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杨树达与陈寅恪的交谊]

　　杨树达(1885-1956)与陈寅恪(1890-1968)都是近现代中国真正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的煌煌著作,皆可谓字字精玉的经典,得到当时及后人的极高评价。两人一生交往算不上密切,但因居地与时代的机缘,从少年时代即已结缘,此后更因职业、学术、心志等方面的相近关系,从往还定交到成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为后人留下一段学林佳话。他们的学术交谊及其精神人格魅力,至今仍熠熠生辉。
　　
　　一、长沙结缘
　　
　　今人皆知:杨树达为湖南长沙人、陈寅恪为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其实,湘、赣二省地理位置相邻,宗族相系,血脉相连,自宋至明清时代,因战乱频仍,大量江西人移民两湖,有“江西填湖广”之说。正是这种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使两人在籍属上早已有缘,杨树达家族即是从江西迁居湖南的移民。据杨树达裔孙杨逢彬教授最近披露:杨氏宗族于明末清初从江西南昌府迁居湖南,初定居于今长沙县东北角和平江、汨罗接壤的龙华岭一带。移居湖南的杨氏家族以耕读为业,历经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家资渐丰,旋又中落。据杨树达回忆:其“先世力农,以赀雄于一乡,以火把差,家中落。到曾祖春台公时益困,遂移居会垣,治菜圃”。1885年,杨树达出生在湖南长沙北门正街宗伯司臣坊,虽为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其家族却与江西有着悠久的渊源。
　　陈寅恪虽祖籍江西,但出生地却在湖南长沙。
　　陈寅恪家族自其祖父陈宝箴始,已与湖南结缘。陈氏远祖原居福建上杭,至六世祖腾远迁居江西义宁,以耕读为业。咸丰十年(1860),陈宝箴参加会试不第,侨居京师三年,即与湘籍举子龙阳易佩绅、武陵罗亨奎结为知己,有“三君子”之称。时值太平军纵横驰骋江南,国难当头,热血青年陈宝箴与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决定弃文从戎、加盟湘军,自行招募上千义勇组建“果健营”,驻扎湘西“击寇自效”,自此涉足湖南。1863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在安庆开府招贤,盛情邀请陈宝箴入幕,陈宝箴不负时望,在人才济济的曾幕中脱颖而出,屡建奇策,颇为曾国藩器重,在幕府中引为上宾,誉为“海内奇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因爱才心切,向清廷保荐陈宝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湖南成为陈氏家族走出义宁后开始游宦生涯的第一站,陈氏一家也由江西迁居湖南省垣长沙。
　　1873年,陈宝箴长子三立(陈寅恪之父)在长沙闲园与其父好友罗亨奎长女完婚。1875年陈宝箴实授湖南辰永沅靖道,此后,陈宝箴虽辗转任职河南、直隶、浙江、湖北各地,家眷多留居长沙,陈宝箴父子罢职后即回长沙居住。如:1876年陈宝箴于湖南辰永沅靖道任上“以母丧去职,还长沙,服满后二年始授新职”。1882年,陈三立往南昌乡试中举人,“试后至长沙”,因三年前罗夫人病故,续娶俞夫人(陈寅恪生母)于长沙。1883年,陈宝箴任浙江按察使“仅数月,以前在河南省任内刑狱事被诬劾,免职,拂袖归,还长沙”。1886年,陈三立入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授吏部主事职,“旋以侍父告归”返长沙。自同治六、七年起,湖南长沙已经成为陈氏家族“第二故乡”。1890年,陈三立第三子寅恪出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提督宅(唐代进士刘蜕故园,入民国后为周南女中),与湖南结下终生之缘。
　　真正促使杨树达与陈氏家族交接的却是历史创造的时代机缘。
　　1895年8月,受朝廷重臣荣禄举荐,陈宝箴从湖北布政使迁升湖南巡抚,回到长沙。时当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感到创巨痛深,人心思变,而当时湖南闭塞落后,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不思变革,长沙被称为“铁门之城”。陈宝箴巡抚湖南后即招贤纳才,极力整顿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董吏治,开利源,变士习,开民智,设矿局、官钱局、保卫局、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等,陈三立也辞去吏部主事之职,襄助湖南新政事业。陈宝箴率先推行的维新变法运动,使闭塞的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省区,尤其是设立新式时务学堂,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也使杨树达与陈氏祖孙三代结缘。
