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标志 关于成熟的经典语录

　　关键词:作家 澳大利亚土著人 成熟 评价 　　摘 要:本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概论了澳大利亚作家对其土著人的认识的变化,即从丑化歪曲→ 较冷静的观察和评价→对土著人的全新认识→客观评价土著文化与土著人的社会地位→为他们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大声疾呼｡希冀着读者透过这一步步的变化领略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它逐步走向成熟的轨迹,从而更全面和客观地了解这个国家｡
　　无论是以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批英国殖民者踏上澳大利亚大陆作为这个国家历史的开始,还是以一九�一年一月一日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日作为澳大利亚历史的第一天,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土著人是最早来到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并且有证据表明,土著人生存在澳大利亚至少有四万年了(郑寅达,费佩君 1991:4)｡所以,土著人形象也成为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土著人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寻着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轨迹来接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土著人形象,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更客观地认识澳大利亚,评价澳大利亚｡
　　
　　一
　　
　　澳大利亚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土著人的描写或刻画大多是脸谱化的,令人反感的｡威廉姆・丹姆帕尔将土著人视作“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们”(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 2-3);詹姆斯・库克上校说:“尽管他十分羡慕他们恬静､看起来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游牧生活方式,但仍认为土著人看上去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们’”(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7);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则将土著人描写为“赤身裸体､不可信任的,手拿长矛但又十分胆小的人”(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9)｡沃特金・坦克在他的《有关新南威尔士杰克逊定居者情况全述》(1793)一书中指出:土著人的攻击是因流放犯偷了他们的钓具和武器而要报复他们引起的,同时,流放犯中大多数为男性,他们袭击土著妇女,强奸并杀害她们｡面对这样的严重挑衅,土著男性们只有予以反击,结果被冠以“残暴野人”的恶名｡于是,白人与土著黑人间的矛盾也因此而产生｡
　　一八�三年当殖民地的最早的报纸《悉尼报》和《新南威尔士公报》开始发行时,人们可以注意到有关严重的冲突大报道还只是局限在定居区的边缘地带,特别是沿霍克斯博瑞河地区,已定居下来的“文明的”土著人渐渐变成了殖民者嘲笑的对象｡早期的《悉尼报》不仅反映了白人对土著黑人的蔑视和嘲讽,而且又进一步造出了“可耻的野人”之说,认为土著人丑陋､滑稽,这一描述作为对“可怕的野人”说法的补充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早期殖民地的诗歌中,土著人被刻画为怪异之物,而非人类｡“黑色种族”存在于诗歌中,成为英国对澳大利亚实施殖民化过程中一个令人敬畏的背景,唯一一首富于土著主题的诗歌要算是查尔斯・汤普森的《黑镇》了,此诗写作的目的是要对政府建立土著人村庄,以便教化土著人的行为进行评论,表达了作者对土著人的怜悯之情,但这首诗并没有对土著人表示出理解｡
