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尊严与功用] 学术的尊严

　　今年初，尚在台北史语所访学的沈卫荣君，特意嘱人送来他新出的论文集一厚册，名曰《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以下简称《语文学研究》）。我与卫荣有师生之缘，深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展读此书，意兴盎然，又多感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南京大学来京随我学习藏文，从元史而入于藏学，自此立下投身西藏研究的志愿。是后十数年间，他负笈海外、游历异邦，在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多个学术机构访问研究。至二○○六年初，他回国就职，加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历史语言研究为旨归，重视语文的比较作用，以此正千年旧史之误，纠异地译语之伪，使研究立于坚实平妥的基础上，这是近代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卫荣毅然归国，冀为中国西域研究尤其是藏学事业培育薪火，实为至佳的人生选择。
　　卫荣的这部新书，涵括了他已经发表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我曾陆续拜读过其中的绝大部分，对某些精彩篇章的印象尤为深刻。而今看到此书，对他的学术研究的全貌，自又多了一份真切的感受。在我看来，卫荣的研究领域及其成绩，要在以下三端：其一，元明藏史研究；其二，汉藏佛学研究；其三，海外藏学评论。而他所乐道的语文学（Philology）理念，无疑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脉。他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求学期间，已经受到鲜明的历史语言学方法的熏陶。而他的博士导师、我的老友K.Sagaster教授，也是一位严谨而博雅的语文学家。这二十年来，卫荣能够持守斯道，不断有以精进，实属可贵可佩。这部《语文学研究》，与他近乎同时出版的《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一书，堪称互为表里、相映成辉。前者属于严肃的专业论文，后者则是快意的学术随笔。综观他近年发表的文章，能在论文、随笔这两条线上并行不悖、彼此生发，彰显学术研究本身所应秉持的学理思考和精神关怀，自然能够别开生面、令人叹服。以至于年逾八十、隐在林下的我，竟也成了他的“粉丝”。
　　卫荣学术道路的起点，是对元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当年我应邀赴宁，参加他的毕业答辩的情形，至今犹在眼前。收入此书的《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考》二文，在韩儒林、陈得芝两代元史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了对元代治藏方略及其史实的探究。正因有此根底，他关于元明拉堆洛（La stod lho）万户和灵藏（Gling tshang）王族的考证，尤其是对于史地和族系问题的讨论，显然多了一层超迈前贤的澄澈领悟。关于明代西藏历史，他的《一世达赖喇嘛传略》一文，是篇“知人论世”之作，成为西藏政教人物研究的一个范例。此后，他对于近代西藏利美（Ris med）运动的先驱人物的研究，实际仍是这一笔法的延续。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明代汉藏政治文化的关系，皆是民族史、藏学领域的关键性课题。卫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固然根植于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和兴趣所在。譬如，对于T.Wylie等西方学者关于明代西藏地位的解说，他在留德之前就已十分留意并曾有所辩诘。诚如有论者所言，关于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怎能以“控御之宽严”来否认“主权之归属”！到海外近距离透视西方学术之后，他对以上问题的把握和领会，显然已经更具深度和自信。对于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范式，中国藏学家不仅不该视若罔闻，而且应当有所借鉴并积极回应。我还注意到，卫荣近年以来对“汉藏认同”问题给予热诚的关注，并撰写《说跨文化误读》、《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收入《寻找香格里拉》）等文章加以阐释。而他参编李巍所藏汉藏金铜佛像图录的真切体验，更是他在国内学术土壤中考察汉藏历史文化关系的新收获。
　　先师于道泉（一九○一――一九九二）先生，自来反对“新闻记者”式的浮光掠影的学问。这与他在北平时以及留欧期间，受到实证主义学风的濡染很有关系。于先生最服膺的人物是陈寅恪，而陈先生主张以语文治史，叫做“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上世纪二十年代，流亡中国的帝俄学者钢和泰（A.von Stael-Holstein），在北京组建起汉印研究所。钢氏所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六年版）首开宗风，以鲜明的姿态率先倡导梵、藏、汉佛典的比勘研究。当时在其周围，聚集了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一批乐此道的学者。当时的陈先生，也已站在“东西学术”的高度，开始了藏、汉佛典的比勘研究。