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与不争]哀不豪怒而不争
时间：2019-02-11 05:44: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繁漪是个悲剧性人物。丈夫周朴园凶横专制，恋人周萍始乱终弃，一个女人受尽两代男人的欺侮。她，“在阴沟里讨着生活”。社会的专制、家庭的压抑，固然是其悲剧之根源。然而，其自身始终“逃不开”的人生惰性、性格的缺陷、思想上的不争，也正是造成其自身不幸之大哀所在。
关键词：繁漪 悲剧 不幸 凶横 性格 惰性 不争
繁漪是曹禺名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在上世纪２０年代的封建社会，繁漪，这个不幸的女子，年轻时在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丈夫“活阎王”周朴园熬了十八年，美好的青春在这里葬送。后来，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建立了恋爱关系。然而这分令人不解、得之不易的爱情就像黑夜里的一颗流星，很快便消失了，最终仍走向精神崩溃、家破人亡的悲剧结局。在此，笔者就繁漪不幸命运之根源，谈谈一些认识，以探讨并剖析人物悲剧意蕴之所在。
一、“在阴沟里讨着生活”
繁漪，年轻貌美，她是某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的妻子。十八年前，她被比她大二十岁的周朴园用欺骗的方式骗到了周公馆。繁漪的到来，只是装饰了周家名义上的圆满和体面，而对于繁漪自身来说，她则像掉进了火坑，痛苦地煎熬着。所以繁漪曾对周萍说：“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十几年来就像刚才一样的凶横，把我渐渐地磨成石头样的死人。”这也正如剧作家曹禺所言：“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过多少繁漪，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
在20年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压抑常常表现在对女性社会存在和精神生活的贬抑上，将女性活动尽可能单一化、专向化，尽量让女性忘却除去美好的身躯和神秘的性器官外还有头脑和灵魂。”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是女性貌美贤良，要“以色事他人”。女子的貌一直是封建时代男性娶妻的理想的价值尺度。而繁漪，当初进入周家时她只有十八岁，“面部轮廓很美”，这些对于当时已三十八岁的周朴园来说自然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正因为此，周朴园便把繁漪仅仅当做一件美丽的物品来观赏。只见其“女”，不见其“人”，把繁漪仅视作物品而非独立的人。周朴园虽身为煤矿公司董事长，思想上具有资产阶级特性，可他身上同时具有严重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宗法社会里，作为一个女性，宗法伦理的善是以“三纲五常”为价值取向的。“三纲”中即有“夫为妻纲”，这是对男尊女卑的严格定位。女子一旦出嫁，从此便隶属于男人。所以周萍说他父亲：“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繁漪在周家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家里连移动一下家具都要周朴园做主。繁漪的角色仅是服从者，“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周朴园常这样教说繁漪，这无非就是要把繁漪当成非生命存在的个体，当成一种无生命的物资，当成一个可按其需要或畸形病态的审美的理想任意进行塑造的东西，从而达到使繁漪自然体物化的目的。
由于女性被物化，人格尊严被剥夺，这使得女性被剥离得只剩下性的特征了。于是无家的妇女沦为妓女，有家的便成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是女子人格尊严丧失殆尽的明显标志。在保守落后的封建时代，视传宗接代为女人天职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繁漪当初嫁到周家后，便很自然地履行其生育的使命，并有幸生下周家用以延续香火的儿子周冲。所以周朴园常得意地自夸：“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繁漪的生存价值只体现在了生育繁衍上。在封建社会，由于女性被物化，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所以便连姓名都不复存在了。有学者曾对中国传统中的妇女地位进行了概括，其中一点就是女子无名。而且，“1949年前，女性出嫁前大多没有正式名字。出嫁后随夫姓，子女随夫姓。”像祥林嫂、吴妈、柳妈等，她们连正式姓名都没有，而繁漪，虽然她有幸有着正式的名字，但她出嫁后便随夫姓了周，作品中的鲁侍萍也是如此。这自然也是女性价值表面化、自然化的结果。
由于女性被物化，所以周朴园不许繁漪有任何有违其意的思想和见解，限制其活动范围，把她整天关在家里。为了压制繁漪的思想，周朴园自认为并且让他人也认为繁漪有病，逼其看病，逼其吃药，繁漪对周萍说：“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吃药）你都看见了，这种日子不是一天，以后是整月的，整年的，一直到我死，才算完。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萍！――”“慢慢地无论谁都要躲着我，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就真成了疯子了。”当繁漪认为自己没病而不愿吃药，周冲也说“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时，周朴园勃然大怒：“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象不轻”，“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那儿。”对周朴园来说，繁漪最好是一个没有头脑失去思想的木头人，若稍有不顺，便冠之以“精神失常”、“疯子”等名目，以便把繁漪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任其摆布和压抑。
