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 斯密_亚当.斯密的时代与课题

　　按:这篇札记未曾发表过。作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生活》的读者,一直在今天的《读书》中寻求韬奋精神。作者读了去年第七期上关于《现代性与中国转型》这组笔谈后认为,现代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进行启蒙运动的问题。而亚当・斯密之于我们,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于是将这篇访英札记交给了我们。
　　
　　一
　　
　　来到格拉斯哥大学已经快两个月,在北京正是炎热的夏天,而苏格兰的天气在格拉斯哥要早晚穿毛衣,有点像北京的晚秋,这对我来说真是运气。格拉斯哥是世界文化古城之一,它和雅典、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柏林、巴黎等齐名,一九九○年全世界在这里举行庆祝文化古城的纪念活动。格拉斯哥的城市给人以宁静和思索的环境,丘陵起伏、绿树成荫,街道的房屋完全是石头砌成的,而且大多是三四层楼,格式差不多,据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古老整齐显得庄重。但随处可以看到许多房屋的石头都还留着被过去几十年重工业的油烟熏得黑黑的痕迹,人们戏称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现代样板。格拉斯哥邻克拉埃迪河,附近又有煤矿基地,有名的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就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十七世纪以来,这里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它的造船业,火车制造业、羊毛业在当时居于世界之首,曾经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但现在格拉斯哥的工商业特别是造船业等今非昔比。当你走到街道上即使人烟稠杂的闹市,你也会感到空气清爽、茵茵草坪,一尘不染,生气盎然。这座七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大小公园不下二十多所,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大学、教堂、博物馆、美术馆等哥希克式的石块建筑,耸立在绿色丛中,披着深彻黑色的历史斑痕仿佛显示着英国民族的刚毅和自豪。
　　格拉斯哥大学创办于十五世纪,是英国最早最大的学府之一,是一所综合大学,位于这座城市西部的丘陵高地,可以俯瞰全市。它和爱丁堡大学都曾经是推动英国产业革命的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的摇篮,在大学主楼的亨特博物馆内陈列着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许多科学伟人的雕像、传记和事迹。我去了两次,为的是寻找亚当・斯密的大理石塑像。亚当・斯密的大理石立像的背后有块大牌,写着“启蒙运动的时代”(TheAge ofEnlightenment)。J.瓦特的大理石坐像就在斯密像的近旁,仿佛在告诉人们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更似乎告诉人们这是经过人类历史特别是英国的产业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斯密的这座立像是由一位澳大利亚人在一八六七年制作,比真人要高大,显示了斯密壮年时期的斗志昂扬和智慧的风貌。与立像后面的“启蒙运动的时代”十分相称。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从这里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种学习对我国的近现代化运动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日本的发展就有赖于并且受惠于这种学习。
　　
　　二
　　
　　格拉斯哥大学是亚当・斯密的母校,他曾长期在这里任教。这里是斯密经济理论体系形成的学府,凡是研究经济学史的人,恐怕没有不向往格拉斯哥大学。我早在大学时代就曾希望能来这里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的现实基础。虽然斯密去世已经二百多年了,但斯密的理论还活在人间,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大楼就命名为“亚当・斯密大楼”。社会科学部里面的政治经济学系,至今依然坚持用“Political E.”而反对用“Economics”。当然,经济系里依然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的课程,不过格拉斯哥大学则十分重视经济学的历史、经济的基础理论和经济史的研究。在“斯密大楼”里有“斯密图书馆”,藏有斯密自己的藏书和手稿,在爱丁堡大学也有一部分,都保存得非常仔细,平时并不给人看。但大部分斯密自己的藏书却已不在英国,而保存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图书馆里。