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残酷的规则 现实很残酷

　　时间：二○○八年七月十九日 　　地点：武汉市文联会议室 　　主持：阿毛 　　 　　二○○八年七月十九日，关于“好诗的标准”问题的研讨会在“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颁奖典礼之前举行。来自外地和本地的专家学者，就“好诗的标准”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现将研讨会的发言整理如下（记录未经发言人审理）。
　　阿毛（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芳草》文学杂志副主编）：杂志主编刘醒龙到广东佛山讲课还未赶回来，受他的委托，由我来主持今天的会议。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诗歌界对于“诗歌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一直未达到过共识。好诗的标准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说我们在理论上曾经达到过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琳琅满目的评奖活动中，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诗歌界、在一些评奖活动中看起来非常优秀的诗歌，在另一些诗人、评论家眼里就不是精品，甚至是垃圾，反之亦然。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诗歌的评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好诗有没有标准？标准是什么？文学界甚至广大读者对好诗的标准也有自己的看法。基于此，《芳草》文学杂志社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推选文学界的批评家、诗人、文学期刊主编、高校教授、媒体文学工作者等，来评选二○○六、二○○七年的十佳诗人。最终形成了《芳草》文学杂志二○○八年第一期专辑刊出的“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当然，二○○六年、二○○七年优秀的诗人远远不止这十位。为了避免遗漏，“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歌的评选活动将每两年推选一次，推选出来的作品将在逢双年的第一期杂志上隆重推出。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评论家、学者、作家、诗人们来共同讨论好诗的标准问题。
　　首先，我们请“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推荐评委代表，评论家、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老师，来谈谈好诗的标准。
　　於可训（“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评委、武汉大学教授）：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诗歌具备四个标准：第一，有真挚的感情。当下很多诗歌，感情不够真挚。诗歌最基本的是要感情真挚，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应回归到表达感情这个源头上；第二，有凝重的诗绪。现在很多诗人的诗诗绪漂浮，说它没有诗绪，又有那么一点意思；说有诗绪，又始终抓不住。我认为一首好诗的诗绪，是由一瞬间产生的东西凝结、沉淀下来，从而形成的凝重的东西。第三，有内涵的节奏。郭沫若讲的内在律是很有道理的。外在的节奏感，很多诗人在字句、平仄、音韵上都可以做到，但要把握内涵的节奏是很难的事情。真正情绪把握好，才有内涵的节奏。一首诗如果读不出内涵的节奏，那么它就不是好诗。第四，有混溶的意象。现在的诗歌意象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很抽象，用太过抽象化的事物来作为表达意象；另一个是太过具体，太过具象了，把生活物象作为诗歌意象。这两者我觉得都不可取。一首好诗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形成的诗歌意象才更打动人。我认为此次得奖的诗歌都具备这四个标准。
　　张清华（“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同意於老师说的四个标准。我认为，关于诗歌的标准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永恒的尺度，因为对它的讨论，常常是依据大家不同的知识体系、趣味、个人爱好、时代形成的固化的经验。比如，大家喜欢朦胧诗，而由朦胧诗培养起来的审美经验就不喜欢现代诗；九十年代以前形成的审美习惯，就不太适应网络平台出现后所形成的审美风尚。时代的变化会带来诗歌标准认知上的分歧。另外，不同的人群、类别都有不同的经验类型，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和坚持的趣味也会不一样。
　　再者，就写作个体而言，只要有写诗的追求，就有写作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给予的。网络的平台给予了大众机会，使他们享受文化权利的民主化，或者是写作的平等权。因此，标准就成了一个无限、多元的东西，这是时代必须认可的现实。但是每一个人，一旦他走进公共领域，进入他人的视野，他人就具备了评判他的权利，由一些读者和专业读者的判断给它质量的划分，使得诗歌存在等级制。我认为，诗歌的标准应该分为若干层次，要有终极意义上的标准。
　　伟大诗人、杰出诗人的诗歌应该具备一个要素：不平凡的个体的生命人格实践。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杰出，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还因为他具有不平凡的个体生命人格实践，其生命人格的实践反过来也印证了他不平凡的写作。比如屈原，他不但写出《离骚》，表现出他在政治上对个人理想和原则的坚持，而且屈原的理想和原则遭受挫败，愤而投汨罗江结束了他认为不值得延续的生命。屈原这种伟大的生命人格实践和他的高洁精神品质是匹配的，同时也和《离骚》相匹配。很难设想，写出了《离骚》的屈原还一直苟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很难设想，屈原没有那样伟大的人格却能写出《离骚》。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他的标准很严酷，要有生命人格实践的见证和参与，才能支持伟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出现。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几乎没有例外。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他的一个标准：“伟大诗人的写作是一次性的写作。”“一次性的写作”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写作，也是包含了诗人非凡的生命人格的写作。比如海子，他的生命悲剧、挫折都是他写作的一部分，他的诗不是靠笔来完成，而是用生命来书写。这就是评判好诗或者杰出诗歌的准则。如果注定没有这样的机遇、勇气和担当能力，诗人就很难进入历史上伟大诗人序列，这是很残酷的规则。
