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传【寻找戴季陶之墓】
时间：2019-02-21 05:37: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出生在四川广汉,既是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戴季陶的灵柩从广州运回成都安葬。1952年后,其墓几经迁移。20世纪90年代初期,蒋介石之子蒋纬国托人到成都寻访戴季陶之墓,过程亦颇为波折。戴季陶坟墓的迁移、寻找过程,有的是我亲历的,有的系长辈们回忆讲述,如今把它写出来,希望能揭开这段尘封的秘史……
国 葬
戴季陶是我外公的四弟,从小跟我外公在成都读书,在他16岁时,外公变卖老家田产,送他到日本留学。从此,他步入社会,终成风云人物……
1948年,蒋介石多次劝请戴季陶同去台湾,戴季陶都明确拒绝。1949年,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授意,邀请戴季陶到广州小住,意图再行劝说。戴先生当时住在东园宾馆,我父母带着哥哥、姐姐随考试院机关搬迁到广西梧州时,路经广州,还去看望了他。那晚,戴季陶和我父母讲了一夜的话,第二天早晨分别时,他还将我父母送到园门,并赠送给我姐姐和哥哥钢笔,嘱咐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后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可当我父母还在去梧州的船上,就传来戴季陶病逝的消息,父母悲痛欲绝,不明白四叔怎么会突然离开人世。
1949年2月13日,成都的《新新新闻》发表了《党国元老戴季陶昨晨病逝广州,于院长行前病榻执手诀别》。戴季陶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立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灵堂正中横悬蒋介石的挽联“痛失勋星”,14、15日在广州举行了隆重的公祭。15日祭奠完毕后,由戴季陶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乘专机回成都。据当时的《中央社》报道,戴季陶灵柩运回成都,“全市民众闻讯,至为悲悼,下半旗致哀”。在机场,各界代表向戴季陶灵柩行了祭礼,读了祭文。随后,灵柩被运到文殊院暂时停放。
戴安国护送完父亲灵柩,先是赴宁波溪口,和住在那里的蒋介石商议父亲后事,然后赴重庆,将停放在那里的母亲纽有恒灵柩运回成都,和父亲合葬。
蒋介石于3月31日颁布命令:国葬戴季陶。4月3日,是戴季陶举行国葬的日子,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均下半旗致哀。在成都文殊院左殿灵堂,国民党中央委员居正、朱家骅等代表中央党部致祭,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代表四川省政府致祭。礼仪后,哀乐响起,灵柩出殡,葬礼极为庄严隆重。前方开道的是持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的骑兵,后面的送殡队伍长达数里,天空有飞机翱翔,散发传单。送殡队伍经过处,市民夹道相送,街口交通均被阻塞。出殡路线由文殊院经商业场、春熙路、东大街、西御街,出新西门至枣子巷,下葬在戴家花园――戴季陶的母亲就葬在这里。
迁 移
转眼到了1949年底,成都解放。1952年,新政府派人到枣子巷戴家花园掘出5具棺木,正是戴季陶的母亲、戴季陶本人、戴季陶夫人、戴季陶二嫂和侄子的棺木,人们用架子车把棺木拉到当时的远郊罗家碾,重新埋在河边的竹林中,竹林后面是乱坟坝。当时,我母亲每天都要悄悄去察看。一天傍晚,母亲捡了几个大石头埋在戴季陶坟前,作为标记。每年清明节,母亲都要和父亲去看一眼,在心里默默悼念。父母每次回到家,都会感慨万千,想当年举行国葬是那样轰轰烈烈,而今被埋在乱坟之中,竟连块墓碑都没有。
