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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乙己》的哲学解读】 哲学孔乙己

    时间:2019-02-11 05:29: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孔乙己》 哲学思想   摘要:《孔乙己》不仅是一篇文学作品,也是一篇哲学著作。本文认为, 《孔乙己》是一篇思考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小说。   
      我们认为:《孔乙己》首先是在描写社会,思考生活。这篇小说主要是在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阐释人的生存哲学。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孔乙己》中几句关键话语,发微见著,进而破译出小说中的一些哲学文化信息。牵强之笔难免,望同仁指正。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对人生、人世、人性的经典感悟。尤其是他对人心冷漠、人性恶毒的独到认识和深刻思考,更是格外引人注目。这即是其杂文、小说中最耀[的光点之一,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孔乙己》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中,对人心的恶毒、残忍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层层剥露。
      西方的两位哲人说过:“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① ,“……人性大都同情失意者而嫉妒得意者” ②,但是,在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中,“我”看到的却只是一般社会对权势者的敬畏和对于苦人的凄凄凉薄。
      孔乙己没有爬到吃人者的行列,但也不肯与劳动人民相认同。他自我封闭,自我欣赏,结果成了虽身处社会之中,但实际又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零余者。他天真,善良,不和权势者争权,也不与下层夺利;他只求在酒店能有一方偷生的空间。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个几乎谁也不妨害的人,统治者残害了他的身体;下层民众不断地给他制造痛苦,对他进行精神折磨,用笑声虐杀死他的灵魂后方才称心!小说在描写出“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同时,也不能不引起了读者对人心究竟是善,还是恶的深刻反思!
      叔本华说:“没有一种动物是为了取乐的单纯目的而折磨另一种动物,但人却是如此,这一点构成了人的品性中极为残忍的特色,而人的品性的此种恶劣程度远胜于纯然的野兽。” ③叔本华把人性中的这种残忍,称之为人性的根本恶,并分析了其原因:“……正是由于生存的永无止境的煎熬,使得他愈来愈倍感痛苦,于是,他为减缓自己的痛苦就寻求给其他人制造痛苦。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人逐步培育出了自己心中的残忍和恶毒。”④所以,人间的幸灾乐祸、嫉妒、残忍这些恶的情绪,其实都是由人的悲苦生存环境而培育出来的恶的情感。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孔乙己》中的酒客,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短衣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和《故乡》中的闰土一样,饱受着社会,自然给他们带来的许多苦难。在劳作之余,他们就去咸亨酒店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喝了休息。然而,黄酒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活泼的气息,只有孔乙己到店,才给人们带来了阵阵的欢笑;才使“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短衣帮”在笑声中也忘却了劳作的苦重;“我”在笑声中忘却了生活的单调和无聊;掌柜在笑声中没了凶脸孔。人们就是在欣赏、玩弄孔乙己的精神伤疤中,麻醉了自己,缓释了人生的苦痛。在咸亨酒店,众人就是在戏耍嘲弄孔乙己中饮酒聊天,喘息消遣。
      卢克莱修说过:“当狂风在大海里卷起波浪的时候,自己却从陆地上看别人在远处拼命挣扎,这该是如何的一件乐事。” ⑤在咸亨酒店,同类的痛苦胜过美酒的威力;折磨他人,就是我的快乐!这也就是咸亨酒店中的人心,《孔乙己》中的人世!
      《孔乙己》中幸灾乐祸的笑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残忍,更让我们去深思、去回味人生的无聊与痛苦!
      
