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圣经》之作_按照圣经作父母
时间：2019-02-12 05:43: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非原则化 解构 消解 颠覆 摘 要：非原则化是指对所有的法规和权威惯例的颠覆和消解。在《上帝知道》中，海勒通过揭示《圣经》中的矛盾来尽情表现非原则化（大卫对约押的处理；大卫对所罗门的忠告；还有大卫作为一个叙述者的可信度）。指出约瑟夫两个版本的故事，参孙三个版本的故事，《圣经》中大卫不同版本的故事,《上帝知道》揭开了神学知识的神秘面纱，驱散了西方文化最神圣著作的神圣光晕。从解构大卫到颠覆《圣经》再到消解上帝, 海勒颠覆了从文学经典到宗教信仰所有神圣的事物。
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转折》（The Postmodern Turn，1987）中将后现代主义文艺特征归纳为11个方面。其中前5个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趋势,解构趋势包括一系列否定颠覆既定模式秩序的特征, 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表征之一就是非原则化。非原则化是指对所有的法规和权威惯例的颠覆和消解。“从‘上帝死了’到‘作者死了’和‘父亲死了’；从对权威的嘲笑到对课程的修正，我们对文化进行非原则化，使知识不再神秘，解构权力、欲望和欺骗的语言。嘲笑和修正是颠覆的翻版，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猖獗蔓延的恐怖主义。可是‘颠覆’可能会采取其他更温和的形式，如少数民族运动，或文化女权主义，这些也都要求非原则化。”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人类的活动不再是围绕着某些特定的主题、中心、标准或秩序开展的活动，而是成为像游戏一样的活动，且没有最终的目标。如利奥塔所认为那样,“我们不再求助于宏大叙述。――我们也不再求助于神灵的启示，甚至不再求助于人类解放作为后现代科学话语的合法途径。小型叙事似是想象创造的最完美的形式”。
长篇小说《上帝知道》（1984）取材于西方文化经典――《圣经・旧约》，是海勒所创造的富于文学想象的小型叙事。从解构大卫到颠覆《圣经》再到消解上帝, 海勒颠覆了从文学经典到宗教信仰所有神圣的事物。
一、解构大卫
小说《上帝知道》以《撒母耳记》上下两章和《列王记》开篇为基础，通过解决《圣经》叙述中的前后矛盾来重现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则包含了由于《圣经》的作者意欲强调神学所导致的明显的前后矛盾。海勒注意到了矛盾并就人类的动机解决这些矛盾。大卫对所罗门说：“你自己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来刺杀以色列军队的两个将军尼珥之子押尼珥和益帖之子亚玛撒时对我的所作所为。他在和平时期为战争时流的血复仇，还毫无理由地让血溅到我的腰带上，溅到我的鞋上。”可是这个致使赫梯人多利亚被杀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国王并不能让人相信他的迟疑不安是出于宗教目的。海勒不接受《圣经》关于大卫对付约押的行为的解释，海勒将大卫塑造成一个精明的政治评论家，大卫政治上的精明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在杀这两个人的事情上，最激怒我的是约押故意违反我的意愿”。约押独断独行使得大卫对他不信任――不管约押的行为如何表明他的忠诚。大卫在公众前为押尼珥和亚玛撒的死哀伤是虚伪的，如此我们看到大卫给予所罗门的辩解是政治上的托词。
当大卫唤起我们对《圣经》中他自己的故事的不同版本的关注时，版本增加的目的早就有所预示，有《撒母耳记》的大卫和《历代志》的大卫。在《历代志》里，大卫与拔士巴的通奸行为完全没有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和大卫其他丢脸的故事的隐去看作是《历代志》作者把大卫理想化的方式，理想化的程度大于《撒母耳记》的作者。大卫注意到不同的书对他的描写不同。大卫觉得，《历代志》是“一种刻板的粉饰”。
海勒表示太轻易地接受一个给予的真相的版本是不负责任的，他表明这一观点的最后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大卫作为一个叙述者的可信度。作为叙述者，大卫按他自己所见来陈述“真理”。“我将告知你一个关于我儿所罗门的秘密：当他提出要把婴儿分成两半时，他是说真的。”可是大卫陈述的“真相”没有任何的特权地位。大卫所声称的所罗门是“一个狗娘养的哑巴儿子”也可能是谎言。