　　刻画土著人物最早的小说之一是《阿尔福雷德・达德雷或澳大利亚定居者》(1830)｡此书为无名氏撰写,是献给沙拉・波特的｡阿尔福雷德・达德雷在殖民地成功地发了财,便企图在澳大利亚重建在英国的达德雷狩猎区已失去的家族产业,达德雷在关于移植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社会的叙述中就提及了对土著人应采取的做法,反映了早期的罕见的有关两个民族可以联合的乐观态度｡而在《殖民地的故事》和《凡第门岛的丛林强盗》(1846)两部作品中,查尔斯・罗克罗夫特描述了定居者面临的具体困难,诸如丛林强盗和土著人,他刻画了臭名昭著的黑人莫斯奇托(Mosquito)和许多残杀的场面,以证实土著人是残忍的野人,虽然表面上对黑人形象肤浅的､小说式刻画显得过于夸张,耸人听闻,甚至不够准确,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罗克罗夫特毕竟强调了可感知的肯定的方面｡《凡第门岛的丛林强盗》描述了一位落入土著人之手的白人妇女,从而谨慎地引入了诸如性骚扰和不同种族间通婚等话题,以后的许多作家们都对这些话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两部主要小说是亚历山大・哈里斯的《移民之家或一个澳大利亚定居者的故事》(1849)和詹姆斯・塔克的《拉尔夫・拉什利》(1845-1846),但这本小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得以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了土著黑人的劫掠,包括土著人对一个白人家庭居所所发动的进攻,暗示了土著人的野蛮,最终通过作品的主人公鲁本・卡布勒(Reuben Kable)探讨了土著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问题,即在与世隔绝的拓荒环境中,这种关系定会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因此,“每个走向文明边缘的人都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哈里斯认为土著黑人的攻击是由于白人入侵他们的土地,因此而产生的敌意所致｡所以,哈里斯一方面发出了保护白人定居者的强烈呼声,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了牧场主的贪婪和他们大量占有土地而引起了土著人的愤怒,哈里斯蔑视对土著人实施教化的做法,他说:“一个国家对一个种族实施土地掠夺,剥夺其生存方式,要其采纳它的宗教的做法在本质上是很荒唐的｡”在塔克的小说《拉尔夫・拉什利》中,处于澳大利亚社会最底层的逃跑的流放犯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刻画｡土著人鄙视流放犯,认为他们是白人社会中的人渣,而流放犯又因为自己是白人而瞧不起土著人｡于是,塔克小说的逃跑的流放犯拉尔夫・拉什利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有关土著社会､风俗及法律的最好的记录｡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土著人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就更引人注目了｡诗人查尔斯・哈珀起初对一八三八年发生的迈尔河枪决是带着一种满意的心态的｡后来却写了一首题为“一位土著母亲的悲哀”的诗对土著人表示同情,这首诗就是以此次大屠杀为基础的｡他的另一首长诗《奈德・康纳》则讲述了一位白人牧场主肆无忌惮地杀害了一位引导他穿过丛林来到安全地带的土著人｡于是,这位牧场主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病,在看到死去的土著人的幻象后一命呜呼｡哈珀认为那位白人牧场主违犯了自然道德法则,他用诗歌对白人的残暴进行了控诉｡亨利・肯德尔早期的有关土著人的诗歌《土著人死亡之歌》(1862)则赋予了土著黑人“高尚的野人”(黄源深 1995:59)的神秘的个人魅力｡像《科劳拉》(Koroora)､《尤拉拉》(Urara)和《尤尔马拉》(Ulmarra)等几首诗都详述了部落之英雄的行为及饱受忧伤摧残的土著妇女和荒芜的景象｡但后来,肯德尔却加入了对土著人进行讽刺的流行文学之列,他的《黑利兹》(Black Lizzie)､《黑凯蒂》(Black Kate)以及《黑家伙杰克》(Jack the Blackfellow)都是鄙视和嘲笑土著黑人的典型见证｡同时期的诗人乔治・戈登・麦克雷的两首诗《曼巴:一个土著人的回忆》(1867)和《拜拉戴德鲁的故事》(1867)是对土著主题诗歌的很有意义的补充,这两首诗真正尝试了去理解和表现土著神话,麦克雷认为对土著文化的更好的理解来自于对土著神话及传说的知晓和鉴赏,在现代社会中,神话和传说在土著文化和白人意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小说仅包括偶尔要尝试对不同种族间的接触进行理智的调查,而很少对已被人们接受的土著人定势提出质疑｡所以,在亨利・金斯利的《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1859)中,土著人仍被刻画成野蛮人的形象,他们仍构成了传统的拓荒生活中的危险之一｡可是,查尔斯・德・布的小说《五十年前:一个澳大利亚的传说》(1867)虽还是在叙述传统的种族冲突的话题,但结尾时却明确提出了可能且可取的解决种族冲突的新方法｡马鲁(Maroo)家族部落对乔治・麦克斯维尔白人定居者大肆进行杀戮后,接踵而来的是詹姆斯・凡尼摩・库珀小说中常用的有计划的､系统的复仇模式,麦克斯维尔渐渐后悔他满腔的复仇怒火,那样做丝毫不比杀了他家人的土著人的做法好,而土著人酋长马克摩叶渐渐明白了他自己所犯的罪行,转而意识到了“文明人”的仁慈和道德,这是他最初所不理解的土著人最初的暴力行为被描述成是冲动､抑或是当面临白人威胁时的本能的原始行为｡所以,当土著人面临死亡时,又被看作是虽可怜但又很英雄的人物,这部小说似乎要证明白人优于黑人,仅仅因为白人幸运地具有文明的优势,可以发展更高级的意识,德・布的富于同情心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分析力造就了对那一时期土著人进行的不同寻常的诠释｡
