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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病|中国官场的帕金森定律

    时间:2019-02-12 05:49: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帕金森定律      本刊一九八○年第八期《令人发笑,又发人深思的书》一文,介绍了英国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受到很多读者的注意。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写的这本小品杂文集,讽刺一些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极富幽默感。主要内容有:
      一个官僚主义的机关行政部门,工作量的大小与从事工作人员的多少,往往毫无关系。人多不一定好办事。人员多、机构大,事越忙,人越要增加,如此循环不已。
      单位招聘人,看的是出身,有否上层关系,是否狡黠聪敏、随机应变,而不看其真才实学,能否担当工作。这个单位的内部领导,是臃肿的班子,连开个会都很困难,凑人凑时难,保密难,与会者身体状况又不好。把一些数字列出方程式,真能得出个低效能的系数。
      这样的单位里某委员会开会,委员们缺乏大宗款项的概念,又不明白计划建设的工程是什么,一笔巨大的开支两分钟就通过了。而仅需一小笔钱的项目,却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另一个提案讨论了一小时又一刻钟还是决定先挂起来,下次再议。
      如果一个单位一切明亮整洁,布局有条不紊,工作节奏起伏,办事人员彬彬有礼,你会感到这里工作的确讲效率。可事实往往与愿相违。
      最严重的是患有所谓“因嫉怠等死”症的机构,那里的官僚主义逐步发展,起始是“低标准”要求,随后为“沾沾自喜”,最后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说明这个机构已经病入膏育,回生乏术。
      《帕金森定律》一书,已由陈休征译出,将由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易名为《官场病――帕金森定律》。这里选载原书的部分内容。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目前正值党中央下大决心,对我党、政、军、民的体制及机构,从中央到基层进行全面改革、整顿,以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干部,加强各级领导力量之际,读读这篇材料,对我们是颇有益处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与英国的政治制度全然不同,但文中所讽刺的官僚主义机构及某些作风足以引起我们深思。
      
      大笔开支好通过
      
      只有两种人明白大笔开支是怎么回事,一种是阔佬,另一种是穷光蛋。一百万英镑在真正的百万富翁心目中是实实在在的、能够理解的东西。在数学老师和经济学老师看来(假定他们都快饿死了),一百万镑和一千镑至少是同等重要。他们自己既没有过一千镑,更没有过一百万镑。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处于这两类人之间,他们不懂得百万镑的价值,可是却习惯于用千镑来算帐。财务委员会主要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所以常常出现一种现象:议事日程上要讨论的问题中花钱多少和讨论时间的长短恰恰成反比。这现象至今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姑且称之为“烦琐定律”。
      刚才说这个定律还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再想一想,这话说得并不十分贴切。应该说工作做了一些,可惜调查人走的那条路是行不通的。他们总认为应该十分重视议程安排的顺序,还认为大部分时间要花在第一至第七项议题上,第七以下的问题可以自然而然就通过了。现在,我们认识到议程上安排的先后顺序是次要的。
      我们要想在调查工作上前进一步,就千万不要去考虑别人在这方面已经做过些什么。我们得从头开始,把财务委员会实际是怎么工作的弄个一清二楚。为读者方便起见,下面不妨采用演剧的形式来介绍。
      主席:“现在讨论第九项议题,请财务主管麦克菲尔先生做报告。”
      麦先生:“原子反应堆的估价列在附属委员会报告的附件八里,已经送给诸位了。总体设计方案是经麦克费星教授批准的,全部造价是一千万英镑。承包商‘麦克乃布-麦克海什公司’预计工程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份可以竣工。顾问工程师麦克飞先生提醒我们说,完工恐怕最早要在十月份以后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麦克黑浦博士支持麦克飞先生的观点,博士还说到工地的底部还需要打桩。现在整个建筑的计划已送给了诸位――请看附件九,蓝图陈列在那边桌上。诸位委员还需要了解什么,我可以补充说明。”
      主席:“谢谢你,麦克菲尔先生,你对计划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现在请在座诸位发表意见。”
      这时,我们有必要稍停一停,看看委员会有什么想法。假设包括主席在内,不算秘书,他们一共有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中,四人――包括主席――不知道反应堆是什么东西,其余的人,有三人不知道反应堆是干什么用的。在了解反应堆用途的人中,只有二人稍微了解它的造价,一位是艾先生,另一位是卜先生。我们假定艾先生先发言。
      艾先生:“好吧,主席先生,我希望对我们的承包工和顾问比现在更放心一点儿。如果我们能够先去找列维教授商量一下,然后跟大卫―高立斯公司签合同的话,我对整个计划一定更加满意。里昂―旦尼尔先生对工程拖延多久才能竣工是不会胡猜乱蒙来浪费我们的时间的,摩西・布尔鲁什博士可能会肯定地告诉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打桩。”
      主席:“艾先生希望工程尽量完成得好,这种急切心情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事到如今再去聘请新的技术顾问恐怕太迟了。据我所知,主要的合同虽然还没签,可我们已经花了好几大笔钱了。如果我们花了钱请人参谋,又拒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我们势必还得再花这么多钱。”
      (其他委员发出一阵嘤嘤嗡嗡之声,表示赞成。)
      艾先生:“我要求把我刚才说的话记录在案。”
      主席:“当然,当然。也许卜先生对这方面也有什么要说的?”
