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时间：2019-02-11 05:30: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卡勒 解构主义 理论 文学 意义 文本 摘 要：作为解构主义学说的重要阐述者，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力图打破解构主义始终囿于哲思层面的僵局，将解构之维大胆引入文论领域，通过对三个“是什么”重大辨题的论述，凸显出其解构主义文论的核心与实质。
自从雅克・德里达于一九六六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结构、符号与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嬉戏》以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解构主义迅成燎原之势，几乎波及欧美所有的文论领域。可以说，解构主义深入影响了两方一代人文科学的思维模式。对于解构主义的效用、范围问题，研究者历来看法不一。解构学说的重要阐述者利奇和克里斯多弗主张将解构主义的首要目标定于哲思层面，以消除在思想上具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西方形而上学幻象。而对于具体的阅读实践，他们称之为一种“简约”过程，或谓之日“总不与德里达所要求的论辩的严谨性合拍”。耶鲁学派则欣赏德里达发明了一种极具反讽性的写作技巧。如该学派哈特曼的《拯救文本》模仿的就是德里达在处理传统哲学人物和论题时采取的游戏的、超然的、倾斜的方式。简言之，耶鲁学派更欣赏德里达的理论风格，所以将解构主义视为了一种文本操作。
与上述学者不同，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并未将解构学说单纯局限于哲思层面，或仅仅一味照搬其文本风格，而是把关注焦点投向了解构的思维模式给文论体系带来的影响上。作为一名严肃的理论学者，他试图将解构思想引入文论领域，开展广泛的实证研究。一句话，卡勒更为关注的是解构学说在实践层面的运营。
卡勒的这一理论构想在其所著《文学理论》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单看体例编排，该书并不具备传统理论著作严谨的体系性特征，却是化整为零，将系统的理论结构进行了分解，代之以专题的形式，分别就理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研究，语言、意义和解释，修辞，诗歌学和诗歌叙述，述行语言，属性、认同和主体等现代文论各主要流派共同关心的重大辩题进行了阐述。解构的理念使得封闭的理论系统具有了开放性，原本对立的各派学说有了重新排列和组合的可能。文中自始至终未出现任何有关解构主义的艰深、晦涩的字眼，然而，无论是宏观的论述，还是微观的分析，我们切实感到，在卡勒笔下，解构之维作为一种无坚不摧、无孔不入的力量始终存在着，解构的理论基质贯穿全篇。可以说，《文学理论》是卡勒的解构思想在文论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综观全书，我们认为，最能代表和体现卡勒理论主旨的，便是对“理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三大辩题的解答。可以说，领会了这三个辩题，也就等于把握了卡勒解构主义文论思想的核心。众所周知，“是什么”，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发问，该提问方式表明它本身是哲学概念思维的产物，是一句来自哲学领域的引文。而解构主义的目的本是要否定“逻各斯”，反对一切能指最终指向的超验的所指。因此，一切形而上的概念在解构学说中理应是受到排斥的。卡勒将“是什么”的哲学发问放在这样一部宣扬解构观念的文论著作中，似乎背离了其思想主旨。然而，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我们渐渐领会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原来，这正是卡勒解构主义文论思想的关键一步，目的就是要通过解答“是什么”，揭示这一问题本身自相矛盾和自行瓦解的状态，从而纠正传统文论的偏差，给予其新的定位。卡勒首先将发问指向了“理论是什么”。传统文论将理论视为一种探求终极意义的活动，要求我们通过文字透视作品，深入观念和断言，揭示其隐藏的歧义和含蓄之义。这一看法带有较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色彩。卢梭便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不但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褒扬言语，贬责文字的传统，而且变本加厉，对文字的指责尤其凶狠。卢梭认为，文字是为说而存在的，它作为言语的补充，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甚至是_种导致误解的符号。根据这一观点，文字本身无足轻重，它只是出于哲学家直传真理的强烈愿望，仅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在体现这一思想的《忏悔录》中，卢梭列举了他青年时追求母亲式情人华伦夫人的疯狂举动：夫人不在时，他亲吻家具作为发泄；夫人在时，他竟夺过其口中餐一口吞下。按照卢梭的思想，家具、口中餐并不能取代对夫人的直接追求。同样，如果以夫人代表理论，家具、口中餐代表文字，那么，文字也就无法取代直接的理论，只能作为可有可无的“补充”。卢梭用“补充”的概念来支持其文字观，而卡勒对这一观点的解构正是从“补充”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概念人手的。卡勒认为，夫人即使在眼前，也无法弥补卢梭情感的渴望。这恰好说明，“补充”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先到的主人而非后到的客人。所谓的“原物”实际并不存在，“原物”也是由于补充物的作用而产生的。卢梭越是要向我们强调事物在场的重要性，就越会显示出中间物的不可或缺性。实际上，文本之外不存在他物。卢梭虽使用了“补充”这个概念，但他并不清楚“补充”的逻辑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卡勒采取了对位居边缘的“补充”这一细节发隐索微的办法，形成突破口并进一步扩张，最终否定了传统的理论观。理论的恒定结构和确定意义由此被取消了。“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
