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舒芜：未完结的话题】以走进为话题的作文
时间：2019-02-11 05:26: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舒芜 胡风 体性 摘 要：舒芜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舒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与胡风，与刊物《希望》存在密切的关系，而正因此 ，使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胡风对舒芜有高远的期望，在《希望》时期非常器重舒芜，而舒芜确实不负重托，发表了一系列极有分量的文章，探讨的是哲学与哲学家的个性化主体性问题。而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势之下，舒芜作出了“倒戈”的行为，成为《希望》的异数。与胡风相比，反映了舒芜的精神内质的弱化。
舒芜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现当代文学史人物，舒芜研究的浮出水面与“胡风事件”紧紧相连。就现有的舒芜研究而言，既有学理的解析，又有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表达。研究舒芜绕不开胡风以及他的刊物《希望》。
《希望》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胡风创办与主持的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以文学为主，而又显示出明显的综合色彩：除诗歌小说书评之外，杂文与哲学文字占有极大篇幅，而后者的主要作者是舒芜。胡风作为诗人，文学理论批评家，编辑家所创办的刊物为什么对哲学如此厚爱，选择舒芜作为刊物的重镇?这是笔者首先关注的。再者，恰恰是这个备受器重的舒芜在建国后的“胡风事件”中，“倒戈”一击，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原因何在?是否存在内在的精神根源?胡风与舒芜的相遇，交好以致其后的相抵牾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些是本文所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
舒芜在与胡风相识之前，是一个对哲学问题极为关注，具有自己思想理路的青年。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清晰地梳理自己的思想内质：尊五四，尤尊鲁迅，信马克思主义，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而这些恰恰与胡风的思想内质相通，它们是文学家胡风同时期思考与大力阐发的思想聚焦点。
胡风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对两种文学偏向――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校正，最终指向的是作家主体，深入到作家的自我承担意识，触及到作家思想层面。就胡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字表达而言，显示出他紧迫､急切的文化心态，他认为创作偏向恰恰表明了作家的思维阈限。对胡风而言，文学的目的在别处，具有别样的形态，别样的准备，而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是关键因素，由此由作家创作思维指向了哲学高度。这恰恰为哲学与文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通观胡风与朋友的书信可见，他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聚集同道，为新文学输入新鲜血液。而胡风的阔大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层面，他的思维兴趣确实在文学，但鲁迅“为启蒙”的道路追寻，历史的承担意识以及马哲左翼的信仰，使他的人生定位更为开阔，“广义的启蒙运动”在他内心有坚实的自觉意识。
胡风一九四三年九月与舒芜的通信之中，提出“广义的启蒙运动”是时代的文化主题，“那或者是科学思想的发展的评价，或者是即于现实问题(包括现在成为问题的思想问题､历史问题等)的斗争。这是一个工作的两面 ，过去都没有好好做过。”而这个重大任务，并非文学可以独自承担，胡风希望舒芜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在这里胡风与舒芜开始真正相遇。舒芜的出现，确实给胡风带来极大的兴奋，他建议舒芜写一本哲学著作，以代替艾思奇的风行十几年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是青年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具权威色彩的启蒙教科书。在这里表明了胡风的挑战意识：在《七月》就曾经刊登了一个中学生对艾思奇的哲学观点的质疑的文章。而到此时，胡风对舒芜的高远期许，显示出更为明确的颠覆意识，显示出对当时哲学思维的极大不满。后来舒芜确实完成了《人的哲学》，但未获出版，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知，此书所关注与强调的是理性的力量和精神的高扬与升华，对应的是《大众哲学》对客观､物质的一维强化，胡风认为此书“给市侩的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市侩的唯物主义”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胡风理论批评文字中的关键词，是左翼思想界出现的严重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在同时期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在《中原》《群众》发动的思想运动：强调感情，生命力､人道主义等思想。在当时进步读者群之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来由于组织出面从政治原则高度给予批评压制，正如胡风给舒芜的书信所言：“太平天下，但同时也就恢复了麻木的原状。”而正是这个鲜明的前例 ，使胡风和舒芜痛切地感觉到左翼思想界的思维偏差的程度何其之深。胡风的授意与舒芜的自觉互相融合，促发了舒芜一系列探讨主观性､个性以及现实性的理论文章的发表。