在其《金明馆丛稿二编》所收的跋文中，既有将管・法成（vGos Chos grub）喻作“吐蕃之奘公”这样的精彩宏论，又有经由藏文“Sems can”一词的汉译所阐发的微言大义。陈先生重视语文、精研佛学、强调实证，这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记取和弘扬。而在于先生为数不多的论著中，《乾隆御译衍教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一九三一年）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篇。此文比勘藏、满、汉三体《衍教经》的方法，实际就是钢氏所引介的“比较宗教学”的思路。此后，由于时势的变迁和学风的转移，汉藏佛学在国内处于长期搁浅的状态。其间，日本和西方学者反而走在前列。八十年代以来，我也曾对吐蕃译师管・法成的译品，以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等佛典，做过初步的汉藏比读和研究。深感这一课题之重要，慨于应者寥寥、难成气象。几年以来，在国内近乎中绝的汉藏佛学研究，又经卫荣及其一干弟子的践行，日渐复苏兴旺起来。尤其在谈锡永上师等的指导和支持下，国学院组建起汉藏佛学研究中心，这实在是一件无量的功德。收入《语文学研究》中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一文，不仅是为汉藏佛学研究发凡起例的开始，更是向学界展现其魅力与前景的宣言。忆及一九六○年顷，我在王森（一九一二――一九九一）先生府上，见到一部秘藏经年、装帧华贵的汉译藏传密乘仪轨的汇编，题为《大乘要道密集》。据称原本历藏内府，乾隆时自热河行宫流入民间，民国时燕京等地学密之风浸盛，乃经蒙古喇嘛辛上师发心重印五十部，仅分赠能阅此书之人。我当时惊以为稀有，遂假以归，以旬日之功，翻览一过。对其篇目之盛、修法之奇，印象颇为深刻，是后常觉意犹未尽。直至一九九○年，我讲学香港，结识金刚乘学会刘锐之先生，得知学会丛书甲编中即收有此书。际此因缘，乃将若干思考草成一文，题为《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此文后来收入《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以此殊胜的方式，暂时了却一桩夙愿。对于《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吕�《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九四二年版）。吕�（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先生对汉藏佛学深有洞见，他于一九五三年仍在强调“汉藏佛学沟通”的意义。然而，汉藏佛学研究的门庭冷落，在当时已经不可避免。对于《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则更是无人问津。直至二○○三年，陈庆英君勇于“再拾旧山河”，发表《〈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二○○三年第三辑）一文，迈出从历史角度研究《大乘要道密集》的重要一步。此后不久，卫荣继追前贤、踵事增华，对《大乘要道密集》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佛学研究。今观《语文学研究》所收论文，以此为中心或与之相关涉者即有多篇。观其论证之谨严、考订之完善，已是青出于蓝，读者自可领略。他的《〈大乘要道密集〉研究》，据悉已经结成初编，盼其早日贡献于学界。
　　明显可以发现，卫荣书中属于汉藏佛学范畴的论文，往往是他本人所说的“系列研究的开始”，这也正是他的研究计划和学术创获之所在。若说《〈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元朝所传西藏密法》一文，是他全方位研究《大乘要道密集》这个系统工程的绪论，那么《重构十一――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一文，则是他全面开掘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蓝图。他对《圣入无分别总持经》的比勘，充分利用了敦煌藏、汉文文书。并且已同谈上师、邵颂雄先生的相关研究形成合璧，结为《圣无分别总持经对勘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二○○七年版）一书。他对《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的比勘，充分利用了黑水城藏、汉文文书。他对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同定，显然得益于此前研究黑水城汉译藏传密教文书的执著和功力。他通过对《大乘要道密集》的深入研究，实际带动了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密教法本的再发现。他的《藏译〈首楞严经〉对勘导论》一文，则揭示出清代汉藏佛学交流的重要方面。仅就以上论文的时代范围而言，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汉藏佛学研究的阵线。民国时期，汉藏佛学交流一度形成热潮，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我曾就此撰文，纪念法尊（一九○二――一九八○）、观空（一九○二――一九八九）等法师的无量功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幸亲近他们，真是如沐春风、倍感亲切。尊公、空公均曾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授业，他们本人及其弟子辈留下不少译品，为“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贡献至巨。因此，汉藏佛学研究的阵线，还可以继续下延。我还获知，卫荣近来又将注意力及于塔波（Tabo）文书，这是在敦煌、黑水城等地所出文书之外，继续采撷着汉藏佛学所赖以成立的文本资源。可以肯定，方兴未艾的汉藏佛学研究，必有其不可限量的广阔前景。
