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白云何处去?]借问君家何处去
时间：2019-02-12 05:35: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春江花月夜》 游子 应举 游宦 从军 经商 摘要:初唐诗人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历来为人称赏。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诗中思妇的另一半――游子的去向。本文结合唐代的历史文化指出,游子的去向可能有四种,即应举、游宦、从军和经商。
初唐诗人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可谓孤篇盖全唐。有唐一代名垂青史的诗人2200多位,诗歌五万多首(清代彭定求等人编《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今人陈尚君辑《全唐诗补编》收诗5000首)。在这群星灿烂的诗人诗作里,张若虚独步群伦,实属不易。其实,张若虚和他的这首诗歌并非一鸣惊人。从明代胡应麟称赏它“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之后,它才开始渐渐走俏。近代王 运与闻一多又是两位大力揄扬该诗的功臣。大浪淘沙,在不断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后来居上,并且历久弥新,令人倾倒。不过,历来的评论家和鉴赏家把目光都投射到该诗的主题、意境和表现手法上面,没有人关注诗中一个角色的身份――游子形象。诗中并没有出现游子的正面形象,甚至也没有出现游子这个字眼。这个意思是通过“白云”来表达的,白云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它常用来比喻离家漂泊的游子。我们知道,《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描绘春江花月夜的景,第二部分描写游子思妇的情,景成为离人相思的烘托。出现在前台的是思妇,作者遗貌取神,重点描摹了她淡淡的愁和浓浓的爱。而思妇的另一半――游子被作者用虚笔来处理了,这样游子的形象便显得恍兮惚兮。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探索的空间,这个游子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结合唐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试做一推断,游子有以下四种可能的去处。
一、应举
隋唐之际,科举考试制度成为一个新兴事物。它扩大并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同时也给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人生希望。这个制度牵动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心。比如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自述:“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韩愈可以说是在应举这条路上愈挫愈奋的典型。不仅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抓住历史的机遇依靠参加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就是世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需要顺应历史潮流借助它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晚唐五代时期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说:“三百年来,科举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这话说得太绝了,切中肯綮。在隋唐之前的四百年里,官吏铨选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庶族地主被无情地边缘化了。所以,科考制度的实行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讲是个天大的福音,让他们对人生充满了幻想。
但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要游学。在游学的过程中,开阔眼界,结交名士,增长才干,树立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在科举考试中铺平道路。比如,唐代在科举考试之前有“温卷”的传统,士子们在应试之前,常把自己平时的诗文创作投献给名公巨卿,以求荣誉,称为“行卷”。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说:“温卷的作用主要是再度提醒一下受卷的显人,请他对自己加以关心和注意。”当时的考试制度尚不完善,一是试卷没有实行糊名制;二是主考官并不仅凭考生的一张试卷定其终身,而是还要接受朝中名士的推荐。名士的推荐往往比考试更重要,这样,举子们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奔走于名士或权豪之门。唐代的考生与主考官及同年会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关系,这一点不同于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以上种种原因都会迫使考生在考试之前做大量的公关工作,这无疑就延长了离家的时间。
唐代大诗人高适在《别韦参军》中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这种渴望富贵的心理在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很具有代表性。士子在科举成功之后就会获得崇高的全新的社会评价,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王建《送薛蔓应举》)。但并不是每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能及第的,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的,绝大多数是落第者。”一次科考没有成功,无颜见江东父老,逗留在京城,或者游学他方。岁月不居,留守在家中的娇妻就成了诗歌中的思妇怨妇。
二、游宦
大唐是一个非常开明、开放的国度。那些科考落第的士子,要想成为政府公务员,还有一些途径。
一是入幕。唐代的封疆大吏可以凭自己的爱好和眼光使用、提拔有头脑、有能力、有文采的年轻人。比如韩朝宗就提携了不少后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口号:“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唐代的藩镇幕府里,有个巨大的充满诱惑的名利场。历史上不少名士都有过在藩镇幕府里生活的经历,比如王翰、高适、王维、李白、岑参、杜甫等都曾托身幕府。托身幕府,就具备了飞黄腾达的可能。
二是献书。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献书得官的记载,据《隋书•牛弘传》:“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大唐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更加注重文化事业工作,也实行献书得官制度。唐诗中也不乏这样的记述,比如:“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李白《金门答苏秀才》)“献书犹未达明君,何事先游岱岳云。”(徐夤《伤进士谢庭皓》)
三是献赋。献赋得官也不是从唐代才有的,比如汉代司马相如就曾献赋得官。但是,这种制度的人性化却是在唐代发挥到了极致。“诗圣”杜甫就是因为献赋做官的。杜甫在献三大礼赋之后,经过中书省考试,获得出身。按照唐代铨选制度,他没有立即得到官职。但取得了三年后参加吏部铨选的资格,最后获得官职。
游宦大都选择京城,或者通都大邑。那里竞争压力虽然大了点,但是一旦抓住机遇就可能摇身一变。在这方面大唐之初马周的例子最能催人奋进。马周,“少孤,家窭狭。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帝大悦,诏直门下省。明年,拜监察御史,奉使称职。”(《新唐书•马周传》)就是这个自幼贫贱屡受俗人白眼的马周,因为寄托在将军常何的幕府得以上达天听,后来官至中书令,为宰相之职。他的机遇对唐人触动很大,中唐诗人李贺写诗说:“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李贺《致酒行》)“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杨炯《骢马》)京城和通都大邑充满了机遇和刺激,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子。游宦本是为了寻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但是也带来了它自身的异化。那就是和自己的爱人劳燕分飞,备受煎熬。其中最痛苦的当然是女性一方,“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这虽然是三国时代曹丕的诗句,但是却喊出了中国几千年留守女性的痛苦,沉痛哀婉,感人至深。
