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应忘记【不应忘记胡先�】
时间：2019-02-08 05:36: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5年,胡宗刚出版了传记《不该遗忘的胡先�》,使这位逝去多年的科学文化名人重新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中。现在更进一步,又出版了长达六十余万字的《胡先�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通过简练的正文和包括档案、日记、书信、检讨等在内的众多摘录的资料,《年谱》详细展示了胡先�的生活、工作、交游和著述。由于谱主具有“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学衡派”主将和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这本书不仅反映了近代植物学研究在中国筚路蓝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还展示了胡先�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风采。
一
胡先�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在植物分类学领域享有世界性的知名度。他是国内最早用科学方法采集和研究植物的人之一。自1916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植物学系学成归国以来,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内,他发表八个新属和数以百计的新种,其中与郑万钧于1946年发现“活化石”水杉,更是轰动世界。微生物学家沈善炯于1947年底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系留学,刚报到,该系的主任、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比德尔即高兴地问他:“中国植物学界发生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什么?”比德尔还自己回答说:“胡(先�)博士发现了水杉,一个活化石。”〔1〕胡先�还于1950年提出了一个多元新分类系统。因为他在植物学上取得了突出成就,1938年,他的姓被用于命名一个新发现的鱼属;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第七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来函邀请他担任大会副主席。
其次,胡先�是一个科学事业家,曾创办多个科研、教育机构。1922年,他和动物学家秉志一道,在南京创办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他又和秉志一道,在北平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并长期主持该所的工作。1934年,他在江西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8年,他又到昆明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40年,他就任新创办的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33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并于次年任学会会长和新创办的《中国植物学杂志》的总编辑。
他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和热心的科学文化普及者。他从1918年起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了包括秦仁昌、耿以礼、唐�、陈封怀、蔡希陶、俞德浚、傅书遐、王文采等在内的许多英才,可谓桃李满天下。1937年出版的《中国科学二十年》一书极为赞赏他这一点,称“现国内后起之植物学者,十九皆出其门”。为提高国内生物学教学的水平,他于1922年与人合作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许多植物学专业术语的中文名从此拟定。之后,他又编著了不同类型的植物学教科书多部。此外,为提高普通大众的生物学水平,他还撰写、翻译了大量的科普文章。
二
与其他在“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科学家类似,胡先�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出生官宦世家,虽家道中落,仍受到过良好而严格的传统教育,七岁就能作诗,十二岁作为保送幼童被录取为秀才,十五岁进京师大学堂,二十一岁加入南社,一生喜好吟诗填词,创作不辍,著有诗集《忏庵诗稿》,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诗词评论多篇,其诗作曾得到著名诗人陈三立等的高度赞扬,其评论开清诗研究之先河。
但在文化领域,他所做的影响最大的事情还是与胡适等“新青年”就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而进行的论战。作为古典诗词和文言文的高手,他既反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和白话诗,也反对鲁迅所力行的直译之法,认为它们都不够优雅;而陈独秀推翻一切传统的所谓“文学革命”,更被他视为偏激、浅陋。他认为应当走改良之路,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创造出新的文学、新的文化。他对胡适的批评尤为严厉,认为其《尝试集》的价值与效用“是负性的”,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讥议之处甚多”,并认为总的看来,胡适只是新文化的倡导人,自身在学术上的成就“则殊有限”。这些批评在当时颇受关注,使得他和胡适被并称为“南北二胡”。尽管如此,他仍然十分尊重胡适的人格,而胡适也一直视他为“兄弟”和“反对的朋友”。
