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进程的城市之熵_城市熵指数
时间：2019-02-12 05:29: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城市观念 熵值 民族文化 摘 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鄂温克族的史诗,同时凝聚着社会发展演变中城市化问题的思考。跨越世代进入城市后产生的文明冲突,逐渐形成一个封闭的城市熵增体系,文明究竟是由此而得到发展还是退化?作者向城市化进程提出了质疑。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乍看上去根本与城市无关,正如内容提要中介绍道:“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就小说的内容来看,的确是一个民族的兴衰发展史。然而,读者甚至不需要做深入的考察,只需要认真地读读后记,就会发现,《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仅是描述和反映民族发展史,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意义。
鄂温克人的过去已成为历史,尽管这历史可能荡气回肠,千回百转,也可能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只是迟子建更关心的问题在于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是沉浸在回忆中。由于叙事上采取的方式恰好又是以一位年届九旬的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贯穿始终,更多的关注都被投射在了他们生活的历史中,而且除了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事件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几乎美好的一切都留在了过去。可是,在读到书后作者亲笔所写的跋时,我们会发现,小说的缘起不是对民族历史的关怀,而是现代城市进程中的民族归属让作者的心灵受到冲击,城市化让一个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民族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接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古老民族步入现代城市的裂变,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激情。
一、城市世界与人的归宿
迟子建在跋中记道:“有关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们从前两年的报道中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她的忧郁和苍凉感来自直觉的预感,一个与自然紧贴在一起的民族,突然离开了自然进入到一个人工的文明世界,他们必然会产生种种的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与西方城市化进程中那些离开家乡离开庄园离开土地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比如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曾经描绘过一群在工业城市兴起之际,纷纷进入其中来寻求自我和权力的人们。然而在他们经历了都市景象最初的绚丽后,突然发现,城市的意义与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格格不入。这种情形在跨越历史进程的民族演化过程中都会发生。小说中透过最后一位女酋长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个沉浸在特有自然家园的民族快速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熵变。“激流乡所处的位置我们都很熟悉,那一带林木茂盛,风景优美,适宜居住。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驯鹿怎么办。所有乌力楞的驯鹿如果都跟着去那里,它们不可能总是在贝尔茨河流域采食苔藓。它们去哪里,我们最后还是得跟着去哪里……”这里的驯鹿显然是带有寓意的,它们对新的环境不适应是动物本能,而鄂温克人与驯鹿历经岁月的流变,早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驯鹿的不适应隐喻着他们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他们的思想与自然融为一体,城市与他们都无法向对方妥协。
这样的困境中,迟子建并没有打算用概念系统来解释城市,更不想越俎代庖地为最初进入城市的一批人设想初建生活的情境。而对贴近自然的鄂温克人来说,进步或者说城市文明与他们的历史文明没有共识,只能在各自的层面上自说自话。但事件的发展显然是民族的历史感在与新文明的对抗中退缩了,年轻人很快就适应了外面的一切变化。作者对这种情形没有表态,只是她的语言和逻辑判断证实了她的倾向。她说:“我其实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预感到,一条艰难而又自然的回归之路,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当然,这里的“回归”绝不是普通的回家,而是在寻求心灵的归宿。
二、文明的创造与积淀
长期以来,城市成为了文化或文明的决定者,对此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当迟子建把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展现在我们面前之时,突然出现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术、是进步,迁移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将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兄弟从原始的生活中带入文明,让他们改变吃生肉的习惯,从游牧方式转为农耕式定居。与居住在原始森林相比,小镇是城市文明的代表,鄂温克人从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的演变,直接进入现代文明。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充满高尚道德感的行为。
然而,民族的文明创造与积淀都有着各自本身的特色和背景,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漫长的岁月浸润的古老民族,他们在面对新兴的城市文明时,远不如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进步或进化的期望。所以,将他们从山上迁到山下的定居点的好意并未真正得到理解。
而对于年迈的女酋长来说,她根本不知道进化论为何物,但是她知道自然选择是物种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而发生的改变。而在对待离开家乡前往新建的“白墙红顶的房子”定居一事上,她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遗留下来的神鼓上。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多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显然,在她的眼中,外面的世界隐藏着的敌意和无家可归感是附着在一起的。她并不需要用“文明社会”建立起的物质“舒适”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精神家园只有在有形的城市之外才能建立起来。所以她坚定地认为:“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人,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最后,她对整个移居预言式的判断是:“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
这位女酋长说出的正是迟子建对城市化进程的感想:长期的民族文化积累在面对城市化过程中面临被抛弃或改变的命运,这对文化所有者来说是极度痛苦的事情。
三、悲观与失望笼罩着的城市
城市在日益向着现代的方向迈进着,高高耸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拔地而起,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暗夜中散发着光芒,无数的身影在其中忙忙碌碌地进出着,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这里吸引着,挣脱出种种束缚汇入这人流中。从城市到大都市再向超级大都市发展显而易见已是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滚滚的巨轮根本无法停下前进的脚步。似乎一直以来,城市就是以这样的步伐稳稳地践踏着土地,向着土地、荒野、河流、森林蔓延着、渗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应,甚至历史题材用宏伟的叙事展现沧桑巨变时,也时时刻刻记载着城市化的进程。
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总让人忧心忡忡。小说主人公的担忧与作者迟子建的担忧得到了融合。在小说的《跋》中,迟子建说道:“我的预感是正确的。在根河的城郊,定居点那些崭新的白墙红顶的房子,多半已经空着。那一排排用砖红色铁丝网拦起的鹿圈,看不到一只驯鹿,只有一群懒散的山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逛来逛去。”此前的一篇短文《土著的落日》则更明确地表明了作者对城市化进程的隐忧:“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以至于在文章的最后,她深深地感慨道:“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城市才是文化的体现,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它无孔不入地向那些缺乏城市文化的地方渗透,随着城市变得物质意味越来越浓的时候,文学中开始不断向它提出挑战。西方的城市历史学家们早就对人类的城市生活提出质疑,刘易斯・芒福德等人认为,“一旦城市与孕育万物、充满活力的大地失去联系,就形成一种短路。”斯宾格勒通过对比乡村与城市,认为“人类生活应扎根于土地之中。由于与滋养自己的外界源泉切断了联系,城市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这导致了文明的衰退”。在这方面,迟子建通过自身的体验及实地考察,与研究城市规划的历史学家找到了对话的契机。历史学家们试图说明自己的发现的意义,而作家们只是通过描绘,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想象体系,让人们在阅读中做出个人的判断。尽管对城市化进程未免有点悲观,但作为一个有着深刻社会责任感的作者,迟子建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简介:侯长生,文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现为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