　　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湘绅熊希龄及谭嗣同等合力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进行维新变法的讲学与宣传活动。第一届招考学生时,杨树达与伯兄树谷同时考取,同届录取者有第一名慈利李炳寰(字琥生,后以庚子起义殉国)、第二名邵阳蔡艮寅(后改名锷)等四十人。此次招生考试,检阅试卷者即是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故杨树达诗作中有“辱知三世岂寻常”之言,其自注云:“君先德中丞公抚湘,丁酉年设时务学堂,录取诸生,先兄及余皆与焉。校阅文卷者散原丈也。故有‘辱知三世’之句。”
　　自同治年间陈宝箴将家人接到长沙后,他和他的子孙们便与湖南结下不解之缘,义宁陈氏不知不觉间已把湖南当成第二故乡。对陈宝箴而言,湖南是他走出故土开始游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大显身手、成就一生事业的辉煌之地,故对湖南及长沙充满感情。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湖南确又成为陈宝箴父子官宦生涯和一生事业终结的伤心之地。戊戌政变后,湖南新政一切皆废,时务学堂解散,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京师,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则以“滥保匪人、招奸引邪”(“戊戌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为陈宝箴举荐)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
　　
　　二、清华定交
　　
　　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冬,陈寅恪随父祖“浮江绝湖”迁返江西南昌,1900年4月随父陈三立迁居江宁,在自设家塾中学习四书、五经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新式课程。1902年春,十三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兄弟二人进入东京巢鸭弘文书院学习,课程以日本语言为主,兼修其他西学课程,程度相当于中等学堂。1904年暑假返南京,与兄隆恪同时考取江南官费留日生,冬初偕隆恪再往日本,仍在弘文书院学习语言及其他课程,年长三岁的隆恪则直接考进庆应大学就读,后转学东京帝国大学。1905年冬,陈寅恪因患脚气病返南京家中休养。1909年前往欧美各国游学,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哈佛大学、巴黎大学、苏黎世大学,1925年回国。
　　时务学堂解散后,杨树达辍学在家读书。1900年秋入求实书院肄业,1903年入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史之学。1905年6月,受当时留学日本风潮鼓动,杨树达偕伯兄杨树谷等人考取官费生留日,先入东京弘文书院大冢分校学习,以日本语为主课。1908年1月,转学正则英语学校,4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1909年3月,预科毕业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就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官费无着,归国返长沙,先后任职于湖南省教育司、楚怡工业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等处,直到1920年。
　　从留学时间上看,杨树达于1905年6月至日本东京,同在东京留学的陈寅恪本年冬季因病归国,二人同时在东京的时间不足半年,加之就读学校不同,据现有资料来看,这对在长沙早有因缘的青年学子,在日本留学期间未有相识、交往的记载。此后,陈寅恪远赴欧美游学,杨树达仍留学日本,归国后在长沙任职,二人东西相隔,天各一方,难有相遇机会。直到1926年,清华大学才为杨树达与陈寅恪提供了聚结定交的机会。
　　清华大学原名清华学堂,初创于1911年,是清廷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国内教育界大倡“学术独立”、“教育自主”,主张逐步减少留学生员额,节省留学经费创办国立大学,自主培养人才,遂有改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为大学之议。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除保留原留美预备处外,另立大学部,设十一学系,并创办国学研究院,培养国学人才。受清华当局聘请,1926年陈寅恪与杨树达相继来到清华园。
　　陈寅恪是应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请而来。清华国学院创立之初,主持其事的是陈寅恪留学哈佛大学的同学吴宓先生,在聘请师资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知识渊博、学通中西、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留学的老友陈寅恪,于是,向清华当局提议,1925年清华正式向陈寅恪发出邀请。接到清华聘书后陈寅恪于1925年秋离德归国,因父亲陈三立生病往杭州侍疾休养一年,1926年9月开学前夕才北上清华园,住进工字厅教员宿舍。