　　另一位作家拉尔夫・博尔德伍德在他的小说中体现了土著人的所有固定模式,因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作为牧场主的他在西维多利亚经历了种族冲突的最恶劣时期,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半个世纪后也难以从他的意识中抹去无处不在的土著人的威胁｡所以,白人要生活在没有威胁的环境中的话,就必须要根除土著威胁｡对种族问题模棱两可的认识在他的《牧场主的梦想》(1875)中有所反映,小说中的人物盖・沃尔登和赖德戈雷夫是在通过共存,还是通过灭绝来达到和平的选择间权衡着,第一种选择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白人看来,由于人们认为土著人的本性是残暴的,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武装行劫》这部小说中,瓦瑞盖尔这个人物更多地体现了博尔德伍德内心对土著人的感受｡
　　罗莎・普里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生活在偏远的昆士兰,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六岁时,她家附近的霍奈特・班克牧场发生了土著人屠杀福瑞瑟家族的事件,这次大屠杀使罗莎・普里德对土著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恐惧和偏见,在她的多部小说和记实体小说中,都引用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对土著人的感受｡在她的题为《逃亡的安娜》(1902)的小说中,土著人坎布是一个神秘的神灵,象征着白人妇女对土著人的性忧虑｡在辛普森・纽兰德的《铺平道路》(1893)一书中,读者可再次窥见土著灭绝的不可避免性,尽管他们具有丛林谋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勇气等天生的优点,但土著人看起来却不能与白人的力量抗衡,而他们一旦在身体上被击败,并被从他们自己特有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被迫与白人社会有更进一步的接触的话,土著人又会落入被刻画为可耻的野蛮人的老套子｡
　　
　　二
　　
　　世纪的交替也并没有提供能使土著人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刻画大大得到改善的神奇的分界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又一次涌动在联邦制中,从而导致根本无人考虑这个国家中的土著人,他们被无情地排除在宪法之外｡即使是在亨利・劳森､A・B佩特森的小说和诗歌以及约瑟夫・弗菲的《无期徒刑》中也只是对土著人的存在略微有所关注｡然而,新的态度还是渐渐地产生了｡虽然起初很慢,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加快了,因为那时的白人的种族偏执态度有所改变,在国会立法中,保护土著人免受虐待和剥削的措施也开始有所体现,昆士兰颁布了《保护土著人及鸦片出售法案》(1897),随后,类似大法案在西澳大利亚(1905)､新南威尔士(1909)和南澳大利亚(1911)相继颁布,不公正的立法,如《西澳大利亚土著管理法案和昆士兰土著人及特雷斯海峡岛民法案》仍为成文法,继续将土著人视作少数民族｡所以,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土著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公平对待他们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大｡一九三八年土著人反抗欧洲人一百五十年非法定居的活动却没能赢得白人的同情;到了一九六一年,保守的罗伯特・孟西斯政府全面阻止土著人享有选举权,但澳大利亚社会对于土著人令人震惊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意识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变化的催化剂,这一进步反映在一九六四 年澳大利亚土著研究所的建立,一九六四年莫那什大学还成立了土著人事物研究中心,一九七二年联邦政府建立了土著人事物部,一九七八年召开了全国土著人会议,后来,还成立了土著人艺术团｡
