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生态”奔向新农村|奔向

　　上部 　　打开尘封的记忆 　　引子 　　 　　1969年2月28日黎明，重庆朝天门，数百名家长送数百名青年（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6岁），登上了一艘登陆艇改做的货船。一声低沉的鸣笛，货船解缆启航，一时间朝天门码头清冽的空气里，充斥着近乎生离死别的哭声、呼喊声，一些顽皮点、其实并不那么悲伤的小年青唱起了自歌剧《江姐》改编的知青歌：
　　针儿长，线儿密，
　　含着热泪离故乡，
　　儿要把农民当。
　　热泪随着大江淌，
　　娘想儿来儿想娘……
　　29日，改乘小轮从涪陵进入乌江。枯水季节的乌江碧绿清澈，却激流汹涌，轮船喘着粗气，马达声震耳欲聋地打破了水域的寂寞。一路荒山野岭、飞湍激流，城市就此梦幻般地远离了。历史，就这样在一眨眼之间，将这群青年人从大城市的喧嚣中、从疯狂的文革漩涡中提搂起来，抛到了这一片空寂之中。
　　3月1日，夜宿彭水县城。那年月的彭水县城，充其量也就是重庆的一条小街小巷，用知青们的话说是，一泡尿，就可以从城这头流到城那头。
　　次日黎明，离开彭水县城，再度乘船上行。
　　一路行来，曾在文革中自以为叱咤风云的小青年们，这时没有冲动，没有目标，没有往常那种哪怕是虚幻的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未来的茫然。茫然很容易使人疲备，一船小青年，这时就是一船沉默的羔羊。
　　吃过船上发给的一碗盖浇饭，沉默依然。
　　突然，一阵鼓乐声打破了沉寂。但这鼓乐显得古里古怪――鼓和钹是现代的，乐器却是几支唢呐，而起劲地敲打着、吹奏着的人们，头上古怪地盘着厚厚的白布，这场面就显得和这次远行一样，如同梦境般荒诞不经。
　　此处叫做鹿角沱。这里距乌江轮船可以到的航道最终点酉阳龚滩，不过十几公里。沱的上方，笔陡的绝壁对峙，乌江从那小巷般的河床里直冲出来，在沱的两厢，形成两道清晰可见的回流，犹如鹿的两道多叉而弯曲的角，想来沱就因此得名。
　　这时是下午1点多钟。
　　眼前的鹿角区，一目了然――寥寥可数的几幢民居，一个逢场才开的小饭铺，都是木房子；唯一看得到砖的是区公所的门墙。无穷的石梯间有一两段不超过20米长的小巷。
　　沱两边是高耸的大山，而山上看不到一块庄稼地，也看不见道路，有的只是异常陡峭的大山，山上茂密草木间是嶙峋的山石。有女孩子当场就叫着妈妈大哭起来。哭声让在场所有知青、所有农民、所有区县干部、随船而至的带队干部手脚无措。
　　在这不安和压抑之中，又等待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将近400名知青分下了生产队。
　　
　　走向操坝
　　
　　双龙公社先锋六队，队长李华舟带了6个社员，“领”到了4男2女6个知青。
　　李华舟很高大，长下巴颔上满是胡碴子，像城里50多岁的人；生产队会计张泉奉，一个肩膀特别宽阔的汉子，看去也不年轻；刘恩扬，豹头环眼，勇武骠悍。后来才知道，队长那时不过30大几岁，会计老张还不到30岁。6个人，一水的宽大褂子，宽大裤子，长像、打扮，活脱便是古印本《水浒传》上的绣像。他们每个人都背一个巨大的喇叭状背篓，用来装知青的行李。
　　那时，每个知青领到50元安家费，一般花30元买一口小小的薄木板箱，一箱子就装完了所有的换洗衣物、垫絮、书籍、鞋袜。由此也可见当时城市人的生活水平。
　　山民是不善言辞的，队长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欢迎之类的话，一行人，默默地乘木船过了鹿角沱。
　　劈面就是一座大山，蜿蜒的山路悬挂在山间，仿佛无休止地向上伸展、伸展。其陡峭高峻，正是“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后面的人跟紧了，前面的人脚后跟怕真的要打在脸上。和这山间小道一比，重庆朝天门那坡石梯，小菜一碟了。
　　喘着气到得山顶的隘口，眼前却出现了更高的、连绵不绝的大山，小路倒不再一味向上，而是起起伏伏地在山腰、山坳间盘绕。
　　6个山民在垭口上一字排开，不离手的丁字形打杵往背篓下一顶，人斜靠着，长长地吼出一声：“嗨……哎！”前一字拖得很长，后一字陡然下滑，山谷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回声。
　　渐渐出现了一片片土地。有稀稀落落的房屋撒在林边、地头，相距都很远，疏落得竟没有个村落的样子。
　　行行复行行，山路引领着这群人走入深山密林。
　　暗夜的黑线条越织越密，终于罩住了大山。6个社员拿出竹编槁子点燃。无边的夜色，无尽的小路，渐行渐远，城市、时代仿佛被大山越来越远地隔绝到另一个时空，知青们似乎循着默默的小路向历史的深处回溯。
　　两个正当17岁花季的女生带着恐惧、焦虑、疲乏、怨气，甚至带着一点哭音问：“还有多远嘛？”
　　队长好脾气地回答：“快打、快打！”――“了”的发音在当地视不同的用意或念作“打”，或念作“得呃”，比如“来了”是“来得呃”，“去了”是“去打”。
　　再问，还是这个答案。
　　后来，知青们发现，问到某地，社员们的回答，或是“半天打个来回”，或是“一天打个来回”。原来在这大山里，时间、空间的概念，都退缩回一种原始状态，是不以时、分、秒、公里、米来计量的。
　　在这点上，就是最具数字概念的会计老张也不例外。
　　一坡又一坡，一片林又一片林，先锋六队――旧称操坝――终于到了。这时差不多9点钟了，知青们已经疲乏得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见识酸菜、两造饭
　　
　　当晚，李队长家已备好饭菜。对于彭水农村，那可不是一般的饭。
　　其实，早在从重庆出发之前，知青们就听说了不知源起于何朝何代的民谣――
　　
　　养儿不用教，
　　酉秀黔彭走一遭。
　　
　　青山绿水石旮旯，
　　红苕洋芋包谷粑，
　　要想吃大米，
　　除非抱娃娃。
　　
　　因此，知青们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
　　李华舟队长家，进堂屋右边是灶，灶前有火塘，一根足有十几公分直径、两米来长的树干，直接伸进火塘，上方吊着一口冒着蒸汽的鼎罐，于是那木柱镶薄木板的房内，也算有了一点暖意。贵为一队之长的家里也没有油灯，就一支松树节疤高挑在柱头上，哔哔啵啵地燃着。堂屋左边放一张木饭桌。
　　队长娘子，块头不小，头上也厚厚缠着白头布，看不出岁数。
　　饭盛上来，白米间杂着星星点点的黄色颗粒，原来这叫做两造饭，即包谷的粗颗粒，混上大米。菜，则是自做的红薯粉皮炒的腊肉，腊肉骨头炖的汤，再就是一大盆酸菜。
　　腊肉香，但很咸；酸菜，没有一星油，只有一点盐味，而且酸出一股馊味儿。原来，是把在屋檐下晾干的青菜，取一把煮一下，和汤倒进木盆，在屋里放几天，就变酸了。吃的时候捞出切成丝，再煮煮。山里盐金贵，也不舍得多放。晾干的青菜，已如同枯叶，如此做法，其味可想而知。
　　想来这菜品，倒是可以推荐给当今减肥的城市美眉们――低盐低脂肪，不，根本没有脂肪，且只发酵而不腌制。但恐怕美媚们吃进一口就会翻肠倒肚，哇哇大吐而荡气回肠。