      卜先生差不多是在场唯一明白的人。他有许多话可以说。他不相信一千万镑这个整数。为什么不多不少不挂一点儿零头?为什么他们非要把旧房子拆了让出地皮盖新的?为什么要列出一大笔所谓“应急费”?还有,那个麦克黑浦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就是去年“滴漏枯干石油公司”控告的那个人呢?然而――卜先生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了。倘若他联系蓝图来讲,在座的其他委员全都看不懂蓝图。他必须从头说起,先解释反应堆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在座的谁又肯承认自己对此一窍不通呢?因此,还是以保持沉默为上策。于是,
      卜先生:“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主席:“其他还有那位有意见?那好吧,我想计划与估价大家都同意了吧?谢谢诸位。我是不是可以代表诸位去签合同呢?(又是一阵嘤嘤嗡嗡之声,表示同意)好,谢谢。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下一个第十项议题了。”
      讨论上面第九项议题,除去用来翻文件和打开图表的几秒钟外,正好占用了两分半钟时间。会议进行很顺利。可是有的委员想到第九项议题,觉得自己没有做好份内工作,内心有点不安。现在再对反应堆计划提出问题为时已晚。他们准备在会议结束以前表现一下,说明自己对当前的事还是很有干劲的。
      主席:“第十项,给职工盖自行车存车棚的问题。‘保洁――蛀虫公司’承揽全部工程,估价三百五十英镑。诸位先生,请看发来的计划和说明书。”
      软先生:“哎,主席先生,这笔钱太大了。我知道屋顶打算用铝制板。是不是用石棉可以便宜一点儿?”
      紧先生:“我同意软先生对造价的意见,可是我认为屋顶还是用马口铁为好。这个棚子顶多只能花三百英镑。”
      敢先生:“主席先生,我还有进一步的想法。盖这么个棚子到底是不是必需?我认为还是个问题。现在我们为职工做的已经太多了,他们永远不会满足。问题就出在这儿。下回他们该要求盖汽车房了。”
      
      紧先生:“不行,我不能支持敢先生在这问题上的看法。我认为车棚还是需要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材料和造价……”
      这场辩论开展得挺不错。三百五十英镑这笔钱是人人都懂的。一个自行车存车棚也是人人都想象得到的。因此,讨论持续达四十五分钟之久。结果呢?可能节省五十英镑。委员们觉得自己终于做出了成绩,松了口气,该歇一歇了。
      主席:第十一项关于联合福利委员会会议期间茶水补助每月三十五先令问题。
      软先生:请问供应的是哪一种茶水?
      主席:据我所知,就是咖啡。
      紧先生:那就是说每年支出――让我算一算――二十一英镑罗?
      主席:是这样。
      敢先生:主席先生,我真怀疑这么做到底值得不值得。这些会要开多长呢?
