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_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时间：2019-02-07 05:29: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可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伊间基本上没发生过大的会战，双方先是在摩苏尔纠缠了一会儿，然后美军一个“蛙跳”，直捣巴格达，发现以前媒体上气势汹汹的那些伊拉克领导人全都莫名其妙地从人间“蒸发”了，于是战争也就不声不响地宣告结束。
面对这一战果，我们现在也是见怪不怪，大家都相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美军的武器装备太好了，在高精尖的军事技术面前，落后的武装简直不堪一击！不过如果我们对“希波战争”以及马其顿对波斯的战争史有点兴趣的话，那问题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要想去除心中的困惑，让我们还是先回到古战场上，亲历一下当日的战斗，许多谜团也许就能迎刃而解。在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波斯将军大提士率领军队越过欧波亚海峡，登陆马拉松湾时大约有一万五千人，而希腊陆军有九千至一万人，由总司令卡利马科斯指挥，后来又有一千名普拉蒂亚人加入进来，但总兵力依然少于波斯军队。
在两军对抗中几个具体的战术性问题对战争结果起了重要作用。波斯军队中其主力是由弓弩手组成，士兵没有重装甲保护，没有手盾，他们都不太习惯于白刃战。与之相反，雅典军队每个士兵则有全套的甲胄，其中包括金属头盔、胸甲、胫甲、和股甲，而且他们还配备有圆盾、长矛和重型的双锋剑，他们一般很少带弓弩，认为靠远距离射杀对手是懦夫的行径，只有近战搏斗才是真正勇敢的标志〔1〕。战斗打响时，雅典人向波斯人猛扑过来，波斯人则用弓弩射杀对方。由于弓弩的射击集中于雅典军队的中心，所以一条直线冲过来的队伍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凹形，波斯军队向前冲锋时就钻入了这个由他们的弓弩所造的“袋子”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两翼处于雅典人的攻击中时，立刻陷入恐慌，加之又不习近战，没有盔甲和盾牌，被雅典人杀得毫无还手之力，于是全军挤在一起，秩序大乱，纷纷往船上逃跑。此战希腊人战死一百九十二人，而波斯人损失了六千四百人，还有七艘军舰。关于这场战役的影响，正如富勒所说：“这是希腊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把波斯人击败了，马拉松一战使希腊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2〕
在另一场普拉蒂亚会战中，希腊联军一直是被波斯将军马多尼奥斯率领的大军压着打，既被劫了粮又被断了水源，而且在兵力对比上，波斯陆军达到了三十万之众，希腊联军十九国部队的总兵力按乐观的估算也只有十万八千二百人，而且在联军中希腊人爱争吵的老毛病总是犯个不停，军事会议往往演化成彼此咒骂的泄愤大会。直到最后撤退时，竟还有几个斯巴达的老倔头将军认为撤退是一种耻辱，死也不撤，以至延误战机，让波斯军队追上，被迫在一处很不利的开阔地带对付波斯的骑兵。战斗中波斯人的传统弱点又一次让他们吃了大亏，除了使用弓弩还行外，近战时使用兵器的技术远不如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身上的轻装甲几乎没什么防御能力，手里也依旧没有配备手盾，所以一交手死伤惨重。同时希腊军队在战斗中是以方阵的形式发动进攻，每个战士的勇敢并不是脱离集体的莽夫之勇，倒是波斯军队没有什么阵形，只管一群、一群地往上冲，结果他们的箭被方阵中密不透风的“盾墙”挡回去，而他们的人则被从方阵里伸出的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长短枪刺杀。这时马多尼奥斯又犯了一个战术上的低级错误，他没有在弓弩手的后方保留下大一点的空间，以便于他们进退自如，从而保证一个有弹性的战术正面，而是把他的部队集中地塞在弓弩手的后面，这样当弓弩手在近战中失利想往后撤时，后面的部队却在往前挤，于是波斯军队自相踩踏，秩序大乱。这个错误使马多尼奥斯在乱军中丢了性命，他的死立刻在波斯主力中引起巨大恐慌，原有的抵抗彻底垮了，整个军队也随之瓦解。波斯帝国从此也走上了崩溃的道路〔3〕。
在亚历山大代表希腊人向波斯执行复仇使命之前，他的父亲腓力已经为他在军事上完成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家，腓力认识到了战斗中机动性的重要性，并重新改造了传统的方阵，使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间组成一个可以协同作战的高度灵活的战术单位，同时在保持士兵进攻灵活性的时候，盾牌和金属铠甲等防护装备依然是每一个士兵所必备的〔4〕。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队伍和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高加梅拉展开了决战。