　　其次，优秀诗人或者重要的诗人所具备的要素，用李商隐的诗来形容：“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他的生命实践不像是伟大诗人那样的悲壮、事关生死的大努力，可能是一种平凡但又理想坚定、富有原则和理念的过程。比如，陶渊明没有像屈原那样选择自杀，他选择了归隐田园，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生，这和他的生命体验是相匹配的，因此他写出了田园诗。生命实践的过程可能是壮烈的，也可能是和风细雨的，但是一定是一个“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过程。好的诗歌一定是伴随着个人的原则、生命实践和精神实践。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其作品是相互见证的，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个标准的，这样一个标准虽然至今还有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诗歌的创作不可能都达到这样两个水准，这是不现实也没必要的。其实诗歌的写作就是一种日常活动，尤其是当文化多元、网络平台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条件下，我们的标准还可以相对放宽。即一首好的诗歌，除了表现美的观念的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中性化的东西。比如，它可以是一种经验的有力传达，这种经验不一定是生命或者精神领域里特别高洁的东西，它可以是平常的。现代以来的诗歌，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于不再单纯针对精神的高级领域来书写，而是针对人复杂的经验世界，特别是隐蔽在经验世界中无意识的活动。例如，如果读了一首诗后觉得很震撼，并且觉得它描绘的是生活中某一时刻共有的情绪或经验，它就是一首不错的诗歌。例如，韩东办的刊物《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期，有一首六行诗，写的分别是上半身和下半身，上半身说：“我要唱一首歌，我要唱一首忧郁的歌，我要唱一支朴素的歌。”按照一般写作规则，这是一种比较美和雅的语言层面，但紧接着，它又把下半身露出来了：“我要拥抱一个女人，我要拥抱一个粗大的女人，我要拥抱一个变态的女人。”我认为，这首诗具有一种解构性，它类似弗洛伊德的“文学艺术是力比多的升华”。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升华部分，没有看到力比多的原状，这首诗前半部分把升华的部分表现出来了，后半部分又写出了力比多的原样。诗歌的一种特点是，它可以针对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和意识领域、针对生命的认知、针对极具生命复杂性的感知推动，它不一定要展现高尚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里亦有阴暗甚至黑暗，这也是一种可以阅读并认同的写作，即好诗的标准也可以放宽到这样的尺度。
　　一首好诗要在伦理方面经得起检验。比如地震时期涌现的诗歌。对于地震诗歌的质疑，山东作协某副主席的一首《江城子》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使作协系统的同仁蒙羞，主要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另外，作为个体，他没有权力代替遇难者去表现幸福。若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问题，内容也是合理的，但是放在今天，他就遭到了所有人的痛斥，主要是个体没有这种资格和权力。我认为，尊重生命是第一位的，参与救灾并与受难者感同身受，和受难的命运达成了一致，才具有写作的资格。朵渔曾写过一首二十多行的诗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他写了，我们却为这首诗而感动，因为这首诗做到了自我的反思。写作这种行为本身，使得诗歌的写作在此时获得一种合法性。亲自参加救灾实践的人有资格写作，真正怀有爱心的人也有资格写作，但是，不要去对死难者去言说所谓的幸福。由此看出，写作开始涉及权力问题、资格问题、主体的反思问题。一首好诗的标准，不见得都是文本意义上的标准，它必须有一个主体人格的见证、主体的参与，这样才能成为一首好诗。单纯文本意义上的好诗，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要结合语境来理解的话就必须涉及到主体的人格问题。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诗歌的标准很难驾驭，把“标准”改为“趣味”会不会好一点？比如，毛泽东曾说，诗要以新诗为主，旧诗不宜在青年中间提倡，但他自己不读新诗，还说除非给我两百大洋，不然我就不读新诗，这是标准和趣味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而他真正喜欢的是李贺、李商隐，这是标准与趣味的差异。标准和趣味是不一样的。以一个标准来评判它是一首好的诗歌，但那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贺绍俊和白烨先生当评委评出一首好诗，他们是不是就喜欢这首诗歌？――趣味更符合实际规律。为什么只有部分诗歌可以流传？一些诗歌甚至还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欢迎。客观上讲，评判一首诗歌是不是好，在于是否有更多人对它有兴趣，它是否适合更多人的口味。好诗，主要出现在动荡、民族危亡之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另一种诗是平和的诗，写亲情、友情、爱情，比如王维、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等人的诗歌创作。