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平和的辛亥史 辛亥武昌首义史
时间：2019-02-02 05:34: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书目繁多 各具特色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图书中，如果不算纯粹的史料，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偏重于革命史。比如冯天瑜、张笃勤合著的《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该书强调革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革命党人的部分交代得很清楚，对于清廷和立宪派则缺乏相应的考察，作者的立场也非常鲜明。另一种是通俗历史，比如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等。作者有自己的价值关切，立足于自己的历史见识，选择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将辛亥革命中那些看来有趣、轻松的事经过排比和组合之后，让读者轻松进入历史风景，并在文字中得到阅读快感。还有一类是正史。作者以细致而周密的史料耙梳为方法，对过去的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提出新的见解。这类图书以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雪饵《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为代表。
冯天瑜、张笃勤在武汉，他们占据地利之便，将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的历史细节和过程交代得非常清楚，书中也加入了他们对辛亥老人的采访。因此，《辛亥首义史》的优点在于对革命党人组织和发动武昌起义，与清军作战的具体情况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对于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两湖革命党人因权力掌控和地域观念形成的派别之争交代得很清楚。比如，共进社的孙武与文学社的蒋翊武之间的冲突，以及孙武被革命党人追杀的详细过程。
但是，作者囿于革命史观，过于强调革命党人这一面，关于革命党人与清廷、立宪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革命进程与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互动，书中未能形成一个全景式的图景。因此，该书只是一部“革命党人的辛亥史”。其缺点在于，在横向上，作者缺乏一个全面而开阔的视野；在纵向上，作者缺乏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标准的超越性关怀。雨果在《九三年》中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无论是《辛亥首义史》，还是之前出版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冯天瑜先生都缺乏雨果的这种认识，并在研究中形成自觉。诸如章开沅、林增平等人所著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等人所著的《辛亥革命史稿》莫不如此。
多年来坚持通俗历史写作的张鸣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其史识毋庸置疑。他总是能轻松地将读者带入自己的文字之中，展现出历史有趣的一面。张鸣的历史写作，有意与官方史学、权力史学保持距离，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在张鸣那里，现实关照与历史叙述被融为一炉，读者从他那里读到的不仅有过往的人和事，更多则是对现实的思考和启迪。《辛亥：摇晃的中国》同样如此。书中将辛亥革命中很多有趣的事，有趣的人都呈现给读者。但是，张鸣著作的一大缺点是成书草率，对于史料消化吸收的程度不够，对材料的组合和深入研究远远不足，缺乏一个提纲挈领的把握和贯穿，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此前的《军阀与五四》有此缺陷，《辛亥：摇晃的中国》同样如此。
优点：回归历史学本位
与前两类著作相比，《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优点一望可知。首先，作者以钱穆先生提倡的态度――温情和敬意――看待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清政府、立宪派和袁世凯在以前的辛亥叙事中，都是被当做负面的对象进行处理。而作者却对这几派政治势力平等看待。在作者看来，正是革命党人十几年持之以恒的宣传，才还其了全民族的觉醒，他们是启蒙者；立宪党人进行民主训练，使中国有序实现和平转变，他们是领导者；袁世凯和南北新军拥有最强的武力，却力举议和，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清王朝十年立宪预备，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最终和平隐退，赢得敬重。这种看历史的眼光和角度，远远超越了单一历史眼光和评论标准的束缚，回归了历史学的本位。
此前，众多历史学家认为，清王朝是搞假立宪，真专制，一涉及实质性的权力转移和利益分割，就敷衍民意，罔顾大众。而马勇在该书中的研究证实，清政府1906年9月1日宣布开始预备立宪，9月2日就成立了编纂官制馆。随后，清政府对官制进行改革，并新设了资政院和审计院，资政院是为开设议院做准备，审计院是核查经费，为政府的行政开支把关。
清政府宣布立宪受到了立宪派以及社会各界的欢迎。举国上下，欢声一片，社会各界自发的庆祝欢迎，国内立宪派与连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内外呼应，成立了很多立宪团体。按照马勇的说法，慈禧太后、光绪帝获得空前殊荣，其政治声望达到顶峰。与之相反，革命党人的革命事业却陷入了低潮，孙文和他的战友只能在局部发动的武装暴动，一直没有形成气候，而且影响很小。由此可见，还权于民确实可以避免社会危机，而且被清政府证明有效。据此，作者认为，清政府有立宪诚意。当然，清政府的诚意是否彻底，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1911年中国大革命》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比如，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政的俄国，这给了立宪党人充分的理由宣扬自己的主张，各级官员纷纷上奏，敦促清政府开始实施君主立宪，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美日德等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等，书中都有较为明晰的论述。该书对于清政府、立宪派以及革命派之间互动的论述很精彩。书中揭示，一旦清政府的改革举措被立宪派和社会各界所认同，革命党就陷入了低潮，得到的支持也很少；一旦清政府的改革措施被认为缺乏诚意，换汤不换药，革命的呼声更为壮大。这一点，在以往的著作中很少提及。
在我看来，该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甚至是填补了以往辛亥革命研究的部分空白――这就是清廷内部的复杂情况。作者的研究揭示，在清廷内部，同样有得到权力好处的既得利益者，也有大权旁落的愤愤不平者。袁世凯作为效忠清廷的大臣，对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态度与皇室贵族又有着明显的差别。《1911年中国大革命》生动地展现了这些，为我们描绘出了清政府内部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权力体系内部的结构与脉络。这些，对于我们理解清政府最终何以选择政治和解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缺点：调和尺度把握欠妥