　　第二天打早起来，地面铺着一层白色粉末，原来夜里下了一阵雪。笑咪咪的陈万国来了，请知青们去家里吃饭。他年纪不过十五六岁，昨天也来接了知青。
　　开饭之前，一人先上了一碗，白水中卧着一个白丸子，丸子之大，半碗开水竟没把丸子淹住，丸子上有一撮白糖。不用说，春节刚过，这就是元宵了。
　　一边心里想着，这么大的丸子，不知包了多少糖馅，一边小心翼翼咬下一口――怕被糖馅烫着。谁知，一口下去，没馅；再咬一口，再咬一口，还是没馅！这才恍然悟到，原来是一个纯粹的糯米丸子。幸好，若没那一小撮白糖，还不得噎死？想想也是，白米在此地尚且如此干贵，糯米就更不用说了，好些人家怕还没这样的“奢侈品”吧，若非山里乡亲当知青是贵客，你还吃不上呢！兄弟，知足吧你！
　　饭，照例是“两造”；菜，除腊肉外，还有与重庆大相异味，也有点酸酸的扣肉。没有酒。陪着的除万国外，还有他的爸爸陈大爷、哥哥万全。
　　让人费解的是，他们在夹菜前，总要在桌沿上轻敲一下筷子，动作透着一种下意识，轻重恰到好处，并不显得粗俗。
　　没几天，知青们就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后话了。
　　
　　地当真大，物似乎“薄”
　　
　　操坝的地理环境其实并不太差，绝说不上穷山恶水，仅操坝，上好的水田不少于六七十亩，土地则有两三百亩，全队当时人口120多，人均田土远远多过重庆周边农村2倍以上。
　　而且这120人的生产队，地界之大，横穿整个队，至少得花一个小时以上――队上还拥有大量原生态的森林。东面，背靠此地最高的山岭，村民们称之为“界”（念作gai，与“黄洋界”的“界”音同），是武陵山的主脉，山大林密自不用说；西北向到公社、西向到乌江边，都要穿过蓊郁的密林，林中大树参天，常有松鼠从脚边跳过，灰色带斑点的野雉鸡、色彩艳丽的锦鸡在林间出没。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头麂子或獐子，灵巧地纵身到林间小路中央，用晶亮的棕色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你，等你靠近了，它忽地如箭一般射出去，在林间消失了。有野猪，有豹子，甚至有一次在队长家附近的自留地里还来了一只老虎。但凡虎豹出没，生产队所有家犬，哪怕平时再凶悍，也缩进家里不再狂吠。头年，即1968年，队里贵舒等几个小伙子，竟捉到一头乳虎，抱回来后，雌虎竟寻踪而至，小伙子们赶紧把乳虎送回去才没惹出大事。知青下去的第二年秋天，全队人在打谷场上用连盖（书面的名字是“连枷”）打黄豆，一群野猪约有五六头，为首的大如牛犊，悠然在打谷场坎下刚收过的田里游走着，对于不到20米外的人群视若无睹，自在得仿佛在巡视自己的家园。没有枪，没有准备，人们都不敢去惹。秋收之后，进入农闲，有时听得到牛角号“呜嘟嘟……”地吹，群狗吠叫，接着你就会看到一行五六个、十来个衣着古朴的人，肩扛梭镖、网子，其间杂着一两支鸟铳，向密林深处而去。这恍然就是一幅古人行猎图。而打到野猪的话，猎人所在村是人人有份的，就操坝生产队一年也差不多有这么一次，当真是古风犹存。
　　这里“原生态”的状态非常彻底，没有一根电线，连许多农村都有的“公社‘两个蛋’（广播站）”这里也没有，当然也没有一丝汽油味。犁田，是强健的大水牛，拖着犁头奋力前行；而那犁辕，一般的树是做不来的，必须是一棵生长了数十年的巨树。扬谷糠，用的是木风车。在公社水磨溪所在处，倒有一处榨油厂，但那个“厂”绝不同于重庆知青们头脑中的概念――没有机器、机械的痕迹，核心生产工具是一个长长的很粗的木杵，用绳吊起来，与地面平行，一个人拚尽全力将木杵推到尽头，然后大喝一声，将木杵往回一推，同时人吊在木杵上，连人带木杵冲向悬挂着的油饼。这一切一切，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甚至包括人们的穿着打扮，与明代宋应星笔下的《天工开物》图毫无二致，你恍然觉得时光倒流了，回到了古代，回到了数百年、上千年以前。
　　生活在完全自然状态下的山民，是极为坚韧、极为勤劳的。农忙时节，天蒙蒙亮，操坝一带就响起了李队长的吆喝声：“出工得呃！”人们就睡眼惺忪地扛着锄头走向昨天布置的地头。到了后，李队长拄着锄头，用浓重的乡音说：“首先，敬祝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扎实，永远扎实！”这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这里最陡峭的玉米地，人要站稳都不易，所以箩筐无用武之地，一切重东西都靠背，连大粪也不例外。粪桶也是上大下小。需施肥时，各家猪圈的粪就一桶桶背到大块地边上的临时粪坑，那臭烘烘的近百斤大粪，干的还好，稀的就在头部以上晃荡。还没学会背的知青，常常被荡出的粪淋个一头一身，甚至在千辛万苦背到后，侧身往粪坑倒时，连人带桶栽进粪坑里的，那就真叫一个惨了。
　　给玉米锄草的季节，烈日当空，人们先是在山下一字排开――差不多都是一面山坡，都足够大，排得开几十个劳力。渐渐地，动作快的抢到了前面，成为一条曲线。干得性起，但见会计老张、刘恩扬几把好手，扬起锄头，一个箭步，将锄头挥出丈把远，一声虎吼，再拖回来，长长一溜野草一锄就解决掉。此时全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烟尘蔽日，直至队长大吼：“ki（吃）烟打ki烟打！”一个个汗流浃背的人就找阴凉处坐下来，男的卷烟卷，女的或给孩子喂奶，或者掏出鞋底纳开来。
　　还有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地，那就是被嶙峋山石割成无数碎片，袖珍者仅脸盆大一块，长一根玉米苗，这种地就只好慢工出细活了。
　　耙田，更是刘恩扬、张泉奉这样的好手大显神威的时候。但见他们各执牛鼻绳，站在耙上，身子后仰，一手扬鞭，嘴里吆喝声不断，强壮的大水牛在田里健步如飞，此时泥水飞溅，刘、张犹如古代挺立战车上冲锋陷阵的将军，煞是骁勇。
　　如果说这一切都够原始的话，还有一幅更为古意盎然的画，那就是烧荒。山这样大，林木这样茂盛，似乎世世代代都可以无穷尽地开下去，而新开出的土地上种上庄稼，头年根本不用施肥，于是山民的开荒很不节制。笔者参加过一次，那是将偌大半面山，所有树木都砍去。那次，生产队长指着一棵大树，戏谑地和笔者打赌，说只要笔者伐倒它，就算今天全天工分了。笔者也来劲了，特别把开山斧磨快了做这活儿。生产队长忘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高中毕业生，对于力学略知一二，一棵树不管怎么长，重心是一定有点偏移的，越大的树，伸出越高，重心偏移就越厉害。依据这样的原理，作了设计，于是笔者仅花了不到两个小时。砍到树中心时，竟有一根直径约四五公分的芯，淌出红色的犹如鲜血一样的液汗。看到这汨汨流出的“鲜血”，不禁油然生出一种斧下伤生的感觉。但转念一想，又觉好笑――不就一棵树吗，咱可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呀。再奋力几斧，便大功告成――树干对应那面已切了一个稍浅的口子，这边砍的口既深且大，那树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嚓嚓响了几下，就向着斜伸出的那一面惊天动地地轰然倒下。笔者理直气壮地就此休息，在一根桠枝上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你可以想像，那主干该有多粗？这树又长了多少年？
