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凄美爱情小故事 [电话中的凄美之爱]
时间：2019-03-09 05:41: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同病相怜，距离千里结为姐弟 一天晚上，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一民居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李梅拿起话筒，温柔地说：“您好！” 李梅是个秀外慧中、相貌端庄的姑娘，但肘关节像锈蚀般僵弯着，以至于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只能躺在炕上。由于手够不到耳朵，她在话筒上绑着筷子，借助筷子把话筒送到耳边。那天，她给黑龙江广播电台的热线直播栏目打电话，说自己想学编中国结，问哪里可以买到有关的书。她还跟主持人讲了自己的故事。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她就接到几位好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人告诉她在哪儿能够买到那些书，有人向她推荐药物和偏方。
这次，话筒里传出轻弱而低沉的男声。对方自我介绍说，他叫孙兴利，曾是密山地区兴凯湖农场的小学教师，三年前被风湿病撂倒，如今两膝僵弯，肌肉萎缩，丧失了自理能力。他向李梅推荐一种药物，说这种药物他曾经服过。
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彼此都需要关爱，他们之间的隔膜像春风中的冰雪渐渐消融。李梅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孙兴利。
25年前，她才7岁，是健康的女孩，聪明伶俐，活蹦乱跳。背着书包上学时，由于个子矮小，她被安排坐在第一排，靠着门窗坐。冬天的西北风像无数条将要冻僵的蛇，拼命从窗缝、门缝钻进教室，教室里的炉火却经常被淘气的男生浇灭，结果她的手脚冻得红肿，像猫咬似的疼痛。小学毕业时，她的四肢开始变形变僵，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她家六口人，全靠父亲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根本挤不出钱来给她治病，她只好硬挺着。26岁那年，她的关节腔像被插进了无数把刀似的疼痛，痛得她脸上是泪、身上是汗，最可怕的是，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像蜗牛似的趴在炕上。她曾悄悄藏起父亲的刀片，想用它割断自己的动脉。准备自杀的那天晚上，她对母亲说：“妈，我要是死了，您别难过。我这病，咱家是治不起的。”母亲一听就哭了：“小梅，你死了，妈妈活着还有什么奔头？你的病要是治好了，妈妈死的时候就能闭上眼睛。”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她开始为自己的自私而愧疚：我为什么只想到自己，怎么就没想想妈妈的感受呢？
李梅还说，生育她后，母亲先是患上肠梗阻，继而患上强直性脊柱炎，腰椎弯曲成90度，内脏被挤压成一团，尽管这样，在她病倒后，母亲仍形影不离地照料她。
孙兴利也对李梅说了自己的情况。他父亲是盲人，两年前患上胃癌，为了照顾他，父亲说什么也不去医院治病。父亲死后，他准备用安眠药自杀，还打算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像父亲那样失去光明的人。那天，他一边收听电台的热线直播栏目，一边拨打热线电话，没想到收听到李梅讲述的故事。
听孙兴利说到父亲，李梅泪水长流，因为她的母亲后来患上尿毒症去世了。在那些日子里，她白天对着母亲的遗像说话，晚上搂着母亲的遗像入睡。深夜，她恍惚觉得母亲回来了，对她说：“小梅，你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从那以后，她变了，变得坚强了，不仅学会了洗脸、穿衣、接听电话，而且想学电脑和编中国结……
孙兴利说，他今年32岁。太巧了，李梅也32岁。她一问，得知自己比他大22天。他们不仅同病同龄，而且同样有深深爱着自己的、刚刚过世的残疾父亲或母亲。他说：“我有两个哥哥。”她说：“我有三个姐姐。”他非常羡慕她有姐姐。她便爽快地说：“那就让我来做你的姐姐吧！”
生死相许：生不能相见
死一定相守
见孙兴利一直情绪很低落，李梅劝道：“生活就像镜子，你对着它哭就会看到哭泣的脸，你对着它笑就可以得到灿烂的笑容。你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好吗？”孙兴利沮丧地说：“我有两年没照镜子了，已经没有勇气看自己现在的模样。”她鼓励道：“要相信自己。哪怕所有人都放弃你，你也不能放弃自己。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
