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兼善中学
时间：2019-02-19 05:31: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卢作孚的隐忧 1930年秋天，是重庆实业家卢作孚事业上的一个兴业之秋。 这一年，不论民生公司，还是北碚峡防局，还是川江航务处，处处要增加投资，处处要用钱用人。卢作孚本人带了一班人马，春下江苏上海;夏天，又到了青岛北平和东三省。他为置办各种建设所需设备，参观各地企业及教育机构而马不停蹄。资金当然是急需的，但他此行最深的体会是，要办事业，最缺的是人才，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他要求同行的青年，学一种专门技能而归，但青年们“苦为能力所限”，不能适应学习的需要。“求学且无法，何能办事？”
4月10日，旅途中的卢作孚给峡防局副局长熊明甫的信中写道:“峡局青年能力太低，无法为社会作事业，出川以后，愈有许多证明。”他提出，下半年即在北碚“成立一中学校，专准备青年投考交通、同济诸大学，一方面准备应用。此后事业至少需用高中毕业以上之青年，今日诸青年亦须逐渐提高到高中以上之程度乃有办法也。”
卢作孚的想法，在他还未回到重庆时，他的朋友们同仁们已开始实施。
创立兼善中学
1930年7月21日，卢作孚还在顺天轮上感受着又热又挤又肮脏的“地狱”时，在重庆北碚的火焰山上，一群朋友在东岳庙里开会，决定在北碚创办一所中学。与会的有民生公司的董事长郑东琴，民生公司董事川江航务处处长何北衡和航政科长郑璧成，还有北碚峡防局的邓少琴、黄子裳等人。他们多数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已共事好些年了，现在，他们成为这所中学最早的一批董事，大家公推卢作孚为学校董事会主席。私立的兼善初级中学校董会就成立了。座中一青年郑献征，毕业于北平法政大学，被任命为中学校长。
待卢作孚从上海回到重庆，已是8月16日。 川江的中资轮船公司奄奄待毙，集中资源以求生存迫在眉睫，却难以集中。民生公司责任重大，卢作孚众望所归，公司总部由合川迁到了重庆，“统一川江”运动一步步展开。在北碚的事业亦紧锣密鼓: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三峡染织厂准备开工，而兼善中学，开始了招生工作。到9月13日，火焰山上东岳庙里，命名为“兼善”的一所新的学校便开学授课！这样的工作效率，若不是有档案记载，真是令后辈难以想象。想到那时四川不停的战乱，还有中原大战刚息的炮声，不能不佩服那一代建设者勇往直前的气魄！
1933年，兼善中学常务校董有:何北衡，郑璧成，李佐臣，熊明甫，黄子裳，罗广业，唐瑞五，张博和，卢作孚。这一时段校董会董事除康心如等社会贤达外，主要由北碚峡防团务局的干部和民生公司骨干成员构成，由此可见卢作孚的两个事业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
抗战时期，兼善中学校董共41人。董事会主席，后又称董事长，一直是卢作孚先生。
创业初期的艰难
最初的兼善学校实在艰苦，据说是“筚门主�，窘况堪怜，粪沟秽渠，恶气逼蒸，白骨遍野，与鬼为邻。斯时同
学仅一班，人数不过二十余，但器具尤不敷用，房舍尤不足分配，讲室自修室饭厅大礼堂均以正殿应用，桌椅板凳均由各处暂借，真有人不堪其忧之状。”
开学以后，卢作孚约集社会热心教育人士，募建校舍，在校师生们也一齐动手参加建校劳动，先是建得平房若干间，做了宿舍教室。限于条件，到1932年，兼善中学才招第二班学生。
那时这个学校的硬件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就不象个样子。难怪后来国民政府一定要兼善出具种种报表，说明其设备、资产齐备。
然而，到1933年，私立兼善初级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卢作孚给巴县毛县长的呈文便很是自豪了:“此校在北碚，以峡区地方安静，风景幽美，新兴事业次第繁兴，且与渝合两市相距甚近，日有汽船往来，交通极便，环境之佳，无与比伦，诚一培养人材之良好地方也。”