解构主义常常被认为具有毁坏的性质，因而是反理论的。但在《文学理论》中，卡勒将解构主义本性仍视为是理论的，只是这种理论瓦解了传统理论的封闭性，成为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资源。这种对理论自由授权式的回答，既否定了对终极意义教条式的追寻，又避免落入虚无主义的圈套，保证了理论的繁荣。
卡勒的第二个“是什么”是追问文学本身的――“文学是什么”。对传统理论观的颠覆消解了诸理论间的差异和对立，建立起一个文本的世界。人们发现，在非文学的话语实践中也包含着文学性的成分。比如，文学叙述模式和以比喻为主的修辞手法在非文学性文本中就普遍存在着。这样一来，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就变得越发错综复杂了。德里达曾经宣称：“假使有称作文学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结构体，那么，它的开始便是它的终结”，“文学可能处于一切的边缘，几乎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卡勒同意“文学文本”同“非文学文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文学性”的普遍存在使得文学自身具有了无限性。但他同时指出，既然我们用在非文学领域中存在着“文学性”来描述当前的状况，这本身恰好说明“文学”概念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就值得讲一讲。
对于“文学”这一概念有过形形色色的定义，如文学是语言，文学是虚构，文学是文本交织的建构等等。卡勒指出，所有这些定义，都只是指出了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无论哪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包容其他。因此，每一种自称是文学本质的结论都不是文学概念的最终界定。那么，文学究竟是什 么?卡勒首先将文学定义为一种机制。不过，这种机制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文学具有一般机制的特点。它产生于社会运行程序，存在于众多的法则、惯例中。就文学创作而言，就需要其依从现有的格式进行。要写出看起来像十四行诗，或遵循小说传统的东西，就必须遵从一定的格式规则。但另一方面，文学机制又有其特殊性。原因在于这种虚构的机制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这种讲述一切的权力，不仅指社会机制授予讲述者的权力，或社会、法律、政治赋予文学的保障，也指语言自向所具有的力量。语言的踪迹运动不断将此在因素和缺场因素同时纳入我们的思虑范围，从而既保留了刻在文学话语中的‘原创性’，又将‘可重复的’一般性引入话语中”。因此，文学既在又不在法则的控制之内，它既是彻头彻尾的传统程式的代名词，又是十足的制造混乱的代名词。
文学机制讲述一切的特殊性允许文学可以摆脱、置换规则，从而去制定、创造甚至怀疑一切传统程式。但是解构的目标是彻底消解既定的法则，“机制”本身确定性的含义使文学还是未能冲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牢笼，留在了传统的框架内。卡勒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临近末尾的“述行语言”一章中，他对文学重新作了厘定，得出了更为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论断：文学是一种行动!卡勒的这一论断是根据其解构主义语言观作出的，或者说，是其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延伸。作为语言的主要类型，述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作为行为的可重复性。语言可以被重复，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包括在“非严肃”的情况下被引用、重复，通过重复已经形成的推论事件或行事方法完成一个行为。从此意义上说，语言本质是述行的。因此，“具有重复的可能性正是语言的根本，而述行语言尤其如此”。但同时，述行语言又具有使其成为某种行为的“创造性”或“原创性”的一面。它要通过修辞的手段，运用语言学的范畴削弱自身的稳定性、可预知性，不仅重复再现世界，而且要创造事物，组织世界。因此，在语言尤其是述行语言身上，存在着独特的不可重复性与可重复性这两种奇妙的组合。卡勒接受了以上述行语的理念，借助它来描述文学的特点，认为文学也可以视为一种述行语言，因为文学“是在用语言改变世界，使其列举的事物得以在存在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首先，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制于社会的和语言学的程式，因此具有重复性、一般性，可为人们读解。但同时，文学又像述行语言一样不指涉先前事态，而是创造它所指的事态。比如创造角色和他们的行为，产生思想和观念，不断的分解组合使事态本身不断地获得了原创性和独特性。可见，文学表面上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实际是一种行为，一个行动。在行动的开放性效应下，“文学是什么”本身应具有的限定性、排他性最终得以消除。与体制说相比，文学行动说虽重视传统，但更强调超越和突破，更富前瞻性。