      “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
      
      在尔虞我诈、陷阱四伏的人类社会中,人总要生活在尊严之中,因为,生命需要尊严的护卫。
      尊严是社会对一个人生存价值的肯定。它对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人的荣誉、名声不仅仅是一道炫目的光环,它更是一道大气层,保护着生命个体免受外来的种种伤害,进而能够健康地生存和发展。所以,从国王到死囚犯都在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形象,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一个人有了好的声誉、美好的名声,就会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一个人若失去好名声,失去了尊严,他每走一步都会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甚者,还会成为他人任意践踏发泄的对象,所以人们常常说:“名誉比生命更重要。”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到,“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短衣帮和掌柜虽然没有像丁举人那样举起棍子直接敲折孔乙己的双腿,但他们毫不留情地当面披揭孔乙己的偷盗隐私,严重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损害了他在社会上做人的尊严。他们在广众之下对孔乙己的揭短、哄笑,其实比丁举人的棍子多了几分狡猾、也更凶险!在人的世界里,连笑声都成了杀人的武器!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残忍,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你也捞不到呢?”
      
      清代的学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童儒或童生。孔乙己就是一个老童生。
      在科举考试中,孔乙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一生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得到。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他仍然是以读书人自居,以饱读诗书为自豪。在他看来,自己虽无甚功名,但仍然是读书人中的一员。他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辛苦遭逢;承载着他一生大富大贵的追求与梦想,也承载着他的自我优越的评估与定位。长衫虽然“又脏又破,仿佛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在孔乙己看来, 它仍不失为是读书人有文化的标志,是他能够在人前站立的文化资本,也是他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到,“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话非常简短、随意,但却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地摧垮了孔乙己用长衫构筑起来的自尊自优的心理防线:“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人们就是这样用嘲讽的话语、奚落的笑声,去反复玩弄、欣赏孔乙己心灵的伤口,去咀嚼着孔乙己人生痛苦的滋味。这不仅损害了其做人的尊严,更击垮了他精神世界的支柱。事实上,孔乙己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讥笑声中,长衫早已换成了破夹袄,他高大的精神身材也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
      “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说出了人类吃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的精神屠杀,也说出了人比野兽更复杂更高级的残忍!
      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⑥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⑦一九三四年鲁迅在大病之后,曾写了两篇杂文:《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他对明清王朝的灭族、凌迟、剥皮等种种灭绝人性的酷刑进行了回味:“大明一朝,以剥人皮始,以剥人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⑧。
      和杂文有所不同,在鲁迅的小说中人性的残忍更多地表现为人心的狠毒,灵魂的残忍!这在《风波》《祝福》《阿Q正传》中都有所表现。
      叔本华说:“从本质上讲,人是一个野兽,一个残忍恐怖的畜牲。”⑨
      鲁迅在《野草》中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⑩
      