　　该运的料运了，剩下的杂树、枝条，堆在地里，晒几天后，有经验的村民手提木棍，在几个方向上站定，一把火，满山便哔哔剥剥烧起来。火势越燃越大，火舌翻卷、烟雾腾空，一天一宿，半面山坡的林木就化为灰烬。那山、那在那里伫立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森林，就这样毁了，而那年月，没有人心疼。几天后，灰烬冷了，村民们便随意地漫洒苦荞种。满山灰烬，满山衣着古旧的农人，念书时以为属于远古和蒙昧的“刀耕火种”，就在眼前演绎着。
　　笔者伐树，只能说取了一点巧，说不上强悍，知青里倒也有真正强悍者。徐应林，精瘦，体重只有80多斤，却堪称神勇。一次收玉米的时节，他背了巨大一背篓，远远看去，就只见一大堆掰下的玉米在移动，到操坝队粮仓前一过秤，连社员都咋舌，重达280多斤，超出他体重200斤有奇；冬季整田坎是极耗体力的活儿，工分当然也是最高的，他一气连续做了40天，连最勇悍的村民也没他坚持的时间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白天出工，晚上去烧炭。一年下来，工分挣到4800多分，力拔全队头筹。但是，就这样干一年，除开玉米却也只分到100多斤谷子，把这些谷子磨成米，则不到百斤。在这么大的劳动强度下，以徐应林那时的饭量，这点米连两个月也吃不过去。
　　吃米还相当麻烦，要先舂――一个口径五六十公分的大碓窝，一块厚重的木头前端固定舂杵，略靠前有一个支架，踩下它的末端，再一松脚，杵就舂下去，这样把晒干的谷子舂得米粒和糠壳分离。用风车粗扬一道之后，再用团筛细加工。这末一道工序有点技术含量――让夹杂着糠屑的米在筛里飞快旋动，糠壳渐浮上来并聚集在中间。筛时，为了让筛中的米旋转起来，你不能不全身都动作，所以村民们有一句话：“团筛没得巧，只要屁股甩得好。”
　　费这样的老力吃一点米，还真不如吃玉米了。村民们终年吃的，就是老玉米磨成大如火柴头、小如针鼻子的粒，洒水蒸，上汽后再洒水再蒸，如是者三。蒸熟的玉米粉看去仍和生的一个样，不成块不成形，一吃满口钻，筷子也不免常沾着几星玉米屑，于是夹菜前敲筷子就成为一种礼貌、一种必需，也成为一种下意识。
　　至于两造饭，那是非年节中、非有贵客而不做的。
　　因为山高，日照短，蔬菜的种类又很少，也就有点小白菜、萝卜、黄瓜、南瓜，而过冬的菜几乎只有青菜。莲白在这里奇怪地不能卷心，而且老，所以村民也不种它。青菜做的酸菜就几乎成了陪伴着山民们度过整个冬季的唯一菜肴。
　　鸡蛋有，且惊人的便宜，3分5厘一个，却没谁家舍得吃，因为全家人一年用得省之又省的油和盐还就指望着它去换。
　　唯因为山大林密，这里从不缺柴烧，而且其它树种一概不烧，只烧青杠柴，哪怕是做木匠推板的上好米青杠，也烧。除了每家每户日常烧柴之外，冬天还筑了窑砍了青杠烧杠炭，背出山去换钱。由此你可以想见那里山之大，树之多。青杠树确实非常好烧，就是新砍的，也立马能燃烧起来，又旺又经燃。
　　这些就是这里所有的产品了。除了鸡蛋，包谷当然也可换点钱了。但那年月背一百斤、两百斤包谷下鹿角，走差不多半天的路程。就是粮站肯收，也不过换几元钱。年节时每家要杀一头猪，那就是全家人一年的肉食了。至于说养猪卖钱，就想都别想了――狭窄的山路，把生猪抬出山，费的钱费的力，都算不过来了。没人卖猪，区里也就不设收购站。
　　在这里也就用不着宣传“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人人手里没钱，还别说没多少东西可卖，就是有，也卖不出去的。
　　从知青所住的操坝远远能看到孔宪文的家，第一个夏季，白天孔家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全身一丝不挂，自得其乐地在门前跳来跳去，知青们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既惊诧又好笑。
　　除了那两年回来过两个复员军人外，全队人几乎百分之百毕生没有到过城市――最近的不太像城市的县城也在百里之外，且不通公路；没有看过电影――没有电，那年月笨重的发电机也不可能背进山，放映队想来都来不了；没有报纸，生产队既没这份钱订报，邮件也只到公社不到大队，更不到生产队。所以对于外部世界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有农民疑惑地问知青：什么叫城市？曾有知青在努力解释清楚的同时，恶作剧地夸张说，重庆百货商店大得飞机都能飞进去，然而这种近乎开玩笑的夸张没有任何预期效果，因为村民们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怀疑，甚至连一声感叹也没有，他们其实一片茫然――连汽车都没见过的他们，对于飞机到底多大更是完全无从想像。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和知青大相径庭，比如一般都不刷牙，除了一两个当兵回来的。男性村民年纪稍长，牙齿就被老玉米、叶子烟、酸菜渍得黑黄了；比如他们极少洗澡，哪怕流很多汗，也就是打盆水抹抹了事；洗脸毛巾固然是珍贵物品，但这样使用，又买不起肥皂搓洗，也就和城里的抹布相差无几。
　　村民们都明白，总有一天知青会离开，而他们却像山里的长了上百年的大树，是永不能离开这片土地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这种延续了上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还会延续下去，至少在那时看来是没个头的。在这样的极为贫困、原始的状态下，还能保持一种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倒真的能给知青们以“再教育”了。
　　赵本山的小品中有一段精湛的词儿曾流行一时：
　　通讯基本靠吼，
　　交通基本靠走，
　　治安基本靠狗，
　　娱乐基本靠手。
　　用它来形容当年操坝的情景还不够，一定得把“基本”二字改成“完全”，才是最真切的写照。
　　报纸、通讯、广播、电视，甚至包括交通设施，其首要作用是带来信息。而没有信息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落差；没有落差就很少有高于生存现状的欲望，也当然没有改善的想法，所以，在这块土地上，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没有什么企求，活着，有包谷面面饭吃，不饿肚子，就谢天谢地了。
　　迄至那时，新中国已建立20年了，操坝却仍如一个保存在酒精瓶里的胚胎，被尘封在历史的深处。
　　
　　下部
　　重返操坝
　　
　　重返杨柳村，
　　心要蹦出怀，
　　十二年啊，
　　十二年后我又来！
　　――陆�《重返杨柳村》