　　综观整个二十世纪,我们不难发现,白人对土著人的认识通过土著神话和传说得到深化｡凯瑟琳・朗恩・帕克的《澳大利亚传说故事》(1896)和《更多的澳大利亚传说故事》(1898)的发行在欧洲掀起了土著部落故事和歌曲的流行热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迪沃罗巴克渴望着将土著人的传说作为很重要的东西传达给澳大利亚的白人们,希望它们能与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建立相应的亲和关系,这促使了罗兰德・罗宾森作品的发表,他的作品包括:《传说与梦想》(1952)､《羽蛇》(1956)､《土著人神话与传说》(1966)及《最靠近的白人所得到的》(1989)｡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是不可低估的,《心满意足地躺在阳光下》(1958)和《忧伤､快乐和土著人》(1961)在驾驭澳大利亚白人,让他们知晓土著人神话奥秘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十世纪初的土著作家人数是不多的｡杰尼・刚恩夫人的两部小说《小黑公主》(1905)和《偏远地区的我们》(1908)均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土著人的,但同时又是许多目光短浅､初衷是好的澳大利亚人的典型例子｡在她的埃尔塞牧场和偏远地区农场的故事中,土著人被刻画为落后的但又是可爱的孩子和笨拙､拖沓的家养宠物的混血儿,但又是“不能与特定的社会群体融洽相处的人”或“野蛮的黑人”(Jennie Gunn1969:40),刚恩夫人对所有这一切都进行了简短､公平的描写,在她的作品中,牧场主们“取下来复枪,手里拿着左轮手枪”(Jennie Gunn 1969:79),骑马出来面对屠杀他们牛群的人｡
　　在对土著人问题展开全国性讨论的背景下,两位职业作家万斯・帕尔默和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对特别敏感的土著人―白人性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在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行回顾时说过:“澳大利亚文学需要揭示的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就是有关‘土著女人’的话题,白人男子利用土著女人作为性工具长久以来一直被默认为是偏远的澳大利亚内地一种已广为人们接受的行为方式,因为那里鲜有白人女性,但这种认同又坚持认为这样的通婚只是随意的结合,并无深厚的爱慕之情”(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9)｡而帕尔默和普里查德对于不同种族间的性行为则表达了复杂的看法,在帕尔默的《汉弥尔顿》(1928)中,白人汉弥尔顿选择了与土著“妻子”和儿子一起生活在牧场,而没有选择白人家庭教师的爱;可是在《人是通人情的》这部小说中,白人男主人公博依德却抛弃了怀孕的混血儿乔西,选择了白人女子巴巴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依德后来被牛踩踏而死,乔西生下了一个死产儿｡在帕尔默的两本小说出版之间,普里查德出版了他的《库娜图》,在那之后,文学作品中最初那种简单的塑造“土著女人”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虽然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牧场主沃特仍不能摒弃他对于白人与不同种族通婚的条件,悲哀地抛弃了库娜图和获得幸福的机会,但他毕竟和土著女子库娜图之间发生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密切关系｡S・H・普赖尔一九二九年就拒绝出版帕尔默的《人是通人情的》,因为出版《库娜图》是普里查德坚持不懈地对土著文化富有诗意的本质的同情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理解的尝试,她将自己认为的在种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特点和完整性全部展示了出来｡杰西・里奇费尔德的《遥远的北方的回忆》(1930),是一部与普里查德和帕尔默作品同时代的作品,但它更主要地依据北方的生活经历,她小说中的人物之一对牧场的现实生活进行了如下归纳:“在北部每十个被杀的人中间就有九个是直接或部分地因为干涉了土著女人｡当然,并非所有的事实都会公之于众,但那些有特权躲在幕后窥视的人却比广大公众知道或想知道的更多 ｡”(Prichard1970:39)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发现十九世纪的后二十年及二十世纪初期,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中对土著人形象的塑造虽逐渐摆脱了以往的程式化,还以土著人些许公正,但总的来说作家们仍处在一种欲言又止的境地,还远未达到酣畅淋漓､一吐为快的境地｡
　　
　　三
　　