时间一年年过去,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因曾是戴季陶的医生,母亲是戴的侄女儿,双双受到审查。父亲被扣上“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关在牛棚一年多,受尽折磨。其间,父母自身难保,无法再偷偷去照料戴季陶之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母一直在等待时机,想修葺一下戴季陶的坟墓。可当他们再去罗家碾寻找戴季陶之墓时,发现那一带变化很大,以前的房子拆了,地开出来种了菜,竹林被挖掉了,原来的坟地平了,以前埋的石头也没了踪影。那5具棺木去哪里了呢?母亲精神恍惚地回到家里,痛心疾首地向我们诉说起来。此后,她常常去罗家碾一带寻访,希望能找到戴季陶棺木的下落。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枣子巷戴家花园原址要扩建中医药大学。挖地基时,发现了戴季陶母亲的墓碑。墓碑高两米,厚一尺,约有一吨重。墓碑雕刻得很精美,上方是多朵云彩,中段是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戴母黄太夫人之墓”,左侧有“世家子蒋中正”的字样。我们闻讯赶去,对墓碑做了拓片保留。我们认为墓碑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文馆所。文馆所的人来查看后,说墓碑太重,就算用大吊车吊出来,也没地方存放。最后只好放弃,埋在了新建楼房的地基下面。
寻 找
1990年2月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向我们了解戴季陶墓地的情况。母亲开始不敢说,公安局的人就向我母亲解释了寻找戴墓的原因。
原来,台湾的蒋纬国先生托他在黄埔军校最好的同学李赣驹帮助寻找戴季陶之墓,并附书信一封,信中讲到,如果墓地被占用,他愿出资买下,重新修建。李赣驹请求上海市公安局配合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到成都后,才知道墓地早已搬迁,根本不知去向。他们通过民革四川省委打听到我家,随即来向我们了解情况,并说这件事不能向外透露,是保密行动。母亲告诉了他们墓地的情况,说如果向当地人打听的话,说不定能找到戴季陶遗骨的下落。
不久,我家又来了一位四川省公安厅的同志,说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回去汇报了情况,有关部门决定让四川省公安厅协助寻找戴季陶之墓,鉴于情况特殊,可在小范围内向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
从1990年2月17日到3月5日,我们和上海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民革四川省委的同志一道,多次到罗家碾走访年长的社员,请他们回忆1952年5口棺木拉到这里安葬的情况。70岁的鲍大爷回忆说,当年确实有5具棺木从枣子巷迁到罗家碾腊家巷,听说是考试院戴院长的。社员王西正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改田平地,队长喊他带领一伙人开垦坟地。挖开墓地后,有两口棺木保存得很好,就抬起来迁到河边埋了。其中一口棺木很大,是红漆棺盖,棺身是黑色,里面一男尸,身穿黑绸衣服。其余3口棺材已腐朽,无法挖出来,便就地扒土深埋。
1990年3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和四川省公安厅的同志一起到罗家碾找到知情人了解情况,并录音、录像。3月2日,他们又来到我们住的四道街34号和戴季陶曾住过的四道街40号、41号,吉祥街新一号录了像。3月3日,经上海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统战部、民革四川省委共同研究,决定立即秘密开棺拾遗骨,因为再过一周,罗家碾一带就要填河开渠,在河滩上修马路了。
3月5日一早,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在成都的戴家后代一同来到罗家碾腊家巷,组织农民挖掘。整个过程由上海市公安局的赵同志拍摄录影。
上午10点,挖掘工作正式开始。挖掘队的民工根据王西正的回忆进行挖掘。河滩上石头多,挖了很久都没有动静。正在大家焦急之时,挖掘队在河湾旁挖出了第一堆遗骨,紧接着又在1米远的地方挖出了另一堆遗骨,头盖骨完好。共挖了3米长,再没有发现其他遗骨。