　　岂止12年！从离开操坝那片土地算起，到2007年5月，三个12年过去了。毛泽东曾有词写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一挥间”，中国的大地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操坝乡亲们怎么样？他们的环境是否变了？而变化，是否意味着那儿的原生态业已荡然无存？原生态的东西，在当代越来越金贵呢，甚至歌坛舞坛，也玩味着、炒作着。
　　其实从踏上旅途的第一分钟，就可以肯定，变化一定是巨大的――刚开通不久的渝怀铁路上，列车的一声长鸣，是僻远山区结束与世隔绝历史的宣言，而其穿山越岭跨江飞驰的身影，可以说正是山区人向着新时代飞步而来的象征。
　　没有体验过三十六七年前，整日在震耳的发动机声中、摇荡的波涛中、惊心动魄的激流险滩中的身心疲惫，恐怕就很难充分体会这种喜悦之情。当年费时足足3天的行程，现在只需一天，就可以抵达，重见乡亲们。
　　但是我还是在彭水住了一晚，在那里会见了一个人，张涛。
　　
　　操坝后代之一
　　
　　彭水县城，已不复再是昔日那仅一条小街的样子，河这边、河那边都高楼林立，入夜，同样是满街霓虹灯。
　　张涛，又叫张龙涛，听名字，像是一个干练的男子，其实是一个初看颇秀气的女子。又其实，长谈之下，你会感觉她并不像外表表现的那样柔弱。
　　张涛在城中心有一个铺面，不大，也就是3米的标准开间，上书“君品种业”四个大字。别看门脸儿不大，却是远近赫赫有名。它的种子销售，不仅覆盖了彭水县，而且上溯至武隆、涪陵、长寿、永川。
　　这事有点怪吧，武隆、涪陵、长寿，离西南自古以来的商品集散地重庆，都比彭水近许多，怎么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反倒从彭水县进货呢？彭水县是不是16家种子公司，家家都有这样的“好运”？不，能做到这个份上的，还仅“君品种业”一家而别无分店。
　　张涛，就是操坝会计张泉奉的三女儿。在卖种子之前，张涛干过的活儿太多了――收购山里的鸡蛋贩运到重庆，从重庆批发衣服、佐料回彭水，在县纸袋厂、县橡胶厂、织袜厂打工，婚后一度开过小饭铺……
　　是的，张涛是安了心的不再如父辈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张涛生于1964年，长大后，她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
　　张涛的动机从哪里来的？是谁、是怎么播下的种子？
　　这就又要溯源到知青下乡了。知青的到来，从生活习惯到谈吐，都给僻远山区的农民带去新鲜的见闻，让山民们意识到山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无疑这是一种启蒙。而在操坝，知青徐应林和会计张泉奉关系特别好，张泉奉话不多，却是至诚待人，而张泉奉爱人正好姓徐，就认了徐应林作兄弟。在那个处处讲究出身的畸形的时代，徐应林几乎是万念俱灰地到农村来的，能得到一个农民亲如家人的对待，那种温暖实在是雪里送炭。
　　返城后，徐应林没有忘记在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以人间温暖的这一家人，除了20多年的通信之外，渐渐长大的三妹张涛、四妹张英、五妹张海霞，都不只一次来徐应林家住过，并深受这个老三届高中生、后来较成功的经营者的影响。
　　这样的效果，大概不是知青运动的初衷，甚至南辕北辙。
　　终于，一番闯荡历验之后，张涛以卖种子为毕生事业，并作出了不俗的业绩。
　　这里且不去讲她经历的那些曲折的故事，比如如何与管理部门某些不太符合政策之处，作寸步不让的据理力争；如何与抢她摊位的男子较量；如何去应对社会恶势力等等，且说今年发生的一件事。
　　卖种子就兼卖除草剂、调节剂和其它一些农药。2007年，彭水某乡出现了黄瓜和蕃茄大面积枯叶烂秧的病症。该乡请了几个农技员来，一时竟也束手无策。农民们找到张涛，张涛经观察、琢磨后，用几种农药配制出药剂，竟是药到病除。这样的例子很多，也肯定不简单――如果靠读农药说明就能解决问题，谁还不会？张涛自己说，她对农作物病症的治疗，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和灵感，从未失手。
　　张涛何以有这样的直觉？首先源于她在家就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她熟悉农作物，这就是一般城市经营者不具备的；农家出身的她还深知，她经营的东西事关乡亲们的生存，她绝不敢掉以轻心。直觉的产生，恐怕这些都是必要前提。
　　在这点上，丈夫李学君这个农家子弟、现在的中等学校教师，丝毫不亚于张涛，他精心钻研，给张涛不小的支持，张涛由衷说，彭水反季节蔬菜的推广，李学君为彭水第一人。
　　除此以外，张涛还具备一个好商人的思维层次。
　　她有这样一句话：对上要诚，对下必须让人家赚钱。这里“上”，是指她的供货商，“下”指的是农户。这就是一种现代经营意识。懂得这一点，说明张涛的经营，进入了一种更为理性的层次，她领悟到自己的利益是溶于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中的。张涛就是稳稳地站定在这个基础上，去经营种子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新种子新菜种，层出不穷。新种子不可能都适合彭水这个地区、这个气候。多年来，张涛形成了一支基本力量，那就是散布于县内有代表性的一批农户。这些农户首先为人诚实，做田做土很务实，再则，所处地理位置有代表性，比如有的在山阳，有的在山阴，有的在低洼处，有的在高山上，有的在山腰。凡有新品种，张涛的做法是将育种公司发下试种的种子分发给他们，一家只能拿到几十粒。这些种子，集中播两三行，和同类作物播在一起，这就将新品种置于了完全相同的耕作条件下。张涛要求农户们逐日详实记下天气情况，除草、撒药、施肥等耕作情况。这还有什么话说？到收成下来，其可比性、实用性、适应性，连傻子都一目了然。
　　很好理解，没什么深奥之处吧？可怪就怪在，其他种子公司竟然就无法仿效。他们或者没有这样一支基本力量，或者不愿意这样大动干戈，大一点的公司习惯于把试推广的全部种子撒到一块地里，精耕细作，待得收获时开一个现场会，这时无论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十分诱人。但种子一推销出去，往往就出问题，因为换一个气候环境，换一种稍粗放的做法，效果都会大不一样。只要做塌一次，推广这种子的公司，名誉就下去一大截。
　　当某些种子公司循着这条恶性循环的路而去的时候，张涛却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但凡用她的办法试种后，稍有不适彭水地区环境的种子，说破大天、利润再高，她也绝不为其所动。
　　君品种业就这样渐渐地做出了信誉，做出了名声。这个不起眼的小小门市，2007年，科联种子公司在重庆地区的销售中，君品种业竟占据总量的3分之一；三北种业种子在重庆地区的销售，君品也排第一位。三北种业给张涛特别奖励，让她选世界任何地区去旅游一次。显然，不仅在彭水，就是放到重庆全市看，张涛夫妇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得上是种子推广和销售的领军人物。