　　随着早期文学中有关土著人的文学定式的渐渐消失,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做法是将土著人置于社会谴责文学的中心｡这样做或是出于对土著人被剥夺了权利的真正关心,或是因为土著人能使小说引起特别强烈的社会或政治关注｡所以,在当代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除了展示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以外,还着重表现当代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白人对于过去行为的负疚感､土著人身份的确定及土地权等｡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这一主题始于《库娜图》,随后由许多作家将其继续下去｡在玛丽・杜拉克的《留住他吧》(1955)中,年轻的牧场主斯坦恩・罗特由于最终认识到他与土著女孩戴尔格瑞的关系已使他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而且达到了内心的平静时,最初的土地与土著文化间的关系便扩展到了包括白人､土著人与白人的结合以及国家的精神本身,这种扩展被视作是对三者有利的｡随着土著人与白人间感情的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得到了真诚而细致的关注,这一点从社会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泽维尔的《卡普里康尼亚》(1938)中就可以看到｡在这部小说的开篇中,作者就记录了欧洲人来到卡普里康尼亚后对到那时为止尚未受到破坏的土著人生活的影响:“田间到处堆着牛骨,懒洋洋的土著人被教导着不要偷白人的牛……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大多数土著人都喜欢生活在丛林中,而这个国家也一直向世界吹嘘着它的自由､强大与诚实､幸福的澳大利亚!”(Xavier Hebert1985:5)
　　《卡普里康尼亚》对白人为满足他们教化土著人的需要,大肆宣扬仁慈的白人专制制度的合理化及好处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控诉,特别是谴责了白人对土著人领土的抢夺及冷漠､虚伪的官方态度和伪善之辞以及对混血儿的毫无人性的态度,因为混血儿通常是要被从双亲家族中带走的｡于是,“混血儿”主题,作为“同化”年代的一种文学反映形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作品中｡在泽维尔后来的小说《可怜虫,我的国家》(1975)中,作者自称的最伟大的事业――现代澳大利亚已是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混乱不堪的国家的主题――在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他重又回到了控诉这个国家对待土著人的可耻的行为这一话题上来,他丰富的知识､对土著人风俗习惯的熟知使得他的巨作成功地代表土著人发出了抗议｡其他对于澳大利亚白人种族歧视的历史表示负疚感的作品还包括朱迪斯・赖特的诗歌《新英格兰,黑人的跳跃》及《成年时代的戒指》｡托马斯・基尼利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则取材于一九��年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吉米・戈温纳的凶杀事件,讲述了一个控诉白人种族歧视,并对此进行报复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暴政和偏见最终使土著人从可耻的定型模式转变成了暴力模式,但也最终唤醒了许多澳大利亚人对种族歧视现实的认识｡而怀特则运用了土著人阿尔福・杜玻在他的《战车上的乘客》(1961)中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疏离这一广泛主题的强调;而官方的种族歧视在F・B威克斯的小说《海市蜃楼》中有所体现,小说中西澳大利亚的种族法律造成了一个年轻的混血儿和他的新娘的生活悲剧｡里查德・贝尔拜的关于西澳大利亚土著群体的小说《褐色的土地在哭泣》(1975)指出了贫苦中的相对贫苦､警察的粗暴及限制性禁忌是如何导致了社会僵化和对土著人的全面剥夺;而多纳尔德・斯图尔特在《被驱使的人》和《亚拉利》两部小说中预测了种族冲突的最终解决办法在于种族融合,在《亚拉利》中,他的信念表现为两个种族最突出品质的结合,即白人“一往无前的品质”与土著黑人“对国家的挚爱”将造就一个特别适合生存在澳大利亚广大内陆地区的民族｡