斯密藏书的目录,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整理出版过,此外,还有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矢内原忠雄教授编制一部东大的斯密藏书目录。还有由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水田洋在波拉的基础上重新搜集、考订,出版了“斯密文库”目录。水田洋教授多年来一直在英、美等国图书馆寻访,获得了更加详细的斯密文库目录。一九九○年斯密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国际经济学界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隆重的国际会议,有来自十个国家的著名经济学者大约十一人和日本学者代表二十三人参加的“国际斯密纪念会”。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亚当・斯密复兴”的潮流。
　　亚当・斯密,一七二三年生于爱丁堡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卡柯尔迪(Kirkcaldy),在那里上过小学(Burgh of Kirkcaldy),一七三七年十四岁时转到格拉斯哥大学上学。在这里他受到了三位杰出教授的熏陶,一位是希腊语教授Alexander Dunlop,一位是数学教授Robert Simson,还有一位是著名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斯密受到Hutcheson教授的影响很大,在后来斯密的社会哲学、法学、经济学等著作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其影响。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道德哲学。一七四○年获得了Swell Exhibition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斯密在牛津大学时充分利用那里丰富的图书资料,他刻苦勤奋,奠定了他那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一七四六年回到老家卡柯尔迪和他亲爱的母亲在一起住了两年。一七四八年,在爱丁堡担任了一系列公开讲座,颇获盛名,显露头角,直到一七五一年应格拉斯哥大学聘请为逻辑修辞学教授,不几年转为道德哲学教授。同时他担任了不少学校的行政管理事务工作。亚当・斯密的时代,是苏格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他有许多杰出的学者朋友,包括政治哲学家、蒸汽机发明者,还有画家、医学家等等。
　　我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在大学图书馆和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斯密图书馆里,翻阅了不少斯密时代的经济理论文献,可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把它复印运回国,供国内同行参考,引为憾事。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受到了当代斯密研究权威安德鲁斯・斯金纳教授的亲切接待,并深入交谈,他对我的一篇关于“经济人”的分析文章颇有好感,在研究方法上有点不约而同的地方。我们谈了多次,相约一九九○年在纪念斯密的国际讨论会再见。在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系和苏东研究所里,我还遇到日本的三位经济学家:冈山大学经济学部的新村聪教授,关西学院大学的筱原久教授,爱知学院大学的酒中邦雄教授。他们向我介绍了不少当代国际经济学界的动态和文献,特别是新村聪教授,他告诉我许多新的重要文献,而他年龄似乎还不到四十岁。我在格拉斯哥大学时,看到了许多中国去的学者,我将国内他们的情况和日本去的学者的情况加以比较后很伤心。日本的年轻学者认真深入钻研文献,寻师访友,四处旅游,搜集资料。而我国的学者就社会科学而言,在国内打下的基础不深,在国外限于经济力量,只能维持生活,又想存钱买点“大件”,所以两国学者在留学期间的收获是不可比的,将来各自回国教育学生当然有相当差距。在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民族的历史课题要追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这个目标如何才能实现呢?