　　杨树达比陈寅恪早三个月到清华园任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各界掀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11月,杨树达作为湖南教育界代表之一,与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人一道前往北京向政府请愿,“居京数月,见诸任教大学者每周授课不过八、九时,自修时间绰有余裕,每心羡之”。次年8月,再度北上,经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推荐,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职,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校教职。1924年转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26年6月,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杨、陈二人在清华园开始较频繁的交往。
　　戊戌一别三十年,最是乡情难掩遮;青青长沙少年郎,转眼京华同讲堂。戊戌那年,陈寅恪年仅九岁,杨树达十四岁,三十年后清华园聚首,儿时的记忆或已模糊,而那份乡情和对学术的挚爱,却让他们如老友重逢。二人初次见面,即与交流湖南前辈乡贤邹汉勋的学术相关,据杨树达《日记》所载:1928年3月23日,“在清华,陈寅恪来。言在上海时,见邹叔绩《读经札记》手稿,厚尺许,说《左传》者颇多,刻遗书时盖以未见,漏未刻入。藏者为叔绩之孙,意欲付与寅恪,寅恪以无副本,不敢携来。寅恪又云:《札记》中颇有与俞荫甫书暗合者”。浓浓乡情拉近了故人的距离,学术同好成为二人交谊的纽带,此后的清华岁月里,不时可见二人析疑共赏、诗酒唱和、切磋问学的身影。
　　来清华任教那年,陈寅恪三十七岁、杨树达四十二岁。陈寅恪先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名牌大学,学养深厚、中西兼通,早为学林所知,故在未有正式论著发表之时,即破格被清华大学聘请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其父执辈的王国维、梁启超同堂讲学,其学识水平得到学界公认,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与陈寅恪声名早播中外学林不同,年长五岁的杨树达虽国学精深,已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老子古义》、《汉书补注补证》论著问世,但在学者云集的京华学界仍然声名不扬、少为人知。在清华大学任教(1926-1937年)期间,杨树达潜心治学,日积月累,积微成著,著述颇丰,先后有《词诠》、《高等国文法》、《周易古义》、《论语古义》、《古书句读示例》、《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汉代婚丧礼俗考》、《积微居文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十余部论著撰成出版,在学术界声誉鹊起,得到学界前辈张尔田、柯凤荪、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赏识,同辈学者陈垣、黄侃、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刘叔雅、朱自清、吴其昌、浦江清及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等人,对其著述无不称赞。其中,陈寅恪更是堪称杨树达的学术知音。
　　到清华任教之初,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杨树达为中文系教授。到1929年国学院因故停办后,陈寅恪为中文?史学两系合聘教授?从1932年起,杨树达也成为史学系兼聘教授,二人同在中文、历史系授课,学术交往更加频繁。据《积微翁回忆录》所载:两人每有论著撰成发表,即相互赠阅评析。如1931年11月20日,“陈寅恪来,以近著《西乡侯兄》、《曹真》二碑及《藏砖记》三跋示之。寅恪赞为精确”。“26日,以《汉俗丧礼考》讲义本赠陈寅恪,得复”。“12月22日,在清华,遇陈寅恪。谓余近撰《汉俗史》及《汉碑考证》,见者如吴其昌、浦江清等皆极加称许,劝余兼在历史系授课以避国文系纠纷。余亦甚然其说”。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对杨树达的《汉书》、汉史研究尤其称赏不已,1932年4月8日杨树达记:“前以汉碑诸跋寄示陈寅恪,今日来书云:‘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云云。”陈对杨树达的勤奋治学、节假日从不间断的坚毅精神更表佩服,1933年下半年,杨树达、陈寅恪按清华规定同时休假。1934年4月,陈寅恪读到杨树达休假期撰成的文章后说:“顷读大作,精确之至,极佩极佩!公去年休假半年,乃能读书。弟是一事未作,愧羡愧羡!”同样,陈寅恪发表的论著也得到杨树达的称赏,1933年12月20日杨树达记:“陈寅恪送所撰《四声三问》来。文言周禺、沈约所以发明四声,由于当时僧徒之转读。立说精凿不可易,以此足证外来文化之输入必有助于本国之文化,而吾先民不肯故步自封、择善而从之精神,值得特记为后人师法者也。”
