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首诗只一言【教育是一首诗】
时间：2019-02-12 05:46: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许多年前，朱永新尚未赴京工作时，我们有一次关于中国教育的深谈。我最后脱口而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讨论朱永新教育思想。这并非一句恭维话。我从来不认为“思想”只为特定的人垄断，也不认为“思想家”只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中闪烁；倘若没有一批类似于朱永新这样的知识分子去思考教育、致力于教育，并且形成具有个人印记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国的教育也便无所谓前途。我对朱永新形成教育思想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中国教育的梦想之一。――当我读到十六卷《朱永新教育作品》时，我想起那一年我们在苏州的交谈。
我留校后住的集体宿舍，是朱永新也曾经住过的地方。和他曾经是邻居的老师说，朱永新没有搬走时，他宿舍里的电灯总是最后一个关掉。这是说朱永新的勤奋。我偶尔也到他新住的集体宿舍楼去和朋友聊天，很晚回去时，发现他宿舍的灯还是亮着。附录于《中国教育建议》一书中的《朱永新学术活动年表》，大致反映了他这么多年的寒窗身影。那时留校的青年教师很少，朱永新很快脱颖而出，而且很快成为青年领袖式的人物。他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教授。八十年代是生长青春气息的年代，在篮球场上，在学术沙龙，在一些集会的场所，朱永新总是充满活力。即便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们都过了五十岁的门槛，但朱永新似乎仍然是个“新青年”。
关于朱永新在教育学、心理学上的成就，或许留给他的同仁去评价更为合适。在我的模糊印象中，朱永新在中国心理学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是为学界公认的。《朱永新教育作品》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学论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和《中国的当代教育思想史》等，几乎都是本领域的拓荒之作。由这几本书，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是个甘做板凳十年冷的学者。而且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开始，朱永新似乎就怀抱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理想。
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学人，完全让自己的梦想不离书斋的在最初是少数，相当多的人都怀有改造中国的理想。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出现了分化，各种各样的专业也逐渐学科化。但将学问和问题、思想结合在一起，仍然是许多学人的选择。朱永新应当属于这一类学人，即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专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融为一体。这些年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中国教育的思考和尖锐的声音，常常不是来自研究教育学的学者，而是其他行当的人，虽然教育学界也不乏深刻的思考者。以讨论大学问题为例，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其声音几乎也被其他界别淹没。这让我很纳闷。如果不能在与现实的碰撞、激荡中产生思想，作为专业的教育学其生命力哪里有旺盛的可能。朱永新在这一点上和他的许多同仁不同。我觉得朱永新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思考与评论，不是从教育学的什么原理出发，也不是对某些教育政策的阐释和注解，而是始终在介入中国问题时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独立见解。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朱永新视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员。在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过渡中，朱永新在学者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思想者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增加，也使得他平衡了学者、教育家、官员的角色冲突。如果细读《中国教育观察》、《中国教育建议》，我们会发现，朱永新对细节和材料的把握是如此扎实。这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训练有素的能力，毋宁说是一个教育家贴近中国现实的方式。朱永新的立论于大处说，是一种教育理想的展开，而于小处说，是这些细节和材料构成了他立论的基础。这是朱永新令人钦佩之处之一。他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无论以怎样的视角讨论问题，他始终没有盲视那些由细节和材料组成的纷纭复杂的教育现象。观察中国现状的朋友都知道，中国教育沉疴未除，很大程度上是有许许多多“盲人”在“摸象”。当问题被遮蔽以后，也就不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所以，在谈到朱永新的教育理想，我想首先要说到他的这一始终敏锐的问题意识。
由古及今，中国的教育家纸上谈兵者少，这是孔夫子以降的一大传统。朱永新对中国教育思想史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十六卷中有三卷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和《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他在清理这一伟大的传统时，想必在崇敬之中和他心仪的教育家有过“对话”。以近现代为例，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等，无疑都给朱永新以深刻的影响。一个人，倘若有志于教育，有志于改变教育，有志于以教育改变世界，他显然要在实践中试验自己的教育理念。我想在这样的教育思想史脉络中来看待朱永新所倡导的“新教育”。如果说，朱永新的这十六卷书都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叙事，那么，其中有关新教育的部分，无疑是这一宏大叙事中以他自己为“主人公”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从学者过渡到行动者。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导师熊彼特在弥留之际对德鲁克父子说的一段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一句成了彼得・德鲁克认识成败标准的话，同样给朱永新心灵以震撼。他意识到，做一个纸上谈兵，而不能走进真正的教育生活，不能影响普通教师、学生的学者，不是他的目标。
