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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蔷薇叶子_蔷薇叶子(之十)

    时间:2019-01-28 17:43: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北京户口      前些日子浏览报纸标题,好像说,决定不久之后,对从外地考入北京高校的毕业生实行入籍新政:谁能留在北京就业,一切取决于校方的推荐。校方不待见的就没戏了。
      我于是想起,“文革”后期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选拔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就是采取了所谓由当地基层党组织推荐的方式。其流弊至今言之痛心。所谓基层组织,不说工厂商店和国营农场,光是“广阔天地”的各地农村,就是由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等当权干部形成为权力核心。上千万的知青分别归属数十万这样的核心统管。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基层干部自亦是良莠不等。尽管坏干部所占比例有限,但基数大,若有作恶,波及面就不会小。我们见闻所及(因为没有正式公布过有关案例的处理情况),有若干基层干部在受理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中贪污索贿,更恶劣的是借此时机奸污女生!
      这种情况其实不仅在上大学的问题上,还有办理招工、病退,诸如此类每逢知青们有求于当权者提名、开条、办手续,都会发生恃权滥权违法犯罪行为。这是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几乎成规律地批量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一听说今后外地学生从首都高校毕业,其留京指标控制在各校手中,我会联想起三四十年前令人痛心的旧事呢?并不是我总以最大的恶意去设想大大小小的权力者,而是因为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这么多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今天高校的有关l工作人员,不论是党委干部,还是行政干部(更不用说专业教学人员),都已经有了较高学历,受过完整的文化教育,不是当年基层作奸犯科那些人可比,但我们不是也听说了局内人私下对朋友的提醒――“女孩子还是出国考研去吧,免得被博导诱奸了”吗?
      现在举国党政都在致力于“维稳”,要求如毛泽东所教导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我看北京市的这个决定,颇有一点“对着干”的味道。对外地籍贯毕业生的这一规定,显然是地区歧视的表现。好像首都只是北京户口的人的首都,而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似的。而为执行这条新政策,授权校方,在决定学生留京时可有上下其手、伸缩自如的空隙,还不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这是要缓解和消除矛盾,还是凭空制造一串新的矛盾呢?
      我们不去讲依法建立有序行政的大道理,单是从这一粗率决定可能制造的矛盾着眼,则不仅是不明智,欠思量,而且是在已经漏洞百出的现行教育体制上添乱。
      其实,在北京市出台这一控制户籍的,说是新政实为倒退的办法之前,各地高校包括北京高校以及所谓名校中,据熟悉内情的人说,早已滋长着弥漫着一种无以名之的不健康空气,就是不少学生并不用功学习,而从一入校就致力于“贴近”各级掌权的人。讨好拉拢“搞关系”,不一而足,据说不下于当今竞争酷烈的“职场”。这些负面现象显然不能通通归咎于北京市关于留京户口的决策,而另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只是,北京这个新办法一出,又为非正常的人际活动增设一个新的领域和奋斗目标罢了。
      我这样叙述,似乎在指责某些学生(北京的,各地的,还有从外省到北京就学的)带坏了高校的风气。如这样理解则大谬不然,因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不在学生。那么就怪班主任、辅导员、党团支部的书记和支委们吗?他们是在现行体制的支持下被授权执行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决策,依据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标准,只要他们没有应该查处的例如受贿等违法行为,他们工作中夹杂的个人好恶,究竟如何具体考评呢?
      前面举了上山下乡时的例子,因为今天高校中掌权的多已是“老知青”那一代人。而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的一代大学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过来人记得,当时“大鸣大放”阶段留下来的“右派言论”中,为今天搜索民间思想史轨迹所注意、所表而出之的,多半是涉及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国内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以及有关政策的言论主张;而鸣放初期各班级提出的大量意见,却首先是关乎校内生活的所谓“沟”和“墙”的切身话题。当时同学们激动揭示的,几乎集中于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在“靠拢(党)组织”,协同政治辅导员工作中的宗派倾向,他们被控权力过大,高高在上,掌握一般同学的命运,反映了不平等的同学关系。对于学校政治工作体制造成的这类矛盾,似乎并未在反右派后的“整改”阶段。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以为“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满足于把矛盾掩盖和压制下去。
      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基本体制不变,既不能再像“对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专政”时期那样单纯依靠打压,又不能使校园孤立于腐败的世风之外,这时若有类似北京户口新政的冲击,高校中各院系班级的管理者与当事的学生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双向反应,真的是吉凶未卜。
      今天的高校,不会重复半世纪前整风鸣放的场面了。但像这样涉及相当影响面的规定,在拍板公布前,是不是可以也应该听听有关师生的意见呢?
      
      用文学作品进行历史教育?
      