　　读书治学中的相互赏析、切磋外,陈、杨二人在生活中也有不少的交往。抗战前,中、日学者交往频繁,1928年5月10日,杨树达宴请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博士于宣南春饭庄,“他客除日本人桥川时雄、小平总治外,为陈寅恪、陈援庵、林砺儒诸君。寅恪以晚不能返清华,宿于余寓”。此后,不断有二人同时与日本学者交流的记载。1933年底,陈三立来京,得知消息后,杨树达立即前往执弟子礼问谒,“陈寅恪之尊人散原先生就养北来,今日进谒。寅恪不在寓,而先生已知余,谓余留意著述云云。盖寅恪已先言于先生矣。先生告余,时务学堂考试校阅试卷者即先生云”。在清华,二人共同致力于后学的培养,多次同时参加中文、历史系研究生的答辩会。1934年5月16日,二人参加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论文答辩会后,杨树达“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25日,又共同参加中文系研究生霍世休论文答辩会。由于经常交流,虽然二人治学范围与方向并不一致,但对彼此的学术修养与学识水平相知甚稔、赞赏有加。1934年10月,清华同事许骏斋撰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申请学校评审出版,学校委托陈寅恪、杨树达二人审读评议,“寅恪又专委之余。余略为校阅,今日草报告书。大意谓大体尚好,惟仍须有修正处耳”。由此可见陈寅恪对杨树达学术评判能力的信任。
　　
　　三、相见再难
　　
　　自1937年杨树达离开清华园后,国内战火纷飞、时局板荡,杨、陈这对学术知音、生活契友,天南地北,流离漂泊,其间曾有几度相遇机缘,但阴差阳错,时运不济,到1949年前再未谋面,而彼此鸿雁传书,依然不绝,在信函与牵挂中维持着他们之间的交谊。
　　1937年5月,杨树达因父亲病重,向清华大学请假只身南归。湘省当局希望他留在长沙助修《湖南省志》,湖南大学也盛邀他加盟任教,以此可兼顾其病重的父亲。杨树达舍弃不下清华优越的治学条件,尤其是陈寅恪等学术同好的友情,一时难以决断。7月,“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占领平、津,杨树达家人自北平南返长沙。8月,杨树达方才同意接受湖南大学聘任,同时,写信给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向清华大学请假一年留湘任教,希望等时局好转后再回清华任职。日军占领华北后,平、津各大学相继内迁,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此时,陈寅恪一家因料理父亲丧事还困居危城,延至11月方携家人仓皇逃离北平,历经艰险抵达长沙。长沙临大设在省垣圣经学校,因校舍狭小不堪敷用,文学院师生迁往南岳,乱离中陈、杨二人未能会面。不久,因战火逼近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一家又辗转香港、越南,历经艰险,才到达云南。联大西迁后,1938年暑期,朱自清、冯友兰来信请杨树达返联大任教,并寄来旅费敦促西行,杨树达终因家累较重、加之身体多病,未能成行。10月,杨树达也随湖南大学迁往湘西辰溪,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到长沙。
　　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音信断绝,流离漂泊,生活困苦,但二人仍通过多种途径互探音讯、彼此挂念,书信往还、交流治学心得。因战乱中居无定所,迁徙无常,陈、杨二人直到1940年,才通过书信重新联络上。当时,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讲座教授,陈寅恪赴香港准备搭轮船赴英,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遂应香港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1940年7月7日,杨树达写信给困居香港的陈寅恪问候,并寄去近作请正。8月2日陈回函说:“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并大作,慰甚佩甚。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弟九月间仍需返西南联大授课,而云南地高,于心脏病者不适宜(弟前数月患怔忡病,几死于昆明)。港居又以物价汇价之故不能支持;欧战正剧,亦难浮海西行,真所谓进退维谷者矣。湘中亲故避地居辰溪者谅必不少,晤时乞代致意。”
　　此后音讯时有时无,只能通过其他友朋辗转探听彼此消息。杨树达1942年12月14日记:“四月间,余未知寅恪何在,曾以二十六年以后文稿一册寄冯芝生,请其转寄寅恪。今日得芝生覆,云已寄去桂林。”乱离中友朋间音讯稀疏,即使书信联系也难以维持,有时只能从报纸、电台报道中搜寻彼此的踪迹。1942年9月,报上发表教育部有关部聘教授人选的通告,陈、杨二人同膺部聘教授,看到相关报道后,杨树达又想起流徙西南天地间的陈寅恪,于是作《报载教育部聘教授名录余与其列感赋》:“平生百事不关情,身似�鱼老伴经。只有青山来好梦,可怜白发换浮名。惊心骨肉无多在,放眼河山有泪倾。喜道孙通逃虎口,乱来玄鬓几星星?(畏友陈寅恪,名亦在部聘录中,近始闻其从香港脱险。)”得知老友新的处所后,杨树达立即将结集他多年治金石小学成就的著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不远千里寄给时驻桂林广西大学的陈寅恪,并请其作“序”。当时,因战时物资极度匮乏,营养不良的陈寅恪双目几近失明,但他仍力疾作序,文中称赏好友学问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杨树达感动之余,回首往事,赋诗答谢陈氏一家三代的知遇之恩:“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一别五年萦梦寐,辱知三世岂寻常。