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本质与诗人之死|生存的本质
时间：2019-02-11 05:39: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索尔・贝娄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 。20世纪70年代贝娄达到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75年《洪堡的礼物》出版后，贝娄荣获普利策文学奖，次年（1976）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从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到《洪堡的礼物》的长篇小说创作，发掘《洪堡的礼物》一书中贝娄创作思想的沿袭与积淀，并通过“诗人之死”的批判分析窥探其思想的突破。
关键词：《洪堡的礼物》 积淀 突破 生存本质 诗人之死
索尔・贝娄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海明威和福克纳的继承者。①菲利普・罗思盛赞其：“20世纪美国文学的主干是由威廉・福克纳和索尔・贝娄这两位小说家建立起来的。”②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出版了十一部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还有大量的散文和剧本。其中《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赫索格》（1964）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洪堡的礼物》（1975）荣获普利策文学奖。贝娄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洪堡的礼物》发表后第二年（1976）贝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从《晃来晃去的人》（第一部小说，1944）到《洪堡的礼物》的长篇小说创作，发掘《洪堡的礼物》一书中贝娄创作思想的沿袭与积淀，并通过《洪堡的礼物》中诗人之死的批判分析窥探其思想的突破。
一
《洪堡的礼物》无论从主人公西特林的形象塑造还是多元主题思想的展现上，都带有前几部作品的烙印。从《晃来晃去的人》（1944）到《洪堡的礼物》，相似主题与意象技巧的重复运用，展现了独特的贝娄文风（Bellovian style）。与他同时代的，特别是二战后出名的作家相比，如以描写战争与恐怖为主题的诺曼・梅勒、颇富少数族裔风格的艾萨克・辛格等，贝娄更偏爱于沿袭哲学人论的传统塑造一些大都市知识分子思想者的形象，借以代言整个社会及时代精神领域的困扰，从而把艺术与人性结合在了生活最重要、最永恒的本质上。他的主人公自身中都有典型的现代性特征与慢性忧郁症状。但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驱们的尖酸与绝望，如詹姆斯・乔伊斯和舍伍德・安德森,贝娄在刻画人物愚蠢与烦躁的背后寄予了深切的忧虑和同情，他的作品人物或在遭遇后归于内心的平静，或在消极逃避之后转向积极追寻，以肯定人的真情与能动性。
从约瑟夫到西特林，贝娄小说中的思考者们苦于行动上的软弱与残儒，置身于荒诞之上，内怀“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清高孤傲，又无奈于“众人皆浊，唯我独清”的孤独和恐慌。面对物欲横流世界的诱惑和周围人群的放纵麻木，他们都似有呐喊“这是怎样的世界，我竟然在这样的世界上活着”的势态。于是，他们模效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璞・凡・温科一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逃逸（escapism）：逃避现实、逃避自我、逃避令人沮丧的外部世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辞去工作自闭在家中与替身精灵对话。《受害者》（1947）中的利文塞尔诚惶诚恐地逃避着家庭责任和阿尔比的纠缠。《雨王汉德森》（1959）中有万贯家产的汉德森在“我要，我要”的幻影中抛弃在美国的丰裕生活，随度蜜月的朋友飞去了大洋彼岸的非洲，然后只身一人雇一向导进入内陆原始部落而远离逃逸了进步的文明世界。《赫索格》（1964）中的那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教授在好友与妻子私奔的残酷事实面前不堪一击，逃进封闭的内心独白，写了一大堆从不寄出的信。而在《洪堡的礼物》中西特林的发迹和内心争斗更是将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交替矛盾中的窘迫孤独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逃避家庭、逃避爱情、甚至逃避自己一度崇拜的精神向导洪堡。在“逃逸”的精神匣子中小说的故事情节随着主人公的独言自语和意识流在读者眼前展开。