　　四妹张英，在姐姐的慷慨资助下，和姐姐门对门地有一个门面，一样的3米开间，但进深长些，其格调完全如同一个小食品超市。其实零售在其次，她最大宗的还是批发，定期地她要跑一趟重庆，两天间带回一大卡车货物，周转十分良好。
　　大姐张龙秀，是四妹的帮手；幺妹张海霞则是张涛的助手。
　　怎么小小操坝生产队，会计张泉奉的女儿们都这样成才？莫非他的祖坟埋得确实好？
　　张泉奉的日子肯定是好过了，但其他操坝乡亲们怎样？是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路非旧时路，梁非昔日梁
　　
　　5月20日，一早出发，奔向阔别37年的大山。
　　现在，不需要乘船了，县城到鹿角沱，大部分路段是铺黑色沥青的省级公路，两车道。
　　路经马蜂阡，这里的乌江河面，大坝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俨然一座三峡大坝的规模，只是等比缩小，同样有船闸、有发电机组。到得鹿角沱，不由慨叹来晚了几个月――已找不到记忆中的房子，因为大坝建成后，老房子都在水线下，于是全都搬迁。其上方的新街区已然成气候，旧街区就只剩一些残垣断壁。还略略分辨得出的，是当初背着公粮一步三滴汗走去的粮站。1990年代修的鹿角索桥，也将被淹，在它斜上方新建的桥桩正向空中伸展，此时看去让人头晕目眩的高。
　　从老索桥走向河对岸，俯看河面，还没有涨水，河水碧绿如翠玉。
　　到得河对岸，已有公路通向大山深处，只是沿山壁开出，比较狭窄。两辆说是破旧决不过分的小面包车停在临河的断头路上等人。车不能过桥，这车当然是永远不到河对岸的，只在河这边跑。可以推测，一来什么都装运，二来路面不好，所以破损得厉害。果然，上车向双龙乡开去，往山里走不多远，路面就没有硬化，由此可见资金还是很匮乏的。
　　也不过几十分钟，双龙乡到了，较之以前翻山越岭走山路，不知快了多少。双龙乡，就是过去的双龙公社，从原来的山坳搬上来了，修了一幢三层楼的办公楼，周围有十来幢房，一个私人门面卖香烟小百货等，还有乡卫生院。乡政府旁有小路通向操坝。
　　一路上，除了乡政府、公路旁，有几幢新修、正修的混凝土预制板的房子，远近木屋依然，好些竟与记忆中的模样和位置十分吻合。37年的历史，似乎没给这些大木柱、大木板修建的房子多大的影响。但有一件特别的东西，就是每幢房子或前或后的“锅盖”――卫星接收天线。正是下午两点来钟光景，在初夏的阳光下，白色的“锅盖”十分抢眼。这东西真是神妙，竟一下子就把僻远山区、数百年结构不变的木屋，与现代社会拉近了，你感到这块土地已然从厚重的历史的大洋下浮出水面。这种感觉是奇妙的，却又是实在的。
　　遥看对面的大山，国有林场的森林比之当年似乎更加蓊郁苍翠，但让人有些惆怅的是，在进入操坝之前，原长着密林的那面山，现在已被剃了光头，种上了玉米，且没有退耕还林的迹象。
　　好在进入操坝，一切还是老样子，还是那林间小道，还是陈大爷、老周和老孔的房子率先映入眼帘。再往前，那田坎边上，还是当年背水的水井。
　　
　　老张的人生哲学里没有风水
　　
　　见到了张泉奉，多了些皱纹，少了些牙齿，但身板还是那样壮。
　　见到了李队长，他打量我一会儿，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但当年强壮的李队长看去有些老态龙钟了。
　　一路四处转悠，一路听老张介绍村里情况――现在没有生产队了，只有操坝村，而操坝村竟包含了以前的长春大队，这地界就真的很大了，半天走不过来。
　　这么大的村子里，自操坝往山里走，还算保存了旧日的面貌。老张说，1995年以前，操坝所拥有的大片山林也毁得厉害，但从那以后退耕还林，操坝的林木又都长起来了。现在又有了烧不完的青杠。但毁林的另一方面结果，却再也不能恢复的，就是那些脱离了大树林就无法生存的野生动物，麂子、獐子没有了，野鸡没有了，色彩绚丽的锦鸡没有了，野猪、豹子、老虎这些山大王更没有了。
　　一边谈话一边走动中，看到了一些原来还认识的村民的坟，一座新坟是兽医唐代龙的，竟是昨天才起的。还有李队长妻子的坟、陈大爷的坟。原来这里村民并不大讲究风水，就是在自己承包地里，拣一个稍向阳、沥水的干处垒坟起碑。由此看来，张泉奉家的祖坟也不见得有什么讲究了。而且张泉奉原是本县普子区的人，比我等只早来操坝2年而已，因为读过三年书，算得上通文墨，会算术，就当上了会计。
　　谈起当年，张泉奉仍然感叹――农村人总是想要儿子的，那些年别说这里，就是城里对于计划生育也没有严格的政策，他就一口气地做了农活做“私活”，虽不说百折不挠，却也是五折不挠――生下4个女儿后，第五个是儿子，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才算“休耕”罢战。6个孩子，把这个家拖得够苦。幸好张泉奉人还聪明，30多岁时，又自己看裁剪书学会了裁缝，于是忙时做农活，闲时踩着缝纫机给四乡村民做衣服。他不掩饰重男轻女的思想，有时说话呛得几个闺女淌眼抹泪的，但在供孩子念书上却不含糊，不管男孩女孩，只要能考上、能念，他咬着牙也要供他们上学。他之所以从普子区搬来操坝，就因为那里孩子上学走得太远。就这样，大女儿和儿子念到了高中，其他几个女儿都是初中毕业――这在当地几乎是奇迹了，因为到初中，已经不太容易考上，只有镇上才有这么一所中学。那时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多读了两年书的孩子，虽不说人人出息，还真飞出了两只金凤凰，用老张的话说是，一笼子鸡公，总有两个开叫嘛。
　　他压低了声音说，现在的操坝，女孩子出去做“那个”的很多――当然，“那个”是哪个，都能会意；接着他提高声音，不无自豪地说，我给姑娘们说了，出去闯、打工，可以，谁要做“那个”，不要怪当爹的不认人，要“那样”你就永远不许跨我张家的门槛！
　　看来这个生产队老会计，在算人生账方面，也非常清醒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明智，这种做人的泾渭分明，使墨水也并不算多的老张，在操坝有点哲人之风，当年能和知青关系特殊，由之也就可见到端倪，这可真与风水无关。
　　
　　“科学种田”溶入乡音
　　
　　老张指着右厢房的一个巨大柜子说：“老弟，现在再不可能用面面饭款待你了，我这里存的谷子，够我和孙子吃两年的！”
　　存粮之多已让我吃了一惊，接下来更让我吃惊的是，老张说他今年根本就没有办田，这些粮食是去年种的。什么？打一季居然就可以吃几年？！而且全村都吃上白米饭了？！
　　是不是新开了很多田？
　　老张直摆手，哪里哪里，还是你们在的时候那些田。
　　这就让人难以想象了，同样是那些田，以前收一季稻子，全村人平均上不了百斤。老张4个字解惑：科学种田。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在每个村民的谈话里听到这4个字，包括70开外的老农。
　　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在这偏远的山乡里竟然得到这样的呼应、这样的注释，的确有点震撼人心。说起科学，似乎更多是在象牙塔中，让人总想起高科技，想起知识分子，谁知科学一旦关乎于生产力，它原来和一介布衣，甚至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老农，也这样贴近。