      现在开始了一场更加活跃的辩论。委员之中可能还有人弄不清石棉和马口铁有什么区别,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咖啡――咖啡是什么,怎么烧,应该到哪儿去买――还有,到底该不该买。讨论这一议题占用委员们一小时零一刻钟时间。最后请秘书去进一步了解情况,留待下次会议再作出决定。
      说到这儿,大家很自然地要问,钱数再小一点儿,假定十英镑或者五英镑吧,会不会相应要占用财务委员会更多时间呢?关于这一节,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无知的。我们暂时得出一个结论,知道钱数在达到一定限额的时候,整个情况就会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委员们认为钱数太小,不屑一问。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找出钱数究竟升降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颠倒现象。围绕二十一英镑的问题争论持续一小时零一刻钟,对一千万英镑的辩论,为时仅两分半钟,其间的转变非常突然。我们要研究象这样的转变是在钱数多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不仅如此,找到答案还有现实意义。比如说,委员们的兴趣就到十五英镑为止,那么财务主管假定遇到一个牵涉到二十六英镑开支的问题需要提上议程,他不妨把问题分成十四英镑和十二英镑两份,钱少了也就可以省时间,省气力了。
      此时此刻,我们只能做出暂时的结论。但我们有理由来假设兴趣终止之处所代表的是某一个钱数,而这钱数正是委员个人赌钱输了或是捐慈善款不在乎的数字。我们顺着这条路数研究下去,去一趟跑马场或者卫理公会教堂,一打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另一方面,钱数究竟大到什么地步才在会上讨论不起来,要找出准确数目却困难得多了。只有一件事很明显――讨论一千万英镑和十英镑所花的时间很可能是一样多。我们刚才估计的两分半钟也许不那么准确,但客观反正有那么一段时间――可能在两分钟到四分半钟之间――用来讨论最大的开支和最小的开支是同样足够了。
      
      “因嫉怠等死”顽症
      
      我们到处可以见到有那么一种单位(行政部门也好,商业或者学术研究部门也好),那儿的上层领导无精打采,中层只顾勾心斗角,下层呢,心灰意懒,成天混日子。整个单位不图上进,一事无成。琢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我们得出了结论:掌权的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向困难作过斗争,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从我们最近调查材料来看,象这样的失败事例是确实存在的。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垂死单位里,很大一部分是经过一番奋斗而最后陷入昏迷状态的。可以说,起因是一种疾病,而这种病主要是患者自身引起的。从疾病发作开始,病情不断恶化,症状有所发展。这是一种甘居下游的病,病名叫作“因嫉怠等死”症,其实是一种常见病,诊断容易,治疗却困难得多。
      首先我们对这种组织上的瘫痪病,从病情开始到进入昏迷状态的全过程作了比较合乎逻辑的调查研究。第二阶段的调查工作包括了分析症状和诊断。第三阶段按理应该研究治疗方法,但是对此我们却一无所知,而且在近期内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英国的医学研究工作有个传统,对治疗方面的问题一贯持反对态度。只要能找出症状和确定起因,专家们就心满意足了。倒是法国人不一样,他们一着手就研究怎么治疗,然后说不定再讨论一下诊断。在目前这问题上我们认为必须遵循英国的传统,尽管这样做可能对患者无益,但无疑它的科学性更强。抱着希望去旅行比到达目的地更吊胃口。
      第一个出现的危险迹象就是单位的领导层里有一位高高在上的人,他集无能与嫉妒于一身①。这两种毛病单独来说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多数人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儿。可是当二者高度集中到了一起――可用化学符号IJ表示――就要发生化学反应。它们一经融合就产生出一种我们称作“因嫉怠”的新东西。一个人身上有没有“因嫉怠”,只要看他的行动就可以推测得出来,而且万无一失。这个人不光在本部门什么事也干不好,而且还不断干扰其他部门,甚至想抓要害部门的权。每当我们的专家一见到这种失败与野心相结合的奇怪产物,他马上就摇摇头,自言自语:“原发性因嫉怠”。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病的症状,专家的话是绝对错不了的。