　　在我看来，卫荣选择《我的心在哪里？》一文作为《语文学研究》的“代序”，不仅是回应个别不明究竟者的夫子自道，而且是对汉学研究某些趋向的有感而发。尤其是文中他与傅海博（Herbert Franke）先生的那段对话，听来有趣但又发人深思。卫荣的博士论文（“华裔学志丛书”第四十九种，二○○二年），实际就是他那篇《一世达赖喇嘛传略》的德文广本。如前所说，这种“知人论世”的研究思路，当然不是所谓的就事论事、无“心”而为。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文本解析还是理论阐发，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是也必定是以原典的实证为其基础。在“代序”中，卫荣以E.Steinkellner教授所表彰的语文学，作为回应顾彬（W.Kubin）先生观点的所依，则的确是再有力不过了。他的《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收入《寻找香格里拉》）一文，对此更有系统而凝炼的表述。这种语文学理念，正是傅斯年等先生所倡行的“历史语言研究”，可以说是朴学与理学、考证与议论的某种结合，通过发微知著、实在还原，得出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观念。在西藏佛教史上，“译师”（Lo tsba）的地位之所以尊隆，盖因其并不仅仅是所谓的“鹦鹉巧舌”，更是以真切传译而沟通文化的“语文学者”。卫荣的《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再论〈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二文，是对“吐蕃王统”和“顿渐之争”问题在义理上的旧题新论，而考据的方法是其立论不可或缺的支撑。他的《初探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西夏背景》一文，明显是在汉藏文本的系列比勘基础上得出的宏观性认知。他对不少法本所做的朴学式的研究，其结果是深化并丰富了对于胜住（Rab gnas）仪轨、梦幻（rMi lam sgyu ma）瑜伽等具体问题的普遍认知。这些创获的取得，正是语文学研究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有关海外藏学研究的思考与评论，也是卫荣学术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幻想与现实：〈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一文，于二○○四年载于我主编的《贤者新宴》第三辑，是我最为激赏的学术评论之一。西藏文化的世界影响及其回流，确实是个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任何两者都将不再陌生（外在形式），需要的是彼此的深入了解（内在本质）。相互的借鉴和尊重，成为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卫荣借玉攻错、折冲西学，写出《简述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形象》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对于理解现代藏学的发生和发展、透视“西藏问题”的面向和实质问题，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另需指出，他的《大喜乐崇拜和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谁是达赖喇嘛？》（收入《寻找香格里拉》）二文，是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回答了西藏文化的西渐、达赖喇嘛的神格等敏感而有趣的问题。诸凡这类文章，大都视角新颖、文笔活泼。关切西藏文化的读者，自可取来作为阅读和思考的资粮。
　　（《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年版，168.00元）
　　
　　今年三月上旬我受邀去德国哈雷（Halle）的列奥伯蒂纳德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eopoldina）参加“医学作为多元现代性的媒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德国、日本之互动”的研讨会。会前我在曾留学多年的北莱茵地区停留了几天，正赶上那边的狂欢节，到处看到为庆祝玫瑰星期一和圣灰星期三而化装成各色历史或当代人物的欢乐人群。而我所遇到的大学同事们所谈论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国防部长古藤贝尔格博士论文的剽窃案。