　　顺理成章，这里没有人不知道隆平水稻，袁隆平的名字也因此妇孺皆知。袁隆平够酷吧？
　　这里至今保存着一种粗放的计量方式，即以“背”为单位，就是背篓的意思，当然也就是指那种特大号的、这山区特有的喇叭口背篓。它在山区不仅是工具，也是量具。比如老张告诉我，他承包的大丘那湾田，以前年成好的时候收七八背谷子，而现在一般都要收十七八背。老张说，现在办田，办得少，费力少，收成还高。
　　像老张这样米柜充盈的家庭，在操坝很普遍。“要想吃大米，除非抱娃娃”的时代真的成了历史的一页。
　　玉米？也是4个字：科学种田，玉米一样大面积增产，收成一样翻番。现在的玉米新种子，雅思、雅玉什么的，芯小，颗粒大。但现在人都不吃了，都用来喂鸡喂猪，烤酒。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解决了，会带动起一片。比如以前喂的猪，和人争食，长到百多斤算不错了，现在一长三五百斤，甚至五六百斤。且不说卖，就一般家庭，现在的腊肉也比以前多了好多。如果卖的话，则生猪毛重卖到4元一斤。
　　鸡自然也比以前喂得好喂得多。而城里人现在都知道土鸡不仅肉香，而且更有利于健康，所以即便地处偏远一隅，鸡却可以卖到六七元一斤，鸡蛋在冬天最低价格现在也卖到了三四角钱一个，是知青时代的10倍。
　　至于吃不完的谷子，则可以卖到7角一斤。
　　粮食高产，就这样使操坝的乡亲们开始手头活络起来了。或许有人不免笑道，这蛮荒偏僻之地，余粮余钱有了，又能如何？
　　可别翻老黄历，且待我们全方位扫描一下今天的操坝和今天的操坝乡亲们。
　　
　　两条线，为操坝与时代接轨“提速”
　　
　　入夜，操坝不再是漆黑一片，现在家家都有了电灯。我和张泉奉聊着，孙子张乔生在灯下做作业。他老伴一度病得不轻，亏得几个丫头筹钱才死里逃生，现在彭水和儿子住一起，与富裕又孝顺的女儿们近便，也好养病。现在就是这爷孙俩，守着农村的土地、房子。
　　在老张的堂屋里，一台29寸彩电在播放着，图像质量竟超过重庆主城区的闭路电视。老张说，可以收的台多了去了，还有好些说话叽哩咕噜的洋人台，“听不懂，不‘熊’看。”这里的方言“熊”，就是“喜欢”的意思。
　　说起来，村里通电也有些时候了，早在80年代末，就通了电，刚通那一天，村民们激动如同过年，祖祖辈辈、数千年的黑灯瞎火，从这一天起，成为永久的历史，你说能不让人激动？但不多久，就有点伤神，因为电压极不稳，电灯时明时暗，电压高时烧坏灯泡，电压低时电灯不亮。
　　2003年，农网改造彻底完成，情况根本好转了。于是，当外部世界铁路一次次提速的时候，山村的变化也因农网改造的完成而不断提速。
　　1997年，陈万全给家里置办了“锅盖”，这是全村第一个卫星接收天线――陈万全后来学了兽医专业，成为专职兽医，他的家也因此成为全村较富裕的家庭。那时的“锅盖”加上解码器、高频头，得1000多元，也只有陈万全这样的人家才买得起。接下来第二口“锅盖”是另生国买的，他是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后来，“锅盖”加相关设施，连年不断降价，到得2001年，竟只需300多元就可制备完全，甚至质量还更好一些。这样到电网改造完成的时候，村里基本上是每家都制齐了这套行头，不用说电视机是肯定都有了。电压稳定，电量充足，电灯照度就好，电视节目质量也得到保证，山村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操坝人大开眼界。到2005年，国家向村里五保户李绍国发放了“锅盖”、电视机和相关设备，操坝就家家都有电视看了。而今，稍富裕的家庭，和城里人一样，连卧室也放着电视机，比如张泉奉家就是这样。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这陈万全和另生国，因为拿工资，所以总是得风气之先。大约1994年，又是陈万全第一个买回了电动打米机，紧接着另生国也买了。用了上千年的老式风车，和一头黄牛差不多大小，打米机可就只有一头小山羊那么大了。可别看它个儿小，一套可以更换的配件，村民叫它“刀刀”，分别换上，就或打玉米粉，或打玉米粒，或磨面粉，或将谷子打成米，甚至还可以磨汤元面，又省力又快。2001年，全村基本上家家都买了。现在到操坝，你再也看不到旧时那悬着巨大磨担的大石磨，那时一般力气小了的女知青还推它不动呢；你也再看不到舂米的大碓窝；风车也歇在每家大门口，真正完成了它超长的历史使命。
　　电话，就是张泉奉最先拥有了，他先是装了一部座机。这里所谓的座机，可与城里的概念不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座机形式的手机，因为它是无线的，是发射式的。到2005年，电话在操坝也进入每户人家，更确切地说进入了许多人的口袋，因为手机价格大降，与座机也没有区别，而且更方便，所以多数人家都买了手机。
　　操坝，虽然仍背靠着雄奇的大山，虽然它的家家户户仍散落、镶嵌在山深处林深处，但此时与外界距离感已明显缩小，外部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广大世界的人们怎样生活，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对于每个村民，这些都不再遥不可及、与己无关，都奇妙地变得每时每刻可以看见、可以听见。信息就这样涌进了大山，影响着这些世代居住于大山深处的村民。
　　山村驶向现代化，还有一条线，就是公路了。
　　“要想富，先修路”已经是上个世纪说烂了的一句话。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鹿角沱一带没有过公路。看过、走过那条沿江边绝壁凿出的羊肠小道，你就能深刻体会李白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你就印象无比深刻地知道了什么叫做“栈道”。而那条小道，是当年从鹿角到县城的唯一的通道。冬季，你偶尔能看得到一串山民，背着喇叭口背篓，提着打杵，如山的杠炭背在背上，在那小道上踽踽前行。
　　终于，上世纪末，随着涪陵到彭水县国道的筑成，公路延伸到了彭水、延伸到鹿角；本世纪初又延伸到双龙。尽管从鹿角沱到双龙的路还只能算机耕道，但总之是开天辟地以来，有了一条能跑汽车的路。终于，山民们看到了汽车，坐上了汽车。不过迄至目前，就是这样不很成样子的小公路，也还只能说通到了操坝的边上。但有它和没它可是大不一样――多余的粮食可以方便地运出去；养的肥猪不用赶多远就可以用车拉出去。大如“锅盖”、小如电视机、打米机一类电器可以方便地运回来。不仅如此，因为公路近在咫尺，摩托车就有了用武之地。笔者当年住处的厨房，现在拆了靠外面的板壁，晚上明亮的灯光下，就停着后生们两辆铮亮的摩托车。
　　公路加摩托，除了拉回来电器，还能拉回来什么呢？