攻金僭欲追荀�,说籀频思补懋堂。闻道苍梧富山水,未知游盖几回张。”此后一年多,双方又音信断绝,直到1944年4月,陈寅恪写信给杨树达告知近况,并赋诗祝杨六十大寿,杨在《日记》中记道:“陈寅恪成都来书,告去秋由桂发,沿途病困。12月末始抵成都。生活之昂,与昆明等。寄寿余诗云:鲁经汉史费研寻,圣域神州夜夜心。一代儒宗宜上寿,八年家国付长吟。蔽遮白日兵尘满,寂寞玄文酒盏深。休道先生贫胜昔,五诗还抵万黄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10月30日,六十一岁的杨树达随湖南大学返回长沙岳麓山,身心俱疲的他辞谢了清华、燕京、中山等多所大学邀请,决定留在湖南家乡培养人才,并从事学术研究。抗战结束后,英国皇家学会、牛津大学再次约请陈寅恪赴英国讲学,此时,陈寅恪双眼已近失明,于是,他决定前往英国讲学,趁便治疗眼疾。1945年9月,陈寅恪从昆明乘机经印度飞往伦敦治疗,因视网膜脱落手术未能奏效。1946年春又转赴美国纽约诊治,也无功而返,10月,重回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此后眼疾不断加剧,以至完全失明,这对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是比失去生命更重的打击。杨树达得知此消息后,适时给老友送去慰藉,1947年1月24日,杨树达有《唁陈寅恪失明》诗:“天欲减君悲悯意,暂教眸子暗西�。悬知海宇清尘日,不刮金�已有光。”
　　1948年,杨、陈二人同时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9月,杨树达赴南京出席院士大会,遇见了多年未见的京华旧友陈垣、余嘉锡等人,友朋中独缺陈寅恪,时寅恪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因此未能南下参加院士会议。10月,回到长沙的杨树达接到陈的来信及为他作的《论语疏证》序,陈寅恪信中说:“大作序勉强草成,聊以塞责。若以为尚可用,则请将文中文理不通、字句错误之处痛加删改,感幸感幸!时事如此,不欲多言。”动荡世局中再失相见机会。
　　1949年是大陆天翻地覆、政权易手的动荡一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岛前,除运送金银宝藏往台外,还制定了“抢救学人计划”,选择运送著名学者前往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重点“抢救”对象,“国宝”陈寅恪更是重中之重,但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及对故土的眷念,杨树达与陈寅恪又不约而同地选择留在大陆。1948年12月,陈寅恪乘飞机离开北平往南京,1949年1月,从上海登轮南下广州,赴岭南大学任教。而任教湖南大学的杨树达,也多次谢绝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友人的盛情邀请,坚持留在湖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24日,应中山大学之邀,正在广州讲学的杨树达得知陈寅恪南来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岭南大学往访,十余年后老友重逢,悲喜交加,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却无法再见故友风采,当天,杨树达在《日记》中记道:“陈寅恪新到岭南大学任教,特往访之,谢其序余书。寅恪目已失明,而容貌丰腴,精神健旺,殊为可喜。”
　　
　　四、国老儒宗
　　
　　1949年8月,湖南长沙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为使家乡父老免于战火,湖大教授会推举杨树达、伍忆农、潘硌基三人为代表,往谒驻湘的国民党军陈明仁将军,说以大义,得到陈明仁的赞同。当月,长沙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杨树达、陈寅恪分别在长沙、广州迎来了新的时代。
　　1949年,陈寅恪南下任教岭南大学,得到校长陈序经的异常尊重。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因双目失明,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此外还兼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颇受礼遇,陈毅、陶铸、周扬等人南来时,皆前往探视;1958年“反右”及“文革”中受到批判冲击,1969年10月7日因病去世。新中国成立时,杨树达在湖南大学任教。1953年,转入从湖南大学分离出来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此外,他还担任了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湖南省政府人民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史学会理事等职务。期间,毛泽东三次亲笔致函问候,其中1955年1月29日信:“遇夫先生: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顺致敬意。毛泽东。”1954?1955年毛泽东两度来长沙巡视时,都专门安排了同杨树达会面叙旧,1955年又邀他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并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因病去世后,毛泽东主席特致电悼念,政协主席周恩来赠送了花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人致电吊唁,可谓备极哀荣。
