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一次糊涂“爱国”] 张伯苓素材

时间：2019-01-28 17:41:5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张伯苓是民国时期的大教育家，享有“南开之父”的美誉，对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有过一次糊涂的“爱国”。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6月，蒋介石先斩后奏致电张伯苓的学生、时任天津市长的杜建时，请他转告请张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以“年老体衰，素乏行政经验”等原因婉拒了，而国民党中常会则通过了任命。这下麻烦了，这边是张伯苓无论如何不干，那边已成了法律上的定案，衔命敦促的杜建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于是，杜发动老校长的契友和张先生所器重的南开校友，对张伯苓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劝说，最后张不得不让步了。条件是：只任3个月，仍兼南开校长，蒋介石满口答应。7月6日，张伯苓由天津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2011年第2期《世纪》)。
　　围绕着张伯苓的这次出山。自始至终都被冠以“国家”的名义。杜建时“以国家为重，并为钧座分劳”相劝老校长。张伯苓在婉拒的电报中也说：“承告国家前途光明，自己本应效劳，为总统分忧……”拒绝未成后又在公开场合表示：“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不难看出，这里内涵着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蒋介石代表国家，为他分忧，就是为国家分忧；让他丢面子，就是不顾党国利益。很快，蒋介石政权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张伯苓的“爱国”立刻遭到了“报应”。1950年9月，他终于回到了故乡。当年10月17日南开举行校庆，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但却被拒绝了。南开校园内视他如“瘟疫”，很多学生认为应该将他列为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处理太宽大了。之后各院、系开展了对他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等，污水一盆盆向他泼去。在孤独无援、神情颓丧中，次年2月23日病逝。死后连个像样的追悼会也没举行，当时官方的新闻媒体更是一片沉默。现在看，当时这样做，对张伯苓实在有欠公允和厚道；对他的批判，也多属“欲加之罪”，这是那种势如水火的国共对垒形势所决定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民间才开始给张伯苓“平反”，央视还拍了20集电视剧《张伯苓》，恢复了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尊严。但是，“桥归桥，路归路”，虽然张伯苓最后两年受了很大委曲，但并不能说明他的那次“爱国”是正确的。
　　张伯苓错在了哪里呢?错在了他把爱国置换成了爱蒋介石。殊不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大搞特务统治，完全成了一个独裁者，为了永掌政权，无情地镇压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沦为掠夺人民财富和民主的工具，贪官污吏遍于府中。“介公为救国者”云云，“介公”救的实乃蒋家王朝之“国”，四大家族之“国”，特权集团之“国”，根本不是人民之“国”。假如张伯苓能反其道而行之，站在民主进步力量一边，为早日结束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贡献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救国、爱同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什么叫爱国?窃以为爱国的本质是爱人民。爱土地、爱江河、爱家乡、爱文化、爱历史等等，都可称为爱国。但是，这样的爱国还没有达及终端。或者说，这样的爱国归根结底是为“爱人民”服务的。如果没有人民。这样的“爱”就没有载体，也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很少见有人提出爱月球、爱火星呢?原因就是那里没有人民。即使有人提出，也是爱护之爱，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爱人民”服务的。爱国的这种本质属性，是区别真爱国还是假爱国、爱国还是害国的试金石。若依张伯苓的道理，那么清末的孙中山、黄兴、黄花岗烈士之于慈禧和清朝那样，“五四”运动后的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之于北洋政府，以及以后的瞿秋白、方志敏、江姐、闻一多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之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不能算爱国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只有当领袖所为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他们才具备被人拥护的资格，爱之才算爱国。一辈子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张伯苓，在这个问题上竟也一时糊涂了，“一脚踏在臭沟里”(张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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