更为难得的是,胡先�还是一位很有见地、十分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面临困难、可能或正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不肯独善其身,躲在书斋之中潜心于专业研究,而甘冒遭打击的危险,把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建议贡献出去。由《论批评家之责任》、《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中华民族之改造》、《再论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观我国历史之演变国人应有建国之信心》、《如何挽救当前之高等教育危机》、《美国对中国所应负之道义责任及所能援助中国之道》、《论整饬县政》、《国民党欲革新需向左走》等文章的标题即可一窥其言论范围。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这些文章多为批评性的,今日读来,仍掷地有声。例如,在1947年发表的《国民党之危机》一文中,他如此评价当时的政府:“党政军警四项人员,在上者则贪污淫侈,在下者则生活维艰,秉国钧者无远大睿哲之政治眼光,与忧国忧民之抱负,坐视政治腐化,经济破产,人民憔悴呻吟于生活困迫与重重剥削之下而束手无策。有此四种败象,遂使一号称全民革命之政党,变为被革命之对象。天下可悲可痛之事,宁有过于此者?”他还接着指出,国民党内部有“缺乏人才”、“小组林立”、“赏罚不明,黜陟不公”、“党已失去领导作用”等“不可救药之因素”,并称“党过去虽曾为国家民族建立不磨之功勋,但苟不能健全党自身,不能革新政治,不能达成建国之任务,而仍使国家陷入贪污腐化贫困之泥淖,而人民呻吟憔悴于饥饿剥削之虐政之下,则虽无共产党,而革命亦必爆发”。如此严厉的批评文章,居然能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上发表,甚至该刊编者还在按语中盛赞作者“谋国之忠诚,识见之深远”、“忠党爱国之至诚”,这不能不让人赞叹。
胡先�不但敢撰文严厉批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他还敢面刺“总裁”蒋介石之过。1936年1月,蒋介石主动约见胡先�并与其长谈。面对这样的际遇,胡不但没有受宠若惊之态,还对蒋的许多过失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劝其“向左走”。蒋介石很欣赏胡的态度和见地,于1937年再次接见他,又与其纵谈了一个半小时。1940年,在任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国立中正大学的校长时,蒋选择了胡。后来败退台湾后,他又采纳了胡先前提出的“发行土地公债以收地主之土地,而分给自耕农”的建议,实行和平土改。
胡先�反对集权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希望中国走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清高、傲上,不愿担任政府官员,但为了减少生灵涂炭,他还是积极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1947年5月,他加入由北大、清华等校教授组成的“独立时论社”,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广发政论,针砭时弊。1948年3月,他又开始策划组建社会党。他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这个新党,并竞选总统,以带领中国走向第三条道路。但遗憾的是,此事未谐。
三
1949年神州鼎革之后,出于对父母之邦的热爱,对国民党的腐败的痛恨,胡先�和他的许多科学家朋友、公共知识分子朋友选择留在了大陆。1950年初,静生生物调查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当了十余年所长的胡先�转而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胡先�很快发现,随着新政权对民营报刊、出版机构、电台等的逐步取缔或彻底改造,他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缩小了很多。1950年,他在《北京史话》丛刊(上册)上发表近三万字的长文《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系统评介北京各科研机构的人物和工作,其中提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翁文灏“对于抗日战争,裨益甚大”等。因为这些实事求是的言论,他竟然于次年9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而丛刊竟因此而被停刊,主编黄萍荪更因此而入狱。
新政权不但严厉打击自己不欣赏的言论,还开始对人的思想进行严格的治理,凡不合时宜的均需进行改造。根据中央的指示,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中国科学院开始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然后转而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7月中旬,思想改造运动重新开始,并很快进入思想检讨阶段。
在高压之下,平时连对政治学习都十分反感的胡先�不得不上台去检讨自己。8月13日,他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研究所的小组会上检讨了自己的改良主义等思想,结果遭到了许多资历较浅的同事的严厉批评,他们称胡避重就轻,不肯暴露自己“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真实思想,并决议他必须再作深刻检讨。
在为自己申辩或保持沉默即是“不认真”、“不老实”、“对抗运动”、“对抗党”的氛围下,为求过关,胡先�不得不于8月18日在全所大会上再次作检讨,亲口否定自己,承认上次会议对自己的一些指责,但他并不肯循例称蒋介石为“匪”,称胡适为“战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承认罪错的结果为另一场更大规模、更为锥心的大批判――根据布置,这一次由胡的一些资深的同事和学生唱主角。根据新时代的行为准则,这些在过去或多或少受过胡的帮助、原本温文尔雅的学者痛骂胡是“封建奴才”,说胡的思想“非常丑恶”,不但否定他的人格,还把他的学术成就贬得很低,他们要求胡继续深入检讨。
9月4日,胡先�不得不在全院研究人员代表大会进行第三次检讨。在又一次自唾其面、更进一步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有“法西斯思想”、“反苏”、“反共”、“反人民”,并表示要“重新做人,跟毛主席走”之后,他仍被认为是不老实、不诚恳,并接着遭到全院二十多位代表长达七个多小时的围攻。