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难出好诗的时代，但又非常需要好诗的时代。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等，它们和人的社会心理疾病形成了正比关系。社会心理疾病的解决主要依靠科学、医学、心理学，其次是国家高度重视宗教调理心理疾病，再者就是审美方式，要医治心理疾病特别需要音乐、诗歌等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形式。我认为，诗歌需要主旋律；需要号角；但是更应该突出艺术形式上的精致、更深层次的永恒的人性；也需要静穆、平和的诗，因为这样的诗有助于个人心理和社会的和谐。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八十年代是政治的年代，九十年代是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眼下则正是媒体和信息集合的时代。网络使诗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起来，一首诗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不清楚，但有些影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我们原来看不上眼的东西，有的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最开始并不认同博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代表了一种民间化的东西。很多事情通过网络的方式，引起了广大纸质媒体的关注。网络对诗歌产生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从整体上看，新媒体已经完全成为文学的一个板块。以前就是文学杂志的文学传播，由于新媒体方式的介入以后，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依托网络这个方式，许多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诗歌和市场也就形成了一些关系，诗歌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形式。我对这两年诗歌现状的一些感受是：面对一个超出我们经验的社会文化环境，诗歌有一点自乱阵脚，一些人不是在写作诗歌，而是在包装诗歌，甚至是在糟蹋诗歌。我们在此社会环境下讨论好诗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好诗的要素或要求。好诗的要素或要求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应该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应该是意料之外的表达、情理之中的疑虑。诗歌首先要诗歌化。一首好诗，其诗歌化的程度很高。诗本身要是诗，要有想象和联想，要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感受，要让我们觉得既新鲜又熟悉。这样一个标准是比较具有弹性的。但从整个文学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学也就是主流文学仍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审美多元化的环境，但凡是有助于诗歌生存、成长、繁荣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加以提倡。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好诗的标准我们可以有无数个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能不能全部被大家所接受，或者说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个很难说。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诗歌最缺乏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建构诗歌的大厦。我对诗歌了解得还不够，虽然常常读一些诗歌，但对诗歌真正的现状和发展脉络我了解得非常少。但是诗歌在整个文学中间是有共性的。我也考虑过文学，――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在我看来今天的文学最缺乏的是精神性的东西。精神的贫困是当代文学最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慰藉。我记得王先霈老师所强调的宗教的作用，我就觉得文学起到的是文学的作用，文学是一种不需要偶像的宗教。如果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一座精神的寺庙，那么一首好的诗歌也应该是一座精神的寺庙。然而，当代文学最缺乏的就是精神性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一种是批判精神，还有一种是悲剧精神。诗性精神就是，文学是通过诗性来感化心灵的，这是一种超世俗的，充满灵性的、情韵的精神产品。现代主义诗人写像圣经一样具有神圣性的诗，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想要表现的是绝对的、最终的争议，我理解这种神圣性的诗歌就是一种诗性的追求。但今天的诗歌是非常缺乏这种神圣性的，这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很多貌似正确的观念在压抑着这种神圣性的追求，我们会批判象牙塔、精英主义，我们在提倡平民精神，我们在批评我们的作家、诗人脱离现实，这都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观念，压抑了神圣性的追求、压抑了诗性精神；批判精神是文学的基本的精神素养，但是批判精神从来都是被世俗权威所打压的。当然我们不去强调政治维权对文学的打压；这种政治维权还在继续打压文学的批判精神。但是，我觉得现在还要注意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大众文化对这种批判精神的打压也是越来越严重的。