二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生成过程的自始而终，舒芜的作用极为重要，正向与负向的价值俱在。而发表在《希望》创刊号的《论主观》是舒芜开启的胡风所谓的“广义的启蒙运动”的首篇公开文字。基于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倒戈角色”，在后来胡风提及《论主观》时，其话语与态度确实是存在错位与矛盾的，“原本不想发表这篇文章，舒芜讨论的是哲学问题，与所编《希望》目的无关”，对照上世纪四十年代胡风与舒芜书信交往，可见，这并非胡风当初的本意：“《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的参加讨论。”可见胡风把《论主观》提到相当的高度，表明对其核心思想的认同。前后的态度差异，表明了情绪､意气的因素的支配。
胡风设立的任务给予教条主义或公式主义以激烈有力的批驳，表现为市侩的唯物哲学，二十几年机械的统治以及堂皇的大旗的污秽：“招供之处，似应提及教条主义，强调地规定它为主观主义，着重地指出它底灾祸的实情”，“阶级基础，虽然成为机械论底化石化之原因，但我们不能就放开它不谈”，“一般读者并不就了解的，还要从这里去推进实践问题，这样才能打击机械论和主观主义”，“我们要动摇二十几年思维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论主观》一文为“主观”设立了自行发展的体系，一方面显现出其脱离社会发展的架空色彩，这恰恰也是为主流所诟病的重要原因，同时如舒芜本人所言，这种论述所受的王明的理论文章风格的影响：气势淋漓，洋洋洒洒。但同时更应该注意到，舒芜的用意是为“主观”设立重要的位置，表明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这是舒芜《论主观》的精髓所在，他试图高扬“主观力量”以冲破教条主义或者是“完成了的主观”的混乱的僵化的左翼思想界的情势。在《回归五四》中，舒芜梳理了当时思维的自觉：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马克思哲学向前发展，打破僵化与凝滞的状态。而《论主观》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都是紧紧围绕这个意图而展开。
《论中庸》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及症结――中庸，中庸的思想缘于强大的主观力量的缺失，舒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在这种‘理性’之下，绝对化的要求，火热的或冰冷的精神状态，都是产生不出来的。一切都只是微温，既不执着于生，也不向往于死;既不能追求绝对化的理想于人生之中，也不能趋向绝对的寂灭于人生之外。”(《回归五四》)“中庸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接受任何强烈的理想，很简单，就是由于强烈的理想必须用巨大的主观努力才能支持，而中庸主义者却根本无‘力’可‘努’”，而舒芜此文的真正用意触及到新哲学中的中庸主义倾向，新哲学对于所接受者而言，仅仅是一种保护伞：掌握了原则范畴，即意味着获得了真知，无须用个体的主观力量掌握而化合为真正的思想。由此与胡风所设立的思想任务达成了共鸣――动摇二十几年的机械统治。舒芜的文章在哲学领域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 ，对左翼思想界“唯‘唯物哲学’”，机械的教条统治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
舒芜与胡风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聚焦是鲁迅，舒芜在梳理自己的思想轨迹时 ，提到在与胡风相识之前，已经对鲁迅精神了具有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对舒芜而言，鲁迅成为“五四”的代名词，这恰恰也是胡风的体认 。舒芜在《希望》发表两篇文章论述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战斗品格：《思想建设与思想建设的途径》和《鲁迅的道路与鲁迅的中国》。前一篇以鲁迅与同时代和或前或后的思想家对照，显明地表达了思想建设的路径：源于现实人生的要求，在建设过程之中，建设主体的个体融入;融入过程之中的“创造动机和精神突进”的显现。突出了思想建设的主体性､个体性与精神性。而后一篇，立足于所处的社会现实与鲁迅时代的同一性理解，主张坚持鲁迅的思考，发扬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与复仇精神。此文碰触到当时典型的文化现象：青年对鲁迅精神的漠视､弱化与消解。舒芜对鲁迅的解读接近鲁迅的思想事实，对其精神的提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捕捉到左翼思想界的盲点与混乱。舒芜以鲁迅对“革命人”的定位：“在他的道路上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革命人’的养成，内在的蕴有光和开拓力的‘革命人’的养成，由于这种内在的光和力而就不管怎样都非革命不可的‘革命人’的养成;对于他，对于继承他的道路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文章以“革命人”映衬做戏的虚无党，与现在的市侩与掮客相比，其现实针对性是极为明显的：指向左翼思想界内部的投机倾向，“有些打着进步文化的招牌的市侩和掮客们就不能不和鲁迅的道路发生决定的分裂。”“市侩和掮客们无论要怎样，就由他去罢。”舒芜在《希望》发表的文章，确实触及到当时左翼思想界存在的各种偏向，而其核心思想是主张“人”的哲学，哲学的具体化､个体性与主体化，哲学不是抽象的，而是“过程”的;没有人可以宣称他掌握占有了真理，每一个人都在发现､创造与掌握的路上，这是一个过程，处于“未完成”的过程。舒芜的探讨又与当时的时代大主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相接轨，他的独特见解对于这场知识分子的历史思想运动是有益的警示与探索，但却在其后的日益激烈的对“主观论”的批评甚至批判之中被消解与遮蔽。
正是有益的探索被不断消解与压制，才使舒芜的思想内质发生了变化，最终皈依于自己所竭力批评以试图校正的思维偏向之中。如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已经躬行我以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由一九五二年的《重读》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开始，舒芜以自我批判和规劝友人放弃坚守的思想的双重路径，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思想转向，同时也变相地牵连了路翎､胡风以及他曾经发表大量文章的坚实后盾――《希望》。其后，形势顺演，胡风的批判者得到了有力而又有利的证据，胡风事件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了连舒芜本人也无可预料的历史悲剧。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是负向的角色，他确实应该有很大程度的承担。但是，需要探讨的是，曾经大力阐扬哲学与哲学家的个性化､具体化甚至人性化的舒芜，为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以颠覆者的姿态规劝曾经的同道或师友放弃共同的思想。