　　作为“七○后”，古藤贝尔格（Karl-Theodor Freiherr von und zu Guttenberg）具有显赫的男爵头衔，他人气很高：三十七岁就曾出任联邦经济部长，三十八岁当上国防部长。剽窃案发生后，我在德国的媒体上检索后得知，揭发真相的起因竟然是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费舍尔-赖斯卡诺（Andreas Fischer-Lescano）的“好事”：这位仁兄想必是闲来无事，二月十五日找来了部长大人获得优秀成绩的博士论文来观赏，发现这部四百多页之厚，有千余条注释的论文，居然有大段大段没有注明出处的正文。费教授的这一“爆料”，在德国政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德国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口诛笔伐，可谓不遗余力，认为这一剽窃行为与严谨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并对部长先生的诚信提出了质疑。从部长大人的母校拜罗伊特（Bayeuth）大学于十八日成立四人调查小组，到二十三日校长先生亲自宣布调查结果，六天的时间完成了所有的程序。部长大人则从拒不承认，到含糊其辞地声明放弃自己的博士头衔，到辞去国防部长一职。正是德国的学术界将古藤贝尔格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以往被民众所看好的政治“新秀”，如今真正成为万夫所指。
　　其后《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南德意志报》（Süddetusche Zeitung）以及《明镜》（Spiegel）周刊等跨地区的报刊，都连篇累牍地对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有记者撰文指出：“一个社会的道德，尽管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话题，但这却是跟这一国家精英们的言行举止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诸如正直、诚实等传统价值对现代社会，对政治家来讲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同为基民盟（CDU）的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开始也还试图为这位政坛上的后起之秀开脱，表示聘请古氏是看中了他的政治能力，而不是学术水平。这一说法，一时间遭到了知识分子的严厉声讨。对于古藤贝尔格用欺诈的手段所取得的荣誉，以大学教师为主的学术界乃至市民阶层都显示出了极大的愤慨。他的行为惹怒了德国的知识精英，而在他宣布辞职的那一刻，学术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三月十一日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的爆发，自然的海啸似乎一夜间取代了这一股舆论的海啸，仿佛一夜间人们不再关心古藤贝尔格的事件了。而这件事却引发了我对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对当时德国大学思考的再思考。回国后我重又找出了《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下引此书只标页码），从他这些当年大都是发表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的通俗文章中，可以了解在德国大学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百多年前，作为一代宗师的韦伯对学术尊严的维护和对学术功用的思考，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的观点和他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气和责任感，也可以看到他对大工业生产对德国传统大学体制的冲击所持的矛盾心态：既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而深为忧虑，又不满传统的学术圈内行会性的教授自治。当他看到美国大学的体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的竞争之时，他又殷切地希望德国的大学能够吸收美国大学的长处。在其中，韦伯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他既反对普鲁士在教育方面的专制、滥用权力，但在他的批评中又无时无刻不透着一种对德意志前途的忧伤。
　　
　　 一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韦伯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 1815―1898）看成是德国政治不振的根源，他认为，铁血宰相俾斯麦那种长期的耍政治手腕的统治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毁坏了已有的文明，而且不能容忍任何新的文明诞生。德国民众面对政客的花招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由于缺乏自尊和责任感，显示出毫无独立的倾向和能力。在大学方面，韦伯认为，德国的学术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那时的德国学者可以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同时韦伯也批评了德国学术界对当局卑躬屈膝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学者个人与教育部当局的一种围绕权力的关系运作。而在这一方面，最让韦伯愤愤不平的是“贝恩哈德事件”。