中午吃了饭,大家休息片刻,下午继续挖掘。在河坎小路旁、竹林里,又陆续发现了一些遗骨。到下午4点,锁定的地点全部挖掘完毕,挖出的遗骨中有两个头盖骨完好,一个头盖骨分裂。我们把遗骨大致分为5堆,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簸箕内,用红纸写上名字,排成一排。待赵同志录完像,我们又将遗骨一一装进塑料袋里,然后由挖掘队队长王西正、我的母亲和表哥戴孝密确认后,将5个小袋子装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放上警车,运送到四川省公安厅保存。后来,公安厅为确认遗骨,还将一份骨骸送到华西医科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是性别、年龄、身高均与戴季陶本人吻合。
5月初,表哥戴孝密得到台湾蒋纬国先生的电传,他听说找到戴季陶的遗骨非常高兴,建议将戴季陶和他夫人的遗骨迁到浙江吴兴故居安葬。当时,四川方面很想把戴季陶的遗骨安葬在四川,我们这些戴家后代也希望其遗骨留在成都,方便祭拜。我们多次带信到台湾,多次和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台办、民革四川省委协商,说明把戴季陶遗骨安葬在成都的理由。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戴季陶死后从广州送回成都安葬,就是想和自己母亲葬在一起,成都有戴氏家族,而浙江已无后人。
1991年6月9日,蒋纬国先生派其代表祝康彦先生来成都和戴季陶亲属见面。见面会在实业街的省台办小礼堂举行。祝先生说:纬国先生对找到遗骨很高兴,他的意思是第一步将遗骨火化,黄太夫人及其他亲属的骨灰,最好在成都找个庙子存放。对戴老先生及夫人的骨灰,纬国先生很尊重大家的意见。这次我来成都,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商量好。纬国先生不好出面,因为他现在不姓戴,姓蒋。
当时,我的母亲、大表哥、七舅妈再次陈述了希望将戴季陶及其亲人骨灰安葬在成都的理由。祝先生听后,说:“这样也可以,明天就按你们讲的到昭觉寺去看看,能否在那里寄放骨灰和修墓。如果行,我们就把遗骨火化了,先存放在那里。”
第二天,祝先生在相关人员陪同下来到昭觉寺,和清定大法师商谈戴季陶及其亲人骨灰安葬一事。清定大法师曾是黄埔军校学员,和戴季陶有过师生情谊,此事很顺利就谈妥了。
6月11日,戴季陶及家人的遗骨在成都北郊火葬场火化。5具骨灰先后出来,大家依次上前三鞠躬,其过程全部有人录像。祭奠完毕,祝先生将戴季陶的一半骨灰装进一个骨灰坛内,用红绸包好,抱上小轿车,直奔机场去了。其余骨灰,由我们亲属和四川省台办有关负责人一同奉送到昭觉寺,存放在寺庙内。
安 葬
祝康彦先生把戴季陶骨灰送回台湾交给蒋纬国先生,他在家闭门祭奠了3天。祭奠期间都吃素,不会见任何客人,在自己的小客厅里翻看戴季陶的著作和照片,观看在成都寻找墓地的录像。
1993年5月,四川省台办杜主任到香港,与祝康彦先生就戴季陶先生的安葬问题进行了磋商,祝先生代表蒋纬国先生全权委托四川省台办在昭觉寺内修建安葬戴季陶先生的墓茔。杜主任回到成都,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我们,要我们协助办理相关事宜。6月1日,在昭觉寺举行了破土修墓仪式。
1993年11月27日,戴季陶夫妇的骨灰在昭觉寺下葬。戴家亲属来到存放骨灰的大殿前,将装有戴季陶和夫人的骨灰坛取出放在供台上,祝先生从提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精美的骨灰盒,里面装有戴季陶的另一半骨灰。祝先生将骨灰盒捧到供台上的骨灰坛旁边,打开骨灰盒的盖子时,我们看见里面的骨灰是用国民党党旗包着的。祝先生迅速将骨灰坛内装的骨灰放进骨灰盒里,装好,盖上盖子。然后由从东北特意赶来的戴季陶孙子戴定远抱着骨灰盒,祝先生抱着戴季陶夫人钮有恒的骨灰盒,来到新修建墓地塔前的供桌上放好,祝先生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幅横幅挂在供台前,上面写着“唯心是佛”4个大字,落款为“蒋纬国”。接着,他又从提包里拿出两面国民党党旗放进骨灰盒内,盖在骨灰上面。
上午10点,安葬仪式正式开始,昭觉寺20多名佛门弟子身披袈裟,手敲木鱼,口诵经书,站立在灵塔两旁,为亡灵超度。念经声中,戴季陶的亲属们下跪叩首,起立祭拜,点烛上香,献花祝愿。佛门弟子将骨灰盒放进墓碑内,工人封好墓,戴氏后代又逐一在墓地跪拜。
从寻找戴季陶遗骨到火化、下葬,历时3年半,戴季陶及其亲人的亡灵终于得以安息。
(压题图:戴季陶五十大寿时,全家聚会,二排正中为戴季陶。)(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