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经典脱口秀mp3【周立波：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关键词：周立波 乡村叙事 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摘要：《暴风骤雨》把仇恨意识渲染为革命的原动力，体现了周立波对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高度认同。而弥漫着浓郁乡土气息，富有“阴柔美”的《山乡巨变》，一方面倾向于对乡土民间怀旧的认同书写，一方面呼应着私有制批判的时代共名，呈现出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和两者的奇异调和。
　　
　　就一般而论，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持续进展。有研究者认为从赵树理的小说，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再到柳青的《创业史》，完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农村叙事。这种研究把受讲话意识和建国后党的新的农村政策影响的一代作家，解读为与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同一发展和最后完成。这种线形的逻辑]绎确实有一定见地，却忽略了对左翼作家的精神现象作整体考察，对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多层次和流变失之细致的表述。这种变化有时可能出现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周立波是唯一一位创作了较为成熟且颇具影响的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作家，可谓深具代表性。本文拟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为例，分析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左翼作家在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融合和罅隙。
　　
　　一
　　
　　《暴风骤雨》把仇恨意识渲染为革命的原动力体现了周立波对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高度认同和服膺。农民的惊人的贫困状态和血海深仇，一旦被激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暴风骤雨》扉页，毛泽东语）。小说从访贫问苦到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再到斗地主、分土地，每一步的背后都充满了对血淋淋的家族史的回忆。整个小说就是对仇恨的回忆与控诉的不断回环往复的叙述，一层一层的血色不停地被渲染上去。元茂屯最早的三个积极分子都与韩老六有血海深仇：赵玉林女儿被饿死；郭全海的爹被冻死；白玉山吃了官司，儿子被摔死。作品第一部的前半部分是这三个人物对仇恨的倾诉，后半部分是其他群众对仇恨的倾诉，直至最后的复仇――枪毙韩老六，分地分浮财，打垮胡子，成立村政权和农会。忆苦是工作队和积极分子最常用的工作方法，甚至于调停夫妻间的吵架也用此法。小说中有一节写到白玉山耽于工作不落家，韩长脖造谣，引起两口子干仗，谁都劝不住。第二天李常有来劝架，和白大嫂子说起她的孩子被韩老六整死的事情，又说农工会的人，就是要大家起来，打倒韩老六的。“也是替你的小扣子报仇呀，大嫂子。”自然白大嫂子理解了丈夫工作的意义，消除了怨气。丧子之痛一般情况下尽量避免谈及，但这里却利用仇恨意识，化解了家庭矛盾，更关键的是提高了觉悟，在思想上向新意识迈进一步。可见，农民的回忆仇恨和觉悟过程，还有新意识的传输过程往往合而为一，仇恨在其中起着神奇的作用：只有仇恨才能让悲苦的命运唤起对现存权力体制的反抗和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拥护的激情，只有仇恨才能激起对新的国家体制的想象。斗争会失败了三次之后，又发生韩老六毒打小猪倌事件，终于把群众的报仇的大火燃点起来，群众最终斗倒了韩老六，清算了二十七条人命。作家忍不住评论：“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即是对仇恨意识与国家想象合一的最好印证。
　　《暴风骤雨》彰显了乡村在受剥削／翻身，封建制／革命化的转换中仇恨意识的功能――这与政党的政策完全吻合。一九四六年东北局由各机关抽调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搞土改。结合共产党的建国方略，这个问题实际上顺理成章地导向作家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认同。一九四七年九月东北局指示部队机关开展土地改革教育，“进行土地改革教育的方法，采取普遍诉苦、追苦根、拔苦根的办法，揭露地主恶霸对人民的残暴欺压剥削，以加深对阶级仇恨的认识”。《东北日报》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有计划地在头版连续报道了地主恶霸的滔天罪恶，如九月七日的标题是“地主恶霸血债累累何瑞之抢劫弹药惨杀我军四人于大头夺枪逃跑拒捕杀死村长”，九月八日的标题是“抢男霸女占地杀人恶霸地主凶狠无比投靠日寇鱼肉乡里强奸子媳孙媳讨血债群众起来报仇）恨”。正所谓“无绅不劣，无土不豪”，地主必然是恶霸，在阶级定位上又附加上道德和法律的审判，复仇理所当然。以“仇恨意识”为中介，新意识通过土改流布到乡村，从组织方式、心理方式、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上重构乡村社会。