　　“二战”后对斯密的研究,在英国、日本和美国都有了新的发展,格拉斯哥大学是亚当・斯密社会哲学和经济学的“摇篮圣地”,在它的经济系里代代相传有几位杰出的亚当・斯密社会哲学经济思想的研究权威,现代的代表是我上面说的斯金纳(A.S.Skinner)教授,他的老师麦克菲(A.L.Macfie)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东京大学已故大河内一男教授的好友。与斯金纳教授聊时,发现他和我至少有两代人的友谊。他正同时致力于J.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因为亚当・斯密和斯图亚特都是苏格兰人,苏格兰的学者非常为苏格兰的科学贡献而骄傲。在交谈中,我了解到斯金纳教授提醒人们不要把亚当・斯密只看做经济自由主义者,斯密还是一位积极强调国家和社会干预的调解论者,《国富论》中随处都可以发现这二者之间的协调互补关系的论述。他主张“自然协调论”(Nature Harmong)。在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系的主持下,已经将《亚当・斯密全集》整理出版,这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大大促进了一步。“全集”共六册,包括:1.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 ;2.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ited by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 textual editor,W.B.Fold;3.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Edited by W.P.D.Wightman;4.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ers, Edited by J.C. Bryce;5.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ited by R.L. Meek, D.D. Raphael and P.G.Stein;6.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Edited by E.C. Mossner and I.S. Ross。
　　《亚当・斯密全集》在我国似乎还没有补齐,至于国外对斯密研究的进展和许多文献资料,当然更无人过问,笔者自感也有责任。但没有古典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进展,更不可能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提出有科学根据的可行方案。
　　
　　三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发表了巨著《道德感情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我们译为《道德情操论》)。当时他三十六岁,立即闻名遐迩,显露了斯密博大精深的社会哲学思想。休谟在接到这本书后,写了长信给斯密,对斯密的哲学思想写了这样一句:“您要表明自己既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又是一位实际的哲学家。”笔者这次访问斯密故乡卡柯尔迪市的时候,见市政厅的大厅墙壁上嵌着该市的杰出人物,在斯密的名字下写着:“伟大的哲学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给我印象很深。亚当・斯密绝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思想家,这方面的研究至少要和研究他的经济思想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一七六四年斯密担任了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前往法国。在法国,他会见了许多杰出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如Helvetius、D’Holbach、Diderot、D’Alembert、WS以及Button等。更重要的是他会见了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如魁奈、米拉保、杜尔哥。斯金纳教授认为杜尔哥将法国经济学的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将生产部门扩大为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从而其收入也有三种形态(地租、工资和利润),杜尔哥的经济理论分析,无疑是现代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模型,这对斯密的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目前西方经济理论史界正在深入挖掘这个带关键性的理论史的问题。
　　一七六六年由于年轻公爵有病及其家庭原因回到英国,斯密也在一七六六年十一月到达伦敦,修订《道德感情论》第三版。一七六七年他回到卡柯尔迪老家,着手他的巨著《国富论》的写作。据休谟回忆,当时斯密几乎全部精力集中在写作,经过伦敦也不停留两天以上,说他像发了疯一样地专心致志。这本书原打算在一七七二年完成,因英国出现了银行危机、殖民地论争等,加之斯密的过度紧张,影响了健康,这部巨著拖延到一七七六年才出版,一出版就洛阳纸贵,六个月内第一版即售完。在斯密生前,《国富论》出了五版。这本巨著给当时英国首相威廉・庇德(Sir William Pitt)以及诺思勋爵(Lord North)、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等政治家以很大影响。有一次庇德邀请斯密赴宴,当斯密来到时,大家全体起立,等到斯密坐下后,他们才坐下,并说他们都是斯密的“学生”(scholars)。