不过，我要从四个方面对这本书提出批评。
首先，在这本书中，马勇对于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葆有浓郁的温情。但是，尺度过多的温情，使得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论述调和有余，分析不足。在作者笔下，辛亥革命过于平和，一团和气。事实上，清政府虽然有改革诚意，但是对于权力的流失非常警惕，否则也不会让立宪派和社会各界数次怀疑其改革诚意，一再错失良机。而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开始的时候既反对暴力革命，又不满意清政府在政体改革上的彷徨和犹豫。对革命党而言，是希望用暴力推翻专制，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 利益所在，即以推翻清政府的方式获得权力。该书对于这几大阵营的尖锐矛盾表现不足。
其次，作者对于辛亥革命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即皇族内阁出台史料的运用不足，分析过于粗略。该书在保路运动的篇幅较为充分，对于皇族内阁的笔墨却用力不足甚至过少。皇族内阁的出台以及随之而来的铁路国有化，是清政府改革失败的转折点。该书对于皇族内阁出台的论述流于简单，对于皇族内阁出台后，在立宪党人和社会各界引发的反响，以及皇族集团如何看待这些反响几乎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写作上的重大失误。
此外，对于保路运动中，四川绅商如何勾结哥老会上下其手，革命党人如何火中取栗、推波助澜的史实论述亦不充足，而这些更有助于读者了解社会运动的真实情形。当然，这需要更细致的史料研究。相对而言，雪饵的《辛亥：计划外革命》对此有更清晰的勾勒。
第三，辛亥革命发生后，18省相继独立。作者指出，一些省宣布独立，是为了避免革命党的介入，同时也避免战火。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很明显，这种行为与此前的“东南互保”有着相似的逻辑。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1900年，经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元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
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那么，辛亥革命中18省中有些省的独立，与此前的“东南互保”有着极其类似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东南互保”是对外和平相处，而辛亥革命时一些省的独立，是对内维护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地方行政首脑用违抗或表态的方式，对朝廷或可能扰乱自己区域的政治势力表达中立的立场，以求得自保，免遭战火侵袭和可能产生的动荡。但是，作者在该书中对于东南互保与后来一些省独立之间的联系没有丝毫提及。
最后，该书对袁世凯的心态变化分析不足。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袁世凯此前是被妖魔化的人物。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在该书中试图恢复其本来面目。但是，这种调和的意味过浓，而且有美化袁世凯的倾向。作者笔下的袁世凯一直赞成君主立宪，一直想救大清于既倒，称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两个多月中，“确实坚守了做人的原则”。(P324)在作者看来，1912年1月16号袁世凯与内阁大臣向朝廷上了一份密奏，“这大约是袁世凯第一次向朝廷标明自己已经从先前的君宪主义上动摇了，他个人此时已经开始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场上了”。1月29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杨度在北京发起“共和促进会”，“这对一直主张君宪体制的杨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甚至直到清朝宣布退位也坚持这种看法。
可是，作者对袁世凯的描述，忽视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对于更大权力的渴求。作为一个附着在政治权力链条上的政客，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希望获取更高的权力。以当时的情形而论，袁世凯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强人和政治强人，在国内外都对其看好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对于最高权力没有一点觊觎之心。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记载，袁世凯对于君主立宪一开始很热衷，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进程，逐渐转变。
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的机要秘书蔡廷干到莫理循家，两人长谈了好几个小时。作为袁世凯派到武汉的谈判密使，蔡廷干说，孙文没有得到武汉革命党人一致的拥护。谈完之后莫理循立即意识到，君主立宪已经没有可能；蔡延干反对保留满族人的地位；皇室已经意识到它的处境毫无希望。11月20日下午，莫理循和袁世凯长时间谈话，就君主立宪和共和制进行了交流。莫理循认为，君主立宪制不适于当时的中国；袁世凯认为，共和制会导致列强瓜分中国。
1912年1月10号，蔡廷干写信给莫理循，希望他动员上海商会领头请愿，要求皇帝退位。莫理循于是给上海工部局卜禄士写信提出，请上海商会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说皇室妨碍和平，请皇帝退位。如果上海商会这样做了，其他商会也会这样做，联合起来，力量将会很大。因此，香港、上海的商会都发出了通电。
作为袁世凯的追随者，唐绍仪曾经设想，召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这样可以使袁世凯不用被人指责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但是，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这一计划，为了让袁世凯体面地当选总统，莫理循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国民会议提名，清廷自己任命袁世凯当总统。并在12月31日将这个办法告诉了蔡廷干。次年2月5号，蔡廷干告诉莫理循，袁世凯听到这个建议后喜出望外。因为，由朝廷宣布建立共和体制，既符合中国传统的礼教，也维护了皇上和袁的面子，一个新的共和政权就能合法、正当而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P343)
总之，袁世凯从赞成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从晚清大臣、新军首领到决定获取最高权力，显然存在着一个心态变化过程。但是，该书没有把袁的这种心态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本文编辑 谢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