海勒关于大卫的笑话的效果来自于削弱大卫对他儿子的全部判断。他抱怨说所罗门已被描写成一个非常《圣经》化的作者，而他（大卫）才是真正的作者。在进入小说的虚拟世界时，我们假装相信我们正获得关于独裁的真相。可是我们对大卫的叙述的信任在这个方面也被暗中破坏了。与此同时，大卫正述说他想抚慰扫罗的努力: “我带着音乐而来，打算让他开心几个小时，如果必要的话先是我的‘万福马利亚’和《月光奏鸣曲》，然后是我的《哥德堡变奏曲》第一乐章，这是一部我最近为我一个因赌博失眠的邻居而创作的作品，整部作品的基调气氛迷人，这会让他较易入睡。”海勒已明示大卫易犯错误，以表明大卫的版本仅是另一种版本，只有部分事件是真实的。这些文本因素使读者对小说在其动人结尾时颠倒了其无神的倾向做好准备。在小说的中部，海勒通过表现大卫和扫罗之间的相似之处，部分地完成了对《上帝知道》反神学调子的证明过程，我们肯定会相信大卫的骄傲独断会令他留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但该书的最后一段以一种美丽的、梦幻般的方式，确保了大卫和扫罗之间的联系:
他开始唱歌，一首我过去知道的歌，声音清晰、清纯、甜美，但不像女孩子的甜美、娇嫩，也不像是男人的声音。他的音乐使人平静，几乎是神圣的。我听他开始唱歌时是最开心的。然后我四周围张望，要找一支枪向他脑袋投去。我的天使阿比施格已从她的椅子那站起来，只披着一条围巾，无声无息地靠近。她的眼睛就像阿比施帐篷一样黑。我想要回我的上帝，可他们却给我送来一位女孩。
大卫希望将标枪投向他自己的幻影，重复扫罗的行为。没了上帝，大卫也差不多疯了。
大卫需要上帝暗示着一种加深我们对他的了解的神学是适合的。没有神学就只有“孤独的恐惧，那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对我们的命令”。海勒从广义上将“神学”视为“任何种类的教义”，大卫患有痔疮和肥大的前列腺使他成为一个健康有问题的现代人，而这些健康的问题都是跟现代社会有关的。大卫在他的典故的范围内表现得像20世纪的人，其变形就包含诸多解构含义, 如反创造、分解、解构、去中心、差异、断裂、不连续、消解定义、解神话、零散性、解合法化等, 解构之势显而易见。
二、颠覆《圣经》
“非原则化也意指非中心化、非权威化、非合法化。”小说《上帝知道》可视为《圣经》的非中心化、非权威化、非合法化版本。嘲笑和修正《圣经》体现了小说《上帝知道》的颠覆性。
小说对《圣经》开篇就来了个全盘颠覆：“《创世记》吗?那种宇宙论不过是哄小孩儿的玩意儿, 是摇头晃脑的老奶奶编造的离奇古怪的幻想故事,而这位老奶奶也在排解了无聊之后打起瞌睡。”从文艺复兴直至20世纪初的人们都非常崇敬的《钦定本圣经》,“数百年其卓越地位仍无可动摇”, 但这个版本却遭到小说毫不留情的否定。大卫认为《钦定本圣经》的编写者“对希伯来语不甚了了, 对英语也不怎么擅长”,下令编写《钦定本圣经》的英格兰詹姆士王一世只不过“是个搞同性恋的男人”。既然经典在其形成之时，就如同游戏，它岂能承载既定的规范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经典使命呢?
约瑟夫和参孙的故事与大卫的故事无关，可能《上帝知道》不要这些故事，也无损于故事情节。然而,因为这些故事的主题很重要，它们被包含在小说内，甚至被放在小说的开头之处以示重视。约瑟夫先是把帽子藏在本杰明的行李里，继而又“找到”了它，理论上象征着发现了兄弟的罪过。不过从约瑟夫的行动的矛盾性来看，兄弟的欺骗是“迷惑人”的阴谋。《上帝知道》将约瑟夫的故事的两个版本糅合，那两个版本一是《圣经》的版本，一是要纠正原版不足之处的尚未确定的版本。参孙的故事有三个版本，与《士师记》的叙述相反的是大卫（海勒）的解释和弥尔顿的解释。大卫痛骂弥尔顿。“弥尔顿在他的《力士参孙》里离题万里。我们所记得的参孙是很粗鲁很迟钝的，不可能把自己说成“在加沙瞎了，在磨坊与奴隶在一起”或者说自己弥留时带着所有“付出的感情”。为此我们有三种纠缠不清的解释。
小说提出的观点与许多人所认为的《圣经》是神圣书写的观点直接产生冲突。在人们普遍相信《圣经》的神圣性的情况下，《圣经》是一个不可挑战的文本。当然，这种观点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除了一个裁决人凌驾于另一个之上的效用之外，并没有最终裁决人，而且，因为即使一大批人相信《圣经》是神圣书写也不能将其定为对它的解释不能质疑的文本。《上帝知道》是对《圣经》中叙述的有关大卫的事件的一个合法的版本，这是个强调人类摆脱上帝的观念的版本，但也是一本将其辩解建立在当今争论不休的观点是否合理的基础上。只要这些观点是为了迎合人类需要――如果它们真的要迎合某种需要――小说就必须知道与之相左的观点是否合理。表现现实版本同样有根据的另一途径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关于书之制作”。在此，已接受的神话、故事、历史等版本都被批判地（幽默地）检查，以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修正历史的主张以该部分的第一个句子开始：“关于书之制作，没完没了。我对我的这个故事想得越久，就越相信杀死哥利亚可能是我所犯过的最他妈大的错。”这个句子概述了对大卫故事的重新解释，实际上是对《圣经》经典阐释的非原则化, 从而嘲笑和批判经典背后的规范、标准、秩序、权力。
三、消解上帝