尽管朱永新很早就意识到，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和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但是，只有当他不仅完整地提出了“新教育”的概念、理念、体系，而且付诸于教育实验时，他的理想主义才有生根开花结果的园地。在十六卷作品中，涉及“新教育”的便有五本之多：《中国新教育》、《新教育讲演录》、《新教育对话录》、《走在新教育路上》和《写在新教育边上》等。这么多年，“新”或者“创新”的意义已经被庸俗化了。早年，北京的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说，创新像条疯狗，追得我们都不能停下来小便。我特别注意到朱永新对“新教育”理论渊源的说明，他把“新教育”的创新特征总结为：“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古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被从旧时的背景转到现在的背景下去继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朱永新这四句话起承转合，颇为用心，颇为斟酌，虽然说的是“新教育”的创新问题，但我以为这是理解朱永新教育理论的视角与方法，我甚至把这四句话看成朱永新的“教育哲学”。
关于“新教育”的核心思想、理念及其意义，无论是朱永新本人还是教育界的专家都有过详细的阐释，无疑也有过争议。“新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这句在我们听来也觉得耳熟的话，朱永新给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不仅是强调让所有的教育主体和客体，包括教师、父母、孩子等共同成长，而且着重戳穿了我们教育中的一个假象，“打着全面发展的旗帜，干着全面不发展的勾当”：“我们平时常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孩子也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最好的教育应该是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最好的教育应该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个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张扬和发挥。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所有孩子，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事实上，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有许多人是打着全面发展的旗帜，干着全面不发展的勾当。因为，无论是从我们教育的时间、空间、能力，还是孩子的个性等方面来看，全面发展都不太可能。所以，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最有个性的教育。”这一论述，不仅是朱永新对新教育理念的阐释，也构成了他教育思想的内核。
在这个意义上说，朱永新所倡导的“新教育”及其实验，其实是对沿袭已久的某种教育观念、积弊已久的种种教育现状的一个挑战。在这个挑战中，朱永新关于人的想象、关于教育的想象，关于教育与人的关系，关于教育与未来的想象，都得以展开。这些年，朱永新确实是走在新教育的路上。在倡导新教育的早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宣传他的理念，实践他的理念。先是一片新芽，然后是一片叶子，在后来是一棵树，渐次成为一片小树林。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朱永新的“新教育”团队。我偶然参加过这个团队中的部分人士在苏州的聚会，我为他们动容。而朱永新本人是这样描述他的新教育同仁：“多少回，我无法抑制我的泪水。当我们的魔鬼团队以田野作业的方式，布道于穷乡僻壤，我的泪水为他们欢腾的理想为他们憔悴的容颜而流。当绛县的蒙学儿童以惊奇惴惴的眼神遥望那天际苍穹，我的眼泪为他们美丽的天空为他们润泽的童年而流。”
我一直觉得朱永新应该成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诗性、激情、想象以及他的文字方式，似乎都是文学式的，或者说文学家的特性和偏颇，在朱永新身上同样显著。――这成了朱永新的一种风格，或者说一种人格特征。他因此和许多同行，和政界的同行、教育界的同行、学界的同行有许多差异。而他从来不掩饰自己身上的这些气息，并且始终散发在他的字里行间。这在一个越发世俗化的社会里，未必为一些成熟的人认可。我和朱永新相识这么多年，从未见到他灰心甚至偶尔颓废的样子，他总是自信、昂扬、饱满，但坦率地说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疲倦、挫折和落寞。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内心总会有这些因素在挣扎，在纠结，然而他又总会在冲突中不断往前走，往自己心中所想象的那个方向走。我们文学圈子的人，差不多都认为自己是最后一批仍然葆有乌托邦情怀的人，所以，这是我说朱永新应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理由。
朱永新到北京履新不久，我去北京开会，他特地赶到后海的一个茶室，我们聊了一个下午，话题依然是教育。那一年我的心境似乎特别冷静甚至有点灰色，我没有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送他，而是建议他往后要谨言，尽管我自己也做不到。永新笑笑说：没事没事。隔了不是很长的时间，我在网上读到他在南国一个论坛上的发言，依然是那样坦率、激烈，我在遥远处都能闻到“火药味”。朱永新在一首诗中说：“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热爱。”许嘉璐先生序《朱永新教育作品》中谈到朱永新对教育的执著时说：“他何以能够长期如此？我想，最大的动力就是那伟大的爱。”
我在元旦假期中获赠《朱永新教育作品》。这套书中的一些单本，我曾经陆续阅读过。当这十六卷书一下子集中在案头时，我生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没有把这十六卷书视为朱永新作品的结集，而是觉得这是一个教育家重新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置于“中国问题”之中的再出发。这十六卷书自然可以视为朱永新个人的精神自传，但更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叙事。当这两者合二为一时，我内心里的沉重几乎占了更大的比例。朱永新在一九八九年底的《中国教育评论》初版后记中说，他和同仁的信念是：全体中国人都来关注教育、理解教育、支持教育之日，也就是中国教育超越困境、摆脱危机、走向光明之时。十多年之后的二○○四年，朱永新在这本书的第二版后记中感叹道：虽然我们的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在这本小书中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些问题还在继续下去。“一切的一切，还是让我心忧。”又过了几年，在第三版的后记中，朱永新说“在困境中超越”。我无法从“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两极来评述中国教育的状况，但所谓“困境”确实在不断的累积之中，新旧问题杂陈，我心忧之。朱永新说他对中国教育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因为“心中有光”，这就是“超越”。既然有光，总能烛照出我们周边的黑暗之处。朱永新一如既往的乐观，我也有所感染，但在寒冷依旧的假期中读这十六卷书时，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心忧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