　　根据十九世纪已经建立起的德国大学的惯例，大学的正教授的任命通常是由校方列出简单的候选人名单，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过目，再由这位部长任命那位候选人。贝恩哈德（Ludwig Bernhard, 1875―1935）在一九○八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是由当时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的负责人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 1839―1908）擅自所为，贝氏的任命并没有经过这套既定程式，阿尔特霍夫也没有与该大学的相关院系进行协商。尽管贝氏曾任教过其他学院与大学，也有个别专著出版，但韦伯认为贝氏并不够格，对大学想以此作为得到政府赞助的筹码提出了尖锐批评：“如果对这种聘用教员时的非学术目的做出让步，特别是偏离应该尽可能任命学术杰出的人这一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最终会导致大学的道德权威的削弱。”（3页）因为依据韦伯的理念，大学中的学者不仅应当是许多领域科学和学术界的带头人，同时也是具有完全独立人格的人物。
　　与今天古藤贝尔格的论文剽窃案相比，贝恩哈德事件简直算不了什么。不过，韦伯却从中清楚地认识到，与大学有关法令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它“必定导致一种‘使用不正当手段’的体制，促使年轻一代的学者感到他们只是目前当权者手中的棋子，必须按照这些官员的要求行事”（74页）。这并且完全背离了教育行政的理智与诚实，也使得人们对教育部门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站在大学自制传统一边的韦伯呼吁，普鲁士的教育部门的行政行为模式亟须改革！（75页）
　　对于普鲁士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试图把新一代的学者改变成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螺丝钉的想法，依据韦伯的观点，这是误导新一代的做法，会使他们陷于一种良心的冲突之中，步入错误的道路，甚至在他们整个学术生涯中，都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痛苦（51页）。韦伯警告说，只要在这样的教育部及其官员个人的控制之下，这种学术官僚体制就会显示出所有弱点和脆弱性（70页）。韦伯认为，官僚体制逐渐强化国家对大学的干预，由于国家给予大学优厚的待遇，会使得学者丧失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此，韦伯想以其责任体制使得官僚体制造成的僵化和死板的弊端得以改善。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像其他行政管理得较好的州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处理大学事务不使用让谁都提心吊胆的那种‘又狡诈又阴险的诡计’也能管理得很成功。”（71页）与普鲁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南德意志的巴登州的教育部门却让人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气，完全没有普鲁士教育部门的盛气凌人、傲慢自大。这也是韦伯拒绝普鲁士的教授职位，转而接受巴登州海德堡大学任命的重要原因。
　　
　　 二
　　
　　韦伯认为大学必然要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对普鲁士政府所谓的“学术自由”予以了揭露和抨击。在马堡（Marburg）居住多年的学者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由于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在德国各个大学到处碰壁，最终在意大利都灵大学找到了位子。针对一些学者对于作为一个雅利安人的米歇尔斯背离祖国行为的批判，韦伯却认为，与德国相比，意大利的教授资格规定的条件，更符合严格的科学程序和学者标准。韦伯对德国学术自由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他指出：“很难说‘学术以及教师职业的自由’今后在德国依然能存在下去。”（25页）韦伯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德国的“学术自由”仅限于在所规定的允许参与政治以及宗教的范围里存在。最后他提醒德国的学者注意：“千万不要想当然地欺骗自己，认为德国也有和意大利一样的科学和教学自由。”（25页）
　　针对普鲁士政府由于经济的原因而干涉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事实，韦伯指出，在德国由于教会世俗化的结果，也由于几百年来国民贫穷的原因，致使德国不能像许多英语国家一样由于私人基金的增长而使得大学的学术摆脱政府的桎梏。他认为，在德国“国家是尽力为自己所好而构思――大学则为经济状况所左右――并不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看做履行文化责任的手段。这样的话，在‘国家’支配下，学术所享受的利益――对科学出于兴趣的选择和学术特长的发挥，不是比以前从属于教会的时候有所改善，而是在很多方面更加恶化”（31页）。政府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做，也是由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大学教师想要拿他们的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或者政治观点充当‘学术’”（32页），希望借助于政治势力而获得实际的目的。“这种做法会导致研究者在研究的开始和实施阶段必然把‘政治重要性’放在首位，而不管这些研究在学术进步上客观的影响和实际的作用。”（74页）在韦伯看来，这一切，不论其意图和实际都违背了大学里专家治校的德意志传统。