      当患者全部或者部分掌握了要害部门以后,疾病进入了第二期。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病跳过第一期直接就是二期发作,那是因为此人一跨入本单位,担任的就是要害工作。“因嫉怠”患者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他总是排斥一切能力比他强的人,也总是反对任命或者提升任何在将来可能胜过他的人。他不敢说:“埃先生能力太强了”,所以他就说:“埃先生吗?聪明,这倒是可能的,――可是,他牢靠吗?我倒宁可要赛先生。”他不敢说:“埃先生使我觉得自己太差了”,所以他说:“依我看赛先生的判断力比较强。”“判断力”这个词儿是怪有意思的,用在这儿恰恰是“智力”的反义词,真正的意思是说赛先生一贯按老规矩、老办法办事。就这样,赛先生得到了提升,埃先生到别处去了。于是,要害部门逐渐补充了不少比主席、主任或者经理更蠢更笨的人。如果说一把手是二流水平的,他会想办法让那些直接归他领导的下属是三流水平,而三流的人会想办法找来四流的下级。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展开一次比愚蠢的竞赛,大家都装得比自己实际更没有头脑。
      
      病菌侵入机体到了第三期,整个单位从上到下连一星半点儿智慧都消灭得干干净净了。这时便进入了我们在本章第一段里说过的昏迷状态。这个机构一旦病入第三期,从现实意义来讲,就是已经死了。也许它在昏迷状态还可以延续二十年之久,也许它无声无息,涣散下去。可是也说不定最后它又恢复了过来。但是康复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说起来也奇怪,病不治居然能好。不管怎么说,事情发展的过程很自然,正象某些毒素一开始是致命的,但是后来有机体产生了抵抗力。我们说的这种机构似乎都喷洒了一遍“滴滴涕”,用以消灭胆敢进入此地的才干。经过若干年,这个办法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到最后,人人都产生了免疫力,人人都把自己的才干隐藏起来,装出一副低能又好说话的模样。结果,担任了“消灭才干”的侦察员(由于愚蠢之故)即使遇上了才干也是视而不见了。可能有那么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他冲破外围防线钻了进来,开始向上爬。他到处游游逛逛,一会儿唠叨几句打高尔夫球的事,一会儿发出阵阵傻笑,不是丢失了文件,就是忘掉了人名,看起来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有朝一日他爬到了上层地位,忽然撕下了假面具,活似哑剧里在一群仙子中间冒出来的魔王。当原来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之中居然出现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惊愕之下,发出痛苦的呼喊。然而为时过晚了。祸已经闯下了,病要消退了,再用十年功夫就可能康复了。这是一种听其自然的治愈方法,只有在极其偶然情况下才会发生。通常嘛,病是一期又一期地发展下去,最后终于不治。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这种病是怎么回事了。现在,要看看通过什么症状可以把它检查出来。按照自己的想象把病的发生经过描写一番是一回事,走进工厂、营房、办公室或者学校实地观察去识别症状却是另一回事了。我们都知道,当房产经纪人代表了买主在看房时,他会怎样在空屋里转来转去,说不定什么时候猛地打开碗橱或者踢一下壁脚板,嚷道:“破烂!”(如果他是代表了卖方,他就会说碗橱的钥匙找不到了,又想方设法用窗外的景色去转移顾客的注意力。)同样,一位政治学家在“嫉怠病”的初期就能认出它的症状。他会停下步,嗅一嗅,有所领悟的样子点点头,事情马上很清楚了。他全都明白了。他怎么弄明白的呢?他怎么知道这儿已经染上“嫉怠病”了呢?如果病因存在,诊断自然也容易一点儿。但是也很可能当时病菌正外出度假了。尽管这样,它的影响在空气里还是侦察得出来的,特别是从他周围那些人说的一些话里更可以查得出来。比如有的说:“咱们要是想干得太多,那就错了。咱们不能跟人家T地方去比。咱们是在L,咱们做的是有用的工作,是符合国家需要的,咱们应该满足了。”也有的说:“咱们不能装成领先的样子,你去听听M那儿的人是怎么说他们自己工作的吧!实在可笑,他们把自己和T地相比呢!”最后更有人说:“咱们这儿有年轻人调到T地去了,还有一两个到M地去了。也许他们这种打算是最聪明不过的了。他们到那儿去做出成绩来,咱们也高兴。交流思想,交流人员是件好事,话说回来,从T地转来的那几位够让人失望的。转到这儿来的总是那边不要的喽!哦,对了,别发牢骚了,咱们总是尽量避免矛盾。咱们并不出人头地,可是应该说工作做得也挺好。”
      这些话反映了什么问题?它们反映了――不如说,它们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对工作的要求实在太低了。他们要的是低标准,越低越好。二流的领导给三流的下级作指示,只能提出最低的要求和无效的措施。指标稍微高一点点都不行,因为单位的工作效率一高就超出领导所能控制的范围了。他们把“永远第三流”作为格言,用金字刻在大门上。第三流成了指导方针。可是这儿还得说一下,大家并非不承认世界上还存在比较高的水平。每当提到T地,大家多少还感到有点歉意和不安。可是这种情绪维持不了多久,疾病很快进入了第二期。下面我们接着再说。
