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席勒放逐与超越的人性自由美:席勒完满人性阶段
时间：2019-02-12 05:34: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席勒 人性 自由 价值 研究 摘 要:“人性自由”与“存在自由”是人类自由思想的两种不同言说方式,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最高价值和文化的自由母题,席勒强调人类精神内生活的自我肯定性力量和自然天禀的“游戏冲动”自由,属于人类价值追求的人性自由,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工具理性的存在自由具有异质性,因而席勒的人性自由观具有放逐与超越的本质力量之美。
自由主义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社会结构。中西学界诸多学者把席勒、康德等也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大师,在此,必须对席勒的自由思想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由价值母题的两种不同言说方式。①
一、西方“自由”价值母题的双重言说方式
作为人类最高价值与文化的自由,事实上存在哲学的本体论与美学的人性论即存在自由与人性自由的区别。存在自由是指主体存在被确认或被赋予的自由权利以及其外在的实现形式,它是工具理性的自由价值,即自由往往外化和具体化为人的各种权利,而不是由人本身所内在生成与确立的自由。西方近代理性自然法所确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先天自由权利与人类社会中一切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所赋予的后天自由权利,都属于存在自由范畴。“我的个体的自我并不是某种可以从我与别人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东西,或者是某种我可以从我自己的那些特征――这些特征存在于别人对我的态度之中――脱离出来的东西。”②
人性自由是指人的生命生存本质与真实的内在放逐与超越的自由,完全由人本身内在生成与确立,与一切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所确认或赋予的存在自由具有异质性,体现的是人内在的自我肯定性意识与人性本能力量的自由,从而形成一种还原人类自然天禀与原初真实、始终保留超越物质生存而具有丰富精神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人类自由。伯林所说的“退回内在城堡”和庄子“法自然”、“性自为”、“命曰天放”的自由都属于人性自由范畴。“作为精神实体的人,其固有的本质就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由存在和必然性决定的,而是自非存在中产生的,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原基性的、非理性的。正由于人有这种自由,故可以进行选择,进行判断;由于这种自由也不是上帝能决定的,所以人就既可能自由地创造新事物,也可能自由地创造恶。”③
西方“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和确立,是伴随着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宗教的衰落而启蒙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话语构成,尽管有普罗泰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为先声,福柯却认为“人”是纯粹的“现代”现象。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把人的“主体性”描述为先在的“人性”(即理性),以对抗宗教的神性,笛卡尔把“我思”主体确立为世界的主宰,从而奠定了人的现代主宰地位的根基,这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由主体的启蒙语境和话语体系。霍布斯、洛克等不仅把这种“理性”外化为具体的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而且更彻底地把人的天赋权利确立为现实政治社会实践的根本准则与宪政原则,并在伴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上诞生了西方近代建立在“理性自然法”基础上的权利自由主义,即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责任。”④“保护人身比保护财产还要神圣。”⑤另一方面,自然人性中追求自由反对束缚是人类生命生存本真的内在放逐与超越,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符号系统所要共同表达的普世价值和终极关怀,因而是人性自由的。西方的“人性自由”言说方式起源于古希腊智者派“情感与欲望”的自然人性说,经过卢梭的“回归自然”首次获得了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席勒和康德则以“游戏冲动”和“善良意志”来拯救西方理性“存在自由”体系的内在缺失,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则把人类“生命生存本质与真实”推向了最高峰。西方现代“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所诞生的“主体至上”导致的是人自身的被占有和被操纵,理性化、规范化、一体化使得人类的异化现象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基于此,西方后现代哲学也由过去从对“人的外部关系”的研究转向对“人的内部真实”的研究,即人类非理性的“人性自由”的研究,以反抗、弥合和拯救西方现代社会的裂痕和缺失。“但是艺术把所有这些痛苦和凌辱、残忍与暴行都转化为一种自我解放的手段,从而给了我们一种用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得到的内在自由。”⑥
二、席勒的自然人与理性人之人性缺失
席勒认为,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在自然人阶段,世界对它来说只是使命,而不是对象;只有为他创造了生存的那些事物才是最重要的,他永远只想把对象占为己有;他自私自利而不自主,他不受约束而不自由,在他自己身上从来看不到别人,只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他把感性的利益当作自己行动的绝对命令,把盲目的偶然当作世界的主宰。诚然,自然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也是人类改造自然发现人类自身的过程,于是人们在原始力的规则并受盲目发展的物质必然支配的形态下生存,这个依靠强制而不是法则而产生的自然国家(共同体)造就的只是物质的人。席勒认为,源于力而不是法则的自然国家与道德的人是相违背的,因为充作道德的人的法则应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但是自然国家对物质的人来说却正好相反,因为它给自己制定法则只是为了与力的自然秩序相适应。自然国家为了整体的力的秩序,只好铲除、消灭个人的、多样的天禀,外在地制造和分裂人的自然人性。