也许是在周家压抑得太久太深了，也许是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繁漪已正在静静地等死的心因为周萍的出现而复活了。然而在旧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婚姻问题依然奉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尤其是繁漪与周萍俩，他们这段既不仅仅是自由恋爱，也不仅仅是失贞行为，而是严重地有悖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伤风败俗的母子恋情，更加令人不可饶恕。周家的男仆鲁贵就曾因为此事对太太繁漪加以轻视、鄙夷，并进行要挟。虽然繁漪与周萍相爱着，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周萍，后来终经不住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而抛弃了繁漪。古人曾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繁漪在此时的周萍眼里，就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随时都可以扔弃或更换。这再一次证明了封建社会女人的“物”性。繁漪从周朴园的火坑又跳进了周萍的冰窟，作为一个女人，繁漪受着两代男人的欺侮。尤其是周萍，周萍对于繁漪而言是一个曾经将其引诱而今又将其无情抛弃的孱弱而又不负责任的人。然而世人却往往同情周萍而鄙夷繁漪，将责任推向繁漪，这不能不说是繁漪最大的悲哀。所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批评道：“社会的公意向来以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子，却不负责任。”“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社会）却专责女性。”这些议论可谓说到了男权文化的要害。虽然繁漪为此也曾挣扎过、抗争过，然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这正是曹禺为繁漪的悲剧命运所做的形象的注解。因为压制她的不是一个周朴园，一个周萍，而是一种视女人为非人的文化传统。
二、“我逃不开”，“只要你不离开我”
男权文化的长期熏染和侵蚀，在女性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且积淀为一种难以克服的国民劣根性。文明的进步就是这样以女人在文明进程中的失落为代价的，而男权社会中男女权益的协调默契实质上是以女人对自身非人格化的默认为前提的。《女戒》《女孝经》就是女性自己做出的对自身的规范，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封建女性温顺的眼泪。传统的婚姻道德规范了女性的思维模式，而对传统伦理意识的自觉皈依又铸就了女性千古不变的悲剧。这正是鲁迅对中国封建妇女发出的“怒其不争”之深深感慨和无奈叹息。因此说，繁漪的悲剧，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外，其自身的惰性也是造成其不幸之大哀。
繁漪曾对周萍说过：“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在“五四”时期，易卜生以家庭和妇女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娜拉》在广大妇女中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娜拉发现自己成为男人的傀儡，她毅然地出走了。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繁漪面对周家的欺侮而不像娜拉那样冲出家门，去寻求自己的路呢？她为什么就“逃不开”呢？不错，繁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也曾受过一点新的教育，追求民主自由，然而她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女性，民主自由对于她来说不过是天边的彩虹，缥缈而遥远。因为她头脑中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意识。其思想上的慵懒、性格上的缺陷，正是造成其“逃不开”的关键所在。所以作者曹禺在介绍繁漪时有这样一句话：“她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可谓一语中的。
鲁迅曾对妇女解放发表过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妇女解放还需妇女自身主体意识的自觉与自为。旧式女子受压迫最深，但她们自身又往往缺乏清醒的认识，不知道如何摆脱不幸。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中尤其谈到经济问题。他说：“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而繁漪，自进入周家后，便是在其任董事长的丈夫手上讨着生活，周家在社会上是富有而又体面的大家庭，显然繁漪优越的生活是来源于周朴园的。近二十年的寄生生活，渐渐养成了繁漪个性的倦怠和慵懒，她已无力摆脱对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依恋和拥有了。她就像一朵花，被丈夫长期养在深宫。所以说，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家庭关系里，繁漪是注定“逃不开”的。繁漪恨周朴园，然而她又逃不开周朴园，准确地说，是她并不想逃开周朴园，因为她逃开的能力和勇气已经磨蚀殆尽了。退一步讲，即便繁漪逃开了，那又能怎样呢？缺乏经济能力，繁漪只不过像娜拉一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繁漪的命运大约也只能如此。
