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的近代_重审中的中国想象
时间：2019-01-30 06:06: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经年,在海外学界有一定影响,三联书店出版有他的论文集《想象中国的方法》,这是他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所论及的小说从晚清迄于当代。在这部书中,他延续了他的一个重要论点,即讨论晚清小说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认为“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
按王德威的解释,“被压抑的现代性”可以指陈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五四以后被归入了腐朽不足的传统内,而西学现代观念垄断了文学视野;二是指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包括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或马克思式的“政治潜意识”影响;三亦泛指晚清、五四及三十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包括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等。这三点在王德威的另一篇论文中亦有相似的表达。
这自然还会涉及到另一个内容更复杂的话题,即西方思想界近三十年来反省“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性”叙事的思想等诸多的问题,王德威作为出发点的主要依据是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着重在对于现代社会过程的检讨,并深受哈贝马斯有关“现代性方案”(the project of modernity)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西方真正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受到中国现代文学论述的青睐,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的现代常常是在欧美早已过时的东西。而“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而以其实很儒家式的严肃态度,接受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且树之为唯一典范,并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主义形式屏除于正统艺术的大门外。”因此他认为,“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
在此我打算暂且放置他对于晚清小说文本的具体讨论,而对他的基本论点“被压抑的现代性”作出如下追问:
一、 从何而来的“现代性”?
王德威主要讨论的是晚清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即他说的“回到五四的前身――晚清,观察中西文学擦撞出的现代火花”。经由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的考察,他描述了“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四个层面”:晚清作家对颓废的偏爱,虽然他们表面上热爱启蒙;他们对诗学与政治的复杂观点,与一般观念如革新与革命的相悖;他们的感情泛滥,与他们理想理性的背道而驰;他们对谑仿(mimicry)的倾倒等。
然而,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晚清小说中有没有这些现象或倾向的存在,而是在于它们与现代性思想的联系,王德威看到的是,“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二十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但我们也有理由对此提出一点怀疑:是晚清小说中本身存在的“现代性”被压抑了,还是我们站在今天重审的立场上,重新在晚清小说中追寻一种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另类一厢情愿的解释?
对于历史重新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地翻转过去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价值认识的问题,按杰姆逊的话来说,首要的不是以“怎么释义”(如何解释),而是以“为什么释义”(最初对解释的需要)为起始问题。对历史的任何辨明(“过去是什么”) �涫刀急厝皇嵌岳�返氖鸵?“把过去看作什么?”)。事实上,我们始终难以在晚清和五四之间获得一种价值上的二律背反式的选择。
王德威的讨论视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性”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并且从具体的作品入手来寻找和证明这种现代性的“来龙去脉”,试图获得某种历史的客观性依据,而把自己个人主体性意愿忽略。当代哲学解释学曾把这样的阐释方法批评为语言的“自我遗忘”(self-forgetfullness)和使用中的“忘我性”(I-lessness)。其实,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更多的是联系着解释者个人的“先见”(Vorsicht)和“视界”(horizon),在晚清小说中论证的“现代性”,无疑也更多的来自于伽达默尔所称的“受历史作用的意识”。
二、 是谁“压抑”了现代性?
很明显,在王德威看来,是五四一代作家及其后的“现代”的中国文学论述,压抑和压制了晚清已然“现代”了的“现代性”。他说,“我主张晚清小说并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其实是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眼高于顶的‘现代’中国作家一口斥之为‘现代前’(pre-modern),它可能早已为中国之现代造成了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也就是说,是五四作家改变并简化了历史的走向,“更不客气地说,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其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新颖”文潮,五四作家“推举了写实主义――而且是西方写实主义最安稳的一支,作为颂之习之的对象。至于真正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除了新感觉派部分作者外,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乏人问津。”王德威对于五四作家批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而他本人的价值选择,也已经跃然纸上。
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是不是有一种对历史负有完全责任的历史意志的主体?
王德威批评了现代中国文学论述的现代追求,却又几乎完全承袭了这套论述对于历史的一种叙述结构与解释范型,而只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转换一种价值形态。换句话说,他从不怀疑五四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累积而成的神话,及其对完成一种历史叙述在整体上的意义与作用,而只是以“提喻”(synecdoche)的方式来调整它的意义与作用。如此对于中国文学的重审,不过是找出一种因果关系的重新排列。
诚然,任何历史叙述必然包含历史叙述者个人对历史和现代的解释。但如果我们一方面否认了历史的目的论和线性进步论,一方面又认定有一种能够对历史起决定性支配作用的历史意志的主体,是这种意志主体促动了现代性,或压抑压制了现代性,这种意志主体如果不这样,就可能会那样,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按这样的思考方式得出的结论,其实就是很可疑的了。
三、“现代性”为什么会“被压抑”?
王德威认为,“在任何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现代性的显现都是许多求新求变的可能,相互激烈竞争的结果。然而这一竞争不必反映优胜劣败的达尔文铁律;其结果甚至未必是任何一种可能的实践。历史已一再告诉我们,许多新发明、新实验尽管有无限乐观的承诺,却竟然是时间无常因素下的牺牲品。”是五四文学,特别是并不见“优”的写实主义选择,压抑了晚清更多更新的“现代性”可能。
然而,为什么就一定会有这种“被压抑”现象出现?或者也可以换句话说,为什么会有五四文学的选择?难道真的就只是“时间无常因素”的结果?
解释这样的历史问题,其实要复杂得多,也将困难得多,起码这将要涉及到一些更深入点的具体的历史境遇与经验感受的问题。而这是王德威的讨论所回避的,在他的论述中,仿佛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文学形式的选择问题,并且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个别的五四精英的偶然兴趣。比如鲁迅,“在种种创新门径中,鲁迅选择了写实主义为主轴――这其实是承继欧洲传统遗绪的‘保守’风格。……后之学者把他的创作之路化繁为简,视为当然,不仅低估了其人的潜力,也正泯除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彼端,众声喧哗的多重可能。”并进而认为,“如果当年的鲁迅不孜孜于《呐喊》《彷徨》,而持续经营他对科幻奇情的兴趣,对阴森魅艳的执念,或他的尖诮戏谑的功夫,那么由他‘开创’的现代文学,特征将是多么不同。”这就是王德威对如此一个重大历史时期的理解。
我们警惕历史显示给我们的前因后果的逻辑,诚如王德威所言,这些因果或逻辑之所以清晰可解,正在于它们出于“后”见之明。然而我们却并没有理由就拒绝回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否认在个别事件背后的意义因素及文化结构的历史的合理性与历史的规定性。
王德威对于“现代性”压抑问题的讨论,一直止于文本形式的层面,同时也把五四以降的革命文学及其意识形态,归结到文本形式的层面。而真正的问题却被隐藏起来了:文学并不是一个自足的问题,文学的现代性也绝不单纯只是一个文类形式的问题。
读《想象中国的方法》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德威在文本细读上是极有功夫的,常能从具体的晚清小说中读出许多有趣的新意来,但他所打算总结出的结论,却让我们看到了不少海外中国学人在研究中的一些比较共同的问题,即首先是从理论假设的层面对于中国文学的进入,却难以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与经验感受的层面上进入讨论。理论层面进入的论证与铺陈,说到底,究竟还是西方人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