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相符教授]怀念王明居教授
时间：2019-02-19 05:35: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初识李先生 1944年，日寇向西南进犯，四川大学的学生们都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秋季开学后，教育系四年级学生吴祖型提议办了个《时论剪贴》壁报，由他搜集报刊资料，我到学校生活管理组去办理了登记手续。壁报贴在办公大楼右侧，很受同学们欢迎。这时，校长黄季陆提出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学习美国的民主，由同学们自由竞选自治会理事。我们史地系的同学黄光表鼓励我参加竞选，并帮我写了竞选声明。竞选结果，达凤德、何富华、李景春和我当选理事。
贵州独山失守，四川震动，群情激愤，抗日怒潮高涨。一天晚上，我从华西坝回到川大，同学赫思义告诉我，当天下午，身兼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黄季陆校长为安定人心，在书库三楼学术报告厅召开教授会。思义闻讯去旁听，见到森林系教授李相符，蜡黄的脸，好像有病，但说话却很精神，他在会上激动地说道：“政府把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当局还在那里粉饰太平！政府应该立即武装人民，依靠群众，挽救危亡！”他的慷慨陈词，表达了爱国教授们的心声，大家都报以赞赏的目光。弄得黄校长尴尬收场。
李先生是地下党员，川大学运实际的直接领导人。这是我加入秘密组织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简称民协）后慢慢察觉到的。他非常善于发动群众，通过民协，打开了学运工作的局面。可以说，李先生对历次学生运动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5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们在铮园4号李相符先生住宅的阁楼上成立了民协川大干事会。此后，民协川大干事会开会或碰头研究学运工作都在这里，一些宣传品也在这里抄写。
秋后，凤德告诉我，李先生说，凤德和我都暴露了，国民党会追查我们的政治背景，李先生决定让我二人参加民盟，让他们查到我们是民盟，以掩护秘密组织民协，李先生已和民盟省部主委张志和谈好，叫我们直接去他家里办入盟手续。
我在铮园4号门口，碰到过华西坝的学运领导骨干王煜（宇光，金陵大学）、李中（慎之，燕京大学）、陈鼎文（金陵大学）一道骑自行车来找李先生。我意识到，李先生不但是川大学运的直接领导人，也是成都各大学学运的指导人。
“援昆事件”
1945年12月1日，昆明武装军警和特务冲进学校，杀害了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在公路上舍身阻拦军官不让其向学生扔手榴弹的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当场壮烈牺牲。
消息传到成都，各校师生悲愤填膺，奋起声援。民协川大校干事会决定，于12月6日下午2时在书库三楼学术报告厅召开“声援昆明惨案反对内战大会”。由民协组建与领导的进步社团，联合贴出通告，欢迎同学们参加。川大的反动分子也蠢蠢欲动，中午贴出了惊人的标语：“今日午后二时共产党要在书库三楼丢炸弹！”妄图以恐吓阻拦中间同学到会。一时气氛十分紧张。然而，这种伎俩反而激发起许多同学的义愤和勇气，更加踊跃参加。
下午2时，李相符和陶大镛两位教授凛然来到会场，与前排同学们坐在一起。
在听西南联大校友报告惨案经过时，大家悲愤蕴藉，会场一片肃穆。
李先生应邀上台时，双眼已经噙满泪水，他稍停片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方才开始说话：“抗战胜利了，我们不能笑，难道连哭的自由都没有吗！”这句话本来已有千钧之力，但仍未表尽先生悲愤之情，他接着又在讲桌上猛拍了一掌，茶杯都震倒了，泪水也夺眶而出！
李先生讲出了同学们的心声，大家心中郁积的悲愤之情再也控制不住，全都激愤异常而失声痛哭！
3天以后，12月9日，是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0周年纪念日，我们川大1000多同学整队到华西大学体育场参加全市大中学生数千人的声援昆明惨案反对内战大会，《华西日报》主笔杨伯恺等上台发表反内战演说，会后进城游行，川大教授李相符、陶大镛，燕京大学教授沈体兰，金陵大学吴耀宗，华西大学加拿大籍教授文幼章、英籍教授韩博能，川大附中教师牛平青，地方爱国人士、民盟成都市分部主委、成都各界反内战委员会主席范朴斋等参加了大会和游行。