　　《暴风骤雨》中作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乡村代言人，与新意识流布乡村的特定时期、策略和工作方法密切相关。应该说，《暴风骤雨》涉及的年代，新的权力体制还在构建现实的过程中，新意识形态所树立的社会规范与农民的个人生活经验和生活希冀之间的矛盾不大，所展示的国家前景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支持。首先，新的意识形态进入民间时，注意农民话语和政策话语的灵活转换与后者对前者的改造和渗透。“先开大会，还是先交朋友”成了决定工作队方法是否对头的标准。工作队活跃在每晚的唠嗑会或是地头闲谈，谈沾满血泪的往事，对乡村进行最初的革命启蒙。方言土语构成的乡村社会逐渐流行起“民主”“调查研究”“无产阶级立场”“反动派”等新语词。其次，新的意识形态小心保护民间习惯。土改打破了封建结构，只改变了农民的心理和社会地位，不变其耕作方式与生活习惯。土改的目标指向地主，农民千百年来的实利思想得到鼓励，而且实利思想是一夕之间得到满足，农民的心情十分振奋。再次，新意识形态还参与了乡村社会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为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幸福。小说中的夫妻在革命前后的生活有很大不同：革命前悲苦凄凉而又实实在在，没有理想的色彩；革命后才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开始显现出现代意义。革命前白大嫂子“瞧不起自己的掌柜”，两口子摩擦不断，但革命后白玉山的革命思想带来巨大的臣服力，召唤着妻子的进步渴望，白大嫂子越来越佩服丈夫了，两口子感情比新婚还好。郭全海与刘桂兰的恋爱完全是新式婚姻，勇敢走出家庭的姑娘在土改中找到了位置，也找到了意中人。个人的幻梦，家庭的幸福与国家利益等宏大命题的意义达到一致。新意识渗入到社会的最小细胞中，进一步论证了新意识的巨大的感召力和合理性。
　　
　　二
　　
　　对中国历史而言，从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从自觉寻找而至逐步建立一个高度规范统一的历史时期。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集》第一卷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范的用语――这本书在一九五一年印刷了两百万册。意识形态的力量使中国趋于一致，权力开始展示力量。在新一轮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中国的农民将再一次被改造――个体农民将被组织起来，把自己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交给集体，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等形式，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但这对“由于长期在小块私有土地上耕作，在隔绝的环境中生活，不仅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而且对政治也比较冷漠”的农民而言，“等于向农民宣战”。毛泽东把减租减息、土地革命称作“第一个革命”，把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称作是“第二个革命”。“第二个革命”的革命对象是农民千百年来坚守的私有观念和生活方式，是更深层次的改造，在拥护的同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农民的个人式耕作方式和生活希冀之间的裂痕与冲突。可以说，周立波始终以左翼立场实践讲话精神，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深化。但在弥漫着浓郁乡土气息，富有“阴柔美”和民间气质的《山乡巨变》中，周立波一方面倾向于对乡土民间怀旧的认同书写，一方面呼应着私有制批判的时代共名，呈现出传统乡村／现代化，私人价值／集体价值的巨大差异和两者的奇异调和。
　　在没有材料证实的情况下，很难说明这种变化和调和来源于何处。当时有人用“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概括《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差异。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艺术风格的不同，而在于作家在自身经验和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关系上新的视角和立场。写作《暴风骤雨》时，周立波有意“回避了土改中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还根据某些评论意见，在“下卷比较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工作队是在土改中实现党的领导的机构，因此，写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写党的领导”，引导本能的仇恨意识剔除原始的激情而带来的简单化倾向，突出党领导进行的消除封建势力和构建初期权力体制的工作。与《暴风骤雨》中作家用政党的国家想象代替自身经验不同，收在《周立波文集》第五卷里建国以后的评论和讲话，多次强调“要到现实生活里去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一切人物和事件，然后用丰富的素材，创造任务，组织故事”。特别是在人物和情节上追求与生活的贴近：亭面糊的模特儿是他的邻居，“在以他为模特儿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甚至于他的性格里的弱点都自然而然地涌上了笔端”， “王菊生是个很有特点的保守的中农，模特儿主要是我一位堂兄弟”。 