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 [论租界文化对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时间：2019-01-30 05:44:5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租界小资情调泛滥的文化语境酿造成的空虚孤独、颓废放浪的世界末情绪为张爱玲坦露女性情欲诉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氛围，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对女性情欲世界呈现的主题、细腻纤巧的女性化叙事风格与租界文化气息营造出的“男女情感肉欲之乡”的语境相契合。
　　浮华魅影的上海租界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张爱玲，她是租界文化合适的女性代言人之一。张爱玲的前半生，除了在天津住过两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一直都住在上海。毋容置疑，租界欲望化的风气对张爱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欲望化叙事，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以人的情感欲望作为文本表现的主题，文本内容局限于狭隘的情欲世界，带有宣泄情欲化诉求倾向的叙事模式。一般而言，在欲望化叙事中，作家最先注意的是叙事动力的寻求与表现，在一些以宏大叙事为主题的作品中，叙事动力往往表现为对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或者人性与道德冲突问题的展现与探究。不同于以宏大的主题作为叙事动力的文本的叙事模式，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以女性婚恋纠葛、情感世界为关照对象的狭隘的欲望化叙事策略，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大都是情欲自由的倡导者，同时又为情欲所主宰，成了情欲的奴隶。从某种意义上讲，租界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与欲望化、颓废糜烂的气息对张爱玲小说欲望化叙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文化的塑造与主体的接纳
　　租界文化是李永东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租界文化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租界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在于中西杂糅的文化特质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冲击，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流传深远的文化对呈现异质形态的租界文化会形成一定的反驳，二者之间的张力给身处租界的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与维度。然而不同的个体，置身租界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是不同的。究其原因，在于租界中西杂糅的双重文化气息对主体文化身份的确认设置了障碍以及不同的文化接受心理导致主体在接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个体，置身租界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是不同的。同样，对自幼生长于上海的张爱玲来说，她受到租界文化的熏染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她对租界文化的体念较之于鲁迅等上海的“外乡人”应当更加透彻，而在上海租界“只有女性的情爱与生活细节，是殖民者最不觉得具有威胁，最不愿费力气去管的，所以在战争与殖民的夹缝里,男人的厮杀呐喊没有留下来，反而是女人的悲欢种种留下来了”。租界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给张爱玲坦露女性的情欲诉求提供了适宜的文化语境空间，并对她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用学者于青的话说:“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肆意实现对文学的狂喜享用。”而张爱玲自己也承认上海独特的文化气息带给她独特的体验，她曾说：“我喜欢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可见，张爱玲对呈现出中西杂糅形态的文化是持一种欣赏态度，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大胆坦露自己情欲诉求的叙事特征与租界欲望化的文化气息相契合。此外，上海租界的文化消费心理需求也为张爱玲的小说欲望化叙事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如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倾城之恋》由大中剧艺公司在上海新光大剧院上演，连演八十场，票房“雄视全沪，唯我独尊”。话剧《倾城之恋》的成功上演以及在票房上所取得的不俗成绩正反映了张爱玲的叙事风格符合上海租界文化消费心理需求。由此可见，除了租界文化气息充溢的上海，同时期的其他城市是不会那样欣赏充满世俗性的张爱玲。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租界文化影响了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租界体验给她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展现文学才华的机遇，成就了她在文学史上不俗的地位。
　　二、情欲世界的沉溺与呈现
　　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欲望化叙事的特征在主题上表现为对情欲世界的呈现，在叙事手法表现为纤巧细腻的女性化风格。在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欲望化叙事成了其创作的主调，女性欲望化心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以女性的情感欲望作为贯穿小说情节主线，并对因欲望的泛滥而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的叙事模式是独具一格的，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女作家的特点所在。“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人生的小小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也注意研究它们的动。”张爱玲对女性追求情欲自由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她的主题多是呈现都市男女之间的婚恋情感世界，内容大多局限于男女两性情感与日常生活的小圈子里，多少带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意味，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除了受租界盛行的沉迷于个人小天地享乐的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外，也与她的个性有关。胡兰成在回忆张爱玲时曾说：“她（张爱玲）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胡对张的评说或许有失公允，但张爱玲局限于女性自我情感世界的倾向是明显的，当然这种倾向并非张爱玲所独有，像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苏青、梅娘等，在作品中都透露出这种女性化的倾向。从生理学角度上讲，女性化的倾向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密切相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有着正常情欲需求的女性，常年瘫痪在床的丈夫无法满足她这种需求，她渴望着从自己的小叔子季泽身上得到满足，可未能如愿，长期以来对于金钱的欲望一直压抑着正常的情欲，最终使她变成了一个畸形化的欲望女性。一方面追求情欲的自由，一方面又被情欲所禁锢，成了情欲的奴隶，这似乎反映了张爱玲作为一位新女性前卫姿态以及作为传统女性身份局限性的矛盾心态。这种对待女性情感世界大胆裸露的时代气息与现代化特征与上海租界的文化特征是不谋而合的，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大都市，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是一派畸形繁华的局面，金钱、享乐、肉欲、颓废、暴乱各种色调充斥着色彩驳杂的上海滩，作为一位生性敏感、观念开放、姿态前卫的新女性，张爱玲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租界这种肉欲颓靡的气息，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女性追求自由情欲的展现持一种肯定包容的态度，这与租界既是开放自由同时又肉欲颓废的气息是相契合的。可见，张爱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与作者的租界体文化验紧密相连。
　　总之，租界小资情调泛滥的文化氛围所酿造成的空虚孤独、颓废放浪的世界末情绪为张爱玲女性情感的自由抒发提供了合适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对女性情欲世界呈现的主题、细腻纤巧的欲望化叙事风格与租界文化气息营造出的“男女情感肉欲之乡”的语境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陈子善.在惘惘的威胁中――张爱玲与上海殖民都会[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转引[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昭铭等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叶旭明（1986-），男，汉族，广东茂名人，西南大学文学院 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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