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力不讨好_一位吃力不讨好的行动派学者
时间：2019-02-17 05:33: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日本学人鹤见良行(一九二六――一九九四)的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后藤新平（一八五七――一九二九）。后藤新平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例如，为促进与苏联建交，一九二八年赴苏并会见了斯大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应该记住的是，后藤新平一八九八年起在台湾总督府的任职期间，以及一九○五年任第一任满铁总裁后的所作所为。良行的伯父鹤见辅(一八八五――一九七三)也是老政治家，当年参加过大政翼赞会。一九四○年担任了内阁内务政务次官(约相当于内务部副部长)。用她女儿鹤见和子的话说：“在战争期间，父亲的行为并不光彩。”(见鹤见和子《女书生》一书“父亲鹤见辅”一节。日本はる书房一九九七年初版)辅战后从一九五四年起任参议员。这时的他表现出了对战争年代的反省。当时日本参议院通过了禁止向国外派兵的决议，辅是该决议的提案人之一。他并且明确反对修宪，特别是反对对宪法第九条做新的解释。辅晚年长年卧病在床。据和子回忆，松村谦三(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程的一位重要人物――笔者注)来看望他，与他谈起中国问题并猛烈抨击时政，他对松村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女书生》，432页)。良行的父亲是战前日本第一任驻新加坡领事和苏门答腊行政长官。可见，良行家族的先人与东亚有很深的关系。
良行的堂姐鹤见和子(一九一八――)、堂哥鹤见俊辅(一九二二――)也都是日本著名知识分子，是他在治学上的引路人。他们有不少相通之处：第一，他们的共同事业始于战后不久创办的新型杂志《思想与科学》。俊辅和和子是创始人。良行开始是打杂(帮助发行和校对)，后来成为积极的撰稿人。第二，他们的活动方式或者稍稍夸张地说生活方式，又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学者。俊辅和良行都毕业于东京大学。但俊辅一直保持在野身份，以硬派杂志作为生活和呼吁的阵地。良行虽担任过半官方机构的“处级”干部(国际文化会馆企画部长)和私立大学教授，但是实际上仍是一个独往独来的自由客。如当年在报刊上严厉谴责美国的侵越战争，参加组织日本“越平联”（“给越南人民以和平联合组织”的简称）的反战活动，在日本庇护帮助那些“有良心的拒服兵役者”，即美国的战场逃兵。第三，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良行早期是一个“杂家”。在五十岁左右才把研究兴趣定位于东南亚。和子则提出和积极提倡内生性发展理论。她与费孝通先生的交流和对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关注，为日本和国内社会学界所知。笔者想强调的是，导致良行与和子确定研究方向的直接原因都是对流行于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不满。
对良行的家族成员的成长轨迹及互相影响，可做深入分析，这里只简单说两点：第一，良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他生于美国，在高中毕业后才回到日本)，又属名门之后，最后却把自己的脚印深深地留在了东南亚的乡间小路上；第二，他的著作从书名如《香蕉与日本人》、《海参的眼睛》(筑摩书房一九九○年版)、《从大虾能看见亚洲》(合著，学阳书房一九九二年版)等来看，可以说内容很新鲜，也可以说很出格，起码对日本高等学府中的教授们而言，是不屑为之而又难以为之的。对我国一些习惯于西方高头讲章的学人来说，用句时尚话，大概也是一头雾水。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良行的成名作《香蕉与日本人》。