      病入第二期的主要症状是沾沾自喜。指标定得低,任务基本都能完成。象射击吧,靶子距离只有十米远,射中的分数当然高了。领导们完成了任务,于是自满起来。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完成了任务。他们忘了,实际上花的力气是小小的,做成的工作也是少少的。他们跟M地方的人不一样,只想着自己是成功了,于是越来越沾沾自喜。喜欢到什么程度?说起话来:“你只要了解了咱们的领导,你就会明白他可是一位既可靠又聪明的人!他说的不多――他不喜欢那样――可是他很少办错事。”(最后这句话用到那些什么事也不干的人身上倒也很有道理。)也有人说:“咱们这儿不讲究什么聪明不聪明。有些机灵人可讨人嫌啦!他们打乱了日常工作,又想出各种各样咱们闻所未闻的花招来。咱们呢,按照常识,大家动手,就创造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了。”最后还有人说:“咱们的食堂足以引为自豪。真不知道伙食管理员用这么一点儿钱怎么可能办出这么好的饭菜来。有了这么一个人,咱们算是交了运。”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巧我们刚坐下来准备吃饭,餐桌上盖着一张黑不溜秋的油布,在我们面前放着的是一盘烂糟糟的东西,说不出名堂,也没法子入口。所谓咖啡,光看一眼,闻一下,就让人打寒战了。事实上,食堂比办公室更能说明问题。好比我们到一个人家去,只要一检查厕所(看看有没有备用的手纸),对这人家的情况当即就可以作出判断。我们到饭馆去,要检查一下餐桌上有没有酱油瓶和醋瓶,而去一个单位,只需要看看食堂就足够下评语了。假定食堂的装饰全是深暗的颜色,假定窗帘也是紫红的(或许根本没有窗帘),假定放眼见不到鲜花,假定汤里有大麦(也许还有死苍蝇),假定菜牌上只写了一个“大杂烩”,假定领导人对这一切还在自鸣得意――够了,这个单位的情况是相当不妙了。领导人自满到了这种程度,他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食物,什么是泔水。沾沾自喜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到了“嫉怠病”第三期,也就是末期,麻木不仁取代了沾沾自喜。领导人再也不把自己单位跟人家比了,再不吹嘘自己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世上还有其他单位存在。他们不到食堂去吃饭了,宁可自己带了夹肉面包来上班。吃起来办公桌上满是面包屑。布告栏里贴的是四年前举办音乐会的通知。B先生办公室门上贴着S先生的名字,S先生门上又贴着R先生的名字,名片用的是贴皮箱的那种胶布,墨水已褪了颜色。玻璃早打碎了,横七竖八钉着小木条。电灯开关一碰,手臂就是一阵麻痛(触电了)。天花板上的白灰一片一片往下掉。粉刷的墙上油渍斑斑,电梯坏了。盥洗室的自来水笼头拧不紧。破天窗往下漏的水连一个大桶也盛不下。地下室里传来阵阵饿猫的哀嚎。
      这个单位病到晚期已经陷入了垮台境地,病情严重,症状又多又明显。有经验的人如果要调查这单位,用不着亲临现场,只要挂一个电话就能查明情况。电话一通,对方传来有气无力的一声:“嗯――”(那种满心不情愿的口气)。专家马上放下听筒,喃喃自语:“已经完全到了第三期了,差不多可以肯定做手术也无济于事了。”不管怎么治疗,现在都太晚了。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死了。
      到现在为止,这种病从里到外都见到了,也明白了病的起因,发展,结局和种种症状。英国医学研究工作一般就到此为止了。一旦查出了病患,定了病名,说出了症状和解释了病因,英国人就相当满足了。至此,他们准备着手研究下一个病例了。问他们怎么治疗呢,他们会露出吃惊的样子,然后,他们建议先把病人的牙齿统统拔掉,再给他点青霉素(要不,先用药后拔牙也行)。我们听了立刻心里有数,这样的事对他们是不关痛痒的。我们该不该采取同样态度?还是说,作为政治学家,我们得想一想可以做点儿什么?毫无疑问,要想讨论出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可以先定出几条原则,然后再找解决办法。
      首先一条原则:一个患病的单位依靠自己是治不好的。当然,患者不治自愈的事倒也有过,但毕竟少见,而且在专家看来,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合乎需要的。因此,不论怎么治疗,都得动外科手术了。患阑尾炎的病人在客观上可以做到在局部麻醉条件下给自己割盲肠,可是谁也不喜欢这么做,也有许多人根本反对这么做。至于其他手术,不论病人手脚多么灵活,就更不行了。所以我们要郑重宣布的头一条原则就是:病人决不能同时给自己当外科医生。一个单位到了病入膏盲,必得延请专家来帮忙,有时还得请教当代最伟大的权威,即我帕金森本人。费用也许非常昂贵,可是得了这么个病,花钱当然在所不惜了。这毕竟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呀!