假如说政治维权的打压是一种对抗性的话，大众文化对批判精神的打压则是一种软性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之所以要强调悲剧精神，是因为在大众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推崇欢乐、推崇快乐、推崇物质至上、追求感官刺激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倾向已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觉得悲剧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精神的问题。因为只有这种悲剧精神才会具有生命的尊严。刚刚张清华提到地震中的一首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阿多诺也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而残酷的。”刚刚清华讲的那首诗实际上和阿多诺所说的这句话在含义上是有共同之处的，阿多诺这句话的意思是奥斯维辛之后的悲剧精神太强大了，诗歌已经承载不下这种悲剧精神了，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诗人和作家在现实世界永远不要放弃他的道德立场，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道德化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悲剧精神就特别重要了。当然，我是从大的文学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假如想要强调诗歌的话，它特别强调一种自由的精神，因为诗歌是精神自由的表达。我对诗歌的理解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以前特别推崇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和实践，他的诗歌写得非常有形式感，也非常强调韵律，但是后来我感觉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新诗的确需要一个相应的形式来承载，但是，如果这个形式过于强大的话，它就会制约我们自由的精神，而诗歌应该是自由的表达，这对于诗歌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今天的文学缺乏什么？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对诗歌的标准做出一个侧面的回答。
　　王明韵（《诗歌月刊》杂志主编）：有人问法国诗人瓦雷里：什么是诗？瓦雷里说，这就好比有人问我：什么是时间？我只能看看手表，告诉你现在是几点钟。那么，今天我们讨论好诗的标准，我以为，可以是选择题、判断题、必答题，遗憾的是不会有标准答案，即便是有权制造标准的人，也无权或者不可能制造出好诗的标准。
　　在众多众说不一的所谓“标准”中，我倾向于“朴素”这两个字。朴素即简洁、质朴。一首朴素的诗，总是写得人人口中皆有，个个笔下皆无，看似在意料之中，其实在意料之外，如特朗斯特罗姆写《果戈理》“脸像大理石/西服破得像狼群”、云南国殇墓一位女导游描述当年战争的惨烈：“每一片树叶上/至少有三个弹孔”等等，如果非要说出标准，我以为这种“朴素”是一个很好的标杆。而有些人就不这样写诗了，云天雾地，故弄玄虚，语无伦次，装神弄鬼，好比你问他是乘某个航班到武汉来开会，他总要宏论一番航空史或飞机发展史或有多少次空难之类不着边际的话题，看似有学问，懂得多，其实是卖弄和捣乱。多元的时代，诗歌允许有多远走多远，但一切必须建立在诗歌写作的意义之上，而能在繁纷复杂的社会镜像之中化繁为简，把诗写得深入浅出、质朴自然，正是对诗歌品质的还原和挖掘。说白了，写诗即说话，多说人话，别�唆，少废话。
　　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好诗标准问题成为热点，反映了当下诗坛的混乱、诗歌界的焦虑以及修复的努力。人们早就认识到从来就不存在如同物质产品一样整齐划一的好诗标准，但大都持有一个相近的、包含有“真挚情感”、“优美语言”、“和谐构成”等要素的评判尺度。问题在于，当下某些以戏谑情感、糟蹋优美为乐事的诗歌写作甚嚣尘上，且受到追捧，传统的诗评标准受到了挑战。
　　必须承认，好诗标准是有弹性的，在当下弹性尤大，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好诗标准。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涂鸦、人人都可以写诗的时代，讨论诗歌的态度要尽可能平和、宽容。但宽容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多元并不意味着无高低，人人可以写诗并不等于都写得出好诗。如同跑步，伤残人跑步是人权，是自尊自爱；普通人跑步是健身，是娱乐；职业运动员跑步才是最能体现人的能量、人的挑战极限的运动，是最能体现跑步的特性和美感的运动。我们不可忽视伤残人和普通人的跑步权利，但若要研究什么是最佳的跑步活动，要把眼光放在刘易斯、刘翔身上。
　　寻找好诗亦如此。好诗的标准应该基于好文学的标准之上，因为诗是最纯粹最精致的语言艺术，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必然含有诗意的因素。西方把文艺学亦称为诗学，即是因为诗是最文学的文体，有着极丰富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因此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是我们评价好诗的最宽泛、最起码的标准。
　　但因文体特征各不相同，在评价好诗时还要从情感表现、抒情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细化这些标准。尽管时代巨变、载体巨变，但诗之为诗的本质未变。因此，我们不可从充斥于网络的恶搞诗、泄愤诗中寻找好诗并讨论好诗的标准，要在古今中外的经典好诗中去总结、提炼好诗的要素，去修复、校正当下诗坛的过分随意和混乱。
　　梁艳萍（湖北大学副教授）：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事件”、诗歌批评、诗歌标准的争论就从未停歇，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下半身”、“污染城市”、“中间代”、“诗歌进京”、“梨花体与保卫诗歌”、“天问公约”、“诗歌拍卖”、“排行榜”、“出门事件”卷入的诗人、批评家、媒体之多也是以往所少见的。媒体的介入更为“诗歌事件”、“诗歌标准”的论争推波助澜。这让我们很难给诗歌做出一个审美的、终极的判断标准。
