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痛【饥饿与叙述】
时间：2019-02-12 05:30: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饥饿叙事 第一人称转述 历史真相 语境 “右派” 摘 要:经过“夹边沟系列”最初引起的轰动,到现在逐渐地回到“常态”,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我们才发现它的独特的感人至深的饥饿叙事的独特性,作者力图逼近历史真相的努力,以及当前语境的交互影响等等的研究,对于“反右”题材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2000年《上海文学》连载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以来,“夹边沟”似乎是突然地出现并成为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一座现代的人间地狱,毫不知情的人们开始为“夹边沟事件”痛心疾首咬牙切齿,并为杨显惠其人其创作喝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两千五百多饿殍墓地边上已经出现了“夹边沟度假村”。“夹边沟系列”连载之时,久已不在当代文学中心的现实主义又仿佛走到了时代前列,一时之间引起了相当的“社会效应”,人们又一度开始探讨真诚的写作态度,写真实的艺术原则。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的艺术成就和它当时引起的激动?
一、饥饿的历史叙述
饥饿即缺乏食物,从广义上说就是缺乏某种令人满足的东西。也许是老天爷赋予中国人的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的缘故,中国人对食物的关注十分的强烈。就在四十多年前,空前的饥饿就延续了三年之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饥饿是什么样的感觉。文学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观察和体验方式,它对饥饿的历史叙述也同样源远流长。而在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左翼、革命传统中的文学文本中,饥饿讲述的是敌人对人民的资源的掠夺而造成的困难生存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的饥饿叙事更多地表现为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人性的寓言。刘恒以《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姊妹篇强调“食”“色”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对“食、色,性也”这句咒语一般的话语的粗糙的演绎。苏童的《米》更是直接用对粮食的疯狂占有来象征人性的坚韧残酷冷漠自私等等。刘再复在为虹影《饥饿的女儿》的评论中说主人公六六是“双重饥饿”(“食饥饿”与“性饥饿”)。
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却和文学史上的饥饿叙述有明显的差异,虽然都是把饥饿作为叙述的中心事件,杨显惠对饥饿的描述似乎更多的是在饥饿对人的生理和行为层面,而不是饥饿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不是描写在人的尊严和本能的冲突中人性的扭曲与挣扎。《饱食一顿》中的牛天德殷勤伺候因吃太饱而呕吐的高吉义,只为了把高吐出的秽物收拾起来做自己的粮食,他已经顾不上食物来源是什么。在教育界闻名遐迩的王鹤鸣是历代书香门第,却为了生存想办法偷食军马口粮。而《贼骨头》中的俞兆远则是完全不顾一切地偷食物,只要看到食物他就偷心顿起,为了食物甚至敢和管教干部对着干,以至于回家之后,“一天到晚心里想着吃的,还特别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他仍然“正正经经”偷着吃家里的粮食,逼得老婆和他离婚。许霞山帮助王朝夫让他进了可以偷吃粮食的放牧组,而王朝夫却怕许霞山和他两人只会有一个留在放牧组而陷害许霞山,而给许霞山帮忙的张天庆等人也不过是为了偷取粮食(《许霞山放羊》)。更有甚者,还有人偷吃死人肉和心脏(《在列车上》)。《上海女人》中的董建义死后屁股蛋子上的肉都被人剜去吃了。
不仅如此,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和文学史上的饥饿叙述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饥饿没有像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中那样激发出人性的抗争的力量,也没有像左翼革命文学传统中的饥饿那样导向政治上的反抗,更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将饥饿和满足简单地理解为整个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夹边沟的男人们有对饥饿的驯服,正如马斯洛的论述:“当人的机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它还会显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有变化的趋势。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部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耐适着。”但是,还有许多人仍然保持人的尊严和理智。