香蕉在日本是最常见的进口水果，战后进口量不断增长，主要进口地从台湾地区移到了菲律宾。四家跨国公司(美国三家、日本一家)几乎包揽了香蕉的经营。良行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发问和考察。他问道：为什么移到了菲律宾而且选择了棉兰老岛作为产地呢？在和伙伴们长达十年的走访调查之后，他揭示了以下的事实：除了自然条件适宜，如没有台风、战前有栽培类似作物的历史经验之外，还有以下两点：第一，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作为当年殖民地的主人，直到一九七四年，美国企业在菲律宾独自享有所谓国民待遇。第二，投资者易于获得成片土地。战后菲律宾没有实行土地改革，易于兴办大型种植园以获得规模经营效果。一般认为，菲律宾政界与大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是这一阶级的成员。所以，菲律宾迟迟未能推行土改。但是良行指出了其中的美国因素。他问道：为什么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美国没有像在台湾地区那样建议实行土地改革呢？这显然与美国在菲律宾的巨大利益相关。他举出一则例证：有资料指出，战前麦克阿瑟在马尼拉地区利用别人名义进行土地投资。由于直接引用了美国学者泰勒的报告，例证顿显说服力。他进一步指出：在战后的香蕉种植上，同样重复着一幅跨国公司与当地大地主联手的画面。第三，菲律宾特别是棉兰老岛民族构成复杂、民族对立长期不能消除、高失业率等条件的存在，加上马科斯统治时期长期实行戒严，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利用这些因素，长期推行低成本生产。
他为读者简洁地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蕉农越种越穷，但又不得不越穷越种。唯一的胜者是跨国公司，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极少数当地权贵。
最先打棉兰老岛主意的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良行告诉人们，从公司的香蕉种植可行性报告就可以清楚看出它的“气派”。这份报告说，栽培可委托当地的公司进行，美国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出口；但是在日本开放香蕉市场以前，当地的公司不得收购土地。换句话就是：需要你当伙计，但何时当，怎样当，得听我的。联合果品公司在暗中运动政界和财界，企图低价收购国有土地的活动，一九六三年被一位菲律宾议员揭露了。但是，这一揭露仅仅暂时阻止了联合果品公司的第一次活动，而却成了多尔等另两家美国公司进入棉兰老岛的契机。
联合果品公司自然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只要回想一下五十年代它在中南美洲的几个小国(如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厄瓜多尔)掀起的政坛风云就可以知道它的能量和胆量。几年之后，联合果品公司一鸣惊人，在棉兰老岛建立了拥有六千名工人的大种植园，其中一千八百名是服刑犯人。良行写道：这种直接使用服刑犯人的外资企业，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而先行一步的多尔公司在棉兰老岛采用的是直接经营种植园、与当地种植园或与当地农户签约委托生产等三种方式。
那么，签约委托生产是否好些呢？在香蕉生产开始之后，是不是就都按市场经济原理运行了呢？良行的调查表明：市场经济原理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即使对那些签约农家也是如此。看起来农家拥有土地的形式没有改变，只是与跨国公司签约改为生产香蕉，而且合同保证跨国公司十年连续收购，并提供从栽培技术、化肥、农药(包括飞机撒药)乃至大米、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成套服务，收购时均以现金支付。真是无懈可击。但是，实际上，合同内容和执行上有众多的陷阱。第一，为改种香蕉而平整土地的劳动(费用)全由农家自己负担，实际上是为跨国公司做无偿的基本建设。再次，从土地平整结束到第一茬儿香蕉成熟，需要十个月时间，在这一期间农家没有分毫收入。为维持大量的生产开支和必须的生活开支，只得向跨国公司借债以支撑到香蕉成熟。正是这最初的举债导致了今后不幸的开始。因为，所谓十年连续收购的保证，有一个重要前提：收购价格十年不变。但是向农家提供的化肥、农药和大米、食油等物品的价格却不断上升。农家只好再借新债。这时公司提供的不是现金而是实物，如大米、食油等必需品。但是价格比外边商店要高出许多，同时还附带利息(因为这是借债)。还款则从以后的香蕉收购支付中扣除。但是，农民无可奈何：他们无处可以借债。这样农家就逐渐陷入了以新债抵旧债的恶性循环，而现金收入极低甚至几乎为零。最终形成了签约农家只能依附于跨国公司的生产结构。对签约农家负债累累的原因，多尔公司曾举出一个理由：劳动生产率低。良行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了以下的事实，平均每公顷香蕉单产：签约农家四十六吨，三家美国公司的种植园各为四十三、四十二和三十五吨，而日本住友公司的种植园仅为二十九吨。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理由的话，至少住友公司的香蕉早就应该在市场上消失了，而事实则是相反。良行的话相当沉重：在日本，香蕉的售价随市场和消费的各种影响不断变动，东京的市民则是哪个超市的香蕉便宜就奔向哪个超市。但是，在生产香蕉的棉兰老岛，却与上述市场经济原理无缘：因为收购价格不变。对于农家来说，这里是“没有铁窗的监狱”，借债是“看不见的锁链”。至于对那些联合果品公司属下的服刑犯人来说，连“看不见的锁链”也不需要。唯一得到收益保证的是跨国公司。