　　我以为：诗标准的讨论，应该从不同层面生发开去，――是诗歌的“创作标准”，诗歌的“批评标准”，还是诗歌的接受标准？那些“阳春白雪”式的属于小众的精神奢侈的诗歌是否是好诗？那些有井水处即可歌吟的“下里巴人”诗歌是否是好诗？诗歌究竟有没有完善的、终极的、恒定的标准？好诗究竟是生命判断，价值判断，还是学术判断、审美判断？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我所认为的好诗应该具备以下的要素或者特点：一是具有独特的灵魂与独特的生命质感，是独特的个人经验的传递，是超越了“集体潜意识”的诗歌。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优秀诗歌都孕育在独立的个体灵魂的深处，不再满足于“在所有人民中产生相同的体会”。柏桦在论及他的《一六四二――一六五一：冒辟疆与董小宛》时指出，诗歌应“告别呐喊”，杨健也在评论柏桦该诗时感到诗歌需要“还魂”。当诗人不约而同地提出“告别呐喊”、“还魂”的时候，诗歌就在更加凸显个体灵魂的搏动，好的诗歌应该是触及灵魂的诗歌。二是创造的想象与虚构。“创造性想象的直觉”――捕捉瞬间的、刹那的直觉、感觉进入诗歌，然后通过语言来释放。因为好的诗歌犹如休姆所说：应该而且必须是凝聚着想象的能量的释放。凝聚在先，释放在后。凝聚是为了更好的释放，释放是为了在语词中获得凝聚。犹如里尔克、荷尔德林、穆旦、昌耀、陈超、臧棣……所以，我认为好的诗歌应该体现为想象的创作与虚构的创造的自由游戏。三是令人震惊的“内心”语言。“音乐的声音”――从视觉（外在造型）与听觉（内在质量），音乐内化，“一首诗不该在言外，而是存在。”（阿奇博德・麦克利什）诗歌的存在表现为语言的存在和形式的存在。它显示诗人的语言态度、语言力量。好诗属于震撼人心的“内心语言”。
　　谢克强（著名诗人）：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似乎已经丧失了诗的准则，谁也说不清真正的诗是什么。但我以为，真正的诗是同人类的最深的精神相关联的，因为诗是从人类灵魂不甘于屈服的时候开始的。最早的诗总是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神话的意境。这就是说，诗为在现实中遭到压抑而迷茫的精神提供了一片净土、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比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物质世界更广阔无垠，因此诗能回答那些仅仅依赖理性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现在，很少有人谈论精神和灵魂。其实，诗是人类精神的微光。诗要烛照人类精神的一切幽微，它不能不是一颗形而上的太阳。诗要具有形而上的力量，仅仅依赖潜意识和非理性是不行的，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理性是一缕不可少的光芒。因此，诗歌只存在在那些真正能够体现人类的最深精神的伟大灵魂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谈不上诗人。”
　　但我曾经说过：情感的瀑布，从思想的悬崖上跌下，撞击生活的基石，那溅起的绚丽的浪花就是诗。在这里，我强调了情感。如果没有情感的瀑布，纵有思想的悬崖和生活的基石，也不会溅起绚丽的浪花。
　　诗人闻一多先生曾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诗评家吴思敬教授也说：“只有内心充满了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的真诚的爱，才能接近诗、感受诗、发现诗。”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我以为说其它的都是多余的，诗应该回到它的始点：抒情。也就是说，好诗，应该是诗人对社会生活在他头脑引起的激情的自然流露，或者说是心灵激动有记录。这使我想起我一九七一年探亲返程时女友送我一本日记本子，我慌了手脚立即送她一支钢笔，火车开出不到十分钟，我就写的一首诗《有赠》：“悄悄，她塞进我的手里/啊，一本烫金的绸面日记/我兴奋地抚着莹洁的纸页/抚着她爱的信物，――一块块翡翠的处女地//该用什么回赠她呢/心一突跳，触动袋里的钢笔/轻轻，我把笔递了过去/递上开拓的使者/――一支金色的犁”。
　　诗，如果诗人自己都不曾激动，又怎么去感动别人呢？这就是说，写诗原本需要原始的冲动，但现在写诗变成了一个生产过程，与心灵无关，仿佛诗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这也许就是诗人越来越多，而可圈可点、可读可吟的诗越来越少的缘故吧！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今天会议讨论的好诗标准这样一个话题，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并且有自己的在当时看来比较成熟的想法。在《抒情诗的艺术标准》这样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抒情诗歌的八字艺术标准：情真、意藏、象美、言凝。
　　所谓“情真”，即诗歌的情感要真挚。虚情假意不可能动人；真情是一首诗歌作品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感动自己的情感发生，最好不要提笔为诗。“情真”强调的是诗人要以情动人，不能无病呻吟。所谓“意藏”，是指诗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意思要含蓄。要将自己的真情放在一个故事、一种意象、一个情境、一种象征里；不能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全盘托出，真情也不能直接地进行表达。“意藏”强调的是诗歌的表达方式。所谓“象美”，即诗人要以意象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有感情。诗中的意象要给人以美感，要让读者产生一种审美的感受；那些不美的意象最好不要入诗；当然，“以丑为美”的方式除外。“象美”强调的是诗人要以意象方式进行情感的传达，象的美质与美感是读者的视觉要求。所谓“言凝”，是指诗歌的语言要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诗的语言要求特别精致，内涵要深厚；诗的语言，要言在此而意在彼，并且语言本身具有多度性。“言凝”强调的是诗歌语言与其他文学样式语言在程度上的差异。
　　我认为好的诗歌一定是抒情诗，好的抒情诗则只要具有上述某一个方面的特点就可以了。而最好的抒情诗，则是上述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只有做到“情真”、“意藏”、“象美”、“言凝”，才可以称为最好的抒情诗。今天我们来讨论好诗的标准，我认为这样的八字标准，仍然没有完全过时，反而显出了自己的生命力。