      我们可以定的第二条原则是这样:病在初期阶段可以打一点简单的针,二期有时可以作手术,三期到目前为止是治不了的。过去有些医生常常胡说这个药水啊,那个药片啊,其实多半都已经过时了。曾经一度还有的医生空谈心理学,这也过时了。后来还证明有不少心理分析家他们自己就是精神失常的。如今这个年头时兴打针和开刀,政治学家也应该跟医生步调一致。见到这么严重的病,我们很自然就会准备注射器,可是我们犹豫不决,注射器里除了水以外还得装点儿什么?原则上这一针应该包含某些积极的成分,可是怎么挑选呢?一副起着生杀作用的针剂应该包括大量的“不容忍”,可是这药不容易弄到,有时药性也过重。据了解,“不容忍”的成分只有从陆军少校的血液里才能取到,它包括两种化学元素,其一叫GG,意思是“最好的还嫌不够好”,其二叫NE,意思是“不管什么事找借口都不行”。我们把“不容忍”注射到患病的单位身上,可以起一点振作精神的作用,也有可能使机体转而有了抵抗力。这种治疗法可以起一点儿作用,不过,肯定维持不久,因为感染的东西到底能不能从机体排除出去还很难说。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注射“不容忍”也只是治标而已。一段时间病可以不犯,但还是潜伏了下来。有的权威人士认为这种针只要接连不断地打下去就可以痊愈。也有其他权威人士担心,如果重复同一治疗法也许会引起新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比起原来的病,只不过在危险程度上略轻而已。因此,使用“不容忍”这副药不能疏忽大意。
      还有一种比较缓和的药叫作“嘲笑”,但作用难说,药性不稳定,后果也还不太肯定。不过,打上一针“嘲笑”剂,虽然不一定能治好病,倒也不用害怕。专家们一致认为凡是患了“嫉怠病”的病人,身上会长出一层非常厚的保护性皮肤,所以他们对打下去的“嘲笑”反应迟钝。“嘲笑”也有可能使感染部分孤立起来,可是顶多做到这一步了。这已经是超过了预期的效果。
      最后,我们还知道有的时候可以使用“鞭笞”,这副药容易找到,试用过几次也还不是完全无效。不过,这个做法也有难处,因为它是带刺激性的,产生的效果可能和专家预期的正相反。“嫉怠病”患者经过一番抽搐,变得比以往更加怠惰,更加无精打采。因此这种治疗法跟病因是同样有害的。不过,万一使用“鞭笞”的话,我们认为一定不能跟“不容忍”和“嘲笑”配在一起用,至于该配什么其他的药,现在还没试过,我们只能说目前还没有这种配方。
      第二期的病可以做手术。内行的读者一定听说过“怒息方撒”以及跟苛勒・滑扑名字有关的工作。简单来说,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第一次做的手术就是把感染部分切除,同时从同一机体里取出新的血液补充进去。说句公道话,这种手术有时成功,也有时失败,做起来对身体影响过大,新的血液不容易取到,就是取到了,也可能跟原来的血混不到一块儿。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大胆的治疗方法无疑提供了痊愈的最大可能性。
      病到第三期是无计可施了。整个机构实际上已经死了。有时改个名字,搬个家,换一班人马,可以重起炉灶。有人善于打经济算盘,他们往往从原班人马中挑一部分留下,再分派到新的机构去――比如说,是为了考虑工作的连续性――,这种搀和是致命之伤。我们应该避免所谓的连续性。已经死去了的基础,任何一部分不可能没有受到过感染。原有的人员、设备和习惯做法一概不能采用。消毒以后还得采取严格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对已经受到感染的人,不妨让他们带上一份热情的鉴定书,调往那些过去曾经和他们展开竞赛的敌对单位。至于房屋建筑,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重金加以保险,然后点上一把火。只有整个场地夷为一片灰烬,我们才可以放心,病菌确实已经死光了。
      
      ①“无能”在英文里是incompetence,“嫉妒”是jealousy,作者取了这两个英文字的字头,加上医学上对各类疾病常用的词尾,创造了一个病名Injelititis,译音近似“因嫉怠等死”,简称“嫉怠病”。――译注
      
      〔英〕诺斯古德・帕金森/陈休征/〔英〕兰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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