从卡勒对“文学是什么”的阐释来看，他对文学问题的思考是对先前“理论是什么”思考的延伸。没有对形而上思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警惕，没有解构式的语言观和世界观作为其内在的理论支撑，他也就无法对文学做出这样一种既充满矛盾，又能容纳各种矛盾的解说。作为解构学者，卡勒谈文学不离文本及其阅读。因此，随着“意义是什么”的发问，他自然将矛头指向了文本的解读。
在文本可读性问题上，研究者存在较大的分歧。耶鲁学派热衷于通过批评文本，或论证文本因自相矛盾、自我解构而不可读，或论证文本是早已解体的碎片。关于文本的不可读性，米勒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在《史蒂文斯的石头和作为治疗的批评》中，他认为批评过程是一个生产失败的过程。读者总是试图把自己的阐释建立在文本内的因素上。然而，他总会发现立论依据在修辞的游戏中完全崩溃。与之相反，卡勒是承认文本可读性的。他认为，文学交流的一条根本程式，就是参与者的相互配合。而要做到相互配合，关键在于文本应具有“可讲性”，即文本的可读性。但同时卡勒也并未忽视文本的不可读性的存在，正是它导致了读、写传统界限的消失，令读和写有了不同的含义。比如，一部现代主义小说的歧义性导致不可读，从而鼓励读者创造和生产意义，于是便有了“可写性”。卡勒将可读性文本引起的阅读称为诗歌学阅读模式，而将不可读性文本引起的阅读称为解释学阅读模式。
诗歌学阅读模式和解释学阅读模式在卡勒理论中何以能同时存在?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卡勒认为，“诗歌学以已验意义或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请注意，在这里，卡勒用了“新的、更好的”修饰词，可见，他是承认传统意义的存在的。解构总应有其可供解构的对象或目标，也就是说，要先树立一个批评的靶子。如果没有诗歌学批评这一基础环节，如果文本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可读的，解构批评便无从下手。解释学阅读模式具有生产性，但总应有其媒质，不然就不会播撒和增殖。因此，诗歌学阅读模式作为媒质对阅读起到了一定的限定作用。
诗歌学阅读模式的立意不是创新，而是力图发现文本是可读的、可理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沟通，通过一种普适性的方法，找到文本的确定意义。它强调的是读者或作者在与文本接触时具有的确切知识。然而该阅读模式虽被纳入解构批评中，但毕竟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步骤。卡勒更为关注的是第二种阅读模式――解释学阅读模式。这是一个涉及“关于”的解释游戏。在其中，意义不是显而易见而是需要猜测的。卡勒指出，在这样的游戏中，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如体力得出答案，如何处理文本的细节，使它与你的答案相关。必须就具体场景，或者几行文字如何支持某个假设进行论证。你不可能使一部作品表示一切意义，关于意义的争论永远存在，而且永无定论。卡勒认为，如果一定要对意义作出限定而寻找一个总的原则或公式的活，或许州以说，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而语境本身又无限定，在理论话语的压力下，它永远是变化不定的。我们看到，既然充当限定的因素本身失去了规定性，又如何去为被限定的事物寻找恒定的解释呢?这样一来，卡勒借此将阅读焦点由最终意义的发现转移到了阅读本身所获得的愉悦上。虽然赖以发现意义的语境变成无限大，虽然失去了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依靠而不再与作者沟通，人们阅读时会感到文本的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读性，以至产生厌烦的情绪，可文本中又包含着极度的诱惑。我们虽无法避开厌烦，但厌烦距狂喜不远，它是从愉悦之岸眺望到的极乐。
卡勒认识到，解构运作要想完全逃离传统是不可能的，会与遭遇解构的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面临同样的问题。“理论”、“文学”、“意义”与其所属传统是不可全然断裂的。于是，他设法从旧有结构中寻找薄弱环节或突破口，以确定颠覆的策略。至此，卡勒解构主义文论思想的实质已昭然若揭：这显然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传统内部实行突破的策略。卡勒对三个“是什么”的阐释是依据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设想进行的，可最终却证明了它们无法完全置于传统观念的控制之中。
解沟主义历来被视为一门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学科。但卡勒不同，他说了，说得铿锵有力，充满自信。不但说了，而且身体力行，在文论领域进行了可贵的实践。在阅读《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你会感到卡勒的思想极富跳跃性，有时似乎不经思索，便直达结论，而这恰好为读者参与留下了空白与盲点，留出了游戏的空间。加入这场游戏吧!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本“可读”的书，更是一个“可写”的文本!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王卓斐，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读罗英《发》
你将那么密的
夜
梳成
发的模样
梳成
被黑所淋浴的
一朵哀愁
听风在发丛间奔跑还
渴望种植一畦
玫瑰色的
死亡
烛光流过来了
流进温热的发
是血的脚步
那样
烛光流进来了
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某种意象，写之吟之，便成了诗，这种创作意图，若无奇趣，就容易俗套。这首诗写女人头发，在平淡中暗喻人生的一些感触。以夜喻发，以发衬夜，烘托出“烛光”与“梳成”的温暖，把情感的温柔隐藏得很深。这种含蓄，是现代诗惯用的手法。此诗从小处着手，但构思独特，值得借鉴。
(杨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