每次挂断电话前，李梅都会说：“来，给姐一个灿烂的笑。”孙兴利便对着话筒傻傻地笑几声。她似乎听出了什么：“你笑得很不阳光。再来一次！”在她的引领下，孙兴利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一天，孙兴利说：“姐，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李梅佯作生气：“说什么呢？哪有弟弟这样跟姐姐说话的？”其实，敏感的她早已察觉到孙兴利的感情。哪有女人不渴望被爱？何况她已经32岁。然而，她不敢接受异性的爱，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过去曾有人向她表示过好感，她都拒绝了。如今她更认为，和孙兴利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瘫痪在床。
孙兴利真诚地说：“姐，如果病好了，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李梅揶揄道：“我是老太太，见我干啥？”孙兴利很执著：“你是老太太我也要见，也喜欢。”
第二天早晨，孙兴利早早就往李家打电话：“我不想叫你姐了，想叫你梅，因为我爱上你了。”李梅不知所措地握着话筒，良久，无奈地说：“还是叫姐吧！”电话挂断后，莫名的悔意涌上她的心头，而她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后悔伤害了他的感情，还是后悔拒绝了他的求爱。
第三天，电话像冬眠似的卧在那里一声不响。晚上，李梅睡不着了。
第四天，孙兴利又打来电话：“我爱你，我会用爱滋润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永远等下去……”李梅本想拒绝，嘴里却溜出这么一句：“你会心疼我吗？”孙兴利听了十分兴奋：“会的，会的。我会疼你，会爱你！你是老天赐给我的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就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从不敢奢望走近爱情的李梅哭了，眼泪若霏霏春雨，飘飘洒洒。
恋爱后，孙兴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经常浮现出多年不见的笑容，让母亲和家人万分欣喜。母亲鼓励他勇敢追求爱情和幸福，嫂子跑到父亲的坟前，把这一消息告诉老是为他牵肠挂肚的父亲……
从姐弟变为恋人后，孙兴利对李梅更加体贴入微了。“天热了，家里有蚊香吗？点蚊香时，要开着门窗。”“天冷了，家里有煤吗？有人帮你烧炉子吗？”遥远的关爱让李梅心里荡漾着幸福，有人牵挂自己，有人让自己牵挂，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
一次，李梅打来电话时，孙兴利正对着父亲的遗像伤心落泪。她发现声音不对，不安地问：“你怎么啦？”“没怎么，有点儿感冒。”她焦急而霸道地说：“赶快吃感冒药！如果明天早晨还不好，就说明你没听我的话。”放下电话后，她的心仍然悬着：他会不会服药？他家会不会没有感冒药？她恨自己不能在他生病时给他端一杯水、递一片药，更恨患感冒的偏偏是他而不是自己。
不久，李梅得了一场大病，连续5天高烧不退，体温高达39摄氏度，胸痛得不敢呼吸。她每月的低保金只有70元，而父亲的退休金才300元，她哪里去得起医院看病啊！她觉得自己要死了，便挣扎着爬起来写信：“兴利，如果我死了，你可以难过，但不能自杀。你一定要想法治好病……”
写到这里，她再也抑制不住泪水，泪水打湿了信纸，洇得字迹模糊。她和孙兴利有过生死相许的约定：生不能相见，死一定相守，不论谁先走，都要把骨灰寄给对方，等对方死后合葬。可是，生前还没见过孙兴利一面，没有拉一下他的手，她不甘心哪！她又含泪写道：“我死之后，也许会化为一只小鸟，飞去看你……”
在李梅生病的第五天，孙兴利发觉她的病势很重，说：“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活了。我无法面对没有你的日子……”李梅突然意识到生命已不仅仅属于自己，如果自己死了，他郁闷时向谁倾诉，孤独时谁给他唱歌，哭泣时谁给他安慰？不能死呀，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于是，她请父亲去借钱，把她送进医院。
对恋人而言，相聚恨短，离恨绵绵。而李梅和孙兴利不能相见，只能在电话里神会。有时，他们刚刚放下话筒，又情不自禁将话筒抓在手里，电话费飙升得难以承受。于是，她规定每天通话不超过一分钟。为了充分享受这一分钟的幸福，她将这一分钟分成几次用，每次通话按秒计算。可是，他们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话费还是不断超支。后来，他们发明了一种不花钱的通话方式――用铃声表达关爱。睡觉前，她拨通电话，响两声就挂断，那是说：“亲爱的，我要睡了，晚安！”他回拨，也是响两声就挂断，那是说：“宝贝，睡吧！我会像王子一样守候在你的梦里，让你做个好梦。”为节省开支，他们还像几十年前的恋人那样写情书，常常把写好的信积攒起来，打包寄给对方。有一次，邮件里竟有13封情书！