　　自然，我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一是上述的“八字标准”主要是针对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或者说是针对抒情诗歌而言的；对外国的诗歌与叙事性比较强的诗歌来说，也许不是太适当。比如，叙事长诗的语言可能是展开的，不是那么凝练；再比如，外国的诗歌，其意思也许就不要求那么隐藏，反而可能比较直露。所以，我认为没有能够概括所有的诗歌种类的好诗的标准。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好诗的标准，因为不同的时代对于诗歌功能的认识并不相同。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万多个诗歌的定义，其实每一个诗歌定义都是诗人或诗歌评论家对于好诗的看法，即他们心目中的诗究竟是什么。显然，这些定义是不同的历史时代所积累起来的。三是好诗也是因人而异，几乎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好诗标准。因为每一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有的人喜欢绝句，有的人喜欢长短句，有的人喜欢自由体，有的人喜欢散文诗，所以，就是平时在一起的几个很好的朋友，对于诗的认识也许差距甚大，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我也并不认为今天的讨论没有意义；相反，在今天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很有意义与价值。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文学写作似乎达到一个新的自由阶段，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事诗歌的写作，并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自己的空间，都会有一定的读者群；同时，这样的自由发表方式没有经过一定的编辑程序，因而网络上的作品可能是泥沙俱下的。同时，我也认为这样的诗歌时代与传统诗歌写作相比较是一种真正的进步，现在诗写得好的人比比皆是，也许是那遥远的、信息不通的古代社会所不可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讨论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诗的写作中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什么是好诗，什么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讨论能够促进诗歌写作的繁荣，也可以活跃诗歌批评，让更多的人关注诗歌的命运，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有品位、更有意义。
　　杨克（广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部长）：标准这个概念是工业化的产物，这个词跟“技术”密切相关，它让我想起同一模具生产出来的螺母或螺钉。而诗歌这种精神产物乃是最古老的艺术，它写得好还是不好只有“心”才能意会。很多人以为中国古典诗词有“标准”，但那些标准也只是外在的规定性，譬如字数、行数、格律、平仄、对仗等。符合所有标准的也许仍是平庸之作。一首诗的意境、境界、气象是无法给出硬性指标的，尽管不同作者、读者各有所爱，很难泛论何谓好诗，但面对具体的文本时，认知上还是有大致的尺度或趋同。诗人的尺度是标新立异：俊逸挥洒的李白跟贾岛那种苦吟派的区别，前者不经意间便大气飞扬的“标新”，后者小心翼翼于咬文嚼字的“立异”。常人求至，至人近常。圈内强调变异，圈外则喜好常态。读者的尺度是人类的普遍情感：简单的深刻。顾城写嘉陵江：“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色的尸布。”诗人们赞许他妙手偶得的独特，但千百年前乃至千百年后老百姓只吟诵韩愈“水作青罗带”。尽管余光中自鸣得意《白玉苦瓜》，最后也只能屈服于大众偏爱的《乡愁》。戴望舒更是因一首闲作反而得名的“雨巷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批评家和诗人尽可以不那么看好，却“众口铄金”。专业批评的阐释是一翼，阅读被直接打动又是一翼，好的诗要经得起这把剪刀的剪裁，在两刃交错的开合中游刃有余。
　　梁必文（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关于好诗的标准，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来准确、全面表述的问题。因为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艺术审美创造活动，就像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但是，判断一首诗的优劣标准肯定还是有的，只是不同阶层不同的人群心目中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已。可能有的侧重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功能，有的侧重哲思、宗教神性色彩，有的侧重内心复杂多变微妙的感受，等等。而且，无论何种标准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属性，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当然，超越时空和疆域的好诗也是有的，那是大浪淘沙经过了漫长时间检验的诗，是诗中的精品。就当下诗歌创作的现状而言，我认为，只要是健康的、一切能唤醒我们生活经验的记忆、开启智慧与想象之窗、给思想以启迪的诗就是好诗，能达到其中一二者也不妨是一首可读的诗。只是现如今，好诗难觅，多的却是可读可不读的诗。
　　田禾（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鲜活的，是有呼吸的，是有灵魂的，是有心跳的，是有血有肉的，是有骨头支撑着的，是有重量感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就是说，它是有恒久的生命力的。或者说，它就像一棵四季常青的树，永远有旺盛的生命，有主干支撑着，枝干纷繁复杂但错落有致，绿叶和花朵永远装点着它的美丽，挺拔在人们的生活中，永远成为一道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风景。
　　诗歌的艺术是灵魂的艺术，但它更是语言的艺术，一首好的诗歌，它的语言直接、干净、纯粹、敏锐、大度，有活力，有创造性，有个性，有特点；一首好诗的语言必然有一种强悍的穿透力、冲击力，像电击一样击痛读者，让读者先疼痛而后快。所以我认为，诗人在创作一首诗时，首先把语言问题解决了，那么，这首诗离一首好诗的距离就不远了。
