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历史涂上诙谐幽默的黑色】 聊天话题100句幽默
时间：2019-02-06 05:37: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污点、自己犯下的罪恶,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却又不简单的问题。能不掩盖回避,不抵赖狡辩,不粉饰矫情,而能直接面对并且深刻检讨忏悔认罪,这需要良知,需要勇气,需要诚实,需要对人生的感悟,对于担当“社会良心”职责的作家来说,更应该如此,否则,就有欺骗读者之嫌了。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2006年在他出版自传时自曝丑闻,首次披露了他年轻时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的经历时,在德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格拉斯一向是被读者当作德国社会的良心来崇拜的,是德国的正义化身,是个圣人,而这个圣人居然一直掩盖着如此巨大的污点。
格拉斯和比他早两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达里奥・弗和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一样,在政治上也偏左,公开声称自己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自称是“修正主义者”,还常为社会民主党竞选站台演说或朗诵诗歌,1965年就曾出版过一本竞选演讲集。他还频繁地在媒体露面,到处接受采访,在电视上出镜,在广播电台发声,在报刊上发表政论,而且常常是惊世骇俗的“不同政见”,和西方的主流话语唱反调。比如说,他反对拆毁柏林墙,反对西德合并东德,甚至还为东德政权辩护,说东德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他也曾激烈批评欧盟和美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政策,反对北约干涉波黑、轰炸科索沃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常常引起很多争议,也给他本人招来很多批评甚至诟骂。在有些人看来,格拉斯作为作家是不务正业,多管“闲事”。2006年5月我到柏林参加国际笔会第七十二届年会,格拉斯致开幕词,把文坛当成了政坛,慷慨激昂地抨击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以来的世界政策,反对美英对伊拉克动武,用词之激烈让我非常吃惊,真怕在场的美国笔会代表会离席抗议,幸亏美国笔会代表并不把自己当作国家代表,他们中间自己也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作家,都不动声色。
总之,格拉斯曾经代表着或者代表过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正义的声音。1995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年,欧洲各国报纸上连载了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大江健三郎之间的通信《我的日本、我的德国》,两人共同深刻检讨两国的战争罪责,一时传为佳话,也成为难得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在通信中,格拉斯曾经义正词严地要求每个德国人反省自己。他质问道:难道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只能表述为某个独裁者“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的不义之举”,难道我们每个德国人自己没有责任?
可那个时候,格拉斯还没有公开披露和承认自己的历史污点和罪恶,没有对自己的罪行作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恰恰相反,他还一直扮演审判别人的道德法官的角色。如此严以待人,疏于责己,迟迟不讲真话,很多人觉得格拉斯不够诚实。尽管还有人为格拉斯开脱,说他终于还是能够坦诚地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可以原谅,但是更多人觉得他承认得太晚,还有故作姿态而炒作热卖自传的目的。有些格拉斯的崇拜者甚至感到上了他的当,感到失望和愤怒。有人要求他交还过去获得的荣誉,例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波兰人瓦文萨就要求格拉斯交还他的出生城市但泽市授予他的荣誉市民金钥匙。也有人说,要是格拉斯早就承认了是纳粹党徒,他在1999年就不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要求瑞典学院收回这个奖状。
奖状当然是不会收回的,格拉斯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他创作出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这几乎没有人否认。所以他本人到底是个正人君子还是伪善小人,其实这都已经不太重要了。我只觉得,正人君子和伪善小人之间存在的反差恰恰可能是瑞典学院颁奖词的一个注脚:描绘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历史本来是需要严肃甚至沉重的批判态度,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犹太作家能这样“诙谐幽默”地描绘大批杀戮犹太人的毒气室和集中营。也许正是因为作家属于罪恶的一方,自己有罪恶感和个人污点,而无法做到严肃沉重,而是更具有荒谬感,那么用这种“诙谐幽默”才能调侃自我。