　　其中一辆摩托，是贵舒家老幺的。贵舒出身不好，其父是操坝的地主――那儿的地主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恐怕也就是土多一点，多收一点老包谷而已，可也免不了挨斗遭打，笔者到操坝时，就看到斗过一次。地主子女贵舒，当年却是一个心地淳厚、乐天的小伙，人缘不错，所以后来“改开搞”时，当过队长。他的儿子，赶上了这个时代，于是外出打过工，见过世面。回乡时就买了摩托，摩托后座便拉回了他的媳妇，一个漂亮的彝族阿米子。看看，谁还敢说深山的小伙子找不到媳妇？
　　放眼操坝村，摩托已不稀罕，好些年轻人都有。年轻的庹文权村长下组，也是骑一辆摩托。看到他们在窄窄的田坎上往来如飞，还真让我这个城里的资深摩托爱好者佩服。
　　生活质量改善了，生活习惯改变了，深山里的小姑娘、小后生，真的变得俊朗起来，他们都有一副挺拔结实的好身板，没有一个胖子，一个个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再不像前辈那样一口焦黄老玉米牙。
　　操坝的人，操坝的生活方式，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花有几样红
　　
　　30年前，你在操坝看到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你就看到了操坝每一个人――大家都在、也只能在一个模式下生活，或者说“生存”，后者更贴切一点。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人们可以有所选择。
　　可别小看这一点，一度，中国人是没有选择权的。因为没有选择权，所以全国数百万青少年只能下乡“接受再教育”，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没有选择权，你祖上是什么，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儿，比如所谓“五类分子”的子女就不能上大学，农民就不能进城；个人经商？那更是门儿都没有。到极至时，连当科学家、文学家这样的理想，也是大逆不道的。
　　生而为人，怎么可以没有选择呢？一个让人没有选择的国家，又怎么可能高度发展呢？
　　终于，人们开始享有了本应该享有的选择权，社会也开始有了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
　　于是操坝村民的生活也千姿百态起来。
　　刘永华，操坝新生代之二，三十几岁年纪。他也曾外出打工，在外面学到了钢筋混凝土的相关技术，成为一个熟练的建筑工人。现在他回到了村里，为什么？因为鹿角沱周围的基本建设正蓬勃进行，他何须离乡背井地外出打工呢。一大早，他到鹿角沱正在兴修的新索桥工地，攀上高耸的桥桩，为逐日上升的桥桩扎钢筋、上盒子，下工回到家里，利用工余时间消消停停做点农活。只要种两块田的水稻、种几块地的蔬菜，一家人一年就够吃了，而地和田还有闲置的。爱人刘菊，除了带小女儿，还可以喂猪、做家务，而大女儿今年在村小上五年级。一家人其乐融融，过着温馨的小日子，几十年前流行的：“亦工亦农，穿吃不穷”，又回来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浪漫？
　　刘永华从外面回来了，而庹力均正忙着要连根拔去。
　　庹力均1970年从更高的山上迁到操坝来，那时他孤身一人，正年轻，宽脸庞，宽肩膀，一身好力气，除了做农活是一把好手，还会石匠手艺。他在操坝安家，娶妻，生有一儿一女。他盖的七柱三间的瓦房，选料讲究，每根柱笔直，板壁中规中矩，木制花窗也比一般人家精细，整幢房内外质量堪称操坝首屈一指。然而，人是架不住自然规律的，60多岁的庹力均已是英雄暮年，这棵强壮的大树进入了冬季，虽说劳力仍然不错，身坯却几乎小了一半，脸也窄了一半。尽管他的农活仍然做得不错，日子也还过得相当好――笔者看到他阁楼的梁上，悬挂着七八块腊肉，恐怕每块都在20斤左右――但毕竟人是要一天天老去的。也就在笔者到操坝的那天，庹力均的儿子庹大东带着媳妇回来了。庹大东身躯魁梧，有乃父年轻时的风范，长相更加英俊。媳妇高挑，是宜宾人。庹大东在深圳一家机械厂当销售员，干得不错。父亲一个人在家乡，一天天老去，姐姐远嫁他乡，家里的田土渐渐无人耕种，于是大东和几个同乡在彭水县合资盖了一幢小楼，此次就专程回家把父母接到城里，供养起来。现在有政策，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国家将一次性补助每口人5000元，这样庹力均一家，老伴、儿子、儿媳就可以得到2万元的补贴。于是庹力均急急地要卖出房产，转让承包的山林土地，作跃出“农”门成为城市平民的毕生最后一跳。笔者到的第二天，庹力均和买方签订了协议，那天庹力均父子将家里所有剩下的谷子全数卖给粮站，两个壮劳力，将谷子背到离家不远处装车，竟从一大早到天完全黑下来，背了整整一天，足见其谷仓是何等充盈。
　　孔家，是操坝大姓之一，当年也出了几条好汉，连大嫂陈德秀，也是当年操坝最强壮可与男人一比高下的劳力。但孔家幺兄弟孔宪武，却偏生劳力弱，而且打小不知得了什么病，成了癞痢头。本来深山里找个媳妇就不易，孔宪武竟一直结不上婚。岁月匆匆，而今孔宪武也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成了操坝唯一的五保户。现在他享受着政府每月100元的补助，每年一套新衣服，晚年看来无后顾之忧了。
　　刘恩扬，这个昔日孔武有力的猎人，现在竟老如一枚藏青果，笔者见到时完全认不出来了，与当年的强壮判若两人。一问，他现在太爱喝酒，几乎可说是整日杯不离手，甚至到半夜醒来，还要喝两口。好酒贪杯倒也罢了，身体瘦弱成这样，难道是没有改善营养的条件？不，鸡蛋有的是，自家喂的土鸡下的，孩子们还给他买了奶粉，“就是不‘熊’个！”他说。他唯一抱怨的是，最近是“锅盖”还是什么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看中央台的新闻。他的孙子，操坝的80后青年，就更可忧了，那孩子今年17岁，成绩不好，却继承了乃祖强悍之气，说是出外打工，却不仅不寄钱回家，反而不断向家里要钱。最近的消息是，在沈阳打断了人家的胳膊，要家里寄1000元去，这事把全家人愁坏了。
　　笔者回操坝前不久，阮太平死了。阮太平和笔者那批知青年纪不相上下，因为父母早逝，是村里的孤儿，从小营养不良，20来岁时，身体瘦弱，脸色黄黄的。也许正因为孤身一人，常有不平之气，于是文革时就成了造反派。但他这样的造反派，被知青那等资深造反派看不大起，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也就谈不出什么道道儿，只是一不合个人心意，就大吼一声：“MB，造反了！”将锄头一掼，满脸不忿地去了大队。这样也算造反派？但因为被界定为造反派，那时的生产队还着实不敢随便开罪他。文革之后社会恢复正常，阮太平也就像一碗煮沸的水凉了下来，回复到了凉白开的状态。劳动力不好，其貌不扬，又孤苦零仃，他的境遇比之孔宪武差了好多。到后来，更是患了心脏病，几乎完全地丧失了劳动力。于是把唯一的房子、承包土地，签下一纸协议，以2000元的价格，出让给操坝另一个村民，其中核心一条是那个村民要保证他在世的生活来源，他死后一切方归那个村民所有。山里人还是重然诺的，那村民果然为阮太平送了终。