李梅的二姐在自家附近租了小屋，让李梅和父亲搬到绥化，以便照顾他们。出租屋没电话，李梅和孙兴利将在一段时间内不能通话。出发前，她打电话说：“我要走了。”他情绪稳定，没说什么。但挂断电话不一会儿，他就打电话给她，声音哽咽。她知道他在哭，故作轻松地说：“给我唱首歌吧！”于是，他对着话筒唱起了真挚的恋歌。听着听着，她眼圈儿红了，泪流满面。歌声断了，她难舍难分地说“再见”，不敢多说话，生怕他发现她也哭了。
李梅到绥化后的第七天，孙兴利把电话打到她二姐家。二姐用轮椅推着李梅去接电话。在那7天里，他几乎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地等待她的电话，眼睛布满了血丝。几天后，李梅又收到他寄来的6封信，信纸上布满泪痕。他在信里说：“明知道你走了，还是忍不住给你打电话，祈望听到你的声音。那边没人接，我才意识到你真的走了，呆呆地握着话筒，泪水不知不觉落下来。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度日如年……”
李梅看一遍哭一遍，哭一遍再看一遍，越来越意识到这份爱情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成为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童话到现实：爱之路究竟能走多远
端午节，绥化飘着小雨，孙兴利打电话关切地问：“有人陪你过节吗？”李梅告诉他，自从母亲去世后，在她的字典里已没有“节日”两字了。
一小时后，李梅拨通孙兴利的电话，感觉到他在哭：“你怎么了？”“我在画漫画，忍不住就哭了。”“画什么呢？”“两只小鸟被装在两个笼子里。它们拼命想飞到对方身边，可是飞不出去。”放下电话，她哭了很久。
晚上，李梅失眠了，她翻来覆去思考他们的爱情。这段奇特的情缘是那么温馨、那么甜蜜，也是那么无奈、那么凄苦，两人不能相见和结婚，只能相爱和相思，忍受煎熬和痛苦。要让爱情不成为童话，给爱情美好的结局，他们就必须站起来，走到对方身边。站立和行走，这不仅是他们的梦想，也是他们死去的父母的梦想！她读过许多医书，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他们患的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要植入人工关节，就能够恢复站立和行走，就可以相见，就可以结婚，就可以朝夕相守。可是，那需要一大笔钱！
第二天，李梅问：“你想过吗？如果我们的病治不好，怎么办？”孙兴利说得很干脆：“自杀，骨灰合葬，来世再做夫妻。”“我要今生！”“那怎么办？”“我想公开我们的爱情，寻求好心人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站立和行走，能够生活在一起！”
于是，他们分别用鸡爪般的僵指书写了14封求助信，分别寄往黑龙江省的媒体和慈善机构。有几位电视记者被他们童话般的爱情感动，分别去绥化和密山采访他们，以检查病情和拍片需要为由，把他们接到省城哈尔滨，要给他们一份惊喜，让无望相逢的恋人见上一面。
李梅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诊室。在那里，她看到了另一辆轮椅，不禁怦然心动：那人肯定是她朝思暮想的兴利！
孙兴利艰难地转过头，看见了李梅。这不会是做梦吧？多少次，他在梦中醒来，惬意散去后是无尽的惆怅。相爱不能相见，相亲不能相守，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啊！他们梦想过千遍万遍相见，想得满心苦涩、悲凉和绝望，如今终于梦想成真。他们多么渴望拉一下手，可是够不着；他们多想说几句悄悄话呀，可是身边围着许多记者，三台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对着他们。他们只能脉脉含情地望着对方，不遗余力地望，望得眼里噙满泪水……
医生为他们做了检查，认为他们植入人工关节后就可以恢复站立和行走。不过，这种手术的费用需要十几万元。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他们就是不吃不喝一辈子也不可能攒下这么多钱。希望渺茫了，黯淡了，两小时的采访和检查结束后，两辆轮椅相错而过，两人的心碎了，泪流满面。这也许是他们今生今世唯一的相见！
电视节目播出后，人们纷纷对他们表示关爱，一时间电话不断，但他们只收到5120元捐款，与手术所需的十几万元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孙兴利失望了，不想再写求助信了。李梅劝他：“只要不退却，我们就有希望。”冬天，出租屋很冷，她的手指肿得像棒槌似的，每写一笔都针扎般剧疼，不一会儿就痛得汗如雨下，但她还是坚持写。尽管写得很辛苦，三天才能写完一封，可她认为，每寄一封信就是寄出一份希望，就离梦想近一步。
有记者问李梅，如果你们收到的捐款只够一个人的手术费，是你做还是他做？她不假思索地说：“谁都不会做。我们要一起站起来，今生今世相亲相爱，相伴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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