三、从军
战争从来都是赢得和平的最佳手段。在初盛唐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唐王朝同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突厥、羌、吐蕃、契丹、奚、室韦、吐谷浑、高丽、龟兹)战争不断。客观地讲,唐朝这些边塞战争大多数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也有一些是由于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而造成的非正义战争。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了苦难,也给很多渴求功名利禄之人带来了机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诗句就代表了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心声,投笔从戎,效力边陲,成为他们博取功名的重要途径。著名诗人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也表达了积极的人生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战争爆发了,许多热血男儿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从军。“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闻到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李颀《古从军行》)“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王维《老将行》)唐代初期不乏靠军功改变命运位至卿相的案例。比如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新唐书•薛仁贵传》)军功改变了薛仁贵的命运。在中国文化里薛仁贵可以说是“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典型,有很多的戏曲演绎他的故事。薛仁贵的妻子是鼓励丈夫积极从军的典范,但是,更多的妇女可能是在青春流逝中“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薛仁贵的传奇人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男子投入军旅生涯。而这些将士背后的女人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代价,苦守爱情,望穿双眼。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就有薛仁贵的妻子在苦守寒窑的时候鸿雁传书的故事。《春江花月夜》中就使用了这个典故,“鸿雁长飞光不度”。它深刻地揭示了少妇内心的思念之痛。
战争爆发了,无数的男儿投身沙场,这样诞生了无数的留守夫人。唐代的边塞诗繁荣,其中不乏游子怨妇的形象。比如“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寄言闺中妇,时看鸿雁天”(卢照邻《关山月》),“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战争就要流血,能够生还的毕竟是少数。很多男子已经战死沙场了,却还活在妻子的睡梦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对于那些思妇来讲最残忍的可能还不止这些,你看,“关西骠骑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敕赐金钱二百万,洛阳迎得如花人。”(白居易《母别子》)所以,《春江花月夜中》思妇的命运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担忧。
四、经商
《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这就是我国古代不可撼易的“四民观”。商人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担负着商品和货币流通的重要功能,但在古代的意识形态里面,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唐朝前期商人们难以享有贵族与平民依法享有的参加科举、铨选的权利。像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也规定:“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新唐书•曹确传》)在理论上和观念里,商人的地位卑微,实际生活里并非如此。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 就是商人出身,“世殖赀”(《新唐书•武士 传》)。后来官至封疆大吏,这一点对大唐子民来讲,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贞观年间,河东人氏裴明礼善于理财经商,后来官至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成了台阁重臣。张若虚一生经历了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这几朝商人在政府机构里面异常活跃。比如唐中宗时代,安乐公主就公开卖官鬻爵,“与太平等七公主皆开府,而主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能够花重金买官爵对穷人来讲是天方夜谭,对于地主富商来讲却是触手可及的。据史料记载,不仅太平公主兜售的官爵“皆出屠贩”,就是其他的公主、后妃卖出去的官爵也大都到了商贾手里。在这样的时代里,一定有相当数量的人弃儒经商或弃农经商。请看,“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姚合《庄居野行》)这虽是中唐时代的诗歌,用来反映初盛唐的商人之多,也大致不差。张若虚是扬州人,他一生又主要活动在吴中(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初唐时期全国的通都大邑除了长安和洛阳之外,在长江中下流域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商业性的城市,扬州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春江花月夜》描写的江畔夜景和诗中提到的“青枫浦”“捣衣砧”等字眼来看,显然属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当地外出经商的男子一定数量可观。
在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非常有名,因为他道出了商人的本质和特征。这些商人长年在外,行踪无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长此以往,冷落了家中的娇妻。唐代的闺怨诗很繁盛,有不少是写商人妇的,比如“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刘采春《罗贡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江南曲),“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李白《长干行》),这些诗作婉约缠绵,幽怨感伤,记录了数不清的商人妇的哀怨。
综上,游子在唐代历史文化背景下有四种可能的去向――应举、游宦、从军和经商。在这四种去向之中,除了从军,另外三种去向的漫游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陈贻 先生在《杜甫评传》里总结了盛唐漫游之风盛行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富裕,物价便宜,社会秩序安定,为漫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二是水陆交通的发达,驿传制度的建立,不仅满足了政令传达、官员往来和漕运的需要,也有利于常人行旅,私人旅游方便。《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游子奔波于外,妻子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岁月里孤独着。正如诗中所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我们在推测了游子的四种去向之后,掩卷深思。诗中的游子不应该是个负心汉,否则,对那位日夜盼归的思妇来讲太残酷了。他应该有着李商隐那样的细腻和真挚:“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惟其如此,才能与“落月摇情满江树”的意境和合圆融。
作者简介:万德敬,运城学院中文系讲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
参考文献:
[1] 清•彭定求.全唐诗[A].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 陈贻 .杜甫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