这时学校已有四层楼房一座，平房二栋，校园总面积20，960平米，建筑费银26，967.50元。在开办呈报表上填写道:“校舍位于嘉陵江滨平民公园之中，风景清幽甚饶诗意，中国西部科学院之博物馆、生物标本陈列室、地质陈列室、动物园、图书馆在其切近，于学生之参考甚为便利，而电灯自来水厂、三峡染织工厂、北川铁路公司、运河冰厂、煤球厂、炼焦厂皆相距不远，随时可以参观研究对学生智识之增进助益不少。” 这里罗列的文化机构和企业，今天看来都不希罕了，但在当年的重庆，足可谓第一。
这一年，兼善中学第一班毕业了，在春秋各招了一个班，秋天招的是第五班，以后常年同时在校有四个班学生，兼善中学算是初具规模。那时郑校长已去职，由张博和继任校长。
兼善中学的主楼，即那栋漂亮的红色大楼，不但在当时遍地土屋平房的北碚是一个奇迹，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还矗立在北碚公园前的红楼，仍然堪称精准完美的建筑。谁能想到，它那几层厚厚的墙，竟是泥土夯成的呢！对于红楼，学子们深情回忆道，“峡区同仁当仁不让，为将来发展计，愿各节衣缩食，才能有巍峨之学宫壮丽也”。
1937年春，兼善中学办学已六年多，硬件更加齐备，学校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有一些要求进兼善的插班生，学校便想扩招一个班，即同时有五个班的学生在校。这一举措开始却被省政府以经费不合要求为由驳回，经多次呈报预决算书，说明撙节开支，可以维持五个班的开销，才得以办成五个班。从当时的这些文件上看，私立学校的扩招不是那么容易的。从招生简章到课程设置都要报政府教育部门审核，常常要反复申报才能核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明文要求各校扩招，以安置战区迁来的青少年入学，兼善迅速扩大规模，当在此时，并创办了高中部，学生一下增加两倍以上。随着学生增加，学费收入会多一些，有战区来的知识分子加盟教师队伍，师资不成问题，但由于贫困学生较多，战时的种种困难，经费还是大成问题。1939年，后方物价已大涨，办学更加困难。
经费拮据仍执着办学
兼善中学的性质是私立学校，政府不给一分钱的，其财务收支情况有案可查，从现在看到的几个时段的记载，可略知其收支情况。
据张博和校长1933年11月按规定向国民政府教育局上报，当时兼善中学经常收入共计16，850元。这些钱由三部分组成:
1、学校资产或资金息金:有存款10万元，年息14，400元;这10万元存款，分别存在民生公司和北碚农民银行。
2、学费收入2050元，占学校总收入的14.24%。
3、其他收入:此项下只有兼善中学校董，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每年资助奖学金400元（奖四名学生。以后增加到600元，奖六名学生）。
这时，兼善中学共有四个班，120余名学生，校内有职员4人，教师8人，校长1人，校役3人，校医是当时北碚地方医院院长宋玉田，会计由西部科学院会计周自天担任，宋、周二人都是义务服务，不另支工薪。
在1937年度收入预算里，仍是10万元基金的年息收入12，000元（年息1分2厘），学杂费收入4970元（250名学生，其中40名免费），奖学金520元，共17，610元，收支相抵。其中学杂费占总收入的28%。平均每个学生收学费23元7角（不含伙食费）。这时，奖学金要奖给品学兼优的六位贫苦学生。
到1941年，与战前相比，物价已大涨，学校成立了兼善公司，收入成为学校收入重要部分。
尚未看到兼善公司财务的全部资料，不知其收益在兼善中学的收入中究占多大比例，但公司文件如今历历在档，可证明其实实在在是为办学而设，不是为校长教师谋私利的。而民生公司到1950年清理股权时，尚有专人管理的“文记”股一万股（时民生公司全部股份不足八十万股），其股息年年拨付西部科学院。在1936年公布的公司章程中，已规定其常年盈余中，有相当比例是文化基金，作为给兼善中学及合川瑞山中学的专项补贴。
勤工俭学读出来的四川省长肖秧
兼善中学当年对贫困优秀学生进行奖励，一种是部分减免学费，一种是全免学费，再者连膳食费也免，最优者，