这种变化应该与他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将全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生活，并在此建立长期的创作根据地有关。而且，一九五七年后，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民生活一度下降。在文艺界，革命批判的声浪一直不曾停息，且呈现出愈]愈烈之势。老朋友葛洛在回忆周立波时谈到：“到了一九五七年左右，我从他的身上又发现一些变化。过去在延安的时候，他经常在会议上慷慨发言。今天，无论参加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他都发言不多，发起言来也不容易说到点子上。”当葛洛说他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是退步而是进步”时，周立波脸上呈现出一种很尴尬的表情，最后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生活变化太快，看不准”的处境使作家心理背上重重重压，既不想在现实前闭上双[，又不能有违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要求，在拘囿的创作空间里，周立波试图弥合两者的裂缝，不仅从文件、报告和会议中取材，又执著于个体的人生经验和见闻，在整体的精神世界里既笼罩宏大观念，但在表达方式和对乡村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上，又突破出当时逐渐规范化的观念和语词的压抑和制约，现出一种个体的生命色彩。
　　
　　三
　　
　　《山乡巨变》在三个方面展示着对乡土民间怀旧的认同书写和私有制批判的时代共名的双重视角和复调叙事，构成极大的文化张力。
　　第一，权力阶层出现两种品格的合二为一的领导者形象――既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又是新型国家政策的温和批评者。支书李月亭作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代言人，在老百姓的心中威信高，是民间社会的利益代表，同时又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在民间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他成为上层和民间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涉的中介，但两种身份有时会带来矛盾和错位。他在“右倾机会主义砍合作社时，他也跟着犯了错误”，被讥为“小脚女人”，但他不以为然，他说：“我气什么？我只懒得气。小脚女人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乡村的政策日趋激进，把人的能量强调到一个过分的高度，如为了显示合作化的好处，半夜三更起来与单干户菊咬一家比赛挑河泥，“雨天也当晴天干，晴天一天当两天”地搞生产。他对党中央满怀信赖，加强学习，越来越“哲学”了，但也从乡村生活经验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求稳不求快，乡村精英的智慧对新型国家的激进政策充满着焦虑，在大势所趋的革命进程中构成一种温婉的批评，与县委书记朱明的教条主义]绎政策形成对比。
　　“小脚女人”是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批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宣部《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相当长的时期作了说明”：“大约是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这之后中共中央对合作社的规模和发展计划到底是“停、缩、发”还是加快发展，有过几次调整。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带有方针性的变化。针对邓子恢对合作化运动的“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意见，毛泽东在同年七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一开头就批评：“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之后，全国随即开始了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批判“小脚女人”，开展所谓“反右倾”的斗争。《山乡巨变》上部一九五八年出版，但作家还是充满温情地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特别是强调了李月亭的“慢性子”，即求稳不求快的工作方式，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从萧祥是“一个圣贤”，“一个一切都为工农大伙，不顾个人利害的好汉”的完人般的领导者到李月亭这样一个犯过错误还保留异议的乡村领导者，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作家从母体（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国家政策）中撕裂出来获得个体性体验的疼痛和孤独感，也不难体会到作家那从疼痛中升华出的对母体依恋的强烈渴望。