三
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对自己的“转变”，强调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解放后所担任的工作是社会政治活动，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之中，舒芜并没有处于被改造的位置，而是具有主动的地位。这种有利的位置加上当时社会环境的熏陶渐染 ：以政治标准衡量思想问题，逐渐改变了舒芜的思想内质，背离自身曾经大力张扬的可贵的思想，而与鲁迅与胡风与路翎产生了歧异甚至分裂。
舒芜前后的转变是显性存在的历史事实，同时，更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并非突变，在之前与胡风在同一营垒中，舒芜发表大量文字对思想偏向进行批评指摘之时，就已经隐含着变化的因子。舒芜的思想动摇在之前已经产生，不过当时是隐性的存在。而在这些隐性的思想引子得到充分的土壤之后，就逐渐变成显性的存在，并且在适宜的阳光之下得到繁茂的成长。由此，就不难理解舒芜的“倒戈”的缘由所在。
《论主观》《论中庸》一系列文章在《希望》发表之后，引起了左翼主流的敏感的反应 ，关于“主观论”召开两次座谈会，对其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后，胡乔木找舒芜谈话，舒芜表现出高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无法认同后者从原则立场角度传达的意见。但是，舒芜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对政治标准与思想标准的分量权衡产生了动摇：蚍蜉撼树的精神开始弱化。
舒芜的文章经胡风的《希望》发表，经过他认真地审读，胡风当时就捕捉到了舒芜思维存在的弱项 。舒芜在面对来自主流的批评时 ，显示某种程度的精神退让：“看情形，似乎你很不安”，“嗣兴兄看过你底信，说你好像慌张了起来，急着想找教条似的。我觉得，不仅是向教条，还有一些出我意外底幻想似的。”“我耽心你会陷入小康之境，这就糟了。我看，还得不断地打冲锋”，“主观､中庸二文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
胡风对《希望》时期的舒芜还是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也清醒地意识到舒芜思维存在的某种偏差：文章的实践色彩不强，缺少实感，存在架空演绎的倾向，认为《论主观》，“深入生活，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强的缘故。总之 ，胸襟还不够阔大。”胡风认为舒芜显示出实践色彩的缺乏，而恰恰又是“实践”教育改造了舒芜。胡风的“实践”绝不简单等同于后者的所谓社会政治的实践;就胡风而言，认为舒芜的文章缺乏的是对社会基础――现实性的强调，目的是使文章充实而辩证。同时似乎也暗示着舒芜宣扬的思想与个体实践的结合密度的缺乏;而后来，舒芜恰恰用切身的“实践”验证了他一直批评的“教条主义”､“机械的统治”､“政治标准”的“正确”。外在形势化为内在制约，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以致皈依于自己所竭力校正的。对胡风和舒芜而言，这是讽刺还是悲哀?抑或两者兼有。由此，可以对比胡风与舒芜的个性和人格强度差异。
舒芜由《希望》作者群的领军性人物转变为其“异数”，他作出的解释之一是如前文所言的，他本人直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而胡风路翎等则一直直接处于文艺界，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具有不同的塑造。由此可以深化理解客观环境作为外在情势化为内在制约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但是，更不容忽视的是，在一种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压迫与围困之下，胡风却始终保持精神的坚守与自我承担意识。可见，胡风所一直倡扬的“主观战斗精神”已经植根于胡风的生命之中，化合为生命中的血液，不断地在生长，供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
深谙于墨学的舒芜在《论中庸》中阐扬墨家精神，认为其严肃于人生，重“一诺”，不惜以牺牲生命去实现。而舒芜的“倒戈”，确实在“义”的层面留给同代人及后人许多遗憾，在外在形势变化，环境紧压的情势之下，思想内质发生的颠覆，不仅仅是具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的放弃，同时也是传统意义的“义”的美德的遗失 。
舒芜在《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中指出，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建设者与保卫者，走不完应走完的路程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新思想并没有在现实人生要求里生根。而舒芜的路程恰恰也印证了他对伟大思想家的体认，他所阐扬的极具建设性的思想，他作出的富有个性色彩的思想探讨，同样也没有在他的生命之中扎根生长。对他而言，当初的思想探讨不过是“探讨”的“思想”而已。
胡风与舒芜，走过了同中有异，分道扬镳，而最终以后者的反思又接近于前者的人生与精神路程。他们是无法完结的话题，引发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断深入的思考。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玲丽(1979-)，吉林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 ： 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胡风：《胡风全集》[C]．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 社，1999年1月版。
[2]舒芜：《回归五四》[C]．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