在夹边沟让人的精神震颤的不是饥饿对人的绝对控制,而是在饥饿的挣扎中那些高贵的灵魂。夹边沟男人的妻子们将在全国性的大饥荒中省出、借到口粮送到千里迢迢蛮荒酷烈的夹边沟和明水农场,《坚持到底》中刘文山的女人坐火车两天两夜再走几十公里的路来给丈夫送上几十斤炒面,只能见上一个小时,但是她仍然“很冷静,很坚强”。劳教农场}H生的“夹农”,成了“大家的孩子”,每个人抱着他,就像抱着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孩子一样,止不住流泪。像是“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夹农》)。在大家什么都吃的时候,泌尿科医生董建义却只吃食堂里的那一点绝对饿死人的东西。在他饿死以后,他的妻子不顾一切地遵循丈夫的遗嘱用军毯把尸体裹回上海,她那弱小温顺的形象和倔强背走丈夫骸骨走在荒凉冷漠的戈壁滩上的形象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最经典的形象之一(《上海女人》)。而当时也在夹边沟农场的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记录得更多。他追忆至死都保持文明人的尊严和高贵的安兆俊,他在《荒山夕照》中写在白骨森森的夹边沟农场追赶一只受伤的黄羊时,突然感到自己是一只多么凶残可怕的动物。如果没有这些高贵的灵魂,夹边沟尽管也会让人痛哭流泪,但绝不会让人感觉到人性撕裂的痛苦和精神的高贵庄严。
二、饥饿叙事的历史真实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生命,“夹边沟系列”给人极大的震撼力。当然并不是说从前没有人创作揭露“反右”的文本,而是说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像杨显惠的小说这样引起社会极大轰动的小说是极其少见的。正如雷达所说:“我觉得,夹边沟记事之不同于某些同类型的反思作品,它迟至新世纪之初才公之于世却不觉其过时,反倒有种振聋发聩的新鲜感,首先因为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不仅是人物、环境、事件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甚至潜意识的真实。”杨显惠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它是采访了百余名夹边沟幸存者之后,以他们的讲述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是关于一个真实历史事件的访问,是它激活了人们封存已经很久的情感阈阀,打动了众多的读者。
和“夹边沟系列”相近的还有方方的《乌泥湖脸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作者也都不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写的却是那一个特殊年代的“反右”历史,他们都试图走进历史与历史对话。有人把“夹边沟系列”和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相比,认为“两者珠联璧合,全面掀翻了那段历史,构成了中国真正的‘古拉格群岛”’(赛尼亚:《夹边沟纪事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其实两者的区别非常大,尤凤伟将历史的语境和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注重 人物的精神在和环境的碰撞中产生的情绪思想和行为,带有更多的历史性感悟,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一九五七》和《乌泥湖脸谱》不同于杨显惠的小说的是故事的讲述方式都设置了一个参与故事的讲述者,所以比较看来,杨显惠的叙述方式更容易让人感觉是纪实文学,是以相关问题的新闻报道,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夹边沟系列”小说采取不同于亲历者或假设一个亲历者(尤风伟《中国:一九五七》等)的叙述立场,才更能够给读者以故事真实性的线索。这也是他的小说叙事的首要特点。
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开启与历史与记忆的对话,今天的话语资源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存在,如同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叙述者对历史的认识与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现时”的色彩,一位作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是历史的见证人还是后来者?