      “这一回 ,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早在明清之际,科举取士就受到了猛烈的诘责、攻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11}说出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心声。到清朝中叶,袁枚、方苞等人又对科举八股进行了一轮更猛烈的批判。“世之人才败于科举之学,千馀岁矣,而时文则又甚焉。” {12}清初的文学家蒲松龄,最早用小说的形式对科举制度埋没人才和摧残知识分子的身心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聊斋志异・司文郎 》中讽刺主考官是“鼻目并盲”,公开批判指责了科举制度的荒谬,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清朝中叶,又诞生了全面批判科举制度的文学巨著《儒林外史》。
      在封建社会,貌似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其实压根就没有一个科学的操作程序和客观的评估标准;从命题到阅卷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八股原是愚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13}没有科学性、客观性,就无所谓公正、公平。所以有人戏称科举取士是“择劣机制”也不无道理。就皇帝的本意而言,科举取士也只是愚弄臣民,牢笼志士,英雄彀中的政治把戏。清朝大学士鄂尔泰说得清楚明白:“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人才,其术莫善于此。” {14}到了清代,这种请君入瓮的驱策英才之术,已完全蜕变成公开的阴谋,公正的荒谬。那些“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进士、举人也尽是一些不知苏轼为何人的范进。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15}由于制度本身的荒谬,所以科举教育所培育出来的所谓人才也大都是一些人格残缺之流。
      在《孔乙己》中,丁举人与“目不识丁”的隐秘暗合,即隐含着对科举荒谬性的巧妙讽刺与反思。其实,它也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偶然性、荒诞性的深层思考。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超于群处世难”。孔乙己只会抄书,才不秀,行不高,但最后也遭到了和秀木同样的厄运。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准确形象地标示出了他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唯一”深刻地揭示了他悲惨结局的缘由。
      在社会面前,每一位生命个体都包含有极其丰富的个性内涵,都带有“异己”的色彩。个人与社会永远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社会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会是无条件地接纳;但是生命个体最终又都要以群体的形式融入社会。一个人一旦狼行落伍,孤雁离群,脱离开自己应该隶属的社会集团,不用说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就连同类的攻击也招架不住,最后只能成为生无人怜,死无人问的凄惨孤魂!
      “不是我忘掉了雅典社会,而是他们忘掉了我”{16}。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也想和人交流、沟通,但是人们始终不给他任何陈述、辩白的机会。“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从孔乙己“唯一”的悲惨境遇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一般社会对生命个体的拒绝与排斥;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个体被抛入社会后的尴尬、迷惘、孤独、无奈!在孔乙己身上,也凝结着作者孤独的人生感受。人生孤独。孤独的人生。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的一生充满了旁人的笑声。他在笑声中登台,在笑声中下场,他在旁人的说笑声中走完了自己灰色的人生旅程。在《孔乙己》中,笑声不但凝聚着孔乙己命运遭际的辛酸悲凉,也凝聚着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孔乙己悲剧人生的喜剧色彩,其中一部分是根源于他自我定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在众人[中,孔乙己只是一个文丐,连是否认识字都值得怀疑。但在孔乙己的自我感觉中,自己始终是圣贤一族,要高出平头百姓一等。所以尽管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仍固执地不肯脱去,因为那是读书人的象征,是区别于短衣帮的标志,是谋求大富大贵的希望。所以,当有人问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的时候,“孔乙己看着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流露出灵魂深处对劳动者的鄙视,和作为读书人的自豪。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在封建社会,皇帝是舆论导向的制定者,文人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在舆论宣传中往往把一些好听的话语分留给自己享用。文人做贼是“雅贼”。窃书,也因为是读书人的事,所以也不能算偷。说白了,读书人的偷窃比平头百姓也要金贵一等!这近似于荒谬的自我优越,不过是孔乙己自己心造的幻影,所引起的自然是满堂的笑声!
      其实孔乙己自视优越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在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就呈现出空前的繁荣。那时列国之间的竞争除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之外,也包括文化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西汉初期,文人以察举的形式开始大规模参与政权,儒学也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从那时起,读书人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崇。西汉晚期,有一句名言“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科举制度诞生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法定人生程序,社会对读书人也更是另[高看。钱穆说:“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最受全国各级社会尊视的,便是那辈应科举的读书人。”{17}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中,在科举文化的背景下,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喧嚣与炒作中,中国文人一方面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掉在自我清高,自我欣赏的陷阱中,从而使自我的人生价值定位超出自己的实际运作能力,进而酿成了个体的、群体的许许多多的悲剧。其实,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文化冤狱,不能说与中国文人的这种不太客观的自我定位没有关联。
      孔乙己不能算是中国旧文人的代表,但他却凸现了旧文人的一些致命的性格弱点。其实,在人类社会中,人人都生活在一种错觉之中。看古思今,可悲、可笑的岂止孔乙己一人?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好人为多数人造福,坏人为少数人谋利;而孔乙己所能照顾的范围只能是他自己。孔乙己虽然有文化,说起话来连掌柜也听不懂。但事实却是:他的社会价值仅仅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杯解忧解愁的免费饮料,是一个仅能与十九个大钱等值的符号。这种个体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悲凉,这种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悲凉,乃是人间的真正悲凉!
      五四时期,在鲁迅、庐隐、郁达夫、王鲁彦等人笔下诞生了一大批狂与死的人物,这些人物狂与死的悲剧不是生老病死的普遍现象,而是五四时期历史与文学的特殊现象,通过各种形式狂与死的悲剧,作者提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旧传统的攻击,对理想、未来的展望。其中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犹如子胥鞭尸,惊悚时人也感动着后人。
      但是 《孔乙己》的忧愤甚广又不止表现在旧文化,对民族“人吃人”的深刻批判上,更表现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生存方式的深刻思考上。
      