也许就是这样的,当历史本身缺乏诙谐幽默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诙谐幽默来对待。
《铁皮鼓》:二十世纪历史的独特画卷
有一位德国文学批评家说,在他看来,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格拉斯那样在国内国外有如此不同的形象对照:在国内,德国公众经常是在媒体上看到他,听他对各种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因此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饶舌多嘴好管“闲事”的左派政治家,就是自传自曝丑闻引起舆论哗然也和文学无关,几乎忘了他从事的主要还是文学创作,曾有惊世骇俗的经典作品,他的身份其实不应该是有争议的政治家而是作家。而在国外,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是知名作家,人们主要是读他的文学作品而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念念不忘他的《铁皮鼓》,因为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也非常成功,一度家喻户晓,使他更加声名远播。其实,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也特别强调《铁皮鼓》是他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品,给以非常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不朽作品之一,在内容上再创造了人们试图忘记的历史世界,在形式上突破了现实主义,是战后德国文学的新起点。这部长篇小说早在1959年就已发表,因此,还有人评论说,瑞典学院表彰的其实还是格拉斯四十年前的文学成就,他后来的作品都没有超过这部小说,这个奖晚发了四十年。
的确,一本《铁皮鼓》的历史内涵就比几十本博士论文和历史著作还要丰富。就格拉斯本人至今为止的全部文学创作来看,他的人文关怀,他的想象力,他的非凡语言天才和把握历史的特殊能力,都在《铁皮鼓》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展示,后来的作品反而有些逊色。
《铁皮鼓》的文学传承,大概已经有了很多学者的分析研究。它和德国民间童话传统肯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奥斯卡・马泽拉特最宠爱的玩具是一个铁皮鼓,它也具有某种魔力,像德国民间童话传说中花衣人的魔笛一样,能让人入迷,敲起来能让孩子们都跟着走。熟悉魔笛故事的人也可以理解,这可以象征和暗示是一种对于不守信仰的成人世界的惩戒。
此外,《铁皮鼓》不是一般的围绕某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时代来展开的历史小说,而是继承欧洲中世纪流浪汉小说传统(其最经典作品当然是《唐・吉诃德》),但又是一种现代翻版,通过对一些超常的吊诡人物的塑造,又结合现代超现实主义笔法,来折射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现象,因此更具深度,或按一些评论家的说法,不光有皮毛,也更“有肉有骨”。
这部小说以主人公奥斯卡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从他的祖父母的年代讲起,一直讲到他本人三十岁生日那天(1954年),跨越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是用主人公的独特眼光来扫描整个德国纳粹主义时代的历史。这是一部本身就深具黑色的历史,其实不需要作家来描绘成黑色,作家增添的不过是诙谐和幽默的色彩!
诙谐幽默首先来源于主人公奥斯卡是个小怪人,欧美马戏团表演中最常见的引逗观众开怀大笑的侏儒。奥斯卡又有特异功能,能发出一种超常的声音,使各种玻璃破碎,也使他能够阻止自己的身体发育成长,成为一个非同凡人的小侏儒,因为他不要进入成人的充满罪恶感的世界。他之所以不愿意长大,就是因为发现了母亲和表舅偷情。
小说描写了奥斯卡游荡生活中一系列离奇古怪的事件,特别是他身边的人的怪异死亡,比如说他母亲是因吃鱼过量而死;他名义上的父亲虽然一直不想抗争,却还是因参加抗争的罪名而被处死;他的第二个父亲是因为在苏军到来后想吞下自己的纳粹党徽而噎死的;还有一家杂货店老板是巧妙地用店里的秤盘自杀的;而最后奥斯卡本人也因莫须有的谋杀罪名被送入精神病院。因此,与其说小说描写的是侏儒奥斯卡的怪异,不如说是他眼中的成人世界的怪异和疯狂。奥斯卡作为侏儒和凡人世界的距离使他能够“旁观者清”,有更开阔的视角,更能作出历史性的评判。这部小说在1979年由著名导演史隆多夫拍成电影,一时轰动,当年即获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继《铁皮鼓》之后格拉斯又发表了《猫与鼠》(1962)和《狗年》(1963),都以故乡但泽市作为小说的主要场景,三部小说统称为《但泽三部曲》。