阮太平曾有的家庭是早已散了的，好在老来的日子也不曾受饥寒之苦，这不算长寿多福的一生，到底滋味如何，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派？但因为被界定为造反派，那时的生产队还着实不敢随便开罪他。文革之后社会恢复正常，阮太平也就像一碗煮沸的水凉了下来，回复到了凉白开的状态。劳动力不好，其貌不扬，又孤苦零仃，他的境遇比之孔宪武差了好多。到后来，更是患了心脏病，几乎完全地丧失了劳动力。于是把唯一的房子、承包土地，签下一纸协议，以2000元的价格，出让给操坝另一个村民，其中核心一条是那个村民要保证他在世的生活来源，他死后一切方归那个村民所有。山里人还是重然诺的，那村民果然为阮太平送了终。阮太平曾有的家庭是早已散了的，好在老来的日子也不曾受饥寒之苦，这不算长寿多福的一生，到底滋味如何，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陈万国，那个总是笑容满脸，和大人们一起接回第一批知青的少年，上世纪90年代中，也就是十几年前，外出打工，一去便杳无音信，家里扔下了老婆孩子。乡亲们都以为他恐怕已人间蒸发，从此消失了。哪知就在笔者到的第三天晚上，他们家接到了他一个电话，说他在贵州某电站打工。但更多的信息也没有了。这十几年，他过得怎么样？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今后将如何？一切都还是一个谜。
　　
　　来自操坝的警示和外界的启示
　　
　　山外的世界在向山村加速奔来，山村也在向山外加速奔去，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今天的操坝，笔者除了欣慰地看到它和生活在它怀抱里的村民，摆脱了原始、蒙昧的状态之外，同时却也看到一些警号。
　　警示之一：越过张泉奉门前四五米的平坝，就是坡地了。在长着绿草、灌木、小乔木的那片斜坡地上，星星点点或大或小，有香烟盒，有抽剩下的过滤嘴烟，有破了的背心袋，有为冬季蔬菜保暖的塑料薄膜残片……
　　这就是现代污染已开始向这块绿地入侵的信号！
　　多年的开垦，操坝已处于原生态林区的边缘，但操坝还是一个目前难得一见、弥足珍贵的基本无污染地区，38年来，操坝当年生产队范畴的村民，虽说死了十来个人，却没有一个死于癌症，就是明证。但是随着交通改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产方式的进入，现代污染已可见端倪。60岁以下的村民，不再像张泉奉、刘恩扬他们抽自己卷的叶子烟，都抽过滤嘴香烟，烟头烟盒，不经意地随手一扔了事。那些塑料残片，也同样处置而随处可见。村民们恐怕并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降解的，不知道这些东西进入土壤，日积月累，就是不断增大的“癌细胞”。其实难怪，连城里的人都对这些不在意，何况那么边远的农村！严峻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些污染只会日益增加而绝不会减少。
　　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关国策的制订、政府及教育部门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但另一方面，还有赖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加强环保意识，制订环保措施，持之以恒，使村民素质提高、意识增强，则善莫大焉。
　　警示之二：入夏之后，长虫远比过去多。
　　山区，特别是武陵山区多蛇，菜花蛇，乌梢蛇，甚至有蟒。与笔者同一批的知青在鹿角沱附近就曾亲眼见过大蟒。还有一种蛇，尺来长，浑身长着腥红色的鳞片，当地呼为野鸡花，极毒，人若被咬，在那交通不便山区，生还的机会很少。但近些年，蛇远比以前多，野鸡花也多起来，据说每年都有被蛇咬死的。
　　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总之可以说这里生物链出了问题。这是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那些消失了的或美丽或矫健的动物们还会不会回来？后来之人如何保持生态的平衡？
　　警示之三：有某企业财大气粗提出买双龙乡所有山林。
　　企业是经济动物，而这动物已嗅到了这片林区的芬芳气息，并循着这气息而来。有企业提出要来在这大山里圈养山羊，有企业提出来这里放养野兔。而最新的确凿消息是，某地一家公司胃口更大，宏图大略地提出要买下双龙乡所有的山林。出价是每亩地300元，按现有农民承包标定的亩数算，并明确要砍掉现有的所有树木，再栽上美国的一个速生树种。
　　这算盘打得真是绝了！想想，每亩300元，又以承包标定亩数算，而林区的实际亩数与承包书上相比较，那绝对是只会超出不会缩水的，这样，一亩地的钱就买下了一亩多。一亩山地上那成材的林木，一旦伐下来，卖的钱少说也是300元的好几倍，仅此一举，投入的资金就立马回笼，而且赚个盆满钵满了。
　　如果这样的生意都可以成交的话，那真是腐败之花结出硕果了。
　　再说，森林是地球的肺，我们这个直辖市的“肺叶”经过这么许多年的折腾，已然是千疮百孔了。38年前在酉秀黔彭地区几乎从没听说的泥石流、滑坡，现在屡见不鲜，可见自然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如果这硕果仅存的林区一旦毁去，恐怕不仅是对重庆的犯罪，而是对这个星球、对人类的犯罪。
　　来自外部世界的启示：世界是平的，但对于操坝、乃至双龙，现在还不是。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特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里，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如何在网络时代变平了，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今世界的人们是怎样在这个日益变平的世界里竞争并谋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然而，网络尚未真正进入村、组、和山民家庭，所以操坝还未进入平坦世界。
　　如果为操坝的未来绘一幅蓝图，那么让操坝的新生代留在操坝的生态家园中，在进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借助网络，以外包的方式发展自己、贡献社会，比之让他们进入人满为患的城市，充当边缘一族，是否更为激动人心？
　　一切巨变已然成为昨天，我的不再辽远却还是显得清贫的操坝，为着站上当今平坦世界的平台，成为全新意义上的“新农村”，必须提速、再提速！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正是城乡统筹的真谛！
　　责任编辑 村 丘

相关热词搜索：新农村，奔向，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