与异化现象的矛盾与产生原因；提出了自由观的思想雏形。马克思、恩格思指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由此，他开始对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等的论述。

此后，马克思开始深入思考人类的真正解放应该是怎样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思索自由的真意，并阐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从研究思路来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标志着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指出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步骤，最终没有矛盾的彻底解放应该是人类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提出了建立“自由联合体”的主张。

1847年～1848年《共产党宣言》时期。自《1844年手稿》后，马克思感到用人的类本质分析人的自由和经济上寻求一条说明社会现实的非人道现象在理论上相矛盾，这促使马克思转向研究人的实际状况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历史理论。他开始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阶级等概念来论证人的自由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者与无产者、无产者与共产者问题时，多次强调时下所谓自由的概念及其所追求的真正自由是什么，“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剖析了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剥削压迫和人性泯灭的残酷现状，宣言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侄桔，更是使人的异化达到极点。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建立的基础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人的不自由、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更谈不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可见，《共产党宣言》是在批判英国经验论自由观、大陆唯理论自由观、法国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自由观、德国古典哲学自由观的基础上，从自然法观念出发，理解人的自然权利的界定，同时理性批判自然法观念中的缺陷；思考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寻踪溯源，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定义。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时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从人与社会的对立中寻找问题答案的自由观整体框架之下，在此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中去分析，最终建立起完整、科学的自由观。马克思不但深刻分析了个人自由的经济根源和经济条件，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最积极的力量，并且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实现的前提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并把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确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另外，他还从文化方面全面分析了人类自由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可以说，这个时期，马克思已从静态的平面研究进入到动态的整体研究，从而最终确立了其全新的唯物主义自由观。

通过分析各个阶段的重要地位与影响，笔者认为，《共产党宣言》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形成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唯物自然观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架构，为当时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成为实践性最强的理论武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一环。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观的内容分析

物统治人：抽象的资本主义自由。《共产党宣言》真正区分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与真正自由的区别，资产阶级所崇尚的自由其本质在于物统治人。宣言在讨论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他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此，马克思用“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人们的自由，用以说明封建主义时代的自由是分等级的、有限度的，主奴之间的自由是明显有差别的，拥有财富的公民与贫苦公民之间的自由也有极大不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及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讲到：“货币和高利贷已经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笔者以为，“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不仅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财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无产者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不仅受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奴隶，还都要饱受机器、监工者、资产者的奴役。

实质上，资产阶级所强调的“贸易自由、自由买卖、 政治自由”只是资产者为自己私有制做辩护的挡箭牌。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被物支配而失去独立性和自由。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也让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形式性、表面性和虚假性暴露无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共产党宣言》指出马克思自由观是共产主义应然的自由。宣言还指出，导致工人阶级失去自由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因此，共产党人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还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买卖观，认为“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共产党宣言》中揭示出共产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指：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这从自由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最完备、最高级、最理想的阶段。此时，作为阶级的自由消失，代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之间不仅没有冲突，还具有强大的关联性，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这一自由目的之唯一路径乃是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国家政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在 经济上真正平等的社会关系，才能使无产者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

宗教与信仰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辅助论述了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观点，作为论据以论证“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都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精神自由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物质的自由活动，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特定社会集团所处经济地位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表现而已”这一贯彻始终的论点。他们强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无产者应该在共产者的领导下为这一最终目的不断奋斗，因此，宣言末尾，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结语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从理论上为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追求目标与发展方向，让我们能够对共产主义 实践的理论内涵有了深入的理解，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加深对各类新现象、新事物的认识，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对当代我国的公民意识和人格的确立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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