彻底“搞臭”胡先�之后,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检讨阶段嘎然而止,随即进入工作整改阶段。不久,研究所对研究人员进行排级定薪,胡先�被定为三级研究员,排在他的不少学生和学孙的后面。被原本亲密的朋友和学生“帮助”、“斗争”或者说污辱是令人极为悲愤的,胡先�从此变得不大与人交往。
四
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遴选学部委员,标准为三条,“一、有学术成就”,“二、能推动研究工作”,“三、忠实于人民事业”,“以第一条为主,第二条也必需”。虽然胡先�仅被定为三级研究员,但5月9日中国科学院报给中宣部的学部委员名单中仍有他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字很快就在审查过程中被删去。
几年前,笔者曾有幸在一位当事人的家中读过一份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党员大会的记录稿,里面记述了删去胡先�、汤飞凡、刘思职等人名字的具体原因。在这个有陈毅副总理参加的学部大会预备会议上,潘梓年报告说,虽然胡先�“学术高”,但由于他“48年还写反共文章”,“有严重反革命嫌疑”,且“至今不检讨,不表明态度”,所以“不能要”。
1957年,中国科学院进行首次学部委员增选,胡先�、汤飞凡、刘思职等又一次被列为候选人。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称胡先�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认为恐怕还是要“给”他以学部委员的称号,但由于有生物学界的同行认为胡“平日言语不慎”、“喜乱讲”、“工作中有错误”,胡先�最终还是落选。正如谢泳在《胡先�为什么没成为学部委员》一文中所言,胡先�这种学界领袖落选学部委员“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顺便说一句,上次也因学术外的原因而落选的刘思职和汤飞凡这次倒是选上了,但刘随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于1958年6月被中国科学院撤销学部委员的职务;汤在“拔白旗”运动中由于受不了对他的污蔑而于1958年9月以死明志,都没能获得好的结果。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胡先�把自己蜷缩起来试图避开政治,政治仍然很快又找上门来。
1955年3月,他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大概是由于骨鲠在喉,他在其中某节非常小心地提到了对李森科的批评:“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自1952年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业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被引入迷途。”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如实记述苏联科学界对一个苏联人的批评,居然也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很快提出“严重抗议”,说它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而北京农业大学也有六位教师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去信,称这本书“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鼓吹唯心主义思想”、“毒害青年,贻误学界”。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发动了对胡先�进行了大批判,并决定停止发售《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将未售出的书全部销毁。
批评政府不可,评价朋友不可,甚至连介绍外国人对外国人的批评也不可,在动辄得咎的情况下,胡先�终于无话可说。就在他准备彻底闭嘴时,国家却又发生了一系列令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事: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双百”方针,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宣布“狂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等等。对于以往犯过的错误,中央还要求各机构纠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56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特地代表有关方面到胡先�家登门道歉,并决定重新出版《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同年,有关方面还将胡升为一级研究员。
面对这些佳讯,胡先�的精神有所恢复,曾于1956年8月在《科学通报》的“笔谈百家争鸣”中率先作文。在1957年春天的整风运动中,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设法称病,而是应中国科学院之邀试探性地提过一点小意见。在各地党组织的鼓动下,他的一些已经蛰伏多年的公共知识分子同行如储安平等,又重新在言论界活跃了起来。而一些尚少经历风雨的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如大学生林希翎,在提出批评意见时,更是充满锐气。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号召给党提意见居然会变成“引蛇出洞”,提意见者居然会被作为最危险的敌人予以惩罚,并株连全家及亲属。从此,胡先�彻底失望,只求被放在一边“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再也不肯公开发表任何批评意见了。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也类似,要么不再公开发言,要么再也无法公开发言。大家都不讲逆耳忠言之后,由“大跃进”到“大饥荒”,由“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从一个深渊滑向另一个的深渊。
(胡宗刚:《胡先�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