拜伦曾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作品中的繁漪尽管是一位知识女性，但依旧没有摆脱这个束缚，把爱情看成至高无上的目标。爱上周萍后的繁漪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狭隘的爱，而将人生的全盘要义疏忽了，她忘了女人的自尊自爱与自强自立，她已不顾一切了，甚至她的名誉、地位和生命。“就只有他（周萍）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在繁漪的生命中已不能没有周萍了。所以当她发现周萍另有所爱（四凤）并要离开自己时，她苦苦哀求：“即使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她甚至低三下四屈尊地说出：“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你不离开我。”这是多么荒唐的言语！为了爱，繁漪竟然认可且甘愿忍受三人在一起的婚姻生活。她不是向往民主、平等吗？怎么不自觉地又陷入了封建社会家庭的一夫多妻制的樊篱呢？一夫多妻制的本身就是家庭中夫妻不平等的表现，必致夫妻关系的不和谐、不健全。鲁迅就曾说：“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只要你不离开我”的爱情至上主义，使繁漪迷失了自己，她仿佛是为了周萍而活着的周萍的附体。由此我们想到了子君（《伤逝》），子君与涓生同居后，当有一天子君听到涓生说“我现在不爱你了”，子君则无法忍受，因为涓生是她的一切，爱情至上主义葬送了子君的一生。所以说，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依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将以悲剧告终。繁漪将周萍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说明其并未真正摆脱男尊女卑的男权观念，尚未形成自觉的独立意识，她只不过是玩了一场从依从一个男人（周朴园）到依附另一个男人（周萍）的游戏而已，周萍不过是其父周朴园的延续。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而不是注重完善自己、健全自己，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有人说：“这种对女性的贬抑如果没有女性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与自我贬抑或许也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几千年封建意识积淀下来凝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地渗透到妇女的深层结构中，构成妇女的一种心理定势，它使妇女盲目屈从或认同封建礼教或社会习俗而缺乏自主独立。
繁漪曾孜孜以求民主、平等、自由，然而对儿子的婚姻爱情却不自觉地认同或遵守着封建的婚姻道德观。其亲生儿子周冲爱上了女仆四凤，繁漪说：“我怕你走错了。第一，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在繁漪看来，周家是个体面大家庭，而四凤出身低微，不配做周家的儿媳。周冲要娶也一定要找一个富家小姐，就像当年周朴园娶她这个富家小姐一样。她忘了自己这种只求门第而毫无爱情可言的死亡婚姻所带来的悲哀，置儿子的爱情不顾，自己曾走过的坎坷人生路而今却又要儿子去重走，可见繁漪身上的讲究门第及父母做主的封建婚姻观已深入其心。而且，周萍与四凤的恋爱，繁漪也认为是不合理、不体面的，这不仅仅包含四凤是繁漪情敌的因素。她对周萍说：“（恫吓地）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么一个下等女人――”而且，为阻止这段爱情，她扯住四凤对周朴园说：“（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蔑视口吻。她之所以借助周朴园的威力，是因为她知道周朴园是绝对不会认同这有失体面的婚姻的。在这一点上她和周朴园是一致的，显然她是苟同于保守陈腐的封建婚姻观。如果用意识与潜意识论来分析，那就是，在意识里，繁漪向往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她自己也曾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甚至背负着“乱伦”的沉重枷锁。她也是很爱自己的儿子的，当听到周冲说：“这（爱情）是我自己的事情”时，繁漪高兴地赞叹道：“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其意识里是赞赏婚姻自主的。然而当听说周冲已向四凤求婚时，她惊奇不已：“什么？求婚？你跟她求婚？”言语中透露出嘲笑，抑制不住地加以反对。这说明，繁漪潜意识里仍尘封着强烈的封建意识，它时时可能抬头，从而影响繁漪健康人格的形成。而从繁漪自身来讲，繁漪的意识里，虽然背叛了周朴园而爱上周萍，似乎很大胆、很进步，然而她毕竟不敢名正言顺，她不会像子君那样面对众人大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更不敢像娜拉那样勇敢地公然地离开丈夫，她只不过想背着周朴园永远地保持着与周萍的恋情而已。这说明，在她潜意识里仍是苟同着、维护着封建的伦理道德观的，在她的心灵深处，她还是周朴园的妻子，她还是害怕“乱伦”的罪名，害怕世俗的眼光的，她终究没有真正摆脱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各种束缚，其所谓的进步也只不过是婚姻形式的改变而并非根本意义上的精神人格的升华。这正是繁漪的悲哀所在。外界的围墙和内心的围墙同样难以逃开。所以苏青说：“放在女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便是向上！向上！向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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