　　李鲁平（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在我看来，好诗首先在语言上是有独特美学追求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更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中国古诗的语言不仅仅是精炼、生动，而且更讲究含蓄、意味、优美、隽永。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基石，口语、白话进入了诗歌。这一变革为诗歌写作和欣赏的普及打开了一个窗口，当然也对诗歌语言的审美性带来销蚀后果，――口语诗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事例。在今天这个现代汉语不断变化的环境下，诗人更应当肩负维护汉语纯洁性、优美价值的责任。其次，我以为好诗必须从文体上是诗歌，不是分行的散文，不是分行的哲学随笔。在新时期诗歌之后混乱纷纭的诗歌潮流中，许多诗歌从形式上是分行的文字，但实际上是哲学随笔或散文。诗歌在文体上的这一模糊不清的现象依然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诗歌形式的改革和毁灭。在古诗词被新诗取代之后，新诗真正的文体上的建构并未完成，乃至许多写作者以为只要分行写的文字就是诗歌。由此产生许多分行写的散文和随笔，而丧失了真正的诗意的追求。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无疑有其区别于散文和随笔的独特价值，这是诗人必须坚守的。第三，在当下，好的诗歌还必须面对现代化生活和现代语境的挑战。今天的诗人所面对的语境和现实生活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诗人。如何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今天现代化、都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与农民、城市与市民等等，并且把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新诗的表现技巧和复杂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创作出能使现代人“诗意地栖息”的精神食粮，是当代诗人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使命。因而也是判别诗歌质量的一个参考坐标。
　　袁毅（《武汉晚报》文化记者）:好诗的创作贵在抓住灵感闪现的那一瞬，贵在捕捉生命感受的“黄金点”，即一缕情丝、一丝感悟、一点哲理、一滴心绪，然后通过一个新颖独到的意象、一个清新隽永的意境抒发出来、营造出来。也就是美国诗人阿奇波德・麦克利许在《诗艺》一诗中所说：“诗不应隐有所指，应当直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诗，才是从眼里自然流露的真情，才是从心底汩汩流泻的人性。也就是一句老话：诗歌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诗既是文学中最洗练、典雅的形式，同时，其内容在文学中又最为生动、并充盈着纯粹的原始野性。”（荻原朔太郎语）从艺术立场上看，诗人的写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唐代那么多诗人和诗歌作品都湮没不可知，但陈子昂一首《登幽州台歌》却以其深刻的悲怆和苍凉的忧患而卓绝千古。由此可见，诗是纯粹的黄金，是从生活之流中淘出的真金子，不能根据流沙的多少而测定金子的多少，只能根据其品质（含金量）来度量。
　　在信仰和梦幻之间，诗人是炼金术士，大师级的诗人往往能点石成金。我们很多诗歌写作者对这个世界悲伤的拯救和对世纪末无奈的回望以及对人体自身温情的揭露，也许仅仅是对人类良知和终极关怀以及困惑中道德虚弱的求证。但诗人毕竟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命名者，是人世间苦难与欢乐的歌唱者。一次真正的写作，是对人与事的回忆与冥想，是与缪斯的邂逅与恋爱，是灵魂的倾诉与吟唱。“诗歌吃的是思想、感情、冲动来养活自己。”（罗伯特・邓肯语）那么是谁点燃了接近死亡之海彼岸的渔火呢？当然只能是诗歌写作者，而不是别的什么写作者。
　　在不断大众化、资讯化、娱乐化的社会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乃至消失。现代人写作的诗歌是口头语言传播时代和文字印刷时代的产物；当代人在二十一世纪写作的当下诗歌也不例外，它不属于视听时代，更不属于网络时代。但诗人终究是“诗”、“人”，他点燃的是自己，是自己的青春，是自己的爱情，是自己的欲望与激情，是自己的痛苦与欢愉，是自己的死亡与再生，他的生命随着那堆渔火的焚冶而自然提升。有朋友问我：诗人是怎样的职业？诗人靠什么维持生计？我的心在流泪，在淌血。一位罗马尼亚诗人鲁・布拉卡在《诗论》中替我大声答道：“别问诗人是什么职业，这是对他的侮辱。如同你问太阳和月亮是什么职业一样，这也是对它们的侮辱。”诗人是靠语词与意象来填饱他的胃，是靠热情与信念来充实他的脑，是靠流浪与梦游来行走他的路……�入我们的心灵深处，掘进我们的生活源泉，我们就找到我们自己应有的位置，我们就会爱上我们钟情的缪斯，并最终与她结合成为眷属。
　　刘洁岷（《江汉大学学报》副编审）：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对诗之“好”的标准探求不但不是一个伪问题，而且兹事巨大――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或标准混乱的行业是没有前景的。新诗九十年，诗歌的成就很大，好诗琳琅满目，汉语新诗的经典已被写出，特别是朦胧诗以来，汉语好诗的“国库”得到了大量的充实。新诗才九十年，其诗学建设尚不成熟，因为新诗是用现代汉语的普通书面语言、口语甚至当下方言作为“材料”在写作，所以我们常常误以为谁都能“懂”得如何鉴赏与批评――这也是新诗诗教缺失的后果――其实以古典诗歌的标准或外语诗歌的标准以及以新诗中低品质诗歌为范本来衡量新诗，都是非常容易混淆视听的误区。如此，我们是否应暂且将“好诗标准”转化为如何能够做到对新诗的准确、清醒、硬朗的鉴赏与批评？望我们的专业或即兴的新诗批评家就像一个普通诗歌作者对待自己的作品那样，要经常怀疑、修改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地对自己的偏见、陋见加以掩饰，让自圆其说成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标准的分类有多种，一种是个人的标准。每一个新诗的合格写作者都必然有自己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南”，大到对国家、制度、宗教的认识，对人生、生活、环境的态度，小到对情感色彩的处理、修辞手法的择此避彼等；一种是相对公共性的标准。――好诗标准的难点也在于此，它的另一些表现形式，如新诗的刊发、评奖、选本等往往为人诟病也缘在于此。与此相关，我个人对将屈原、海子等演绎了“诗人之死”的诗人列为“最”而预设的诗歌等级秩序有着谨慎的疑虑，虽然我一直认同好诗背后的价值追求。我希望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在统一与差异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新诗秩序。事实上，当代优秀诗人的工作在继续，他们在新诗构造形式的鲜活性、稳定性与感受内容的多样性、自由性之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比较有效的文本，但众声喧哗，好比我们半夜来到一个大学低年级男生的宿舍，话题是什么是“女人味”，天快亮了我们也只得投票决定，好蒙头睡觉。