      最近看到什么地方郑重其事地提出,要用文学作品对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的教育。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青少年也好,成年人也好,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包括中共党史和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现当代革命史。但如果以文学作品当做历史教材的话,我们是不是又要回到“文史不分家”的古代去?――中国小说的起源之一。就是娱乐场所的“讲史”,从讲史的艺人那里代代相传,最后荟萃为“水浒”、“三国”式的集大成之作,又经历代艺人的操作,化为舞台上的戏曲。古代以及当代千百万不识字的农民、市民正是从戏曲中。略识之无的人们则是通过小说来了解历史的。
      戏曲小说不足信,古来所重的“文章”呢?人们从杜牧的《阿房宫赋》得知秦始皇的穷奢极侈,而据考古发现,赢政的这一地标工程未及动工,二世而亡,只留下依稀可见的地基罢了。杜牧笔下不是历史,是他驰骋的文学想象。
      不仅收入《古文观止》的大作如此;我们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长征故事,十八勇士强渡(或作“飞渡”)大渡河之类,长期作为长征史的精彩篇章传诵,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向邓小平求证,邓告之:那都是宣传。邓小平没有说那是文学作品,或者可以谦称为文艺形式的宣传吧。
      在中国革命宣传的历程中,左翼文艺工作者对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宣传不遗余力。我所尊敬的前辈翻译家、苏俄文学研究家、中苏建交后曾任驻苏使馆文化参赞的戈宝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编过一本苏联文学简明教程,从已有中文译本的苏联小说中,按历史阶段各选一部或几部加以介绍;翻转来看,也就是利用小说中的描述来 阐释那一时段的苏联历史。例如就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革特拉柯夫的《士敏土(水泥)》讲苏联工业化,就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讲农业集体化,就法捷耶夫的《毁灭》、富曼诺夫的《夏伯阳(却帕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内战,等等。我不知道前面所说的,有人要用文学作品作为党史、革命史教材一事,是否从戈宝权先生那里获得灵感的启发。但事实证明,这些甚至堪称苏联时期文学经典的一些作品,尽管多少保存了某些当时当地城乡风物生活气氛人物笑貌的真实,但绝不等于历史,何况由于时代的限制,作者们在情节的设置、主题的提炼上竟至歪曲历史,误导读者。不但苏联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如此,就是像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只能作为俄法战争时期历史阅读的参考,而不能当做那一场战争的教材来读的。
      这本来都是常识。一旦常识成了问题,许多老生常谈就还必须重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之作。引发过一场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一来二去,几年之后终于以江青授意、姚文元执笔声讨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字狱收场。
      到了“文革”后的80-90声。不过,毕竟有别于“文革”之前,这时乃有“大话”、“戏说”出来。于是在同是宫廷戏、皇帝戏里,我们发现,标榜“大话”、“戏说”的古装戏无须防,因为编导老实承认是借题作文,并不冒充历史;值得注意、须要防备的倒是那些自称历史正剧的,夹带了太多诈伪和垃圾。
      所以,一个问题是要认清文学(包括影视)、准文学不同于历史叙述,一是还要看到,有一类压根儿就背离了文学精神而以作伪、谄上、媚俗为能事的所谓文学、准文学作品,即使写的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旧人旧事,却本来就跟历史真相相距甚远,乃至是在篡改和伪造历史!
      1962年,我和剧团一位编剧同事一起到京郊某县参加整风整社。遇到一位工农出身的县委书记,他听说介绍到“编剧”的身份,表示理解,说:“你们都是搞捏造的……”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职业重在从事虚构,只是“虚构”一词较生疏,便借用了稍熟一些的“捏造”。不要看不起这位老干部。他凭本能一下子抓住文学创作(包括编剧)工作特点的“虚构”,不同于其他需要一板一眼求真务实的工作包括工作报告、历史陈述,是截然两路,不可混同。后来我们离开那里不久,听说他“犯错误”了,从我对他为人朴实直率的印象出发,我认定,多半是他不适应当时蔚然成风的弄虚作假,不肯苟同,落落寡合,才不见容于官场,不得不出局靠边站的。
      我尊敬这位下台干部,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对“捏造”(捏造数字,捏造事实,做假袁报,欺上瞒下)的反感,而他特许我们编剧人员可以“捏造”,正是对于“虚构”这一职业特点的理解,并没有嘲笑我们的意思。而我们今天反省,当时我们这些耍弄笔杆子的,在被允许的“虚构”的权利范围内,岂不正自觉不自觉地、时不时地干着“捏造”的勾当么?真是让老书记无意间说中了!
      这位不知今天是否还健在的县委书记,是出身工农的“大老粗”,但其有见识如此(包括对文艺工作的理解。比那些一味要小说戏剧作者都当照相机、记录员的领导水平高多了)。而奇怪的是今天若干具有高学历的精英们,居然提出了用文学作品对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教育的主张!文学作品的虚构要求与党史、革命史的史实要求,根本就不同,你怎么让青少年去辨识其中的真伪?
      你们无非是想用《上海的早晨》之类来诠释对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用《金光大道》之类来美化对农民的剥夺,用《朝阳沟》之类来辩护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吧?
      要不,难道你们是在嘲弄当下的党史、革命史教育,只不过是小说、电影、电视剧一样编故事,哄小孩,忽悠读者和观众?
      还要说一句,虽然那位老书记混淆了“虚构”和“捏造”,我们不以为忤,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却也拒绝捏造。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多说了。
      总之,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不可用“虚构”的作历史教材,更不可用“捏造”的去进行“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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