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娃娃抓起的前一句 “做坏事”从娃娃抓起等
时间：2019-02-10 05:29: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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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坏事”从娃娃抓起
拜读陈赐贵先生的《跟着卖毛片妈妈的孩子》(《杂文选刊》2009年8月[下]),仿佛看到一个个令人心痛的悲剧正在上演。这种悲剧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犯罪,但又是弱者谋生的手段。那些母亲怀中的婴幼儿,或许还没有语言能力甚至没有思考能力,当然更不知道啥叫违法和守法。但当他们本能地为母亲售出了一本假发票或一个毛片而喜悦,就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母亲的“成功”。还有那些拿未成年人做道具进行表演的、乞讨的、做假证的……他(她)们或许不愿意这样,只是苦于无奈,为了生活,为了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家庭。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那些丧失良知、利用少年儿童赚钱的团伙,这里不想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只是想说说为什么这样抱着孩子“谋生”的母亲们“赶不尽,禁不绝”,说起来的确需要社会进行反思。
不能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坏人”,但是,从只有条件反射的婴儿期,就开始耳濡目染地接受“做坏事”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当母亲提心吊胆完成了自己的一次“销售”,她无奈的心情或许会随之而振奋,并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孩子。
明知是违法的,却奋不顾身地去做,还连累着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应当找一找深层次的原因了,否则,这令人心痛的现象将会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杨孔翔(山东)
○没有真,
就没有善、美
我曾经怀疑过“真”的价值,因为真理往往是残酷的,只会给苦短的人生增加悲剧色彩。读了“话题・真相”栏目里的几篇文章(《杂文选刊》2009年8月[下]),我才知道自己错了。
就人生的终极意义而言,善、美的价值似乎要高于真,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对真的追求,就不会有真善、真美,而只会有伪善、虚美。试想,如果有人凭花架子工程甚至仅凭虚假宣传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谁还愿意去苦干实干?更重要的是,许多丑恶的东西都是以善、美的面目呈现出来的。试想,如果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智识之士揭穿了封建社会“吃人”的真相,封建制度可能仍将披着仁义的外衣继续存在下去?在《皇帝的新装》里,如果不是那个孩子说出了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真相,皇帝很可能还会继续炫耀他的光屁股?
在谈到真相难得之原因时,许多人只看到了别有用心之人对真相的掩盖和扭曲,却忽视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即中国人历来重求善(伦理学)、求美(艺术)而轻求真(科学)。历史上许多假象,比如“大跃进”时亩产十万斤的神话,“文革”中许多极其荒谬的理论和实践,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更别说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获得真相固然很难,但识破假象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把谎话编得滴水不漏也是很难的。曾有牧师劝赫胥黎皈依上帝,赫胥黎说:“请拿出上帝存在的证据来。”胡适有一句口头禅,也叫做“拿证据来”。如果广大民众都有这种“证据意识”,骗子就无立足之地。假如有人想让你相信他却又拿不出证据,甚至你一提证据他就跟你急,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在忽悠你!
王海银(山西)
○让德治与法治协力
在《墙角里的道德》(《杂文选刊》2009年8月[下])一文中,游宇明先生感叹我们的道德标准一再退缩:“没有道德,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没错,但还应从德治高度去认识。特别是见到有作者说“民主法治才是我们的惟一追求”,于是感到应呼唤:让德治与法治协力!
是的,治国之道应是法治与德治紧密协力、相辅相成的。德治效应是让人无贼心,法治效应是让人无贼胆。法治不是万能的,某种意义上说法治治标,德治治本,且法治要以德治为基础。而德治之德,包括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精神素质。
退一步说,我们百姓所说的不做亏心事、有良心就是起码的德。其实腐败者首先是缺德了。这些人可以说有许多是压根品性就不怎么样,更须后天加强德治。社会若有“德”,甚或会如英国名士菲尔丁说的:“纵使在一个法纪最松弛的国家里,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他会为自己订出立法者应该订的法律。”
蒋逢轩(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