除全免学费膳食费外，还要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后来在抗战时期，学生人数增多，办学益加困难，兼善中学让免去学费膳食费的同学，采取勤工俭学的方式为学校减轻负担。兼善中学高七班毕业生杨本泉，现是重庆出版社编审，已届米寿之年。据杨老回忆，当时勤工俭学的同学很不少，他们在校长室及各教师办公室、医务室、保管室、图书馆工作。杨的同学，阆中人肖秧，其父是唐式遵部下，在台儿庄打日本时牺牲了，家有八个孩子，生活困难得很，肖秧小时就是因家贫抱养给别人的。肖秧相当聪明，一上学就跳级，初小跳到高小，高小又跳初中，即是以同等学历考上中学，到初中又跳，考上兼善高中。这个后来做了四川省省长的肖秧，在兼善中学全靠勤工俭学读了出来。他的工作是在校务处刻钢板，在兼善读几年书就刻了几年钢板。肖秧因为跳级，年纪比一般同学小些，当时学校也有不周到的地方。有一年暑假后，肖秧提前两天来到学校，学校还没有开伙，他就没得饭吃，杨本泉来到学校时，发现他已饿着肚子在宿舍里躺了两天，赶紧拉他上街去吃饭。后来他到重庆来做市委书记，第一个拜见的私人朋友就是兼善校友杨本泉。
杨本泉还有两位同班同学，下课后为同学们理发，也是连伙食都全免了的。杨本泉说，那时大家对这些勤工俭学的同学很尊敬，因为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而依靠家长力量来读书的学生，在他们面前很惭愧。那时的中学生，决不显摆家长的地位。杨本泉的同学卢国纪，在兼善读书几年，同学们很久都不知道他是董事长卢作孚的儿子。
兼善学子矢志报国
兼善学生的特点，由当时社会上流传“舍得干，读兼善”这话可知是比较注重实干的。“七七”事变后，兼善中
学学生热血沸腾。为了保存国家文化种子，政府除办军校以外，并不很鼓励一般大中学生参军，但第七班竟有四名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第七班的纪念册中着重记录了其中两位。
一位是原级长周子芹，在同学间是有长者风的老大哥，“学习优良，体格强健，为全校之模范”，“素抱爱国热忱，满怀济世大志”，“诚朴而沉默，对人非常和蔼可亲”，“治学亦有苦干精神，写作，书画，文艺尤为善长，讲演也很突出。被同学称为‘卓异的天才’”。
还有一位是陈子君，二十出头，是已结婚有了孩子的比较成熟的青年。同学们以为他“坦白直率，为人忠信”。子君爱研究社会科学，每天午后都到北碚图书馆读报，因为读禁书，还坐过两年牢。
周、陈二君“对同学爱互助，对公众爱服务”，得教师和同学的拥戴。“七七”事变后，“他俩素来对国际知识和我国立国的处境，研究很深宏，尤其对暴敌之灭华企图，愤慨异常，早抱有投笔从戎的志向”。那时他们读了一本书《西线无战事》而深受影响，两位胸怀理想，热情勇敢的青年，带着自己不多的积蓄，离开学校。从重庆出发时，他们去过民生公司，受到亲切的欢迎和黄云龙经理的鼓励。
同学们非常想念这两位兄长式的同窗，周、陈二位也常给老师和同学写信，讲述他们的生活并鼓励同学们为了国家民族要艰苦奋斗，要选择有意义的生活道路，不可贪图享受。这些信有的刊登在《嘉陵江日报》上。从他们的信上得知，他们学习期满后，带同队弟兄三十余人，辗转山西、河北、辽宁，到敌后打游击。他们说，那里的“老百姓和军队打成一片”，“各方面都令人满意”，他们参加了几次反“扫荡”。后来周子芹在司令部做文书，陈子君去了冀东，1939年夏天以后，就再没有陈的消息。周子芹写道:“我们为了祖国胜利祈祷，希望子君依然健壮的活着，用他熊熊的怒火，去焚毁一切的陈腐与贪污，消灭那疯狂侵略者的野心！”
兼善中学以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必须有精深专长之科学、坚强健壮之体魄及公忠体国之精忱”。 从这些学生身上，正体现了这样一个培养方向。兼善中学的校训为:智仁勇恒。这与张博和校长母校北京汇文中学的校训“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有相同的地方，但又多一个字“恒”。这个字，对于年轻人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