这些名人不怕风险，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和学生们走在一起，不但给同学们很大的鼓励，而且给地方父老及社会各界的影响也非常大，大家倍感这次游行的分量。八年抗战以来谁不渴望和平建设国家。当看到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两代知识分子并肩走上街头，深感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国人均当同呼和平民主以自救。这次反内战运动，在川大学运史上称为：“援昆事件”。
反动派为了转移群众反内战的视线，镇压反内战运动，借故发动反苏游行，川大国民党和三青团搞的反苏游行，只纠合了100余人，进城后中途就逐渐散伙了。他们不甘心失败，还在蠢蠢欲动。
与我同为学生自治会理事的同学达凤德根据李先生的策略部署，对我说：“我们应该采取守势，不要个人行动突出。”但同校的一位同学李实育，十分信奉儒家和佛学的大仁大勇精神。清早仍然带领同寝室的几位“义锋社”同学到高年级同学住的一宿舍去贴宣传品，二楼上是特务和反动分子集中的地方，他们是有准备的，立即跑下来撕毁。老李见状喊打，遭到对方的围殴。我和同寝室的文笔会员熊章衮从二宿舍出来去吃早饭，突见老李被追赶过来，急忙上前营救。李实育回寝室后，对方又跑到寝室来栽赃陷害，说他在游行时呼喊了东北自治等口号。
为此，我直接去向李先生报告情况。先生对他们的反动暴行很气愤，对我说：“把你们的人团结起来跟他们干嘛！”我当即联络同学，保护李实育。又骑着他的焊接过笼头的旧自行车到校外呼吁声援。但反动派仍以“危害国民罪”将李实育逮捕下狱。因老李是民盟盟员，李先生就亲自找到民盟成都市分部主委范朴斋商量营救办法，并安排盟员唐渐逵律师作辩护律师。李先生拟了一份参加游行的6位教授的联合申明，证实李实育在游行时没有呼过东北自治的口号。由他率先签名，我再拿去找川大陶大镛，华大文幼章（加拿大籍）、韩博能（英国籍），燕大沈体兰，金大吴耀宗等5位教授签了名，拿回去请李先生看过，再按他的吩咐送去给唐律师，作为有力的辩护证据。经过多方努力，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民盟主席张澜在会上要求释放爱国学生李实育，实育终获自由。我和他哥哥去监狱门口接他出来，一起去照相、理发。
“三教授事件”
川大的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向置身反内战运动前列的李相符、陶大镛、彭迪先三位教授发动了诬蔑攻击，企图借此打击进步力量，扑灭反内战怒火。
当时的川大图书馆是一座有宫殿式屋顶的丁字形建筑，地处校园中心位置，一楼是校长办公室和各行政机构办公室所在的行政中心，二楼左右两间是大阅览室，尾部是书库，书库三楼是学术报告厅和大教室，大楼东西两边墙壁，是同学们经常张贴各种壁报的地方，被称为民主墙。
1946年3月12日，在川大图书馆大楼前学校布告牌东侧，突然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篾笆牌子，上面张贴了用细麻布裱糊的大型壁报，字大、文俗、编排紊乱、颜色墨绿，气派极为不正。刊头题为《新民主》，发行人“张滥”，主编“狸像狐”、“逃达蓉”、“盆地现”――明显是用谐音影射丑化民盟主席张澜和李相符、陶大镛、彭迪先三位爱国进步教授，造谣污蔑他们“吃卢布”，主张所谓“东北自治”、“出卖祖国”，肆意进行漫骂攻击。并按旧时杀人布告的格式，用红笔在每一位教授的名字上划一个红叉，旁边写一“戒”字，以示枪决之意。
三位教授闻讯后，一同去找代理校长叶�教务长（校长黄季陆到南京开会去了）报告，叶代校长也很生气，当天傍晚亲自带领员工去把那壁报连同篾笆一起撤走了。
不料，次日图书馆大楼民主墙上又出现一些标语，说壁报“被匪徒劫掠”。
14日上午，特务们甚至伪造了一份所谓“李相符启事”贴在民主墙上，内容是关于东北主权的错误言论，又随即贴出一张批驳的大字报。借此污蔑李先生“卖国”，企图挑动不明真相的同学，围攻李先生，将他赶出学校。
三青团头目，特务马云声、段新典、王用栋等在那里自买自卖，叫嚣吵嚷，取出相机照相，引来一些同学围观。
孙跃冬和蒋鼐两位同学见状赶忙去铮园4号向李先生汇报了情况。李先生请叶代校长一同前去查究。叶代校长命员工们将那些伪造的“启事”和批驳全部撕掉，特务们竟掷泥石打员工，叫嚣：“叶教务长妨碍我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一时秩序混乱。叶代校长勃然大怒，和李先生一起走上大楼门前的台阶，高声讲道：“我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此种卑劣行为甚为愤怒！”并向围拢来的同学们讲明事实真相，告诫肇事者不准伪造文书，混淆视听，污辱师长。
聚集在台阶上下的同学已越来越多，约有三四百人，二楼两边大阅览室的窗口也挤着一些同学向下观望。那几个跳梁小丑上窜下跳，企图煽动同学。