　　1953年,中央决定筹备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由郭沫若主持其事,杨、陈皆受邀入京从事研究工作。杨树达1953年11月6日记:“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从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据峻所知,见邀者除余外,尚有陈寅恪、顾颉刚云。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四大学部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陈、杨皆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但都因病未能入京恭与盛会。
　　全国解放后,杨树达与陈寅恪都已年高多病,尤其陈寅恪双目失明,出行不便,二人再也无缘会面,但双方的心里都挂念着对方,讨论学术的书信往还仍然不断。1952年,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再版,陈寅恪“序”因故不能付印,杨树达去函征求陈寅恪意见,陈回函:“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病,恐无相见之日,如何如何!专此奉复,敬请道安。”1953年,杨树达将新著《积微居金文说》寄陈寅恪鉴评,陈回信:“大著适于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复,致劳远念,歉甚!季玉先生处重复之本可不寄来矣。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请人代读;然此书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然也。”1954年6月,杨树达《论语疏证》再版,请陈寅恪标点书“序”,陈回函:“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事,幸甚!佩甚!拙序寄还,并加标点……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并告知杨树达自己无意入京任职的决定。
　　杨、陈一生交谊,除同在清华任职(1926-1937年)一段时期,因同处清华园过从较密外,其余时间往往南北东西,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从学术研究而言,陈寅恪与杨树达治学领域并不相同,陈寅恪早年多攻域外文字及“塞外殊族之史”,留学归国后,转向“中古”(六朝隋唐)史研究领域,曾多次申言“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杨树达所治如《周易》、《春秋》、《老子》、《论语》、《淮南子》、《汉书》、《说文》、《盐铁论》等典籍,及甲、金文字,恰是陈寅恪“不敢观”、“不能读”的先秦两汉之文,所成就者皆在先秦两汉文史之学,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一生的交谊,原因何在?究其根由,祖籍江西、少小同城、时务结缘、湖南情结、清华同事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缘,但作为学者而言,对学术的挚爱及精神意气的相契,当是其相互推重并维持长久交谊的根本原因。
　　陈、杨二人都是一意学术的纯粹学者,杨树达自言:“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读书。心有所会,则笔之于书,以为至乐。”以读书治学为乐,培养出对学术的挚爱之情,架起了杨、陈二人终生交谊的桥梁。1942年,陈寅恪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先总结其治学方法,然后,话题一转:“虽然,寅恪于此别有感焉。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并预言:“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此番感言,也恰是陈寅恪一生的写照,他们都视学术为生命,各以其煌煌著述成为学林宗仰的“国老儒宗”。
　　长期读书治学,涵养出的学术独立、自由精神,则成为文人学者间共有的精神依托。王国维是杨、陈二人在清华任教时的同事,平时交谊颇深,1927年自沉昆明湖后,二人痛心不已,“独为神州惜大儒”。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铭文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虽为纪念王国维而作,何尝不是夫子自道!而杨树达与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何尝不是恭行践履,为“学术独立”、“精神自由”做出最精彩注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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