良行的叙述，为人们思考发展理论的一些问题提供了线索。如签约农家生产效率远高于跨国公司的种植园，但前者负债累累，几乎不能自拔，后者却财源滚滚的例子，实际上触及到了跨国公司的价格操作和转移问题。但是，正如良行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只要不存在国际税务官，就永远无法查清。不过他提出了间接证据：所有跨国公司的香蕉出口运输义务，都通过香港地区的子公司，有的甚至通过设在布鲁塞尔的子公司结算。这样，跨国公司虽然可以公开他们决定利润的方式，但实际上计算利润的方法外人无从知晓。
再如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的技术输出，一直被视为摆脱贫困的有效手段。但良行告诉人们：在棉兰老岛，跨国公司在与农家签订种植合同时，技术转让费的征收没有期限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便当地农民掌握了栽培技术，也仍然要继续支付技术转让费。良行愤怒地指出：技术转让费实际上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半永久性罚金”。
最后，如何看待出口经济带来的收益对国内分配的影响。应当说，对菲律宾这样的弱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出口经济的形成，确实留下了可观的财富。这些在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统计上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甚至表现为人均GNP的不断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配的公正和生活的普遍提高。良行的调查表明，大量的利润落入了极少数大地主和政界人士的手中，极少数人富可敌国，挥霍程度足可与发达国家的富豪比肩。如当地与联合果品公司联手的大地主佛罗依兰德，拥有私家飞机，经常飞往各国游玩。再有，他作为马科斯的同乡，作为执政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以日进斗金的经济实力，在政界也是飞扬跋扈。但是，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至今棉兰老岛上许多农民连电灯也用不起。就香蕉经济而言，事实真相是，跨国公司的进入，从经济层面看，不是市场经济的实现而恰恰是乖离。从政治层面看，不是民主政治的扩大而是被窒息。但是，跨国公司似乎对此不无满足。至少，棉兰老岛上发生的一切在提供着这样的证据。
在与《香蕉与日本人》几乎同时问世的《亚洲为何贫困》(朝日新闻社一九八二年初版)一书中，良行又写道：“外来势力不仅使东南亚民众更加贫穷，而且剥夺了他们作为主体自觉和成熟的条件。”语气沉重，一针见血。
对良行的研究特色，笔者想强调三点。第一，他一直将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视为相关联的一体。在发展中国家中又注意将极小部分既得利益阶层与多数民众区分开来。同时注重从历史、地理和民族多个背景线索入手，叙述现实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立场。第二，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他注重实地调查（范围集中于东南亚），并一贯从某个单项产品入手，把历史回顾与现实叙述连通起来。为写《香蕉与日本人》，他去过二十多次菲律宾，调查时间长达十年。从香蕉等单个产品入手，不应被理解为便于研究，也便于叙述。其实当研究具体化时，利害关系也具体化了，遇到的抵抗和其他难度更大。良行的研究表明，现成的公开资料，如跨国公司和政府乃至国际组织发布的资料，往往掩盖了真相。他曾这样自问自答：为什么我的研究抓住贫困问题不放？因为这表现了日本和东南亚的互动关系。为什么采取从历史回顾开始的叙述方法？因为要发现创造历史的主体。研究为什么选择地方而不是首都等中心地区？因为首都如马尼拉、雅加达或吉隆坡并不能反映该国的历史和现状。为什么采用“民众”、“主体”这样显得暧昧的概念，而不是“阶级”这样清晰和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因为直到如今，在普通人中间，作为阶级的和作为公民的自觉，还没有成熟。(《亚洲为何贫困・后记》)第三，现实感和价值观。良行多次说：自己不主张暴力革命。但是，他笔下有这样的句子：“民众只有拿起武器才能保护自己，反帝运动就是第三世界的和平运动。”