但人之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他从未停止过政治理想的创造(席勒称为“艺术创造”),于是理性把人带入了观念的理想状态即西方启蒙运动。他曾经感觉的东西成为他的对象,原来强制支配他的东西也成为他的对象,一个已经理性的民族致力于把自然国家改造成伦理国家。席勒所指的观念国家,即西方启蒙运动中由理性自然法所确认的、享有最低限度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的自由个体所契约组织的“公民社会”,已经开辟了从力的支配到法则的支配的新航标,而且更主要的是它确认“天赋自由”是理想国家也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最终目标。由感性冲动决定的自然人,不仅带来了人性的分裂,也造成了社会的专制和暴力,因而人类需要理性冲动以实现伦理秩序的和谐。如今(启蒙时代),偏见的威望倒了,专制已被揭开了假面纱,人类也从长期的麻木不仁与自我欺骗中苏醒过来,人之为人存在的权力被认为是暴力曾经夺走人类不可丧失的自我目的,自然的人已经在理性的呼唤下,击碎了物质与强制的枷锁,人类已经在按照理性创造自己的伟大“艺术品”。但是否就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已经成为全部政治结合的基础呢?席勒看到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王国”所造就的“存在自由体系”的现实状况,即人已经完全为物质利益所控制、所支配以及维护支配占有的权利体系的社会现实。即人在伦理国家的一体性要求中泯灭了自己自然的多样性性格,也就是人为了存在自由而牺牲人性自由,从而失去了他的性格的完整性与丰富性,成为伦理国家中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因此,如果说自然国家遵循的是物质的力的秩序,则现在的伦理国家遵循的是物质占有与规则占有的混合秩序。“……另一方面,当然,文明阶级则显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这些毛病出于文明本身,这就更加令人厌恨。”⑦所以席勒认为,理性充斥的伦理王国,人类拥有存在自由,但仍然是蛮人,仍然是人性分裂的人,仍然是没有人性自由的人。“理性要求一体性,而自然要求多样性,这两个‘立法机构’人都得应付。人铭记理性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受诱惑的意识,人铭记自然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可泯灭的情感。……国家不应只尊重个体中那些客观的和类属的性格,还应尊重他们主观的和特殊的性格;国家在扩大目不能见的伦理王国的同时,不应使现象王国变得荒无人迹。”⑧
三、席勒放逐与超越人性自由美
既然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不能指望力的秩序的自然国家,同样也不能指望理性的伦理国家,因而人性分裂与对抗的现实也必将继续存在。当改善国家的任何企图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时,人类要实现自己人性的统一,就只能改善个体的自然人性了。时代已经启蒙,但当真理要夺取的一切正是人类最有价值的甜美天禀时,即理性的启蒙只是清除了人类知性的盲目和愚昧,还无法赢得人类性格与情感的尊重时,培育人类感觉功能成为时代最迫切的需要。而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创造出理想国家的伟大艺术作品时,甜美天禀就只能在我们自己的人性里寻找灵光,这是一种国家和理性都不能给予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美的艺术,就是活的形象。艺术(游戏冲动即美的人性)虽然取材于现在,但形式却取自更高贵的时代,甚至超越一切的时代,取自他绝对不可改变的本性,人们从他那超自然天性的净洁的天空里,向下淌出甘美的泉流。“没有美好愿望的欢喜也许是残酷的;而没有欢喜的美好愿望则容易变得冷漠和高傲。”⑨在活的形象中,自然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人的形式冲动(理性冲动)可以统一于人类的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中,每一种冲动都因为游戏冲动的存在才在最高程度上能动地显示出自己,既脱离了法则的约束,也脱离了需要的强迫。因为美对人同时起着松弛作用与紧张作用,松弛作用始终保持着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各自界限,而紧张作用则完成二者相互作用的合力。总之,当心情与观念相结合时,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小了;当心情与感觉相遇合,一切必然的东西就放弃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得轻松了。因此,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当然这只是一个观念中的美,它是一种极限,人也许不可能同时满足其中的两个,在美的力(精神)与感性丰富(物质)的时代,人们常常看到真正的伟大与狂妄冒险结下不解之缘,志向的崇高与情欲的最可恶的发作相伴相生,因此,人可能永远无法全面实现观念中的美。而经验中的美则总是在缺陷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制造缺陷,不可能完全实现观念中的美,却可以最大可能地使二者融合,因为经验中的美既是振奋性的也是溶解性的,溶解性的美适用于紧张的心情,振奋性的美适用于松弛的心情。受情感控制的人即感性紧张的人须通过形式得以松弛,获得自由;受法则控制的人即精神紧张的人须通过物质得以松弛,获得自由。精神把这两种对立的有限与无限结合起来,两种冲动也就随着各自的对象活跃起来,感性冲动体验到生活,理性冲动体验到法则,人的精神也建立起来了,两种必然的对立也成了自由的产生源泉,人类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
席勒所说的“艺术”、“天禀”、“心灵”、“精神”、“美的力”、“游戏冲动”、“活的形象”等等,都是指人类自然本性的内在放逐与超越所获得的生命质感与精神提升,即人类生命生存本质与真实的人性自由。席勒认为,只有在人性自由中,人才能既摆脱感性冲动的纯粹物质需要,也才能超越理性规范的约束;既克服“野人”的物欲横流,又消除“蛮人”的异己与宰制伦理,从而人性才是完美的人性,生命才获得升华与净化,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精神的这种高尚的宁静和自由,再与刚毅和精明相结合,就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把我们从禁锢中解脱出来所需要的那种心境,这是检验真正美的品质的最可爱的试金石。”⑩
席勒的自然人,是保留了自然人性而没有存在自由的人,席勒的理性人是拥有存在自由却没有人性自由的人,而只有游戏的人,才是人性全面丰富自由的人。因此,席勒的“游戏冲动”与“活的形象”还原了人类真实自然之禀,体现了放逐与与超越的本质力量之美。
本文为作者主要参与的200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性自由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中国化”症结研究》(批准号:07YBB14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琼,文学硕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① 参见J. B. 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②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③ 尼・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④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⑤ 潘恩:《潘恩选集・人权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1页。
⑥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⑦⑧⑩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0页,第34页,第173页。
⑨ 罗素:《自由之路》,李国山等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