　　此外，韦伯认为大学必须要保持其学术权威的地位。针对当时由神学院升格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萨尔茨堡大学，韦伯并不认为，宗教机构能让其毕业生在综合性的大学里有资格取得学位，或者其毕业生能够被承认在正规综合大学里有被任命为教授的资格。“大学以外的非学术权威机构对此毫无发言权。”（78页）
　　在韦伯看来，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在于：“必须让学生不断认识自己的角色和承担的政治理智的责任和义务，让他们自己懂得他们的追求和目标之间的本质，而且培养他们都能通过自如地驾驭责任来把握自己的人生问题。”（33页）韦伯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大学教师应当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不应当充当“政治家”式的中介人，更不应当将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33页）。这也正是“二战”结束之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并不同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重新出任弗赖堡（Freiburg）大学教授的重要原因所在。
　　韦伯将大学学术教育看做是“精神贵族的事”：“确实，以适当方式呈现学术问题，而使一个未曾受学而能学的心灵，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并且――这在我们看来是唯一重要的――对这些问题做独立的思考，或许是教育使命里最艰巨的一项工作。”（95页）在韦伯看来，应当让师生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从而能相对自由地通过自我去认识知识、探索道德，使得学生内在的潜能得到唤醒，在他们内心之中产生一种自动的力量。
　　韦伯所认为的大学的理想在于：“在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中保持他们的独立，而且，他们甚至将会比优先考虑国家的观念，更多地保护自己的最神圣的价值观，面对政府的强大力量，他们的自我保持得完美无缺。”（38页）这种神圣的价值观是使精神和道德的生存得以实现的意志，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坚定地认为：“马克斯・韦伯从来不会像一九三三年在德国领土上的大多数人那样为了权力而出卖德国人的灵魂。”（《雅斯贝斯哲学自传》，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77页）
　　
　　三
　　
　　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公开表明大学教师本人“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方面，韦伯明确地提出了“价值中立”（Wertfreiheit）的主张，并将之奉为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方法论规范原则，认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38页）。
　　韦伯反对向学生进行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或其他意识的灌输，他认为：“‘理智的诚实’是应当培养的唯一特殊的美德。”（81页）作为教师最应当遵守的是服从职责，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职责。他们只有权利追求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确立逻辑上的事实，进而将价值判断的决定权留给学生自己。
　　“价值中立”命题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普鲁士的说客占据大学课堂的缘故：“一大批官方认可的‘先知’，不是在闾巷间、教堂里或其他公共场合，也不是在由个人选择的秘密宗教集会上宣讲布道，恰恰是在政府赋予特权的讲堂里拼命地‘以科学的名义’就世界观问题做出权威性的讲台裁决，而那种据说是客观的讲堂，既无诘问，也无讨论，而最要紧的是，甚至连矛盾也掩饰在寂静之中了。”（82页）也正是由于普鲁士政权的反动，一些决定实际政治的价值问题没有办法拿到大学的讲坛上来加以讨论，因此韦伯认为：“唯一能维持科学代表尊严的，便是对有人极其乐意让他们来处理的那类价值保持沉默。”（86页）
　　
　　四
　　
　　正是基于对美国大学考察的经验，韦伯开始反思德国大学所存在的弊端。相对于德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以学术为中心的洪堡式的大学体制及其理念，韦伯发现美国大学中的学院和特别类型的学院教育有着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它们“主要目的不在于提供科学和学识的训练，而在于通过在社会中获得自己的相关经验，培养个性，在于公民的培养，在于服务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基础的世界观的培养”（37―38页）。