这些小说中心人物的形体也常有非同凡人之处,如《猫与鼠》的主角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喉结,小说中也都有很多令人莫名其妙但滑稽可笑的悲惨事件,一样符合文学院《颁奖词》所说的“诙谐幽默的黑色”,而一个共同的基本主题则是描写集体性的罪恶和疯狂,包括集体的无意识,实际上是深刻反映了纳粹政权统治下德国人的一种普遍精神现象,甚至也可能是我们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人类的本性是适应环境,屈从于环境的压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界把格拉斯视为二次大战后最勇敢也是最早检讨本民族历史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同时也成为对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挖掘最深刻的伟大作家之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在人们厌倦理性的时代的来晚了的启蒙使徒”。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也算当之无愧。
不易遗忘的传奇人生
在长达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格拉斯对自己的历史污点一直避而不谈,直到八十来岁才披露真相,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历史的“遗忘”?
实际上,格拉斯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在他的一生创作中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泽三部曲》已经明显带有格拉斯的自传色彩,反映他自己少年时期和二次大战年间的生活,但是没有提到参加党卫军的历史。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但泽自由市(即今波兰格但斯克市),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1938年纳粹德国强行占领但泽市时他年仅十一岁,但已亲身经历了欧洲的历史动荡,目睹了本民族集体性的疯狂行为。他本人后来也被征召入伍,在德军中当炮灰,二战结束时还成了美军的战俘,又被迫离开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家乡搬到西德。这段经历成为他重要的创作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对文艺的兴趣最早是在绘画方面。1949到1956年间他曾专攻美术,对毕加索画派很有兴趣,后来还专门去巴黎学画,受到当时那里流行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及戏剧的影响,由此转向文学创作,写过一些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和剧本,并自己配上插图出版。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中丰富强烈的画面感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还和这段学习绘画的历史很有关系。
除了《但泽三部曲》,格拉斯后来发表的重要作品都有自己亲身经历的德国当代历史事件的印记。这里包括1966年出版的剧本《贱民再次造反》,以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的人民起义为背景;196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所需之地》,描写1968年德国左派造反运动;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蜗牛日记》是以回答自己孩子问题的形式描写自己1969年的政治竞选活动,也把当时的德国比做向民主缓慢爬行的蜗牛;197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鱼》是描写男性的破坏性和女性的建设性之间的冲突,很有个人感受,也是以幽默笔法和全球视野来写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1979年出版的《特尔格特的会议》实际上是关于1947年建立的德国作家团体“四七社”的长篇写实小说,格拉斯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亨利希・伯尔都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198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雌老鼠》则涉及环境的破坏,悲观地预言未来的环境灾难。除小说外,他还发表过很多剧作、诗歌、政论、随笔等等。总之,格拉斯著作甚丰,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而且涉及各种体裁,至少在数量和文体种类上,他都远远超过了前几年的获奖作家。
格拉斯获奖时正是世纪之交,百年之末,少不了的是历史感。有意思的是,当时他出版的著作就叫《我的百年》,按二十世纪的年份每年写一章,既是扫描出这个世纪的一个个人的历史,也是欧洲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现在,这位描绘二十世纪历史的作家自己也将作为上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名垂史册。
瑞典学院表彰的就是格拉斯文学创作的历史深度和独特意义。文学院的《颁奖词》称赞格拉斯“在诙谐幽默的黑色寓言中描绘出被人遗忘的历史面目”,而且在新闻公报中赞扬格拉斯“挖掘过去比大多数人都挖掘得更深,是为我们钻研和说明二十世纪历史的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