贝娄并没有把他的主人公推向声嘶力竭的绝望边缘。逃避只是一种发泄的表达方式。在寻找那些已经不可解读的人生问题之后，他们大都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以平和了或更新了的心态继续完成“生存”的使命。于是从《晃来晃去的人》到《洪堡礼物》中频繁出现从“异化”到“归化”的思想流放与回归的模式。约瑟夫挣脱精神的自囿，毅然参军，将思想融入行动，高歌“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有精神的监督而欢呼”；利文塞尔最终还是在芝加哥落脚，就位更好的工作，摆脱了阿尔比的纠缠勒索，与身怀六甲的妻子重筑爱巢；赫索格兜了个圈子最后又回到最初居住的那栋房子，放弃了怪异的写信行为，并得到了雷蒙娜的爱情，开始了新的生活；汉德森在原始部落里经历了精神的洗涤之后顿悟了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挣脱“我要”声音的枷锁，找回男子汉的家庭责任感与生活的现实意义，带着狮子回到美国与妻儿团聚；赛姆勒先生也还是在地球上默念着“上帝啊，我们明白，我们明白”③送走了侄儿的亡灵；西特林在破产的边缘得到洪堡的剧本遗产，安葬了洪堡的遗体，在一株番红花中体会到逝者如斯的无奈与生命本质的实在。
与传统的流浪模式相比，贝娄的主人公更倾向于一种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以呈现少数族裔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人物特有的敏感，表达出作者喜剧性的嘲讽和悲剧式的同情。从《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雨王汉德森》到《洪堡的礼物》，贝娄反复呈现存在主义的自由论与自然主义的宿命关相结合的主题思想，宣扬精神自由和灵魂正位的同时“以自然主义的观点审查着环境”④反省着生存的实质。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人道主义人文思想的复兴、犹太情愫的流露，还是性、死亡等意象的运用，都不是《洪堡的礼物》独有的特点。在《洪堡的礼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德森养猪像猪的幽默，赛姆勒对“文明的自杀的冲力”⑤的感叹和赫索格的婚姻恋爱故事与自虐病态经历。《洪堡的礼物》作为拼图一角，与其他作品集体拼凑呈现出贝娄的微观虚拟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洪堡的礼物》是贝娄思想的一种沿袭与积淀、传承与重述。
又有着不同于贝娄早年创作的特点，其主要的突破点，正如小说题目“洪堡的礼物”提示的，即在西特林的自我世界中又添加了一重小世界――他的思想流程是围绕着洪堡的死亡这一隐形线索展开的。死亡的意象在贝娄的小说中屡见不鲜，是每一位主人公在其浮士德式的思考探索道路上必然面对的，通过对死亡的目睹他们感悟着生命的短暂和生存的实质，而《洪堡的礼物》不同于前几部小说的是，洪堡的死亡让西特林以及贝娄看到的是自己的死亡，是诗歌和支撑知识分子整个精神文化的死亡，是与自身命运的直接对峙。
洪堡成为文艺者的集体表征。西特林在对他破落和死亡的感叹中用的是集体名词“我们”以代替个体概念“我”。他在葬礼上自语：“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洪堡是西特林的代理人（agent），西特林是贝娄的代言人。洪堡的死亡也是贝娄直接面对死亡的经历。《洪堡的礼物》被视为贝娄的最具代表性的自传体小说，贝娄在西特林的形而上的思索中寄托了自己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忧患意识”，⑥在西特林进退维谷的生存状态中表现了自身思想的郁积和压抑。洪堡的形象映射了当时美国小说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诗人的尔莫・施瓦茨等人，⑦同行好友的离世直接将职业道德、人生定位问题与死亡摆在了贝娄面前。如何正视逝者的离去？如何维持自身生命的延续？《洪堡的礼物》在诗人之死的轴心事件上寻觅着生死文艺观的阐释，突出了贝娄思想的积蓄爆发。
贝娄思想的演进不仅局限在西特林对洪堡的哀婉和对整个社会精神文明衰竭的感慨，还表现在对洪堡之死的批判中。西特林囿于现实的牵绊，如与莱蒙娜的婚姻纠结、坎特贝尔的敲诈勒索、女色的诱惑等，与洪堡的死亡保持了一定的离心距离，他事业的起伏也与洪堡形成了平行的对比，这种客观离间在西特林的主观判断外留有令读者评价的空间。生者的妥协衬托了死者的执著和偏执，表达了生者对诗人命运的悲悯和不愿追随前人车辙的无奈选择。西特林和贝娄在洪堡的疯狂和死亡的阴影下努力保持自身的理智和清醒，肩负艺术家的职责关怀着精神文明的进退，发掘着人完整的生存信念。
洪堡作为典型的“诗人，思想家，酒鬼，药罐子，天才，狂郁症患者，阴谋家”，他的疯狂与落魄死亡也不是前无古人的。古今中外“诗人少达而多穷”成为群体现象。日本文艺理论家滨田正秀不无哀婉地说：“从职业上看，恐怕没有一个职业会比文学艺术更容易产生狂人了。赫尔德、尼采、凡高、舒曼、迦尔旬、果戈里都发疯了；克莱斯特、克维格、海明威、芥川、三岛、川端康成自杀了。”⑧波德莱尔、龚古尔、莫泊桑、莫奈等患有间歇性麻痹症。《洪堡的礼物》中贝娄还提到了爱伦・坡、哈特・克莱恩、贾雷尔、约翰・贝利曼。诗人是文艺圈中最敏感最脱俗的集合体。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诗人做了形象描绘：“这是一个不幸的人，在他心中隐藏着深切的痛苦，但是由于双唇结构特殊，他痛苦的呻吟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⑨灵感与天赋是诗人的资本，而恃才清高甚至愤世嫉俗又成为他们的通病。他们因对抽象艺术的过度追求造成与现实的不协调，而导致精神障碍和人格缺陷。