后现代主义者取消了知识的神秘性和神圣性, 消解了权力语言、欲望语言和欺骗语言的结构。
小说中上帝的所言所为已不再公正、可信,被剥去神圣外衣的上帝,还有点无赖的嘴脸：“‘谁说我是公平的?’如果我向上帝发问,我预先就知道他会这样回答的,‘哪里说的我必须公平?’”“喋喋不休地闲扯了40年”的上帝因为不公平又与大卫吵架了。显然大卫对象征着“公正”“真理”的上帝已经失望。上帝言而无信,“上帝赐给加利福尼亚人一条壮观的海岸线、电影工业和贝弗莉山，却只给了我们沙石”。小说中的上帝不再是宇宙的主宰，统领万物的神，绝对正确的权威。相反,上帝自私、专横、不负责任。“上帝确实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习性，因为自己的过错，就把责难发泄到别人头上。他选择人时刚愎武断,不管你是否愿意,也就是说,他给你来个猝不及防,把困难重重的使命强加在你头上。而对我们来说,每项任务几乎都难以胜任,于是他就因为自己择人不当而指控我们。”小说从上帝所言所为入手,让其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自行裂变,最终拆解上帝充当世界中心、扮演正义、真理的假面具,既然上帝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真理和正义,在与上帝的关系上，大卫是个不再与上帝对话的人。上帝为他孩子的死该向他道歉，大卫要求道歉的态度很强硬。在象征着人类如何将自己提升到上帝的高度的声明中，大卫得出的结论是：“我是个比他好的人”，甚至“上帝是个暗杀凶手，他迟早要把我们大家都暗算了,使我们复归于泥土之中。所以我再也不怕蔑视他了,他大不了把我给杀了。”对于作为神圣书写的《旧约》中大卫的历史在措词层面上应该作相对严肃的处理。但实际上，我们读到的书写不仅不正式而且是渎神的：“在寺庙的地上与单身女人性交还是与已婚女人性交才真的会使我们的田地更肥沃，使我们的人丁更兴旺，这还是很难说准的。”大卫的现代性也有助于确定主题。在现代社会，时兴的潮流就是忽视对事件的宗教解释；大卫与现代人的联系有几个方面。大卫有着存在主义者的哲学观点，他宣称：“上帝是死是活根本无关紧要。”正是因为《圣经》故事为我们树立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绝对权威和等级秩序，海勒借颠覆这个文本来解构传统观念中的权威主义、中心主义。小说用“上帝死了”来彻底打破真理存在的虚妄。正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所言,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所孜孜追求的深藏于世界中的先天的一成不变的“逻各斯”、统一性根本就不存在, 是一种理论幻想。
大卫对上帝的蔑视体现了反抗一切权威、反对一切中心、本质、真理的后现代特征。从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批判理论来看,小说对上帝的怀疑可以理解成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合法化原则提出的批判,是对父权制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批判。这也是小说对经典解构的时代意义。
在《上帝知道》这部作品里，《圣经》中大卫的故事的讲述是作为一部书的另一种生成方式，与自身产生矛盾，与大卫的人性故事发生冲突。这是一个海勒从他非神话化的立场来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个立场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一种叙述、作为一部书的另一种生成方式的自己的叙述。在《上帝知道》中，海勒通过揭示《圣经》中的矛盾来尽情表现非原则化（大卫对约押的处理，大卫对所罗门的忠告，还有大卫作为一个叙述者的可信度）。他让英明的所罗门王变成愚蠢的施罗德，从而揭开了神学知识的神秘面纱（约瑟夫・海勒两个版本的故事，参孙三个版本的故事，《圣经》中大卫不同版本的故事）。他通过《圣经》编纂的历史记录的重新解释，对历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小说对这种一体化“元叙事”的经典用一种轻松嘲讽、玩世不恭的方式彻底加以消解,如同利奥塔分析的那样: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两大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堂皇叙事”已被瓦解。从英雄大卫到经典《圣经》再到万能的上帝,从文学经典到宗教信仰,海勒颠覆了所有神圣的事物。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王祖友（196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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