据阿里安的记载，大流士三世的部队总数是：骑兵四万，步兵一百万，车轮上安装大刀的战车两百辆，还有一些从印度搞来的战象大约十五头〔5〕。而亚历山大这边的总兵力为七千骑兵和四万步兵〔6〕。开战时大流士三世把部队一线排开，自己居中，而亚历山大则在第一线队伍后安排了第二线，作为机动的预备队，它们由快速突击纵队所组成，在第一线的左右翼各摆一个，战时随机调动，拥有一定的自由性，这样一来整个阵形呈现为凸向于敌阵的空心梯形状，亚历山大本人照例在精锐所在的右翼。战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亚历山大向敌军左翼方向移动，希望移到波斯骑兵无法发挥特长的丘陵区，这一意图为大流士发现后，他命令其左翼迅速阻挡亚历山大的运动，于是亚历山大所在的右翼与大流士的左翼发生了激战。第二阶段亚历山大将布置在右翼的第二线预备队调上来，连同自己右翼所有的四团步兵向敌军左翼发动猛攻，并及时抓住敌军骑兵与步兵脱节所形成的一个空洞，由亚历山大亲自带兵穿插过去，直指波斯阵中心的大流士三世。这个声势骇人的攻击，使大流士三世极度震惊，经过非常短的思考后，他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调转马头，撒腿就跑！因为皇帝带头，其他波斯军人也只好跟着跑，于是又重演了以前希腊军队追杀波斯人的一幕。真不知道当时被马其顿人杀死的波斯人多，还是在混乱中被自己人踩死的波斯人多。就在亚历山大右翼得手时，他的左翼却出了问题，因为右翼冲得太快，使它与左翼之间也出现了一个空洞，于是印度和波斯的骑兵乘虚而入，直扑马其顿的行营，关键时刻还是左翼的预备队发挥了作用，他们迅速回转过来，顶住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整个阵形的稳定〔7〕。这场战役结束后，虽然大流士三世得以逃脱，但波斯帝国还是永远地沉没了。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8〕进一步讲，这件政治工具本身就浸透着浓重的政治制度的因素，战争的较量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政治的较量。如果说武器不重要，肯定是不对的，武器的确可以决定战斗的成败，但说武器是战争的决定因素，那就错了。决定战争的是政治，同时也正是这种政治因素决定了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和使用情况。
回顾这几场影响人类历史的古代战役，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特性在于：希腊和马其顿对波斯的战争本质上是两种制度间的战争，它们是专制帝国与军事民主制的城邦共和国间的对抗。
波斯是一个大帝国，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下，要在如此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有效统治，就不能效法希腊或马其顿那种小型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帝国的安定需要神秘性，它的统治者是一个符号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为了保持这一符号的所有神秘力量，关键点就在于它必须经常处于隐秘状态。作为一个人的波斯王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可能还不如别人；但作为符号存在的波斯王则是众神之下、万民之上半人半神的存在。这当然是一个谎言，不过帝国的确是建立在这一谎言基础之上的空中花园，如果波斯王经常出现在普通人的世界上，那么他的人性将败坏人们心中关于他的神性，这样一切谎言的中心就瓦解了，整个帝国也就会失去重心，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只要波斯王安于做一个符号，那么帝国的臣民对于波斯王的态度就会由两种心理编织而成，一是崇拜，二是恐惧，通过这两种心理，帝国最终形成了使它得以稳定的道德基础，即服从与忠诚的美德。
然而帝国之路也就是毁灭之路，帝国的美德也暗含了帝国的恶行。当帝国把自己建立于神性之上时，它就得通过不断显示神性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达成这种作用呢？看来有两种事很有效，一是在国内修建象征性的建筑，二是发动战争。我们出去旅游时，经常可以在古代帝国的遗迹上看到许多现代人眼里大而无用的建筑残骸，置身其中会感到一种压力，压得我们自己无限渺小。想象一下经过若干年劳民伤财的施工后，当这些建筑刚刚竣工之际，老百姓像蚂蚁一样聚在下面，而平时根本看不到的帝王，在又高又远处由一大群神仙般的人物围绕着现身在这宏伟建筑的最高点时，会在人们心中产生多么大的神秘效应呀！可是这种内耗财力的行动很快就会使帝国无力再表演新的降神把戏，为了转嫁危机和积累财富，战争成了最好的替代品，而古战场上的血与火也最容易呼唤出人们的恐惧与服从。可是帝国却不善战斗，尤其在战争中遇到好战的民族，它的劣势就展现无遗。
先从兵说起。波斯帝国在士兵训练上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战需要士兵的勇敢，另一方面帝国的统治又不能容忍国内人民有太多的勇敢。然而，在古希腊，勇敢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品德，它不但是战场上的士气所在，而且在民主城邦生活中，只要公民有勇敢的品质，那么就会从中生发出独立的思想，这种思想又会进一步激发起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可热爱自由在帝国中却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波斯帝国却小心地避免能激发起士兵勇敢的那些训练，波斯士兵精于弓弩而拙于肉搏的原因也是由此而生。可是人民的美德并不能为统治者完全抹杀，在普拉蒂亚会战中希罗多德记载说：波斯人面对希腊方阵，他们“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上他们的对手；他们总是单身地，十个一群或者是更多或更少的人一群地冲出来，杀到斯巴达人中间去，结果就都死在那里了”〔9〕。勇敢只有通过鼓励和训练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品德，不然就会变成莽撞，而莽撞又很快会化成恐惧。