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与“两弹”亲密接触的日子|最美的时光综艺
时间：2019-02-19 05:31: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提起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能想到钱学森、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等“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与原子弹有过亲密接触的热血青年。杭州老人吴银强就是其中的一位。自从他走出学堂之后就一直协助钱三强、邓稼先等研究“两弹一星”，并亲自参加了我国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
激情年代 青春不悔
1959年，我作为杭州市勇进中学（原省级重点中学）的高材生，考入了我的大学第一志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
九院在四川绵阳，是专门研究核武器的。军队编制，不穿军装。当时的院领导有邓稼先、王淦昌、陈能宽等人。因为保密，好多年后他们才显身扬名。九院下属有十几个研究所，分散在绵阳所辖三个县的各个角落。所与所之间，坐车要花上半天到一天时间。所与所之间联系工作要持介绍信、通行证，外出办事手续更麻烦。单位用代号，通讯地址只能写信箱编号。
进了九院，我被安排在一个研究所搞核辐射研究。这个研究所有几百号人，下设研究室、车间。研究室下设若干小组，每个组各干各的。别的组干什么，怎么干，不能打听。
我参与的研究工作是比较前沿的，要求很高。当时，超级大国早就在用计算机了，我们还在拉计算尺。所以，工作起来，我觉得自己学识太浅，脑子不够用。好在九院老师多，我随时可以请教。那些老师可不一般，比如王淦昌副院长，他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王淦昌一肚子学问，却没有半点架子，对我们这些小毛孩子非常和蔼。
我参加过三次核试验。其中一次是地爆，两次是塔爆，地点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每次核试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要求我们做到万无一失。核试验需要的器械、仪器大都是我们自行设计、工人师傅加工制造出来的。为了保证所有仪器在核爆后自动、准确运行，百分之百精确地拍摄、记录有关图像与数据，不出一丝一毫差错，每次去核试验基地，仪器的装箱、搬动、装上车，我都是自己动手，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意外。
要进行核试验了，我们便与外界中断联系，只能事先写信告诉家里这段时间有出差任务，请他们不要惦记。
我们坐军用专列从四川出发。专列到大站要重新编组，到兵站要补充给养，所以，走一段停一阵。途经宝鸡、兰州、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七八天后到新疆吐鲁番。到吐鲁番后，我们再换坐军用卡车翻过天山去南疆。
天山，顾名思义应该是高耸入云、美丽壮观。汽车爬上天山，我放眼四望，上不见飞鸟下不见寸草，一点生命的气息都没有。空旷、荒凉、静寂，如同上了月球。这一路花了一天时间，我们才到达了核试验基地司令部的所在地马兰村。
马兰村在罗布泊边缘，有树有水有人烟，是个小小的绿洲。第一次到马兰，我眼睛一亮，哇，世外桃源！听说现在马兰村已经对外开放了，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核试验场设在罗布泊深处。罗布泊蒙古语为“罗布淖尔”，意思是“多水汇集的湖泊”。这里原是塔里木河的终点湖。沧海桑田，严寒酷暑、经岁狂风，将曾经碧波荡漾的罗布泊侵蚀得水断湖干，层层沙砾掩埋了昔日繁荣的楼兰古都、热闹的通商要道，罗布泊成了广袤无垠的洼地。支离破碎的盐渍地上堆积着沙砾、雅丹，还有虚幻的瞬息万变的海市蜃楼。罗布泊气候恶劣，年降水量少于10毫米，而蒸发量却在3000毫米以上，是中国最干涸的不毛之地。
1962年2月，罗布泊地区被划为军事禁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便成了“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充满奥秘的罗布泊又增添了一层神奇色彩。
从马兰村到核试验场有好长一段路，汽车还要跑上一整天。开始的一段路工兵同志修过，还算路，再往里面走就没有路了。浩瀚旷野，长长的车队满载着人员、仪器、小动物、帐篷被褥等用具以及各种食物，浩浩荡荡地往罗布泊深处开进，非常壮观。然而，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上面左歪右斜地摇晃，像喝醉酒似的，颠得人头痛脑裂、骨头散架，车轮扬起的松散沙尘久久弥漫，真是“平沙莽莽黄入天”。我们年轻人都觉得不堪忍受，何况邓稼先等上了年纪的老科学家们。
所谓核试验场，是一片略有起伏的砂砾地，因为干涸而呈一片黄垩色。我估计远古时代这里是河滩，要不，哪里来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砾石呢？
到了目的地，大家分头做临爆准备工作。我们组在确定地点进行仪器的安装调试。调试到预定要求后，至少还要测试、联试三次以上，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反反复复地调试仪器，神经高度紧张。