进步同学纷纷走上台阶，挤在前排保护李先生。罗承云转过头去以不屑的口吻责骂那几个小丑是“领双公费的”，讽刺他们除了在学校公开领战区学生膳食津贴外，又在下面领特务津贴。燕京大学学运领导骨干陈鼎文是个北方大汉，恰好来找李先生，见此情景，挤上台阶，雄赳赳地挺立在李先生背后，充当起李先生的近卫。
叶代校长义正词严地讲完后，群众安静下来，李先生从容不迫地讲话了，他说：“同学们，大家看见了，一张所谓李相符启事墨迹未干，批驳这张启事的声明几乎同时就贴出来了，难道我自买自卖，自己批驳自己吗？若是我的启事，应有我的亲笔签名和印章，听过我讲课的同学们，对照一下我写黑板字的笔迹，不就可以证明那张所谓的启事是完全冒名捏造的吗？”
李先生当众讲明了他对同学们争民主、反内战的光明磊落的支持态度，强调这是任何造谣中伤都动摇不了的。李先生最后表示，他要将这种伪造启事的阴谋，揭露在3000同学的面前。台阶下的同学大声鼓掌表示赞同。挤伏在二楼东西两间大阅览室窗口的同学中，教育系四年级同学周应培（川东地下党员）振臂高呼：“打倒特务！”“特务退出学校！”下面的同学也跟着高呼起来。
肇事的特务和反动分子来势汹汹，但在李先生据实说理、撼动人心的演说之后，受到同学们的谴责，只好悄悄地溜地走了，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后，民主墙上陆续贴出了川大各进步学术团体的声明、壁报，和一些同学用个人名义写的大字报小字报，表示支持三位教授，谴责肇事者。《华西晚报》报道说：“川大发生了冒名造谣的事件后，男女宿舍都在痛骂特务。”
三位教授分别在自己讲授课程的时间向前来听讲的同学们宣布即日起罢课，说明将向学校强烈要求开除那几个为首污辱师长的特务学生。同学们不但表示理解，并准备联名向学校请愿。经济系进步教授黄宪章、张先辰（民盟盟员）也公开表示与三教授共进退。
接着，全校60多位教授和大多数系主任签名上书学校当局，谴责肇事学生，提出“尊师重道”，要求维护三教授的师道尊严。
3月22日成都《华西晚报》头版以《李相符等受辱案/川大师生提抗议/纷函黄校长要求严惩肇事学生》为题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报道。
“成都市各大学教授联谊会”公开发表宣言，声援川大三教授，谴责反动分子。该会由各大学名教授组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给川大校长黄季陆的压力也不小。他赶回学校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处分肇事学生。参与谋划的训导长和特务教师，暑假后也溜走了。
这次斗争，我们称为川大学运史上的“三教授事件”，它成为川大学运的转折点。通过此次事件，广大学生看清了反动分子的真实嘴脸，知道了谁才是真正代表真理与正义的人。不少曾处在中间的同学开始向进步阵营靠拢，积极参与到学运中来。
在抗日民主斗争的前列
成都的民协，就是在李先生指导下成立起来的。
1944年暑假将开学时，李先生约请川大和华西坝的进步学生十多人，一同郊游到望江楼河对面乡间光华大学刘洪康教授（二位教授是留日同学）的住宅处，在刘教授的客厅里，李先生谈到了抗战形势，指出日寇进犯西南，中国学生素有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成都各大学需要开展宣传工作，团结同学，组织起来，积极投身抗日民主的斗争。10月初，各大学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十几人在北城寺庙文殊院后园聚会，李先生出席指导。大家一致认为，日寇进逼，群众抗日情绪高涨，需要有组织领导群众斗争，酝酿成立一个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革命学生组织。10月15日，在英籍教授哈兰德住宅集会，在李先生指导下，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
10月31日，成都市女中将学生交的好白米倒卖，换成了劣质的平价米给学生吃，激发了学生自发的反腐败斗争。市长余中英支持警察局长方超率领大批警察镇压学生，致使学生被殴致伤30余人。女中学生到各校哭诉，极大地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11月7日，民协决定在华大操场召开各大中学生声援市女中大会，会后进城游行。李先生出席指导，指出方超是军统特务，应重点打击。11月11日，民协发动大中学生数千人集会后到城里示威游行，抗议警察暴行。队伍走到春熙路北段和总府街交叉口处时，有的同学甚至把抗议标语贴到了警察背上，面对愤怒的学生队伍，警察也不敢再打人了。
李先生还通过民盟的关系，动员驻守成都的川军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派兵，在华西坝集会会场周围和游行队伍行经的沿途守卫，保障学生安全。李先生还联合社会名流如叶圣陶、沈志远、马哲民、杨伯恺、黄药眠等52人在《华西晚报》上联名发表《慰问市中同学书》，进行声援。通过这次斗争，余中英和方超都被迫下台。事后，民协在西郊王家花园开会总结市中事件的经验，李先生应邀参加指导，大家还讨论了如何巩固这次斗争的胜利和扩大民协组织的问题。