“胸罗万卷”的洪堡二十二岁就出版了第一部歌谣集《滑稽歌谣》，并博得艾略特的赏识。他滔滔不绝海阔天空的言说一方面彰显了他的广博学识，另一方面也是他张扬个性的自我揭露。在物欲横流经济上飚的美国社会，洪堡满脑子充斥着柏拉图式的浪漫意境和生命审美观，宣称“让生命要么燃烧，要么腐烂”。当社会的发展导致大众审美需求转向和审美趣味改变，当美国不需要惠特曼的鼓励时，一味讴歌原始生活的诗歌自然被边缘化，而孤芳自赏、缺乏人际交往能力的诗人也就成为了社会文化圈的淘汰品。洪堡就是优胜劣汰的牺牲品。“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精神力量的软弱在这些殉难者的幼稚、疯狂、酗酒和绝望中得到了证明。”抱着恢复诗歌的理想，他盲目从政、屈身求职，在“狂放与诗已经结束”的时代垂死挣扎。不肯妥协的诗人气质使洪堡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失衡，掉进生活的真空而发疯。
洪堡的发疯至死亡，从心理学角度看，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自卑和不安全感。洪堡“快乐歌谣产生的背景”是灰色的、不快乐的。出身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父亲吃喝嫖赌、母亲忧郁寡言死于心脏病。缺失关爱和正规家教的童年使洪堡在成长过程中物我概念模糊而未能完全脱离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保持着孩童的稚嫩和乖戾。如面对西特林的崇拜，他热情洋溢，视西特林为儿子般爱怜；当西特林因剧本发财时，他又出于嫉妒悲愤，在剧院门口举牌子大骂其“叛徒”；为表示与西特林情同手足，他主动提出彼此告诉银行账号以备急用；而又因为西特林没有去看望他，心生愤恨，在西特林最低谷的时候将钱提取走；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又写信告诉他对西特林的爱，并将剧本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西。洪堡这一连串癫痫式的举止，无不表现了幼儿般的童贞、叛逆与依恋情结。
洪堡执拗地以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他以小孩过家家的把戏去应对现实中的尔虞我诈。在自我的世界里，他勾勒着诗歌极权的乌托邦。一方面，诗歌成为他描绘“白日梦”的方式，寄托他对“一种永恒的人类感情”的向往。另一方面，诗歌拉远了他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加剧了他的自闭和异化倾向。在文人相轻的竞争中，他被无情地排挤出局。名利俱失又一次激发了他潜意识的自卑，加剧了他的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乃至精神错乱，疑神疑鬼，企图开车压死妻子凯丝琳。在洪堡最终发现自身形象的扭曲时，他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洪堡的死是对物化社会压制诗人的控诉，同时在他的毁灭中贝娄也提出了新的关于自身生存的思虑。洪堡面临的问题，包括创作、家庭、人际交往等，也是西特林和贝娄以及大部分文学家都需要面对和正在面对的问题。事业低谷、婚姻破裂、被人勒索等等，然而西特林和贝娄却没有像洪堡那样走向极端。西特林作为贝娄的代言人，他在悲叹洪堡之死的同时，竭力保持着入世的心态，遵循着中庸的处事哲理，在自嘲而非自卑中寻得解脱焦虑之道。西特林在破产的边缘收到洪堡的剧本礼物渡过难关，既表现了贝娄对洪堡的尊重以及对其思想的继承，也寄托了贝娄自己作为文学创作者，关于生存本质的再思索，与对健康、平衡的创作心态的倡导，实践了思想上的突破。
① Hyland， Peter. Macmillan Modern Novelists: Saul Bellow. Houndmill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2.p.2.省略forum.省略/viewthread.php?tid=5486〉2007
-12-06.
③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72， p87.
④ 吴富恒，王誉公主编.美国作家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48.
⑤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72， p27.
⑥ 程锡麟.西特林的思与忧――《洪堡的礼物》主题试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7（4）：19.
⑦ 胡海兰，蒲隆.《洪堡的礼物》的艺术特色[Ｊ].兰州大学学报，2002（4）：157.
⑧ 滨田正秀著.文艺学概论[M].陈秋风、杨国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96.
⑨ 克尔凯郭尔著.哲学寓言集[M].杨玉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