      两难的!择
      
      孔乙己和丁举人都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他们是科举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典型代表。丁举人对孔乙己灭绝人性的残忍,既引起读者对吃人者的愤怒,也引起我们对中国文人整体命运的反思。
      人不仅属于自然,更隶属于社会,而且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定位于社会这个天平上,才能显示其价值。隋唐以降的科举取士,是旧知识分子把个人价值转换为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千百年来,金榜题名、功名荣身,光宗耀祖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唯一绿色通道。但是封建社会的结构从根本上否定了士的独立性,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士的文化使命及价值。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处于政治执行者和文化传承者双重身份的矛盾与焦虑之中。
      和吴敬梓不同,在鲁迅的思想世界中,封建社会压根就没有王冕那样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隐士,也没有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那样具有标准儒士品格的文化精英。在《孔乙己》中,旧文人只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像丁举人那样去吃人,另一条就是像孔乙己那样被人吃掉。孔乙己让我们看到了科举失败者的悲惨遭遇,丁举人让我们看到了科举成功者失去人性的残忍与悲哀。《孔乙己》不仅写出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写出了科举制度吃人的罪恶,也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旧文人在人生价值取向问题上的困境!
      孔乙己只是一个小文人,但《孔乙己》却是对中国旧文人整体生存状态、历史命运的大思考。在咸亨酒店中,人,或者是去吃人,或者是被人吃掉,无论何人都概莫能外。这就是《孔乙己》中的人生,这就是咸亨酒店中的人世。
      
      结语
      
      小伙计的[睛,不仅是一个叙事的视角;也是一个远距离观察世界本色的哲学视角。
      “童心”原本就是一个哲学概念。 它源于晚明哲学家李贽的《童心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18}在李贽的心学思想中,童心指的是人在未接受外来影响之前的最初的自然淳朴的思想感情。在《孔乙己》中,少年童心对人世、人生的感受,也可以理解为是生活的哲学本色。
      在“我”的视野中:丁举人缺失人性,掌柜只有钱心,短衣帮麻木不仁。社会对弱者没有怜悯、没有同情,连欢乐的笑声都充满了恶意,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我”的感受中:生活压抑、悲苦、无聊,人生旅程孤独寂寞,人性残缺、险恶。咸亨酒店中的人心、人世,像中秋节后的天气,是一天凉比一天!“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否定的。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9}自然,鲁迅在这里所言的“人生”与中国哲学中的“人生论”不是两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但两者在精神上却是血脉相通的。例如《孔乙己》中“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个主题,就与中国哲学中人性善恶这个话题有联系。
      过去我们对《孔乙己》的解读,主要是限于科举吃人这个主题思想,对作品做政治性的诠释。其实,这只是低层面的解读,也是浅层次的解读。只要我们把《孔乙己》放置在中外思想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下,就不难发现它与中西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其思考社会、思考生活、思考人生的丰富哲学内涵。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马玉坤,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马云,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英]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4月版,第620页。
      ②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版, 第125页。
      ③④⑨ [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年9月版, 第520页,第582页,第517页。
      ⑤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 1981年6月版 ,第61页。
      ⑥⑦⑧ 《鲁迅杂文全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12月版,第150页,第150页,第755页。
      ⑩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200页。
      {11}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拟题》。
      {12} [清]方苞:《方苞集》附《集外文》卷四《杨千木文稿序》。
      {13} 《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103页。
      {14} 《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卷三。
      {15}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
      {16} 汪子嵩主编:《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版,第873页。
      {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第161页。
      {18}{20} [明]李贽:《童心说》。转引:《古代文论名篇详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8版第368页。
      {19}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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