冬天，这里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度，寒风怒号，飞沙走石。我们穿皮大衣戴皮帽子在野外作业，单薄得像一片小树叶。有时暴风来了，刮得人站立不稳，连呼吸都困难。工作的那种难度、强度，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试验场有几处临时搭的简易房，如果人多住不下就住帐篷。我们的伙食当时是最高标准，大米饭、馒头，大鱼大肉管够，不收钱也不要粮票，这里饱含着全国人民的期望和支援。在生活上领导和我们一样，邓稼先院长同我们一起，吃的是一个锅里饭，睡的是同样的铺。他白天带领我们忙碌，晚上有时间便与我们聊聊天，下盘棋或甩把扑克牌，调节一下紧绷的神经。风小的时候，晚上放电影，大家便背着风，头顶星星月亮，坐在旷野沙石上，翻来覆去地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准备工作就绪。核爆的前一天，全体人员撤离现场，集中到距离试验区70公里以外的地方，每人发一个把光线强度减弱一万倍的黑墨镜戴上，观看核试验。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很强。如果不戴眼镜，眼睛就瞎了，这叫“闪光盲”。有一位同志忍不住好奇心，把眼镜拿了一下，刹那间眼睛就坏了，并且永远治不好。
原子弹爆炸了。戴上墨镜，我先看到一个大亮球，十几秒钟后，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因为音速比光速慢，这跟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鸣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时，蘑菇云升了起来。紧接着，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来了，气浪热乎乎，每个人都感到被推了一把。据说这时核爆炸的灰尘日本上空也能测到。
原子弹是利用铀原子分裂产生巨大能量，它用黄色炸药引爆。而氢弹爆炸是热核聚变，引爆所需的温度只有原子弹爆炸才能达到，释放的能量比原子弹爆炸强多了。氢弹爆炸后，空中马上出现一个沸腾的火球，像太阳似的。在热辐射和冲击波的共同作用下，试验区内坦克、装甲车、钢筋水泥建筑物顷刻被摧毁。
爆炸后要过两三天，才允许我们穿上特制的防化服进入现场收取试验结果。这两天我们觉得特别漫长，让人等得焦心，睡不安稳吃不下。纵然我们准备工作精益求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但到关键时刻仪器还是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毛病，有时线路突然不通了，有时开关没有自动打开，有时与爆炸不同步等等。准备了几年就是为了这一刻，心里总念叨着:千万千万别出差错啊！每次爆炸一结束，就有同志急不可耐地要去现场取测试结果，但进试验区越早，危险性越大。因此，未经批准，谁也不准擅自行动，我们只好忍耐着，等待进场命令。
试验完毕，我们就拔寨撤退了。长长的车队载着人员物资原路颠回马兰村，再辗转回到四川。这样一去一回总要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
蹉跎岁月皆成珠玑
与原子弹、氢弹亲密接触的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从哈军工毕业到九院，我已是大龄青年，男大当婚。可是，我所在的单位很封闭，与外界没有来往，女青年又特别少，我们这些小字辈技术员的婚姻问题就成了老大难。虽然经济条件不差，长相也不赖，可是，那阵子成千上万的城市知青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城市姑娘一听是在山沟里的“保密单位”，又是臭老九，掉头就走。
后来，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哈尔滨姑娘。我利用探亲假与她见了面，交谈了一下，双方没有意见，事情就定了。我们的恋爱刻板得像解方程式，没有一丁点儿浪漫，婚后生活也是两地分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臭老九翻身了。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因我爱人不适应四川的气候，调她到四川工作不好安排。无奈之下我便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到哈尔滨，解决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的困窘。九院的门一向关得紧紧的，我的报告送上去一年后竟批下来了，老同事说我是“从门缝里钻出去的”。
回到哈尔滨，两口子是团聚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没房住！我调入的科研单位，十年动乱，欠帐太多。知识分子成堆，困难也成堆，新来乍到的不可能分配住房。我们两口子住哪呢？我们就白天上班，晚上等我爱人工作的照相馆关门后，在照相馆的摄影室里搭起床、铺上被褥睡觉。这样狼狈不堪的日子我们整整熬了两年多。
因为没有住房，儿子不能自己带，只有请我父母帮忙，可苦了他们。但他们理解我，知道我是在报效国家。因为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儿子小时候不认识我，对我不亲。可孩子慢慢长大了，理解了爹妈的难处。他很懂事，学习好，自理能力也很强，现在工作已经小有成绩了，令我欣慰。
从九院离开时，我带回了很多专业书，因为住房问题没解决而没地方搁置，只能放在朋友家的煤杂棚里，时间一长，书全都受潮霉烂了。书烂了，人也改行了。
我很爱原子工程专业。我的特长、性格挺适合做科研工作，也渴望在核能研究上干出点名堂。离开九院前，我犹豫过、痛苦过，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的安宁而从事核试验是神圣而光荣的。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与原子弹、氢弹亲密接触的日子，我认为值！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又调入杭州市级机关，改行搞物价工作。我文理不偏，兴趣广泛，虽然物价工作与原子弹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很快调整过来了。物价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搞原子弹的人搞物价，也算是军工转民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