李先生在大力领导成都学运的同时，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并让这两方面的活动互相支持配合，更有力促进成都抗日与争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
1941年3月，周恩来派华岗到成都做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华岗将要赴昆明长期做龙云的工作时，安排李相符在他走后继续与刘文辉等联系。
李先生约请杨伯恺、马哲民等进步教授一起与刘文辉商量，成立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唯民社成立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由刘文辉的驻蓉办事处主任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分管宣传，李相符分管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30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唯民社成立后，主要通过开展进步文化工作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创办《大学月刊》和《青年园地》，为争取学术自由，宣扬抗日民主，对成都澎湃一时的学生运动，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其中《青年园地》由李先生任社长。这些刊物都是由刘文辉出钱，主编和作者都是学术名流，使国民党感到非常棘手。
1944年秋，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允许用个人名义参加，李先生以教授身份入盟。刘文辉也于1944年秋经张澜介绍，被秘密吸收为盟员。李先生入盟后，便介绍唯民社成员均加入民盟。唯民社成员都以民盟盟员身份活动以后，唯民社便停止了组织活动。
李先生在民盟省支部分管组织，他将他领导的民协的学运工作和民盟的组织工作与民主运动很好地相互配合，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斗争。他亲自介绍一批民协骨干参加民盟，既增强了民盟的青年进步力量，也同时掩护了秘密组织民协。在学运活动中。民盟与民协密切合作，并肩战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回忆当年在成都的斗争岁月，李相符教授往往都是事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英勇的革命精神、明智的斗争策略、大义凛然的高尚风范，无不让我们感佩难忘，
最后的印象
1946年暑假，黄季陆校长到铮园4号找李先生，说他是共产党，劝他离开学校。李先生随后去了重庆，与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取得联系，吴玉章安排他向即将赴成都领导地下工作的马识途介绍了成都情况。李先生则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南京民盟总部工作。
这年秋季开学，我回到学校后，民协负责人卢昌邦找到我，要我护送李师母去南京李先生那里。并说：“你是老民协，到那里后，李先生会介绍你去解放区的。”我很高兴能接受这个任务。遗憾的是我被查出患了肺结核病，要卧床休息，没有走成。
1953年春，我去北京列席民盟中央一届七中全会。我到和平宾馆李先生住的房间去看他，李师母也在。我向先生和师母汇报说，我1949年在雅安地区做民盟地下工作时，与杨汇川结了婚，她是川大皇城时代的学运骨干，近年是民盟妇女骨干，大我6岁。先生和师母都熟悉她。听我说到年龄时，先生笑了，取笑说：“你是小女婿！”师母也笑了。
1962年，我将回忆川大学运的初稿《哭的自由都没有的时代》寄去请李先生阅正，先生回信鼓励我说，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今天的青年需要这方面的教育，并说：“我的总括的意见是应多写些表现群众的力量。特别像你拟写的‘三教授事件’，应该说没有群众力量，我们在那次就会遭到惨重的打击。”
没想到，1963年，李相符先生就因溶血性黄疸病不幸去世，终年仅58岁，给我们这些学生们留下无限的感慨和无尽的怀念。
责任编辑 村 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