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命 “人人皆日可杀”背后的抵命文化

时间：2019-01-28 17:41:4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古今中外，精通律例的永远是少数司法精英、个别法理达人。但是，当一些命案发生后，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间出现“人人皆日可杀”的呼声呢?为什么法院依法审判某些命案之后，总会引起诸多不休止的非专业争议呢?究其原因，乃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抵命文化。
　　“杀人偿命”。这条抵命文化信条可以追溯到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的“约法三章”故事。当命案发生后，成年人几乎都会产生“杀人者死”的司法预期，以及杀人必须偿命的文化判断。在近期发生的一些血案中，受害人家属不顾一切地要求处死杀人犯，大概皆是出于“杀人偿命”的文化信仰。
　　“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命抵一命”。在中国人朴素的公平正义观里，谁犯的罪过，由谁承担处罚责任。所有人的性命都是没有区别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理所当然，谁让别人失去生命，谁就必须一命抵一命，否则，就是显失公平。在审判实践中，如果一个罪犯因受害人原因起心动念，杀死一人，尚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但是，当一个杀人犯杀人数量在两个以上时，无论什么原因，不管你是否有投案自首、认罪忏悔、主动赔偿经济损失等从轾发落的情节，必须对杀人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执行者往往也认罪伏法。从公案戏剧里，某些杀人犯坦然地说：“老子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最近，云南省高院二审根据从轻情节，对强奸杀人犯李昌奎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害人家属和网民不依不饶。原因很简单，大家认为李昌奎杀死姐弟二人，是犯了两个死罪，强奸姐姐还是死罪。李昌奎报复姐姐或许有某种特殊原因，但是，摔死三岁的无辜小弟弟的罪行绝对是不可饶恕的。三个死罪，几个从轻情节，一起做加减法，便是必须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
　　“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条抵命文化信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复仇文化，江湖庙堂皆认可。包公戏里充满了“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台词。对现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戏剧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奶奶的经典唱段《血债要用血来还》。根据法律规定，当杀人犯在犯案之后出现主动投案自首、悔过、赔偿经济损失等从轻情节时，可依法从轻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是，普通民众不理解这个规定，就认“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死理。面对杀人凶案，面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无论是对官府的诉讼请求，还是民间死刑，老百姓不见杀人犯血溅法场，人头落地，难解心头之恨。所以，许多老百姓对采取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文明行刑方式颇有微词。
　　“天理不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天理何在?人情何堪?这是一个好说不好办的司法难题。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不懂中国文化传统者的一个误解或偏见。西方人的“法上之法”是宗教，西方各国法律均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往往有统一的、或占支配地位的国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国家，因此，文化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文化的固有结构是天理、人情、国法、家规。仁义礼智信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如果国法家规有明文规定时，判官和主事人可以按照明文规定办事。如果需要判官和主：事人自由裁量时，天理、人情就是无处不在的“法上之法”。衡量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主观意念、作恶手段的无形尺度是“天理”。所谓“天理”，即传世经典、圣贤名言、世俗长老教诲和千年俗话。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子日诗云”一系的文史哲道理就是中国人的“法上之法”，而历史典故、说案戏剧曲艺和小说中叙述的案例，就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判例法”，俗语谚语歇后语好比中国人不成文的民间法和自然法。“天理”深入人心，形成普遍的是非曲直观念；人性亘古不变，形成普适的利害得失计较；“是非曲直”观念加“利害得失”计较，就是人情，推而广之，就是社情民意。
　　“人人皆日可杀”。杀与不杀，如何裁量?如何执行?在立法与司法中，的确是一个多选难题。面对深厚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弘扬本土优秀传统，借鉴西方有效样本，不泥古，不照搬，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实事求是，继往开来，个案推进，点滴积累，构建中国法律文化与制度体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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