《国富论》出版后立即对英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贸易政策起了很大的影响。一七七七年斯密一度担任海关专员,年薪六百英镑,他决定迁居爱丁堡,在爱丁堡的卡农盖特(Canon-gate)的后街,卡尔顿山的山脚下,租了一所房子,被人们称为“潘穆尔府邸”(Panmure Close)。亚当・斯密曾在爱丁堡大学任教,爱丁堡是苏格兰的美丽古都,风光秀丽,被称为“美术之都”。十八世纪的许多街道和房屋,至今依然巍峨屹立。斯密的这所住宅修建于十八世纪,环境幽静。为了寻找斯密的生平足迹,我曾二度去爱丁堡和爱丁堡大学。斯密晚年就住在这所尼尼那克住宅,现在看来依然很宽大,十分坚固,用石头砌成的三层楼房,大门口墙上有铜牌写有亚当・斯密晚年的住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师大河内一男博士去参观时,说该住宅成了制作人形玩具的手工工场,还挂有一块铜牌:“里格夫人人形工场。”但现在已完全不见了,打扫得很干净,据说现在成了儿童会的活动据点。这所住宅离斯密的墓地不远,在卡农盖特街的后身,而斯密的墓地就在卡农盖特街沿街的一所古老教堂墓地里。这所教堂叫做卡农盖特教堂(Canon-gate Kirk,又称The Kirk of Holyroodhouse),是英皇杰姆七世于一六八八至一六九○年命人修建的。笔者第一次从格拉斯哥乘公共汽车去爱丁堡寻找参拜卡农盖特街的斯密墓时,感谢我的老师大河内一男博士的文章,按图索骥,竟然很顺利地找到了卡农盖特街。街边有起伏,现在看来不太宽,但也不能算窄,两旁建筑依然十分整齐,大都是用石头砌成的三四层楼房,商店不多,门面也小。笔者为了打听墓地所在,跑进一家旧书店里边看书边聊天。那位看管店面的年轻人并不太知道斯密的情况,但表示有些印象。我在这里买了一本纪念马尔萨斯的论文集,因为我感到我们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太不够注意了。从这家小旧书店向前不到三四百米,忽然出现古墓地,又看到旧教堂,进去一问,牧师很高兴,以为我是日本人,拿出日文写的教会介绍的说明书,我说我是中国人,又立即拿出用中文写的介绍说明书。我一看用日文写的基本上正确地翻译了英文说明书,而用中文写的介绍说明就有不少错误,可能是广东或香港的学生翻译的,显然译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当时本想为教会重新翻译,因时间有限而作罢。我立即去寻找我几十年来所期待参拜的斯密的墓地。就在教堂门口的右侧,大约有四平方米的一块墓地,背着沿街的一所房子,一块大石牌就嵌在这所房子的后墙上。石牌上写着:“这里安眠着《道德感情论》和《国富论》等著作的作者斯密。生于一七二三年六月五日,殁于一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墓碑的侧面有一块小石碑,字迹风化看不清,这次忘记去请教英国的教授,将来再说。我在墓地辗转徘徊,追忆英国的兴隆,文明开化的历史,想想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我不知怎样,顿时感到责任重大而力薄能鲜。我听过老师大河内一男博士曾说过第一位为亚当・斯密写传记的他的学生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墓地也在这里,而且很大,像座纪念堂。我四处寻找竟然不见,以为老师记错了。第二次我和三位日本教授再度去卡农盖特街参拜斯密墓,大家分头找也找不到,只好去问教堂的牧师,才知道的确是在这里,是十四号墓地。的确很大。坟是石头砌成的四方形墓,在说明书上,墓上刻着“斯图尔特墓”的字样,但被爬藤掩盖起来,什么也看不到。学生的墓地比老师亚当・斯密这位伟大的历史巨人还大,也难怪我们老师为此而鸣不平。据说只因斯图尔特是当地的名门贵族,所以受到如此的厚葬,而斯密逝世后,就笔者的印象,早不为英国人所重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参拜和看重,才在斯密生前的主要地方,制作纪念铜牌。在斯密的故乡卡柯尔迪修建了“斯密中心”,明确了许多纪念斯密生平足迹的所在地。
　　
　　四
　　
　　七月中旬,我和三位日本教授一起去亚当・斯密的故乡卡柯尔迪,由冈山大学新村聪教授驾车前往。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出发时天气很好,谁知到达时大雨倾盆。卡柯尔迪是海滨城市,伫立海边可以一望无际。卡柯尔迪不但是斯密的出生地,也是斯密从一七六六至一七七六年这段时间,住在这里写作《国富论》的所在地。对各国经济学者来说,它和伦敦的马克思墓地一样,凡到英国来的人必然要来朝拜一番。这两处可以说是经济学家朝圣的“圣地”。卡柯尔迪这个城市在斯密时代,据说只是一个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的小市镇,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据大河内一男博士说这里就约有四五万人口,商店整齐、街道清洁。但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九八九年七月笔者所看到的卡柯尔迪,已经是相当发达的中等城市,人口看来总有十几万人,而且市面繁荣,大兴土木。我们几人冒着雨寻找卡柯尔迪市内的世界伟人亚当・斯密生前的老家。我们在一处小巷口下车,完全是石头砌成差不多只容一人行走的小道。我想这可能就是当年斯密写《国富论》时,走向海边散步的必经小巷吧。