　　第二，疏离于民间生活经验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权力化和制度化与民间生活的逆向展开。新的国家政策和农民的个人生活经验、耕作方式和生活希冀之间产生的冲突，集中在对土地和财富观念的差异上。从合作化开始，公有制一统天下是以“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主要特征，没有给个人的私心私欲留下任何空间，个人的发家的物质梦想遭到严重打击。作品的隐性结构是农民从分到土地实利思想得到振奋到“斗私”痛别土地的一场幻梦。合作化运动开展后，刘雨生、李月亭等干部的家里闹开了，中农“怕吃亏”咬牙打定主意单干，贫农也有顾虑，物质利益的得失成为衡量入不入社的标准。“正是看到了农民的物质性以及他们高度的物质财富焦虑和渴望，乡村革命者所采取的革命方式就不可能是‘脱物质’、‘超物质’的纯粹革命理论教育和灌输，而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物质的极大丰富来吸引农民，用单干不能保障他们发财致富的历史来启迪他们，用合作后的种种物质好处来打动他们。”用物质的好处来达到消灭私有观念的目的，既尊重农民的物质追求，又符合新的国家政策对农民精神层面的设想。逻辑上的悖论，扩展着作品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深度。但菊咬这样的顽固户，最终还是屈服在新的权力体制下。政府在“肥料方面，石灰方面，农药和新的农具方面”，“先尽社里”，“私人买不到分毫”。小说下卷菊咬作为单干户与合作社搞起了劳动竞赛，“堂客和孩子都累病了，请不到人，[看着到手的谷子在田里生？”，窘态百出，最后只有入社。政策的调控使菊咬缺物资少人力，成为大潮流里的异类，最后只有被同化。
　　第三，徘徊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婚恋书写。新中国一九五零年四月就颁布了婚姻法和土地法，是建国后颁布的最早的法律。婚姻问题和土地问题一样，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反对封建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构筑新制度的时代气息，是现代性事业的重要部分。《山乡巨变》中的女人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邓秀梅、盛淑君式的，她们有女性的温柔，又坚定拥护合作化政策，因而不仅婚姻拥有了政治合法性，政治也在婚姻中获得了伦理肯定，个人自然获得了幸福；另一种是张桂贞式的，只知追求个人的幸福，对丈夫参加合作化运动而对家庭疏于照顾吵闹不休，最后只得离婚。而为鼓舞社员与菊咬竞赛的士气而贡献了一头肥猪的盛佳秀却收获了刘雨生真挚的情意。在周立波看来，革命和爱情是统一的，革命是爱情实现的前提。当然这并不等于作家忽视爱情，小说中邓秀梅的丈夫余家杰并未出现，仅只通过两人的书信来往写到邓秀梅的爱情体验。余家杰有一封信的末尾这样说：“我虽说忙，每到清早和黄昏，还是想你。有一回，我在山上，折下一枝带露的茶子花，不知为什么，闻着那洁白的花的温暖的香气，我好像是闻到了你的发上的香气一样。亲爱的秀梅，来一封信吧，仅仅划几个字来，也是好的。”秀梅读完这些话后，“脸上发热了，一颗由于狂喜和激动蒸发出来的晶莹的泪珠，扑地一声，滴在信纸上”，把在农村生活中不是最重要――甚至不是重要的爱情写得这么细腻，充满情调，不能不说是周立波对个人情感的保留和呵护。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是乡村叙事的延续，也是现代小说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持续进展。但这个过程并非直线式的发展，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图景虽然大主题未脱离时代合唱，但在乡村叙事的层面上却夹杂着丰富的信息，不能被规范化的观念和语词所完全涵盖。比较而言，《暴风骤雨》可以解读为作家和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同一发展，而《山乡巨变》却呈现出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融合和裂隙，具有更大的言说魅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进庄(1975-),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4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37页｡
　　[2] 《东北日报》,1947年9月2日｡
　　[3] 米鸿才等编著:《合作社发展简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4] 蔡天心:《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的成长》,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5] 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下卷的创作情形》,《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6] 周立波:《回答青年写作者》,《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00页｡
　　[7] 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8] 周立波:《谈创作》,《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页｡
　　[9] 蒋静:《周立波的文学生涯》,杨守森《二十世纪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10]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06-215页｡
　　[11]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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