和亲历者的难以忘怀无法回避情感性的回忆不同,杨显惠本来就不是夹边沟“右派”,他无法直接体验当时的苦难,他只能站在现时的立场审视那段被尘封的苦难岁月,同时,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尽量避免自己的感情色彩注入叙述,“夹边沟系列”中叙述者使用的是新闻采访的形式,叙述者是虚拟的现实的“右派”,他们作为事件的耳闻目睹者或直接参与者,承担着整个故事的叙事功能,而作者与读者一样,只作为故事的听众。作者的自觉隐退,没有了亲历叙述者的感情因素。在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中,小说淡化了政治色彩,凸现生存的真实,这种真实正如同马斯洛的描述,是净化一切外在条件,除了饥饿没有别的任何东西的极端体验。这个叙述者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历史”:恶劣条件,极度困乏的物质生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剥夺了一切的集体化的生活,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无声无息的凋谢……历史被还原于特殊历史语境下人的生存境遇与生命体验的过程。这种叙述比起单纯的政治解读的历史,杨显惠的小说更贴近马斯洛的人类学描述,无疑向历史的真实跨进了一步。
那么和“夹边沟系列”的“历史真相”相比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右派”亲历者自己回忆中的“历史”?一般说来,“右派”在小说中忍不住地关注中国和个人的命运,宏大叙述占据了那段历史。今天的读者都知道当时的“真实”场景不一定都是那样。尤风伟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中写的那个恶棍张克楠就是如此。王安忆小说《岗上的世纪》也对“右派”叔叔的光荣历史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揭露。因而,从这里来说,杨显惠的小说似乎更真实地告诉了我们“右派”在那段历史中的生存境遇。但是“历史真相”的书写并不如此简单。许多论者都论及杨显惠小说“还原历史”,揭示“历史真相”。实际上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已经预设了“右派”自己的回忆无效性的大前提。
尤凤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也说到了知识分子被打断了精神的脊梁骨,精神再也无法还原,因而无法面对那段历史:“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和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的确,他们已经无法面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是,不仅仅是因为被现实打断了脊梁骨,促使他们在“文革”后的语境中无法表达,恐怕还有别的原因。首先是,真实的历史是作为历史中的人所体验到的历史,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感和体验方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真诚地和意识形态结合的人们,他们的叙述方式几乎没有多大的能力去超越历史去叙述今天语境下所认为的“历史真实”,他们的叙述也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体验到的真实。其次是,习惯宏大叙事的“右派”在精神的脊梁骨被打断之后,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组织新的经验去叙述那段历史。所以我们无法去责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去假设当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去尝试理解他们的叙述,体验他们的苦难的心灵史。这些也并不是今天的一些文本以个人主义狭窄局面的揣测去附会明清唐宋人物事迹所能够达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毫不怀疑杨显惠采访素材的真实性,夹边沟“右派”大面积饿死的惨剧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被在场和知情者有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在几十年后以艺术真实性的方式“突然”出现,震撼了远离那些悲惨岁月的人们。但是我们仍然怀疑历史的叙述方式和语境能否真正地抵达历史的深处。杨显惠在中国小说学会第六届年会上曾言:“只有后来者的书写才能使‘反右’叙事真正具有深刻性,才能逼近历史的真相。”显然,作者同样也认为“历史的真相”只能以某种方式“逼近”。在今天的语境中讲述那段历史,诚如雷达所言:“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夹边沟系列”也的确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它让人们重新开始讨论写真实的问题,重新对那段历史唏嘘感叹,又有了批判的理由。
文本采用第一人称转述的视角,作为“右派”历史的陈述者是回忆往事的“右派”,他们陈述的亲身经历的历史,实际上经历生死劫后“右派”的回忆,即使他们可以保证叙述绝对是当年的真实情形,但是他们的历史仍然是他们体验的历史。尽管陈述人不必要理解当时的整个“右派”历史,但是作者作为转述者没有立足于当代语境,也没有将当事人的陈述和历史语境挂钩,也许是作者因为某种原因避免发言,当事人的历史扑面而来,的确使人落泪,但是历史不再和语境相连,因而现在与过去不能构成张力,文本也就缺乏多层面的对话关系。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但是,缺乏和当代语境联系的回忆和新闻采访式的叙述文体不能对今天构成压力,因而并不能唤起人们的责任,它只能成为人们怀旧的一种方式,所以引起人们的深藏的情绪并使之得到释放,成为排泄情绪的渠道。这恐怕是最可悲的事情,而事实上是没有建立“夹边沟事件”历史纪念馆,而是开发了“夹边沟度假村”。
作者简介:袁爱华,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程朝翔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雷达:《阴霾里的一道闪电》。《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4期。
[3]杨显惠:《创作谈》,转引自卢翎《逼近历史的真相――关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
[4][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