果然不错,出了小巷口,就是卡柯尔迪的繁荣商店街,小巷口有个菱形牌子,上面写着:“亚当・斯密小巷”(ADAM SMITH’CLOSE),巷口右面是苏格兰银行分行,左面是儿童玩具商店,门牌号是高地街二百二十四号和二百二十二号,向左走一点就是二百二十号,这里原来相传是亚当・斯密的出生地,现在是克拉埃斯迪尔银行分店。在银行的墙上有一面铜制纪念牌,铸有斯密铜像,下面写着:“这里是他母亲的家,他从一七六六至一七七六年住在这里,完成其《国富论》。他的墓在爱丁堡市卡农盖特教堂墓地。”这面铜牌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A.格内教授主持开典仪式重新设置的,因为一九一九年所设置的纪念铜牌记载有错误。一九一九年的铜铸胸像是由波拉教授和尼柯尔松教授等主持设置的,所谓记载有错误者,误传这里是亚当・斯密的出生地,事实上不是,是他母亲所有的住宅,而斯密的出生地到现在并没有人能知道,也无从查考。加之斯密曾经在这里写作《国富论》的房子,早已经在一八三四年被拆除重建了,所以这里的房子也并不是以前的房子。新的纪念铜牌纠正了这些误传。
　　在卡柯尔迪市内纪念斯密的地方,首先在市政厅大厅右侧墙壁上嵌有一块铜牌,介绍该市出生的名人。在亚当・斯密的铜牌下面写着:伟大的哲学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这块铜牌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铸制的,突出了斯密作为哲学思想家的显要地位。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纪念斯密的几处地方,一处是“亚当・斯密中心”,一处是藏有斯密著作和遗物的市立博物馆。前者顾名思义以为有许多纪念斯密的陈列,谁知除了大门前的草坪上有一块“招牌”写着“ADAM SMITH CENTRE”以外,里面只有一座大理石胸像,其他什么也没有,事实上是一座普通集会的场所。五十年代我的老师曾为这块招牌所吸引,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失望,这次我也完全有此失望之感,不知道当局为什么要挂这招牌而没有任何纪念的遗物,有点不像英国人对文化的尊重的传统,使人感到意外。到了博物馆,在二楼狭窄的陈列空间中,有一个不到一平方米大小的玻璃柜里,陈列着斯密的半身侧面胸像,斯密爱用的鼻烟袋,小学生时代用的拉丁语教科书,上面写着斯密出生年月和他的名字,还有一七八八年版皮面装订的《国富论》,此外有十八世纪德文译本和日本明治时代出版的大隈重信序、三上正毅译的日本译本等几种外国译本。笔者真想把严复的中文译本《原富》也送来陈列,表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本著作也进入了中国。英国是产业革命最早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古老国家,它的市民革命的思潮和产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既给世界弱小民族带来了奴役、剥削和灾难,也给自强不息的民族以奋起直追的经验和教训。斯密的社会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主要是教导落后民族如何富国强兵、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所以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经得起几百年历史的考验。可惜人们经常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化,错误地片面理解和传播了斯密的经济理论和道德哲学。这方面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们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祖国的近现代化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卡柯尔迪这个沿海的小市镇,对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斯密在幼年时代在这里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如小城市的贵妇人“达尼基阿夫人”,没有人身自由的贫苦的煤矿工人、制盐工人、小手工业的制钉作坊,还有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交易的贸易商人、海关官员、走私犯等等。据说斯密的“分工论”思想,就是在幼年时代在家乡经常观察社会、观察制钉手工作坊工业,分析社会所获得的结论。一九七三年卡柯尔迪市举行过一次纪念斯密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参加,牛津大学的哈罗德教授担任主席,美国哈佛大学的加尔布雷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水田洋教授,当时的英格兰银行总裁奥布尼恩勋爵、国会议员前任财政大臣 J.卡拉汉等出席。我记得在博物馆内的陈列橱中,有一段加尔布雷斯教授讲话的摘录,他将“《国富论》和《圣经》、《资本论》并列,是人类不朽的智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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