(《亚洲为何贫困・后记》)本文开头就指出过他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言行，多年后，他又写道：“殖民主义对东南亚民众的摧残也许会起到反作用。如同铁经过淬火而坚，人身处逆境变强一样，在某个一定时期日本将面临(亚洲)民众的威力。与今天日本人听到的亚洲政治家和精英阶层的甜言蜜语相比，那会是一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亚洲为何贫困・后记》)他为菲律宾学者《第二次侵略》一书的日译本(刊行社一九九○年日文版)作序，用语依然辛辣、激烈。他写道：“托朝鲜战争的福，使日本将‘第二次大战’的废墟清除完毕。又幸亏越南战争，使日本盖起了高楼大厦……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虽然禁止日本人参加战争，但并没有禁止日本人在别人的战争中发财。”(《第二次侵略・序言》)
但是，最使笔者震动的是良行展示的一种活法。读良行的著述会有许多感受，如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毫不隐晦的倾向性等等；但感受最深的还是从著书中看到了“这一个”他，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主流学派也好，学术圈子也好，应该说向来没有良行的存在。多年来，日本有不少政治学、社会学或第三世界研究的学术专著或丛书出版。这些书尽管观点和方法各异，但多数是不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几个甚至十几个学者共同执笔。但是，你找不到良行的名字。他没有进入或迎合所谓主流学派的初衷。他的著述中少有人文学科的术语、框架，也没有什么新潮概念，看不到与哪位大师的师承关系，也看不到与何种理论体系接轨的努力。在章法上，一般是夹叙夹议。大量图表包括自制图表的存在使著述甚具实证研究的功力，鲜明的倾向性又使之多了政治批评的色彩。对实地的细致描写（如《香蕉与日本人》中走访和借宿当地农家的部分），也使得行文多少带有散文诗的韵味。他的其他一些著述，如《边境学笔记》(筑摩书房版)、《亚洲步行学》(筑摩书房版)、《来自苏拉威西海滨》(同文馆版)等还颇有旅行家手记的风格。你很难区分良行研究的学科属性。当然，你可以说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共同点上汇集：那就是实地调查。但是，他的调查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他生活在民众之中，不仅仅是调查走访，也不能仅仅说是平视角度，他的调查即是他的生活，是一个永无终点的人生之旅。这种调查难以模仿，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人生观。他的研究和所膺服的理念，与他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平常心吧。跳出了三界外，没有了对于权力阶层的顾忌，也没有了身处既成研究体制中的焦虑和拘束，反而获得了活力。他的小中见大、通俗易懂的切入方法不仅仅体现在调查和写作上。他还运用各种方式向社会宣传调查结果。在日本，香蕉、海鳗和对虾都是常见的食品。他曾到日本的一些中小学校，用幻灯、照片等形象手段开讲座，直接给孩子们讲“香蕉与日本人”，并当场回答孩子们的提问，获得了孩子们的理解(参见《讲课・香蕉与日本人》，日本《人》杂志一九八四年八至九月号)。这对那些从大学门直接进入研究室的学者（这在日本是正途）来说，与其说是不屑为之，不如说是难以为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这样一种活法中其乐融融呢？也许开头说的在海外生长的经历，赋予了他无拘无束的个性？或是高官和名门的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他不无放肆而少受惩罚？再有，他的堂哥俊辅、堂姐和子是言论界和学术界的名人，对他研究的进行不无帮助？事实上，他的研究生涯正是起步于给俊辅与和子的杂志《思想与科学》打杂。但是，这些都是猜测。良行生前死后，俊辅、和子以及伙伴们都谈过他的研究，但对上述问题却三缄其口。作为外国人的笔者自然也只能是始于猜测，终于猜测。但是，笔者坚持认为：在日本，良行对自己父辈的行为持反对立场是不容易的。他站在东南亚民众的一边，批判包括日本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的作为也是不容易的。研究和所服膺的理念，与个人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更不是容易的事。
初稿于二○○○年再改于二○○六年
（《香蕉与日本人》，〔日〕鹤见良行著，岩波书店一九八三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