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文派固有群像，拓荒桐城史学研究——评《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

时间：2023-02-25 09:05:0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李娟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安庆 246011）

桐城派向以“古文”著称，世称“桐城文派”，独执清代文坛牛耳二百余载。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和“义理、考据、辞章”兼修的治学旨趣，使其学术成就非文学一门所能概括。多年来学界将桐城派的文论和文章学视为研究重心，而桐城派史学研究却长期停留在吉光片羽之间。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桐城派史学开始走进学人的视野。譬如，董根明的《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以桐城派的史学成就为突破口，探析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嬗递的过程。这一著作弥补了学术界对桐城史学关注不足的遗憾，有力地推进了桐城学派研究向纵深拓展。董氏著作总八章，凡三十万言。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阐释桐城派、桐城学派及桐城派名家的区别和联系，概括桐城派名家史学成就、史学思想及其特征。第二章至第八章按照时代的顺序，作者甄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桐城派名家，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该学派的萌生、传承、拓展和演化产生比较重要影响的，在引导或回应时代主流思潮时能够代表那个时期桐城派作家主流文风和思想的且被学界公认的桐城派作家，爬梳其史学思想及特征。这一著作不仅逻辑结构清晰，也对宏观把握桐城派史学变迁大有裨益。

其一，沟通经史，拓荒了桐城派史学的系统研究。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记载，纳入桐城派作家群体有一千二百多人，分布地区不囿于桐城一地。学界对清初“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是否属于桐城派仍无定论，作者明确提出将张廷玉纳入桐城派名家群体，其“文以载道”“有物之言”的史文主张，与方苞史学“义法”说不谋而合。桐城派作家群体多文集、诗集，无专门史著传世。如梅曾亮著有《柏枧山房诗文集》，他提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文生于心，器成于手”“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者是己”，认为他通时合变的文论主张与其对社会历史发展大势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作者不囿于经学一隅，打通经史界限，突破桐城文派固有群像。

其二，深度挖掘史料、修正传统史家陈见，展现桐城史家超凡理智的历史认知。历代史家对曹操多持贬低态度，钱澄之认为：“世之论三国者，皆喜备而恶操，而恶权次之，此甚非平论也。夫世之恶操者，指操为奸雄、为汉贼。其指为汉贼者，谓其挟天子而令诸侯也。当董卓乱后，天下尺寸皆非汉有，操之天下，皆取诸强梁之手，非取诸汉也。操迎天子都许昌，奉为共主，存炎灰於既烬，本以为义也，而曰操挟天子。操百战以取天下，未尝以天子令号召天下而有之也；
即号召之，当时谁奉为天子令者？”他指出：“夫辅天子兴汉室之说，毋论权所不欲，即备亦岂真有心耶？是三人者，亦各自欲王耳。设使操当日不迎乘舆，委天子于群凶之手，汉之亡久矣。以垂王之孱主，衣租食税数十年，得保首领以殁，操之罪，固未可与后世篡逆者同日语也”[1]。钱澄之这一番论述，破除对曹操的陈见，体现他客观、超前及理智的历史认知，也启迪学术史书写的章法路径。

其三，文献征引勾稽详实，彰显史学史书写的严谨风格。桐城派作家群体撰写了众多的史著、文论、书信、谱牒、风土记、寿序、墓志、节烈传、乡贤行状、读史札记和译著等，作者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并勾稽比对，注重史料的完整性，精辟解析，旁征博引。再结合时代背景、人物经历，对他们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特征进行梳理，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自古多为官修正史，普通民众进入历史的书写可谓弥足珍贵。刘大櫆为乡贤、良吏、节妇、烈女、贞女、孝子及平民百姓撰写了大量的寿序、行状、传记和墓志铭，如《吏部侍郎博野尹公行状》中褒扬尹公孝行、《胡孝子传》中称赞胡其爱孝行，从其撰写和传播的方式看，有助于传统史学的平民化和通俗化。吴汝纶在《深州风土记》中写到：“太史公作《史记》诸表，其法本于《周谱》，后世谱牒之学发宋之君子，乃复为之，而北人不讲也，乡曲之士罕能自言其世”[2]。吴汝纶广征私家谱牒和地方文献，网罗散佚，首创“人谱”，拓展了中国旧有方志的内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展现出作者史学史书写风格严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每一小节的标题凝练更是精到，源于于作者精孰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可以高度概括和反映桐城派作家的思想。诸如，“‘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等，了然于目，高度凝练钱澄之的史学思想。

《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是对桐城派群体的一个系统研究，梳理了桐城派群体的史学成就、史学思想和特征。首先，这一著作弥补了学术史上关于桐城派群体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实属开山之作。桐城文派在学术界研究较为系统，不论个案研究还是群体研究。而学术界关于桐城派史学思想的研究多属个案，比较分散，不成体系。这本著作囊括了桐城派名家，从桐城派先贤方以智、钱澄之，“桐城四祖”“姚门四杰”，中兴盟主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严复及桐城派殿军，发展脉络清晰，史学特点鲜明。

最后，此著作为后人研究桐城派史学指示路径。桐城派虽以“古文”名世，其实质不是“复古”，而是“因时”。桐城派名家的政治主张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明遗民心理到认同清朝统治，从信奉程朱理学到维护宋学地位，从调和汉宋到主张史学经世、中体西用和洋务维新的过程，几与清朝国运兴衰昌敝相始终。作者选取的每一个时代享有盛名的作家，其史学思想多有“因时而变”“经世致用”的特征，与时代变迁相契合。

近年来，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传统历史学“宏大叙事”的方式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史学研究“微观化”渐成大势，导致历史趋于“碎片化”和断裂。作者把握历史宏观叙事，对桐城派名家的认识进行全面联系和融会贯通，对章节有深入的思考和总结。“碎片化”的历史是相对于“整体性”而言，它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作者对某些历史问题、历史现象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挖掘。作为桐城派史学研究的初步阶段，在该领域仍有探索的空间，待作者和学界日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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