我们看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在鼓励士兵勇敢时，设计了一系列方法，使这种勇敢变得长久稳定：比如加强每一个单兵的防护装甲，在战场上不使最勇敢的人死得最早，而要使最勇敢的人最容易活下来；利用方阵使单个人的勇敢合成集体的勇敢，又通过这种集体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作战力量并呼唤出更多的勇敢。这一切都是波斯军队所缺乏的，他们的统帅不重视士兵的装甲，在军队中往往一线的士兵没有良好的防护，而后面的军官们却穿着厚厚的甲胄，这些东西落到老百姓手里会让统治者不放心。为了弥补作战能力的低下，于是就以量充质，结果军队规模不断扩大，这又使部队完全装备重装甲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虽说波斯最好的部队里装备有这些东西，可这种部队总要保护帝王，帝王却又在后方。至于方阵，那又会引发士兵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组织能力，这也足够让统治者心慌。于是在战斗中，波斯最勇敢的人先死，后面的人被吓住了，每次活下来的都是跑得最快的家伙。可以想象这种没有勇敢训练的军队就像是一群羊，然而一只羊在狼眼中是羊，十只羊在狼眼中还是羊。
再说马拉松战役是公元前491年打的，那时波斯军队防护不足、拙于近战以及没有方阵进行战术攻击的弱点就已经暴露出来，可是到了公元前331年的高加梅拉战役，这些缺点依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波斯的将军们到底在干什么？看一看马拉松战役雅典阵亡名单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在雅典方面，战死的一百九十二人中，就有他们的总司令卡利马科斯，还有将领之一的特拉叙拉欧斯的儿子司铁西拉欧斯，诗人埃司库罗斯的弟弟库涅该罗斯等人〔10〕。而波斯的将军大提士则最先登上船跑了。希腊和马其顿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将军和他们的士兵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一起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而希腊军事改革的速度之快也源自于此，由重装步兵到轻装步兵再到骑兵，从单兵种作战到不同兵种协同作战，从斯巴达式方阵到马其顿方阵，再从投入全部兵力作战到注重作战机动性，大量使用预备队的作战方式，这些都是从一线指挥官的实践中直接得来的。不要说将军，就是帝王也是如此，在伊苏斯会战时，“当两军接近时，亚历山大在阵前乘马飞驰，号召将领们要做忠诚的男子汉，高喊他们的姓名，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级别和职务。他不但呼喊指挥官的姓名，而且连中队长以及雇佣军中任何级别较高、功绩较大的人，他都能叫出姓名”〔11〕。帝王如此，可见马其顿军官对自己士兵之了解。而波斯军中的将领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对于他们来说在帝国中如果想得到晋升，必然要绝对的服从，而且要与国王靠得很近。波斯的将军都须是帝王身边的人，如马多尼奥斯就是波斯国王的女婿。想做官只和老百姓在一起是不行的，如果不被帝王看到，那等于说这个人不存在，于是在波斯王身边有了一群猫咪一样乖巧的人，他们在帝王面前表演着服从和忠诚，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军权就落入这些人手中。因为忙于和帝王缩小距离，于是便和士兵拉大了距离，不过就算和士兵打成一片，在帝国中那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想干什么？难道要造反不成么？于是军事改革失去了实践的源泉，而波斯的许多将军们除了俯首听命外，真是别无是处，像马多尼奥斯在战场上所犯的那种低等错误正是他们平时远离士兵、远离训练的必然结果。
最后再看看最高统帅。波斯帝国的历史往往是由英雄开篇，接着几个无能之辈续上几章，最后一大群无耻懦弱之徒出来草草写个尾声。大流士三世就是这样一个写尾声的家伙，他从小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天生懦弱自私，亲信小人，好逸恶劳，早没了居鲁士、大流士一世的雄才大略、勇敢坚毅，这样的人如何去和亚历山大对抗？在每一次大战中，亚历山大都冲在最前面，他谙熟军务，日理万机，可大流士三世连身边将军的名字都说不全，不光是在高加梅拉战役中，在这之前的伊苏斯战役中，他是带头逃跑的第一个人。如果说帝国在大流士一世时是个神话，大流士一世就是这个神话中心的神，那么到了大流士三世，帝国只是一个谎言，而他就是这谎言中心的小丑。这是帝国必然的命运，每一个帝国都会在这宿命中走完它最不光彩的几章。而每到这种小丑出现的时候，造的声势也就越大，气派也跟着变大，一切都金碧辉煌，可它就似一座没有地基的宫殿，那谎言中的谎言最先倒塌，然后庞然大物在一瞬间崩溃。
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不堪一击，何其相似？！
注释：
〔1〕〔2〕〔3〕〔4〕〔6〕〔7〕（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4、44～47、90～91、96、93～100页。
〔5〕〔11〕（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1、61页。
〔8〕（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页。
〔9〕〔10〕（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1、4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