　　在二十世纪已过去的五十年中,澳大利亚白人一直不断地在提到这个国家中的土著黑人―白人的难题,尽管他们现在有意识地回避过去对于种族这一概念过于简单的概括,但还是有作家渴望创作出真诚而公正的艺术作品来｡或许以下四部白人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包括在其中｡这些作品均创作于二十世纪的后十年,它们是凯特・格林维勒的《乔安创造历史》(1988);罗德尼・哈尔的《第二个新娘》(1991);托马斯・基尼利的《飞行英雄阶层》(1991)及大卫・马洛夫的《忆起巴比伦》(1993)｡但没有哪个作家赞同奈那・迦雷六十年代在她的小说《边缘定居者们》中提出的观点:“她对于土著人的感情的回忆就如同呼吸一般自然｡”所以,罗德尼・哈尔在《第二个新娘》中会让他的主人公,一个上个世纪逃跑的流放犯与当地的土著人一起颠沛流离了近两年,正是这些“男人”们帮助他通过他们的视野了解了这个国家,但一旦他返回了白人定居区,就再也看不到篱笆和道路,而只有障碍或侵略了｡正如批评家海伦・丹尼尔所说的:“那是一种深刻的视觉和语言震撼｡” (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 8)《飞行英雄阶层》描写了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被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劫持,由于乘客中有一个土著艺术团,基尼利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局面的文化可能性,土著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与一系列的当代西方道德观念和态度相互作用｡正像《第二个新娘》那样,澳大利亚白人是由外向内看,所以,土著人的归属感､与土地和澳大利亚大陆的情态都成了不解之谜｡
　　新兴的土著文学关注的焦点是精神与肉体的疏离及殖民地时期和现代社会中土著人的贫困､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现今土著人基本人身权利的坚持不懈的保护､土地所有权及土著人权利的确定｡土著诗人凯思・沃克在她的第一部诗集《我们要走了》中指出了如果白人不立即改变他们激烈的态度的话,土著人将面临他们的末日｡所以,她视记录自己民族的志向和她的民族所受到的挫折为己任,她要向人们传递土著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理应拥有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这样一个信息,但土著人同时又不能丧失他们的身份和特有的文化｡因此,《我们要走了》算得上是澳大利亚涌现出的第一批土著作家作品中的典型,其他的土著作家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土著人的心声,如西澳大利亚土著诗人杰克・戴卫斯将土地拥有权视作土著民族再生的关键;吉尔伯特的戏剧《摘樱桃工》则透过土著人的视角来反映土著人的危机｡后来,他的土著人访谈录集《过着黑人的生活》让当代澳大利亚白人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获得基本的公平待遇的良知｡
　　
　　结语
　　
　　纵观不同时代众多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比较清晰的有关土著人形象的脉络,即作家们最初对土著黑人的丑化､歪曲→较冷静地观察和评价土著黑人→对土著黑人的全新认识→客观评价土著文化并正视土著人现今的社会地位→最后为他们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大声疾呼以唤起全体澳大利亚人的良知｡作家们笔下的土著人物和有关土著人的历史事件无疑一步步揭开了长期以来一直被掩饰着的澳大利亚历史的一部分,还澳大利亚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其实,这样做也是一个国家逐渐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要发展下去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吴 慧,上海金融学院外语系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
　　
　　参考文献:
　　
　　[1] 郑寅达,费佩君. 《澳大利亚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 1994.
　　[3] Colin Bourke, Eleanor Bourke and Bill Edwards (eds.). Aboriginal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4.
　　[4] 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5]Jennie Gunn. We of the Never-Never.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69.
　　[6]Prichard. Far-North Memories[M].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
　　[7] Xavier Hebert. Capricornia[M].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85.
　　[8] 苏勇.《澳大利亚文学主题选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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