　　沉河（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我们有过无数的好诗标本，它们在《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里。我想好诗的标准应该来自于那些好诗的标本里。我不是一个研究者，我乐意成为一个感悟者，因此，我无法用几句话对一个标准进行一个概括。我心目中的好诗只是一个比喻：它是鸟，而不是飞机。它像鸟一样尽管种类繁多，但都是自然的，生长的，来自于一个伟大的进化传统的。它有一颗跳动的心灵；有血有肉，知寒懂暖；有可以扇动的翅膀，上遨游于天空，下潜行于大地；有变化而节奏分明的悦耳声音。它像鸟一样，而不是飞机，不是一堆冰冷的钢铁，不是制作精密技术繁复的实用工具，不是方向清晰、目的明确地飞行，也不是巨大的轰鸣。当我们讨论好诗的标准时，仿佛在分析一架飞机的构成。而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在解剖一只鸟，我们无论解剖得多么深入细致，都无法彻底明白一只鸟飞翔的秘密，无法明白一只鸟歌唱的秘密，更无法确知一只鸟的飞行方向。好诗是一只只鸟，因此才有人喜欢喜鹊，有人喜欢乌鸦。它们都是好诗歌。但如果有人也喜欢飞机，把飞机也当作一只鸟，此人就非我同道也，只能让我敬而远之。
　　黄斌（《湖北日报》出版部主任）：古人说，诗无达诂。看来，给好诗定标准，是件困难的事。就笔者所知，杜甫在《赠郑十八贲》中有言：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看来，杜甫是标准的赞成派。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对为文为诗的一般的意见，都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所谓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杜甫的这个标准，想来也是诗人体贴得来。他又在《戏为六绝句》中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这句话体现了他对审美法则的历史性的尊重。也就是说，杜甫不仅认同标准，而且认为标准具有历史性或时代性。所谓当时体，即是指某一特定时代下的体裁或风格，会消逝而不再为后世准绳。可见，标准是动态的。另外，标准也是有层级的。在杜甫的给郑贲的“诗家一标准”的赞语中，看得出他的赞扬是有保留的。这句诗的意思不外是说，他通过读郑贲的多篇诗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郑文写得不错，是衡量诗家的一种标准。杜甫赞扬优秀的诗人，如李白，就不吝文辞了，如，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无敌、不群，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景仰，有唯一的诗人的意思。因之，杜甫的诗学，看来是层次分明：有迈入的门槛，也有最高级，是一组标准。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还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思是吾师。这，是为了达到好诗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了。这也说明，杜甫不仅认同标准，还认为诗歌中有江湖骗子式的伪体。达到好诗的路径是先去伪存真，亲近中国诗歌的风雅大传统，不执著于某种风格或趣味，打开视野、勤于思考，才是值得师法的。杜甫的这些意见，自然也是我们思考新诗标准的思想资源。
　　阿毛：就我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经验，我认为新世纪以来，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诗艺纯熟却不着痕迹，语言有陌生感和爆发力：我越来越坚信，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诗人的心里流出来的。这样自然流泻的诗句，携带着新的秘密的元素，让人觉得既有陌生的素质，又亲切、自然、直接。亲切、自然、直接的口语落在诗里，它们令诗歌有呼吸、有体温、有直感和质感……让诗歌产生一些陌生感和爆发力，收到意想不到的美感。当然，这样的诗歌的诞生，仍然得益于诗人的非凡诗艺。
　　心怀大爱与悲悯；饱含朴素与圣洁的情感、理想：雷平阳的《亲人》、李小洛的《省下我》、宇向的《圣洁的一面》等诗歌，都有这个特点。
　　对时代、现实及相关事物关系的揭示：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都具备对时代、现实、写作素材的灵敏度和认知、把握能力，但是如何把现实生活经验成功转换成诗，如何让诗揭示现实生活及其相关事物的关系，却只有极少数的诗人能够做到。优秀的诗人把它们写成了优秀的诗，而拙劣的诗人却只是把它们处理成诸多的素材或流水账。
　　给人以震撼，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诗：一首好诗往往能让人内心有通电的感觉、遭雷击的感觉，让人产生巨大的喜悦或深深的隐痛。
　　当然，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并非一定要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具备其中两三条也足够优秀了。但是第一点，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因为诗歌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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