　　商学院的出现，在当时绝对是新生事物，一再强调大学独特价值的韦伯马上便承认了这一学院的独特价值所在。他以美国为例阐述了建立商学院的必要性：“这种对人格（盎格鲁-撒克逊的以‘绅士’作为理想中的人格形象）进行特别的陶冶的学院――根据实业界那种阶级的经验要求，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学院提供的是特殊的大众教育，看上去似乎更适合自主教育――为了培养未来的商人，也就是培养有自尊的好公民，――作为人的本身及其将来职业的需要，都有必要进行这种教育，所以，它往往被认为比专业课程具有显著成效。”（61页）而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对以实用知识为主的专业的轻视可以说是压倒一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一般的枢密顾问在法学院或国家行政学院的会议上，不得不与会计学、经营学等那些不能出入外交界、只能作为那个领域的代表的教授坐在一起，一定会气得发抖。”（61页）韦伯认为，德国社会所受到的传统遗毒太深，以至于没有办法来正视正常的商业活动。他以自己姓Weber（德文原意为：织工）为例，说明他自己并非天生的学者，而是出身于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的亚麻商家庭，韦伯不仅不以此为耻，并且以这样的出身为荣。基于这样的原因，当韦伯得知柏林商学院禁止由阶层所组成的同窗活动时，赞扬这是“明智的举措”，这理应成为德国大学的一面旗帜。
　　在比较德国与美国大学的不同之处时，韦伯并未一味赞扬美国的体制，他更多地是指出了两种不同体制的特点。例如，他认为德国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亦即“无薪讲师”）制度，对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要面对学术生涯的这种职业条件的话，就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而在大学中已经建立起官僚体制的美国，其助教（Assistant）制度使得年轻人一谋到学术圈中的职业，就有了尽管微薄、但固定的工资收入（91页）。德国的编外讲师因为只被允许开次要的课程，且时数有限，这样他们便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自由的学术研究。而美国的体制在最初几年，助教的工作量相当大，使得他们在其学术生涯中超负荷运转（92页）。
　　在德国的大学里要从编外讲师升为教授，韦伯认为在其中机遇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个编外讲师，乃至一名助教，是否有朝一日能够晋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韦伯并不掩饰自己便是靠这种机遇被聘为教授的：“……我尤其有资格说这种话，因为在我相当年轻的时候，纯粹靠着一些意外的运气，便被聘为一门学科的正教授，而在这个学科中，一些与我年龄相若的同行的成就，无疑早就超过了我。”（93页）韦伯提到的这一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在德国的大学中依然是个未解的难题。
　　
　　 五
　　
　　韦伯认为，在不断官僚化、专业化的当时，在学术上不可能避免“职业人”、“专业人”的趋势，他提倡学者要为学术事业献身，做好“职业人”生存的准备。大学的学术生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发狂的、毫无把握的冒险，韦伯要求所有想从事大学教师职业的人都应当有良好的心理准备，将学术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志业：“你真的相信，你能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比你高的位置，而既不愤恨又无挫折感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忍受这种创伤，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96页）学术工作跟其他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只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他才会因为献身于志业，给人以高贵与尊严的印象。”（100页）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具有怎样的胸襟？学者们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发现注定要被后人超过的，这些业绩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必然要过时的。而学术工作的不断被超越，正展示了学术工作的真正意义（101―102页）。
　　尽管我们无法要求政治家像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那样献身于学术事业，但以投机取巧的方式所获得的学术荣誉，显然有悖于一位政治家应有的品格。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藤贝尔格沦为千夫指，的确是咎由自取。在当今的社会，学术的头衔对政治家来讲无疑成为一道镶金的光环。而实际上，对人文学术的追求，绝非仅仅是知识和方法论的攫取，只有将学问转化为人生，才能成为完美的一体，达到新的人生境界。即便仅将学术作为谋求政治资本的手段，至少也要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在这方面，古藤贝尔格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让人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
　　（《韦伯论大学》，马克斯・韦伯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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